清诗史

本书由《中国现当代文学史论》研究生课程整理而来。面对课时少，容量大的特点，尝试以法国新史学大师费尔南·布罗代尔的“大历史观”和英美新批评派的类型模式和白天、黑夜交替模式的文学史叙述方法，来建构一种文学史论。本书秉持的基本观点和方法是：以百年的文学史为观照面，以代表作家为观察点，以不同类型为观察视角，“挂一漏万”地尽可能凸显对文学史作出突出贡献的作家作品。即使是提到的作家，也不作全面的论述，而把侧重

《老子》英译的悠久历史和众多译本为翻译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案例。本书从三个不同历史时期中选取理雅各、韦利、刘殿爵、韩禄伯和米切尔这五位译者的《老子》英译为研究对象，采取“社会历史语境+译者/译作+译文读者”的综合研究路径，描述不同社会历史语境下译本的特点，并将译者和译本放置在其所处的社会历史语境中进行考察，尝试发现和解释社会历史语境与译者、译本及读者之间的关联。

《新世纪文学论稿——作家与作品》是著名文学评论家孟繁华对新世纪重要作家作品评论的选集。其中既有对当代文学著名学者和批评家学术著作和成就的评论，也有对不同代际作家作品的评论。多年来，作者一直密切关注和追踪当下文学的发展，并通过批评文章积极参与构建新世纪的文学版图。这些文章虽然是具体的作家作品评论，但我们同时可以到作者对新世纪文学充满悖论的文化背景的理智分析、判断和批评。因此，这些评论不仅有鲜明的现场

《国语》文献研究，主要探讨《国语》文献的性质、史料来源、编撰意图、版本、注本、韦注特点、旧注辑佚以及《国语》与相关文献之间的关系等问题，尝试形成相对系统化的成果服务于学术界。研究立足文献学视角，兼用语言学、考据以及对比的研究方法，论证自己的观点，希望能引起学界的借鉴和讨论。

古代的京都不仅是“天子之所居”和政治中心，同时也是学术和文化的中心，在文学的空间和地图上占据最核心的位置。长安和洛阳在唐代被视为“东西帝王宅”，亦被唐人惯称为“两都”或“两京”。作为唐代文人最集中的活动场域，兼具地域、城市及帝都多重文化的特殊属性，两京对唐代文学创作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同时，因历史文化积淀的不同和在唐代政治地位的差异，长安和洛阳相应生成了不同的地域文化和京城文化，唐代诗歌对其亦有

认识屈子《楚辞》，有两个要点必须牢记：一是《离骚》首句：“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所谓“伯庸”乃是楚武王长子，封于夔子国，夔字的促音（入声）就是“屈”或“甲”。伯庸的长子屈瑕由此得姓氏，成为屈氏家族的始祖。二是屈子《楚辞》通过南北两条途径被完整保存下来，北方的途径是汉高祖九年，迁徙楚国的屈、景、昭三族和齐国田氏充实关中，屈子《楚辞》由屈氏家族作为传家之宝传入关中，为贾谊所及见。南方的途径，

本书聚焦英国后现代主义形式实验大师朱利安·巴恩斯早、中、后期新历史小说的叙事艺术，探究不同阶段历史主题的发展变化。本书指出，在早、中期作品中，他以反写实的美学实验展现出多元不定的历史，引导读者摆脱传统单一线性历史观的束缚，揭示接近客观历史真相之难；但在后期作品中，他凭借细致入微的写实描写，真实再现客观历史事件，以特有的方式解答了如何接近历史真相的问题，进而超越了后现代主义历史极端相对论。

清人叶昌炽发凡起例，创作《藏书纪事诗》，专为古代藏书家立传，开创“纪事诗体藏书家传”这一书体。该书流行百年来，续作不断，主要有伦明《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徐信符《广东藏书纪事诗》、吴则虞《续藏书纪事诗》、王謇《续补藏书纪事诗》、周退密和宋路霞《上海近代藏书纪事诗》以及蔡贵华《近代扬州藏书纪事诗》等。本书以上述各书为研究对象，内容分为上下两编。上编为文献篇，分别论述各书的创作经过和特色。下编为研究篇

本书以人类学家克利福德·吉尔兹所提出的“地方性知识”和福柯的“知识考古学”为方法，进入马华社会具有巨大影响力的《星洲日报》文艺副刊（1988-2009年）空间，从传媒与文学的关系角度探讨二十年间马华文学思潮在主体性建构焦虑中由“马华文学”向“文学马华”的审美嬗变。在这种审美形态的转换中，文艺副刊始终作为马华文学权力场域隐形的结构性力量介入和干预其中。而由于“小文学”的马华文学主要栖身在以文化为中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