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实用书仪(2)

第三节称谓平阙

自秦始皇开始的避讳制度发展到后来，尤其是隋唐，在“律令格式”体系中的“式”针对称谓之上下尊卑所产生的平阙书仪，《唐六典》卷四“礼部郎中员外郎”条曰：“凡上表疏笺及判策文章如平阙之式，谓昊天、后土、天神、地祇、上帝、天帝、祧皇、祖妣、皇考、皇妣、先帝、先后、皇帝、太子、陛下、至尊、太皇太后、皇太皇、皇后、皇太子皆平出。宗庙、社稷、太社、太稷、神主、山陵、陵号、乘舆、车驾、制书、敕旨、明制、圣化、天恩、慈旨、中宫、御前、阙廷、朝廷之类并阙字。宗庙、中陵、中行陵、中树木、待制、乘舆、车中、马舆、陵庙名为官如此之类皆不阙字。若泛说古典，延及天地，不指说平阙之名者亦不平出。”平阙是行文遇敬称时表示尊敬的行款位置纵向格式书仪规定，是反映封建社会地位尊卑的礼仪形式，在官牍中的平阙主要是对行文至皇族成员称谓的提格平出，对宫廷社稷专属称谓阙字空格。其中亦注明“为官如此”而不须平阙的特别称谓。唐代赵璘《因话录》卷五载：“古者三公开阁，郡守必古之侯伯，亦有阁，所以世之书题有‘阁下’之称。前辈呼刺史太守，亦曰‘节下’。韩文公与使主张仆射书，呼‘执事’，即其例也。其记室本王侯宾佐之称，他人亦非所宜。执事则指斥其左右之人，尊卑皆可通称。仕者，士庶皆可用之。近曰官至使府御史及畿令，悉呼阁下。至于初命宾佐，犹呼记室；今则一例阁下，亦谓上下无别矣。其执事才施于举人，侍者止行于释子而已。今又布衣相呼，尽曰阁下。虽出于浮薄相戏，亦是名分大坏矣。又中表疏远卑行，多有座前之目，尤可惩怪。夫阁下去殿下一阶，座前降几前一等，此之乖僭，其可行耶？宗从叔姑及姨舅之行，施之可也。”所记“阁下”“节下”“执事”“仕者”“座前”等称谓的使用，在国家兴衰之际，从严格而渐混乱的状况。私牍仿效官牍，致书高位者，以及宗族祖上长者，同样以平阙书仪行文，所谓“家仪”。敦煌遗书中郑余庆《大唐新订吉凶书仪》曰：“高祖、曾祖、祖、翁婆、外族耶娘、慈颜、尊亲、尊体、动止、起居、寝膳、伯叔姑舅姨、桑梓、坟垅；右前件家私书疏，准式并平阙。”可见家国一体。平出即提行抬头，阙字即空格三字、二字、一字乃至左半字。书仪的平阙制度普遍应用在古代封建社会官私书写的各种场合，是社会仪礼的重要组成部分。今天的上、下款姓名平阙书仪的使用依然如此。所谓上款指受书者，下款即是致书者。上款应处尊位，同时在书体风格上，以正体为尊，以草体为卑；以大字浓墨庄严为尊，以小字淡墨谐趣为卑。下款署姓名时，以姓为尊，以名为卑，故常有姓氏大书浓墨，名与姓间隔大半字，名字合文花押书之常例。

书写位置上的最尊位是高高在上的皇权象征。如南宋皇帝赵构赐岳飞的《起复诏》中，“皇帝”署在左侧最高位，且加重笔墨，钤专用印“书诏之宝”于其上，“岳飞”之名则在行最末位置，君臣地位一目了然。

日本镰仓时代的书仪《消息耳底秘钞》还规定：凡上款人名两字，不应分在两行，但敌人之名可截断，即一字在行末，另一字在一行首。上款之名不可写于行末，下款之名不可居于起首，否则即为不敬。以真书浓墨为恭敬，淡墨草书为不敬。

上述所谓“公移平阙式”，由于遇到尊称而提行抬头及空格，产生了行款的纵向方位秩序的上行、下行高低、长短错落及行内留白，是出于书写礼仪规范，而非艺术匠心。

凡遇上款皆以正体字、硕大体势与谨严庄重的笔墨出之，大书特书，位置高高在上，天子署名甚至到达极顶位置。用印亦如此，天子用印与下属官吏及庶民绝不在同一区域，一定在上半部分，如在天上。除下款署名写大者仅见于晋唐尺牍起首处，自报家门，宋代尺牍起始自署即缩小。凡署下款则缩小、压低，以示谦卑。下款署姓连名时，姓大名小，且名、姓间阙大半字，是对自身家族姓氏的恭敬，以示谦卑。

上下款字称谓的尊卑差别，同样大以正为尊，以小和草为卑。由此所产生的放大、缩小、着重强调、相对弱化、居于上位、处于下方等诸多书写格式乃至用正体与草体之别，对章法布局的浓淡虚实与节奏之庄谐动静，产生了客观的影响。

署款之上、下款差别，下款为作者称谓自署，上款包括上呈者以及行文内容出处等称谓。大体上，正式场合下款自署应姓、名、字用全，不署姓氏用于同宗之间或亲如同宗之间，亲近如“同怀视之”者可略去姓氏；其余则不可随意漏署姓氏，以免失礼。对上款多用尊称，如称晚辈学生为“学弟”，称“兄”“学兄”“学长”“弟”等，有意抬高对方身份，以示尊重晚辈；对方有官爵者，缀“台鉴”“大人”等，以示敬仰；泛称同道、方家、鉴家等，以示对方识鉴之高；“先生”称谓最笼统，不分男女皆用，父兄、老师、妇女称自己及别人夫君皆可用此称谓；称自己过世的父亲及先祖为先君，称授业之师为业师，称文学辞章受人敬仰者为“词宗”……上款称谓后多缀“大雅”“雅正”“斧正”“正可”“教我”等谦辞，意以对方之高见对自己加以校正。若文、书皆出自本人，署“撰并书”，呈之对方谓之“两正”。

注明内容出处的称谓也属于上款，使用书体规格及所署方位高下不能低于下款，上达对方之尊称更应明显高于下款，其高下尊卑关系体现在方位上，同样以左为尊，以上为尊，以中为尊，反之为卑；其次体现在书体制度使用上，以正体为尊，以草体为卑；再者体现在笔意上，以浓重庄严为尊，以简淡草率为卑。甚至以字形规格大小为尊卑，大者为尊，小者为卑，以整字为尊，以半字占右半边为卑。

第四节规格尺度

中国传统建筑，尤其是宫廷建筑，不仅具有实用功能，而是出于礼制的示范作用。其中，形制及其规格、尺度、数量，有其象征意义。《礼记》曰：“天子之堂九尺，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青铜礼制与建筑规格相一致。《仪礼·聘礼》记载列鼎制度，祭祀的规格为天子九鼎八簋，诸侯七鼎六簋，大夫五鼎四簋，士三鼎二簋。在简牍时代，用简用牍，用长用短，甚至宽窄，皆有相应的制度。汉代简册的长度，如写诏书律令，长三尺（约67.5厘米），抄写经书，长二尺四寸（约56厘米），民间书信，长一尺（约23厘米）。光武帝引汉制度：“帝之下书有四，一曰策书，二曰制书，三曰诏书，四曰戒敕。策书者，编简也，其制长二尺，短者半之，篆书，起年月日，称皇帝以命诸侯；三公以罪免，亦赐策，而以隶书，用尺一木，两行，惟此为异也。”

据一片而言称为简，编联起来称为策，策通册，同言假借。所谓“百字以上书于策，不及百字以下书于方”之说见于《仪礼·聘礼》，方即指木牍。在王国维《简牍检署考》一书中，指出简牍“以策之大小为书之尊卑”，以遣册之长短，区别墓主之尊卑，以文书简册之长短，区别事之轻重，以书册之长短区别书之尊卑。常规简牍以六经册最长，为二尺四寸，椠长三尺，檄长二尺，乘驿之传长一尺五，牍长一尺。通常之简牍为一尺，所谓尺牍。《辞海》中有尺一、尺五、尺籍、尺素、尺书诸条：汉魏时期诏书常规为尺一，作为征诏的檄则尺二，记载皇宫名籍用尺二。古代书写军令的簿册亦称“尺籍”。《汉书·冯唐传》：“夫士卒尽家人，起田中从军，安知尺籍伍符！”写文章的短笺称“尺素”，代指家书，亦称“尺书”。古乐府《饮马长城窟行》：“客从远方来，遣我双鲤鱼。呼儿烹鲤鱼，中有尺素书。”书诏版称“尺一”，《后汉书·陈蕃传》：“尺一选举。”李贤注“尺一，谓长尺一以写诏书也。”若超过“尺一”，则指事大位尊。“尺五”条载：《辛氏三秦记》：“城南韦、杜，去天尺五。”即指韦、杜二族僭越尊位。

虽然简牍制度并非一成不变，使用不规范情况有之，但大体上以长为尊、以短为卑的观念是一致的。

一册构成一完整文书。两道编绳，或写就再编联，木牍无须编联。简牍制度中，据字数之多少选择册与牍，用木牍据字数多少选用相应宽度，正反皆用，所谓一牍一事。《汉书·食货志》载：“布帛长二尺二寸为幅，长四丈为匹。”用于书写的布帛，因事剪裁。

宋赵彦卫《云麓漫抄》载：“余外舅家收柳公权亲笔启札二纸，皆小楷，字仅盈分，而结体遒媚，意态舒远，有寻丈之势。纸长不过七寸，广亦如之。”所用之纸即常规唐纸之半幅，大致呈正方形。但到了明代，情况发生了变化，以大为敬。郎瑛《七修类稿》“十七·刺纸”条所记已达到长五尺，阔过五寸之巨制，否则为不敬。明代有上款的诗文长卷之巨大亦是时代风尚，如王铎有十五米草书卷传世，傅山等亦有与之相近的巨制。

帛书的形制与简牍规格一致，西汉《马王堆帛书》中的朱砂格即是从竹简中过渡而来，行宽与简相同，其高度分为半幅、整幅二式，半幅为一尺，整幅为二尺。

无论简牍、帛书，还是纸张，在古代实用制度中，尺幅高矮始终意味着内容之高下。用纸宽窄、多少亦有常制。重大事件如宗庙之事用两张纸，颜真卿《祭侄稿》、苏轼《祭黄几道文》皆用两张纸，平常家书用一张纸，次要之事则用半纸。所以“尺度”犹言标准、规矩。

第五节行款格式

行款指文字的书写顺序和排列形式，包括字序和行序。格式泛指官、私牍的通用书写程式。受不同文体、文本类型影响，其书写行款格式有所差异。

甲骨文行款顺序可以概括为：〈一〉纵左式；〈二〉纵右式；〈三〉对称式；〈四〉交错式。

行列概念出自古代步兵部队的建制。春秋时晋国为抵御北方戎狄族南下，改战车建立以行为作战单位的步兵部队，起初左右两行，后来发展为三行。兵家作战布阵的占位方式，纵向称行，横向称列。舞蹈有文有武，仿照作战部队建制，行列方式一致。舞时行列为缀，进退范围为兆，所谓“缀兆”。舞时或放开，或接住，配合题意，随乐歌之委婉动听，合乎高低抑扬的节奏。书写过程借用纵横行列布阵概念，如同乐舞讲节奏缀兆，引申为纵向笔势连带及行间联络穿插，与横向形势发展相匹配，始终以中正为轴心。

有些古代实用文献书写行款有其特殊性，后世视前代遗存，可能产生误读。

以甲骨文的行款格式为例：甲骨文的各部分文字内容不在同一空间位置，不在同一时间甚至由不同贞人锲刻。据李学勤先生考证，整版甲骨的文字内容包括署辞、兆辞、前辞、贞辞、占辞、验辞六个部分，皆有固定位置。署辞记甲骨之来源、修治者及保管之卜人署名，为不妨碍占卜，一般刻在不用占卜的部位，如骨臼或背面外缘，或腹甲甲格背面或尾甲正面一角，背甲顶端或背面内缘等处；兆辞刻在卜者以火烧灼已制好的或圆或菱形或方孔的钻，使甲骨坼裂成“卜”字的裂痕，即所谓“兆”的旁边，占卜的时日、卜者的名字、所卜的问题都刻在兆的附近；前辞是关于卜问时间、地点，贞辞是问题本身，占辞是得兆后对应占书的吉凶祸福判断，验辞是最后是否应验的记录。前辞、贞辞、占辞及验辞刻在兆裂之外的空余处，形成所谓“对卜”。关于甲骨贞人的研究，董作宾、陈梦家等专家指出，五期中尤其是第一、第二期，一版甲骨上多次多人同版共卜。如甲2122上，贞人宾与争、古、充等同版共卜。除了武乙时期仅一贞人历以外，其余各组贞人多则十余人，少则二三人，频繁出现共卜现象，块面拼缀布局状况由此产生。整版的文字内容往往多达十几个部分，每次占卜结束均标有兆序符号，散布其间。其中，为了避开龟甲背后的钻，以免与卜裂痕混淆。行款有主有辅，署辞、前辞、兆辞相对为辅，占辞、贞辞、验辞相对为主，先后有序。

甲骨上占卜内容的记载顺序亦有其特殊性，其一是纵向自上而下排序篇段先后，两段贞辞之间多有格线区分；其二是横向并非一律先自右始，大量出现一段之内先左后右，以及先中间再两侧的情况，两侧亦不固定以右为先。这种布局情况与商周金文固定的自上而下、自右而左的统一行款格式有较大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