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社会政策研究（14）：社会政策再出发

村改居是中国城镇化推进过程中出现的特殊现象。社会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发展，带来的社会问题多为不断产生的、新的、现实性问题。村改居带来了社会保障、户籍改革、环境等各种错综复杂的问题，也带来了民众利益保护的问题。这些问题直接关系着民众对美好生活的切身感受，也关系着国家的稳定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本书主要立足于长三角区域，以问题为导向，描绘了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利益诉求的新形态。

本书利用中国城乡劳动力流动调查2008～2010年的数据，区分受雇就业与自营就业，重点考察农民工工作转换对其就业质量的影响，同时考察不同的工作转换模式对就业质量的影响差异，最后从职业流动和人力资本回报角度来诠释工作转换无法提升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原因。研究发现，工作转换对农民工就业质量提升的作用非常有限，要真正提升农民工就业质量，需要改变农民工就业环境，使农民工实现稳定就业、适度流动。

反贫困行动正在我国如火如荼地进行，在世界范围内，反贫困也是永恒的话题。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贫困都是存在的，反贫困以及应对贫困带来的社会问题是一项巨大的挑战。本辑关注的核心议题即反贫困社会政策，以及不同国家在反贫困社会政策方面的实践。

本书聚焦表达权的基本理论问题，特别是表达权“中心”以外的“边缘”。表达权的“中心”以“街角发言者”经典范式为代表。针对中心概念和元素，本书分别以“内与外”、“政与文”、“质与器”、“旧与新”和“本与变”为主题，考察公共对话外表达的逻辑和正当性基础、表达权的文化维度、媒介对表达权的影响、互联网等新技术对经典范式的挑战以及算法、人工智能对“言论”的突破和颠覆。通过研究“边缘”，本书希望探索表达权研究地

过去20年，中国城市化率以平均每年一个百分点的速度快速增长，中国在短时间内完成了从“乡土中国”向“城乡中国”的转型。尽管在这期间中国的基层社会出现了一波城市暴力兴起的大事件，但总体上保持了社会和经济秩序的稳定，这在某种意义上颠覆了亨廷顿悖论：现代性带来稳定，现代化却滋生着动荡。如何理解这一中国经验？本书尝试从基层的视角，从微观机制的角度，探讨亨廷顿悖论何以在城乡中国的治理图景中失效。

精神健康一直是社会学关注的范畴，个体的精神健康状态必然嵌入在一个社会形态之下，由社会形态建构而成，社会结构、社会规范、社会价值观等形塑着个人的社会角色和社会行为。在市场化环境下，农村老人不再扮演一家之长的角色，而是与青年人一样，需要通过“经济的”（比如个人收入）或“工具性”价值（比如看护孙辈）来证明自身的社会地位和社会价值。如果说传统家庭秩序的维系是有赖于家庭伦理，那么现代家庭秩序的基础则在于家庭

在今天房地产为支柱产业的城市化中，如何“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当3600万套保障房开建后，又如何让重庆民安华福，或者北京燕保、高米店家园这样的小区，成为安居的幸福家园？本书为此深入介绍了美国经验，尤其是在商品房市场之外，不断扩大社会住房市场的做法；以及在保障房实践中，在政府直接提供住房失败后，转向政府、市场、社会协同的做法。

中国正处于全面而深刻的社会转型过程中，体制机制改革、法律政策安排关系着国家治理体系的完善和治理能力的实现。文化发展作为国家经济结构转型和社会和谐发展的战略选择，其政策设计和流变也置身于时代变革中。本书通过对社会结构变动的考察来分析不同历史阶段权力关系及结构的变化，以及这种变化对文化政策制定与施行带来的影响，找到不同时期“社会结构—文化政策”之间的因果关系，确定影响文化政策设计的重要因子，从而构建出

本书由五个部分组成，分别就现实生活问题带来的困扰、经历以及人们应对问题时所需要的关怀、协同和整合的要求展开讨论，包括：生活就是问题解决、生命是一种成长经历、成长需要关怀、成长需要协同以及生命是一种整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