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现当代小说史

一句话概括金庸武侠小说的伟大：他创作了影响无数人的作品，在武侠世界和江湖社会中想象了另一个中国。无论是关键内容还是主要特点，本书从以下三个方面揭示了原来如此深藏不露的金庸，提供了出人意料又理所当然的解读方式，给予了读者会心得意的小说阅读体验：武侠小说作者——金庸跌宕的人生阅历、强烈的个性特点和自觉的写作追求；小说创作背景——金庸从事武侠小说写作时特殊的个人境遇和复杂的时代状况；武侠小说文本——金庸

本书深入解读了《礼记正义》文本，系统揭示了其在文字校勘、文本解读、词句训诂、名物与礼制的考据、礼学思想与政治思想的阐发等方面的成就。同时，对其在校勘、文本考释、训诂与名物、礼制考据上的部分失误或不足，进行必要的商榷或辨正。

基于文献与口述资料，结合民俗学、现当代文学、文艺学、人类学、民族学等多学科方法；本书通过回溯1949—1966年民间文学的知识生产场域，引入“国家话语”，分析与阐释这一时期民间文学理论建设、民间文学批评体系的构建、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的发展、民间文学与社会主义新文艺等，纠正了之前学界对1949—1966年民间文学理论建设不足的偏见。本书主要从建设社会主义新文艺、强化中华民族认同、书写少数民族文学史、培

本书在解读古代希腊“政治谐剧”诗人阿里斯托芬时，试图超越古典学者们惯常的“微观历史决定论”的解读方式——以每部谐剧上演前后的历史状况为理解阿里斯托芬每部谐剧时的决定性的导引性线索。认为阿里斯托芬与苏格拉底的分裂是智慧与哲学的分裂。就像墨子在中国先秦思想家群像中是一个异类那样，阿里斯托芬在希腊古典时期思想家群像中也是一个异类。“百家争鸣”的本质在于文化大转型，在于对话者之间的思想关系。本书立足相关古

罗马人认为讽刺诗是他们自己的创造，这种诗体迄至德莱顿已有近两千年的历史。德莱顿既有讽刺诗创作，也对讽刺诗，尤其是罗马讽刺诗进行过全面而深入的批评。讽刺诗《押沙龙与阿齐托菲尔》确立了德莱顿在文学史上经久不衰的名声，而《关于讽刺诗的起源与发展》是对于讽刺诗最为自觉和完备的诗学之作。本书以德莱顿的该篇批评为起点，结合他的讽刺诗和其他诗学作品，从考溯“讽刺”的起源开始，分别讨论了德莱顿对于讽刺的恰当方式、

文学史料研究者的工作，是以文献为建材，构筑已知和未知间的桥梁，而这个“桥梁”是否扎实耐压，可否屹立长久，取决于“建材”的优劣与真伪。辑佚的任务即对已知者的辨证，对未知者的发掘，以博搜慎取的姿态，发现真实。本书正是作者近廿年埋首故纸、剥拂尘封、报海捞针的心血结晶，它呈现给读者的，除了还原历史镜像、丰赡文学史料外，还有那些鲜活的、披沙拣金后的灼见，更重要的是一个青年学者追求真知的苦心和恒心。

“国朝文派”是金代文学的特称，由金户部尚书肃贡首次提出，后又经元好问在《中州集》中再次重申。它反映出金人对于本朝文学规律的探索和文学独立性的追求。本书以“国朝文派”为切入点，将金代文学置于宋金对峙、蒙元崛起的文学生态研究视野之下，以文学自身发展的规律为经，以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统治下的文化特征为纬，用动态的视角探索“国朝文派”的发展规律和文学价值。

本书集合王兆胜、李琳等多位学者研究新时期文学的相关论文。它立足于中国立场，以历史性态度、世界性视野、前瞻性眼光，对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学研究的现状、理论与方法进行辨析，寻找其内在规律，评估其功过得失，为文学研究提供有益的参照启示。这里既有对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学研究理论与方法的整体探讨，也有关于中国古代文学、现当代文学、现代文论学科发展现状的宏观描述，还有对热点和前沿问题的追踪反思。理论与实践结合，微观与

近二十年来伊格尔顿对文学的本质、文学与虚构、文艺审美与伦理道德等基础问题的讨论，表现出一种回归古典尤其是回归亚里士多德的倾向：伊格尔顿明显“化用”了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伦理学、形而上学思想。本书试图通过一种总体化视角对他的这种回归予以审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