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现实感(2)

那些伟大的体系建构者们在他们的作品中既表达又影响了人类对世界的态度——看待各种事件的方式。形而上的、宗教的、科学的体系和态度改变了着重点的分布，也改变了对于什么是重要的、有意义的或可钦佩的，什么又是遥远的、野蛮的、无关紧要的等等的感觉——深刻地影响了人类的概念和范畴，人们看待或感受和理解世界的眼光、对世界的见解——但并没有如它们宣称的那样完成一门科学的工作、揭示新的事实、增加我们的信息量、揭露无可怀疑的事件真相。我们一如既往地坚信人、事、物出现于何时何地都是必然的、不可改变的，而另一方面我们对乌托邦和时代错误的感觉仍是那么强烈；但我们对具体历史规律（我们可以用它们构思出一门科学）的信心，并不是那么足，甚至在钻研这类课题的一小部分人中间也是这样——如果他们作为史学家或实际行动者的行为可以为证的话。因此，在先的不可能起源于在后的；我们不相信能够“回到过去”，不可能是因为害怕违背某条或某些具体的历史规律。因为，对这些规律的存在持相当怀疑的态度的同时，我们对企图重现昔日荣光的罗曼蒂克式的努力的荒谬性却深信不疑。所以，后面这种态度不可能取决于前者。那么，必然的“历史进程”、抗拒所谓不可抗拒者的愚蠢行为——我们这些观念的内容又是什么呢？

对人类自由行动的局限性——由自然或人类身心官能当中不可变或几乎不可变的规律性造成的阻碍——的切实考虑影响了（一定程度上也迫使）大多数十八世纪思想家，和后来十九世纪的、一定程度上还有本世纪的受过启蒙的观念，使人们认为建立一门真正的历史经验科学还是可能的，即便永远不能精确到能使我们在具体条件下预言未来或推想过去，至少能通过处理大量数据，依靠丰富的统计信息的比较，指出譬如社会和技术发展的大方向，让我们能够取消一些革命和改革计划，证明它们是脱离时代的，因此也是空想的——不符合社会发展的“客观”方向。假如十九世纪有人认真考虑要回归前拉斐尔时代的生活方式，无需讨论那是否值得，只消这么说就够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工业革命实实在在已经发生过了，不可能再夷平工厂、把规模巨大的工业变回小作坊，就好像这些历史造成的发现、发明和生活方式的变化从来就不曾发生；知识和文明已经进步了，生产和分配方式已经发展了；不管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人的智慧和力量皆不足以使像自然的伟大统一性那样难以控制的进程转向。关于这个进程真实规律的内容，或许观点各异，但大家都同意确实存在这样的规律；无论试图改变它们还是行事时无视它们的决定性作用，都是荒唐的白日梦，是幼稚地希望以异想天开、无所不能的童话规则代替科学规律。

毋庸讳言，首先为这一新的科学立场赢得胜利的伟大人物——十七世纪晚期和十八世纪反教权的哲学家及科学家们——将事情过于简单化了。他们显然认为人应该是空间里可供分析的物质对象，人们的生活和思想从原则上讲是能够从控制他们身体行为的机械规律中推导出来的。这种观念在十九世纪被认为太粗浅。德国形而上学家斥之为“机械”，马克思主义者斥之为“朴素唯物主义”，达尔文主义者和实证主义者斥之为非进化的、不够“有机”。这类机械规律或许能解释那些贯穿有记录的人类历史而基本未变的东西——化学、物理学、生物学和生理学上的因果关系导致的不变结果、功能（或统计）上固定的相互关联等等，换句话说，凡是这类科学的中心范畴，就是基本不变的。但历史并不只有短期的重复：它还有发展；需要有一个原理来解释持续的变化，而不仅仅是“静态的”差异。十八世纪的思想家们太着迷于牛顿的力学模型不能自拔，但后者只是解释了自然界的现象，并没有解释历史。需要一些东西来发现历史规律，但正如生物规律不同于化学规律（不仅应用的对象不同，两者原则上也属不同种类的规律），历史——在黑格尔是精神的演化，在圣西门或马克思是社会关系的发展，在斯宾格勒或汤因比（他们是十九世纪最后的回响）是不同文化，即多少可以彼此独立的各种生活方式的发展——也遵循自身的规律；这些规律考虑了不同国家、阶级、社会集团以及其中的个人的具体行为，但没有将对象化约（或相信它们应该或能够被化约）成空间物质颗粒的行为来考察；而后一种做法被描述成（也许并不恰当）十八世纪所有解释的——机械论的——完美理想。

不管是在私人的还是公共的生活中，懂得如何生活和行动，就是掌握这些规律并为我所用。黑格尔主义者相信这是通过一种理性直觉获得的；马克思主义者、实证主义者和达尔文主义者认为要通过科学研究；谢林及其浪漫主义追随者认为是通过赋有灵感的“活力论”和“神话诗学”悟性，通过艺术天赋的启发；等等。所有各派都相信，人类社会是沿着可发现的方向发展的，是由规律控制的；科学与空想之间、生活的各个领域中的效力与无效之间的区别，是能够通过理智和观察发现，并或多或少可以被精确地划分出来的；简而言之，有一只大时钟，它的运动有章可循，不能倒拨。

这些信念被二十世纪的证据毫不留情地动摇了。曾被认为与人类达到的历史进化的特定阶段不可分割，是其“有机的”、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的那些观念、思想和生活方式，被希特勒这样一些凶暴的新领袖们或者击得粉碎，或者扭曲得面目全非。确实，这些人以自己的历史或伪历史理论的名义行事；希特勒以种族霸权主义的名义，诸如此类。但毫无疑问，他们都与文明前进的规律背道而驰，做到了以前一直被认为实际上不可能的事——在人类历史不可抗拒的规律上打开了一个缺口。我们都已经清楚地看到，具备足够精力和残忍的人可以汇聚起巨大的物质力量，足以改变他们的世界，其翻天覆地的程度远超出从前所有人的意料——假如有人毫不含糊地抛弃那些被认为是自身所处的特定历史阶段中与当时的物质格局同样稳固、同等重要的要素的道德、政治和法律观念，再假如他们不仅如此，而且敢于违背有可为有不可为的公认信念，甘冒天下之大不韪，毫不手软地杀害数百万人，那么“规律”允许之外的巨变还是能够造成的。人类及其组织的可塑性，其软弱无力，以及规律的弹性，最后竟远比当初的理论家教我们相信的要大得多。有人说这是倒退——故意回归——到野蛮状态，而根据以前的革命性理论，这不仅是不可取的，而且几乎不可能。

这曾是一条遭到种种抗拒、不被人接受的真理。因而，当一个政权在俄国公开地、肆无忌惮地毁灭大批西方文明的成果——在艺术上，一定程度也在科学上，肯定在政治和道德上——其理由是这些属于由历史宣判要予以毁灭的少数人的意识形态时，这场浩劫就必须被描述为这个文明在其一直以来的前进方向上一次革命性大跃进的继续，尽管实际上（不同于法国大革命）发生的事情却代表了几乎完全相反的方向。这点不能公开说破，因为革命借其名义进行的各种主义——十足讽刺的是，正是革命中发生的一切揭穿了它们，使它们失信于世人——作为极其根深蒂固的官方革命口号，人们口头上还对它们效忠。希特勒更明白他在干什么，他宣称自己就是要回到某个遥远的过去，设法消除启蒙运动和1789年革命的后果；虽然他的计划被看作疯狂的迷梦、不可能在二十世纪实现的新中世纪虐待狂幻想，从而被自由派、保守派和马克思主义者基本一致地嗤之以鼻，但现在谁又能说他完全失败了呢？他仅仅统治了十几年，所造成的治下人民生活外观和结构的变化之大，就已超出西欧（及东欧）最异想天开的历史和政治思想家的意料之外；如果说他败了，那也是败得如此“侥幸”，无需古怪的想像力就能想到他本来可能会赢，他的胜利带来的后果将使一些学说最后成为一派胡言——根据它们，他的兴起和胜利显然是不可能的。

1944年，美国财政部长亨利·摩根索向魁北克会议递交一项计划，内容是拆毁德国工业，将整个国家变回田园。这个计划很少会有人把它当回事，尽管罗斯福据说——我不知道有多可靠——曾对它有兴趣。然而，连那些被它吓坏了的反对者们也承认它是可行的。但是，这样的计划能够付诸实施，单单这一想法就足以让十九世纪晚期——比如1914年前的任何一个时候——大多数历史学家、哲学家和才智之士震惊，觉得实在是异想天开。希特勒等人以及他们在世界其他地方较次要的追随者们，以他们的行动而不是格言，已经在同样程度上证实了这条有人为之恐惧、有人为之欣慰的真理，即人类的可塑性比一直以来所想的要大得多；有了足够的意志力、狂热和决心——无疑还有天时地利——就可以在远超出迄今认为可能的程度上改变几乎任何事物。

十九世纪的体系建构者教我们倚靠的栏杆已经证明不堪重负。现代文明的技术非但远没有保证我们不向过去倒退或朝不可预知的方向盲目猛冲，反而成了那些随心所欲、根据自己某些任意模式对抗文明生活准则的人手中最有效的武器。问题已变成革命者准备在何处住手——更多的是一个道德问题，而不是心理问题——因为习惯、传统和“不可抗拒”的技术进步的抵抗在充分和坚决的攻击面前很容易就溃败了。有人试图证明这些攻击本身有章可循，无论来自左派的还是右派的，它们——极权主义的进犯——也是必然的，就像朝向个人自由的进步曾被宣布为必然的那样。但是这些分析缺少那些认为自己已经最终一劳永逸地破解了历史谜团的十九世纪预言家和先知们所拥有的那种老式的、无比坚定的信仰；很明显，这些不过是三心二意、灰心丧气地想从那么突然地又一次被不确定的迷雾笼罩的水晶球里瞥见未来的举动，而在之前长达两个世纪的清晰的海市蜃楼里，科学之光曾被认为已穿透历史无知的黑夜。现在，历史和未来又一次地只剩下了虚无飘渺的捕风捉影，只能以估算、赋有灵感的猜测和出自局部现象的短期结论来描述，很容易被太多未知和显然不可知的因素推翻。

从正面说，当然就是更相信个人能动性的作用——认为每一种情况都比原来在比较平静的时代所想的要灵活——这使一些人高兴，因为他们觉得科学的和决定论的图景或者黑格尔的目的论太单调乏味、令人窒息、了无生趣、过于狭隘，不容革命力量之进取，新的暴力冲动也无从一试身手；另一些人却被吓坏了，他们寻求秩序、平静、可靠的价值观、道德及物质上的安全，寻求一个这样的世界：在其中能通过计算掌握犯错误的限度，能发现变化的范围，发生巨变也只是因为自然原因——这些从原则上讲随着知识进步都可以预测。社会领域肯定比以前显得更令人不安、有更多未知的危险；但其必然结果就是将有一种更欢迎天才人物的事业，倘若他们足够大胆、强大和无情。

如此情况下，试问，如果我们想做，我们为什么不能重现譬如十四世纪时的环境？的确，推翻二十世纪的格局代之以如此截然不同的东西很不容易；虽然困难，但就一定不可能吗？如果希特勒等能使他们的社会改头换面，在如此短的时间里如此重大地影响了世界；如果德国差点就被“田园化”；如果关于用这样或那样的毁灭性武器如何可以轻易结束人类文明、整个文明如何岌岌可危的警告所言不虚——那么，供创造性能力发挥的天地肯定不会比破坏力肆虐的领域小吧？假如情况不再像过去那样显得一成不变，那么“时代错误”、“现实的逻辑”等类似说法不就开始失去说服力了？

如果有机会，我们能比原来所想的更自由地放开手脚大干，那么乌托邦与现实的规划之间又有什么分别呢？假如我们真的相信十四世纪的生活要比二十世纪的更可取，那么，如果我们有足够的决心，有充足的物质资源，有足够多的人，而且毫不犹豫地消灭阻挡我们的一切，为什么我们就不能“回到过去”？自然法则挡不住我们，因为过去的六个世纪里它们并没有变。那么到底是什么阻止了我们——阻止了譬如新中世纪狂徒实现他们的愿望呢？因为他们无疑还有所顾虑，甚至他们当中最极端者也不大相信真的就能重现过去某些黄金岁月：“快活的英格兰”[6]、老南方或者绿林世界，而法西斯之类狂徒们偏就相信他们能够使世界发生那样剧烈的转变——或者说至少使它偏离原路，做那么急的拐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