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长安城里的商人

大唐开元年间。某日，唐玄宗李隆基晨起，站在长安城的含元殿上眺望远山，猛然间，看见一条白龙横卧于山中。他问左右的人，是否看见了什么异象？大家都说没看见。玄宗急忙下令，速把王元宝叫来问问。王元宝到后，定睛看了一会儿，说：“我看见一个白色的东西横在山中，但看不清它的形状。”玄宗叹息说：“我听说至富可以比得上贵。我是天下最贵的人，元宝是天下最富的人，所以能看见。”

王元宝是长安城里最富有的商人，从事的是商贸业，据说他用金银装饰居屋，墙壁上涂以珍贵的红泥，时人称为“王家富窟”，其“器玩服用，僭于王公”。有一次，玄宗问他：“你到底有多少钱？”元宝悠悠地说：“皇宫的后面有一座南山，我用一匹绢捆一棵树，树都捆完了，我的绢还没有用光。”绢在唐代可以当货币使用，一匹绢在开元年间可换得十多石粟，元宝之富可以想见。

王元宝的故事被记录在《太平广记》之中。此时的中国已经承享了整整130年的太平，正处在历史上最好的极盛时刻。

 

经历400年的南北分裂后，中国于公元589年重新统一。

中国史专家、当过美国历史家学会会长的魏斐德在《世界历史背景下的中国》一文中提出过一个问题：“在世界第一批帝国——罗马和汉朝——崩溃后，中国历史和欧洲历史为何差异起来呢？”他对此的回答是，“统一是中国的一种文化”。

随着罗马帝国的消亡，欧洲从此进入了一个漫长的封建制时期，并从此再未“统一”——20世纪末期出现的欧盟是一种新的联合体模式。而中国则有一个“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规律。公元581年，杨坚在长安建立隋朝，几年之内征服大江南北，于589年结束了长期分裂混战的局面。

而诡异的是，这个实现了统一大业的王朝与800年前的秦王朝一样，竟又是一个短命帝国，它从统一全国到丧失政权前后仅仅29年（公元589—618年）。更为诡异的是，这两个短命帝国却都各自完成了几个影响千年的巨大工程：秦朝确立了符合大一统需求的郡县制度，修筑了万里长城，隋朝则创造了科举制度，同时开凿了南北贯通的大运河。

科举是政府通过定期举行考试来选拔官吏的制度，其考试的内容是研习儒家经典——有人计算过，它们的总数在90万字左右。它从公元605年（隋大业元年）开始实行，到1905年（清光绪三十一年）为止，整整实行了1300年，由于采用分科取士的办法，所以叫作科举。

在政治经济史的意义上，科举制是对世族模式的一次彻底“反动”。世族模式和庄园经济，从西汉中后期以降的数百年间，困扰历代治国者，几乎鲜有改造成功者，王莽改制，十年而亡，刘秀“度田”，不了了之，东汉政权的羸弱以及魏晋南北朝的纷乱，无不与此有关。一直到科举制的出现，才切断了世族繁衍的制度性根源。

科举制度自诞生起，就成为大一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意味着，任何人都可以通过朝廷主持的考试变成统治阶层的一分子。如果说商鞅发明的军爵制度打通了普通人向上晋升的“武力通路”，那么，科举制度则开拓了“文学通路”，这显然是一条更为广阔的道路。从此，优秀的人才均被纳入体制之内。科举制度造成知识阶层对国家权力的绝对依赖，在这个由“规定动作”组成的考试行动中，知识分子首先丧失了独立生存的可能性，进而放弃了独立思考的能力，也就是从这一制度确立之日起，作为一个独立存在的知识分子阶层在中国历史上完全地消失了。

在本质上，科举是一种政府主导的教育和人才选拔体制，当这一制度被确立之后，其他成才途径都被认定为“异端”，其中就包括通过经商成为优秀的商人。侯家驹在《中国经济史》中评论说：“中国经济的长期停滞，科举制度之弊，应是其中之一。”

隋朝的第二个重大工程，是开凿贯穿南北的大运河。

隋文帝于公元584年下令引渭水由长安东至潼关，是为广通渠，隋炀帝杨广即位后，继续广征民力，建成以洛阳为中心，由永济渠、通济渠、山阳渎和“江南运河”连接而成，南通杭州，北达涿郡（今北京西南），全长1700余公里的大运河。自此，秦汉以来只有东西交通的状况被改变，中原文明自东晋渡江之后开始出现南移景象，随着大运河的开通，北风南渐，终成定势。

隋炀帝因开拓大运河消耗了巨大的国力，《隋书》中说是“举国就役，开为御道”，终而激发民变，炀帝被缢弑于南巡途中，李渊在太原起兵，创建唐朝。晚唐诗人皮日休有诗曰：“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

 

取代隋朝的唐朝（公元618—907年），是中国文明记忆中一段精心雕刻过的辉煌时光，历代以“盛”冠之的朝代，唯此而已，是为“盛唐”。

盛唐景象的出现，与汉初“文景之治”十分近似，即在政治上继续采取蔑视商人的国策，不过在经济上却营造空前的宽松环境。

唐初诸帝对商人的压抑仍然是不假颜色的。开国皇帝李渊规定“工商杂类不预士伍”，紧闭商贾从政之门。李渊驾崩，辅佐父亲打下江山的次子李世民即位，这就是著名的唐太宗，后世以“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并称，视之为一代大帝。就如同秦始皇和汉高祖都非常讨厌儒生和商人一样，李世民也讨厌两类人，分别是世族子弟和商人。

唐太宗对世族力量十分警惕，尽管科举的推行已在制度上解决了问题，可是民间思维却仍然根深蒂固。有一次，他让礼部把天下的姓氏谱牒全部收集起来，修成一部《氏族志》。礼部呈上来的资料，以传统的世家大族崔家为第一等，这让太宗大为光火。他说：“我跟山东的崔家、卢家也没有什么旧嫌，可是他们已经世代衰微，没有出过什么了不起的大人物了。我现在定氏族，是要崇尚我大唐的冠冕人物，怎么能以崔家为第一等！”于是，他亲笔朱批，提出“不须论数世以前，止取今日官爵高下作等级”，在他的干预下，天下姓氏合293个，共分九等，崔家降为第三等。吕思勉在《隋唐五代史》中评论说，“尽管太宗这种公开羞辱的做法有点牵强，不过其宗旨正在于打击世族势力，否定血缘阶级”。

对于民间商人，唐太宗也跟前代君王及父亲一样，主张将之排斥在主流社会，特别是政治圈之外。他曾嘱咐重臣房玄龄：“朝廷的各种官位，都是为贤人们准备的，那些工商杂流，即便人才出众，也只可以让他们多多发财，一定不能授以官职，使得他们能够与贤人君子并肩而立，同席而食。”这段话在后世非常出名，被历代治国者奉为圭臬，视为一项毋庸置疑的基本国策。此外，唐太宗还在服饰上对各种身份的国民进行特别的识别：五品以上的官员可以穿紫袍，六品以下的穿绯绿的官服，胥吏的衣服是青色的，一般百姓是白色的，军士是黄色的，而商贾则必须是黑色的。

高祖和太宗的蔑商做法，一直被他的子孙们沿用。唐高宗时期，下令工商人士不得骑马——“禁工商不得乘马”。文宗时期，规定商贾及其妻子不得乘坐有檐的马车，并指出最近出现了商贾骑着装饰华丽的高头大马四处驰骋的景象，再度重申商贾不能骑马的命令。

 

这些对民间商人的压抑及限制，可以说是中国历代集权统治者的“惯性思维”，不过在经济政策上，我们却看到另外一番景象，因局势之艰困，治国者不得不大为放松。

据《隋书·地理志》记载，隋末唐初，全国人口约4600万，比东汉末年的7200万还少了三分之一，国贫民穷，亟须休养生息。李渊开国之后，大手一挥，把一切山泽税、盐税统统废罢，之前由国家专营的盐、铁、酒等产业全数放纵民众自主经营，民间一片欢腾。在农业税方面，唐代的税收是取1/50，远低于汉代的1/30，徭役则是每年20天，也比前朝要少。

公元626年（武德九年）8月，李世民即位后，当月就颁布诏令，说经商牟利是老百姓的本业，所以要改革前弊，以满足民众的需要，下令把潼关以东的关卡全部停废，以让货物自由交易。有唐一代，还停止了商税的课征。

唐代中央政权与地方的关系也比较宽松，实行的是财政下放的政策，地方州县上缴中央的很少，所以地方很富足，而中央又把最大的财政支出——各地养兵的军费让藩镇自己承担，所以中央的支出也少。

这些前所未见的轻税简政，无疑对工商业和地方经济的繁荣有重大的意义。而国家的统一更为商业流通提供了一个广阔的市场空间，商人在国境之内经商，数十里便有酒肆客栈，每个店铺均备有代步的驴子，行走千里而不需持寸铁自卫，这当然是空前的太平盛世。

从公元618年开国到742年（唐玄宗天宝元年），唐政权对工商业的宽松政策延续了120多年，其中也颇多反复争议。

《新唐书》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公元703年，当时执政的是中国唯一的女皇帝武则天，有关部门要求重新课征关市之税。一位叫崔融的大臣当即上疏制止，洋洋洒洒地提出了“六不可”，其核心意思是，若征了关税，必然增加民间负担，阻碍商品交易，最终会造成社会动荡，政府得不偿失。武则天采纳其意，放弃了课征的念头。

对于盐铁之利的争论则更大。

白寿彝在《秦汉到明末手工业和封建制度的关系》一文中细述了南北朝到唐中期前的制度衍变：在北魏初期，河东郡的盐池原归官府所有，以收税利，后来罢止，很快被一些富豪之家所拥有；孝文帝延兴年间（公元471—475年），朝廷复立监司，再收税利；到了世宗时期（公元499—515年），再次解禁；神龟年间（公元518—519年）又归国有，“其后，更罢更立”，数次反复。隋文帝立国，宣布罢禁之令，唐朝则延续隋制，达100多年之久。

到公元713年（唐玄宗开元元年），大臣刘彤上《论盐铁表》，重新拾起专营之议。在他看来，把山海之利放于民间，只会造成更猛烈的贫富悬殊，所以应该收归国有，以达到“均贫富”的目的，这才是真正的帝王之道。跟历代所有主张国营化政策的人士一样，刘彤的立论之本是“夺富济贫”，而实质还是增加国家财政收入。玄宗令朝臣讨论刘彤之议，大家都觉得“盐铁之利甚益国用”，于是设立机构，“检校海内盐铁之课”，不过这一专营政策只执行了10年左右，到开元十年，玄宗下令，除了蒲州盐池之外，其余盐铁产地“无须巡检”，再度放还民间。

 

中国历代君王要休养民间，都必须轻赋薄徭，然而税赋收得少了，政府就可能没有钱来养活庞大的官吏阶层。

唐朝严禁官员经商，高祖李渊下诏规定“食禄之家不得与民争利”，唐太宗更下令“五品以上，不得入市”。唐朝的官员按官职高低都可以领到一块“职分田”，此外还有永业田，即便是八品或九品的小官，也有永业田二顷。不过，因为大幅减免税赋，政府的财政收入捉襟见肘，不堪支付。在大一统的集权制度下，这似乎是一个天然的治理矛盾。作为一代雄主，唐太宗想出了一个“公廨钱制度”，就是对富豪家庭定向征收一笔“特别财产税”，以此来养活政府的官员。

早在高祖时期，朝廷就对天下的富商进行了一次资产清查，按资产多少定为三等，后来改成九等，并规定“每岁一造册，三年一造籍”，不过，没有像汉武帝那样通过告发的方式来进行清算。到公元637年（贞观十一年），唐太宗下达诏书，容许长安70多所衙门，每所可选“身能估贩、家足资财”的商人9名，号称“捉钱令史”，每人贷予公廨钱5万钱，用于商业活动，每月纳利息4000钱，一年4.8万钱，以单利计算，年利率约为100%。这一政策，相当于让长安城里最富足显赫的700个富豪家庭，每年缴纳一笔数目不菲的“特别税”。很可能的情况是，政府贷出的公廨钱仅仅是名义上的，而缴纳的利息则是真金白银。这一政策很快在全国各州普遍实行。

为了鼓励商人接受公廨钱制度，唐太宗在全国特别设立了7000个基层官员岗位（“防阁”），只要纳满一年的家庭就可以派出一人当官，不过任期只有两年，之后由其他纳税的“上户”取代。从7000个官位设置可见，当时被征收特别税的商人家庭约为7000户。唐朝初期，官员人数非常之少，贞观年间，中央政权机构中的文武官员最少时只有643人，也就是长安城的700来位“捉钱令史”，每人养活一个官员。

公廨钱制度在唐代执行了很久，玄宗初年，年利率降低为70%，继而再降到60%、50%，每笔强迫贷款金额也有所降低，被选中的商人所获权益，早期是当官吏，后来则改为免除徭役。唐太宗发明的这个制度，在后世的学界引起过很大的争议。褒之者认为，这一制度虽然“粗糙”却很直接，政府养活了官员又巧妙地避免了广征税赋。贬之者则认为，这是对富有家庭的一次强制性制度盘剥，它虽然比汉武帝的“算缗令”温和一些，不过本质却是一致的，另外，100%的高利率亦是对全国金融市场的破坏，富户很可能以类似利率放贷给一般平民，从而导致全社会资金流通成本的抬高，当时就有人批评说，其结果是“富户既免其徭，贫户则受其弊”。

 

盛唐崛起的公元6世纪和7世纪，在西方史学上正是“黑暗中世纪”的开始。此时的欧洲群龙无首，随着罗马帝国的衰落，封建割据带来频繁的战争，造成科技和生产力发展的严重停滞；而在中东地区，穆罕默德于公元610年兴起伊斯兰教，穆斯林终而组建成一个强悍的、与基督教国家长期军事对峙的阿拉伯帝国。展开当时的世界版图，可以用“东明西暗”来形容。

有唐一代，随着国力的强盛，治国者自信开放，国际贸易出现了空前繁荣的景象。

据《唐会要》记载，公元630年（贞观四年），唐太宗试图组建一个跨国联盟。当时有西域20多国的君主及其代表集聚长安，奉太宗为“天可汗”，而且规定，各国君主去世者，必须由唐朝廷下诏册立其后嗣，《唐会要》因此宣称“统制四夷，自此始也”。10年后的公元640年，唐太宗派军队攻灭西域的高昌国（今新疆吐鲁番地区），重新打通了“丝绸之路”，从此，由长安向西，可自由横穿整个欧亚大陆，直驱地中海东岸的安都奥克，全长约7100公里。

正是通过这条漫长的贸易走廊，东西方文明进行了一次大流通，中国的丝绸、瓷器源源不断地贩销到欧洲市场。当时，罗马城里的多斯克斯地区有专售中国丝绸的市场，其价值约与黄金等重，造纸术也在这一时期传入穆斯林地区。而西方的动植物和新技术也传入中土，其中比较重要的动物有骆驼、波斯犬、孔雀、鹦鹉、鸵鸟等，植物有胡葱、胡椒、菠菜、小茴香、橄榄、无花果、水仙等，此外还有用甘蔗制糖的技术。这些动植物及技术，在日后成为中国人生活的一部分。

作为丝绸之路的东方终点，7—8世纪的长安无疑是当时世界上最繁荣的城市，被称为“世界性首都”。

岑仲勉在《隋唐史》中赞曰：“全城坊市，星罗棋布，街衢宽直，制度弘伟，自古帝京，曾未之有。”据计算，唐代长安城有常住居民62.6万人，如果加上驻军、僧尼以及往来客商，其人口总数很可能已经超过100万，其旧址面积约80多平方公里，大于明清时的北京城。

从流传至今的图册可见，宫城在北面，皇城在南面，宫城和皇城内，多种梧桐、柳树，全城南北中轴线两侧东西对称。东半部设万年县，有东市，西半部设长安县，有西市。全城街道两旁都有排水沟，并栽种槐榆，棋盘式的街道宽畅笔直，绿树成荫，市容十分壮观。白居易《登观音台望城》诗：“百千家似围棋局，十二街如种菜畦。”正反映了这种整齐划一的棋盘式格局。

东、西两市是长安城的商业交易中心——后世的“东西”一词由此而来，四面各开两门，各有两条东西街、两条南北街，构成“井”字形街道，把市场分为9个方块。每方的四面都临街，店铺就设在各方的四围，同行业的店铺，集中在一个区域里，叫作行。东市有220行，西市更加繁荣，除了店铺，还有平准局、衣肆、典当行等。

《唐六典》记载，唐王朝与300多个国家和地区发生过交往，每年都有大批外国客人来到长安。唐王朝设有专门机构（鸿胪寺、礼宾院）负责接待外宾。西方的安息（波斯）、大秦（罗马）、大食（阿拉伯帝国）等大小国家不断派遣使者前来长安。很多波斯人世代留居长安，他们控制了珠宝行业，大多住在西市，长安城里有专门的波斯邸（专供波斯人居住或存放货物之处）、波斯酒店等。

在长安城里，政府对两市交易进行严格的管制，其中包括交易时间、产品规格、尺寸质量、销售价格乃至店铺租金。

——两市遵循“日中而聚，日落而散”的古训，中午的时候，击鼓两百声，民众闻声而聚，到了黄昏时刻，击钲（一种与钟形似的铜制乐器，可执柄敲击）三百声，民众陆续散去。

——出售的弓剑刀具及器皿，由政府提供式样，需勒刻工匠姓名，以备监督。各种器皿和绢布，都有规定的质量标准和尺寸，如有不牢固、假冒伪劣或缺斤缺两的，一旦抓住，就要杖打六十。

——商贾带进两市的所有物品，都先要经过市场管理机构（市司）的评定，分为上、中、下三等，规定价格，然后方可出售。

——政府还特别对店铺租金进行了规定，限定月租不得超过五百文。

由这些规定可以看出，长安城里的商品交易，与其城市规划一样，完全控制在政府的干预之下，是一种“有计划的商品经济”。

 

盛唐气象，如孔雀开屏，华丽满目。

以长安为起点，朝廷修筑了7条放射性的驿道，通往帝国的各个城乡，沿途每15公里设立一个驿站，全国共有1639处之多。这些驿站均在交通要道，有永久性的建筑及常驻的管理人员，在一片旷野之中，成了最好的地理标志，于是，它们很自然地成为当地农民进行集市交易的最好场所。区别于城市中由政府管制的“令市”，它们被称为“草市”，尽管根据唐律，不是州县政府所在的地方均不得设市，然而“草市”似乎并没有被严格地禁止。

除了都城之外，其他城市的工商景象同样十分繁荣。

东都洛阳的城市规模仅次于长安，人口也超过了50万。洛阳城里有南北西三市，以南市最为热闹，其中有120行、3000多个肆，周遭还有400多个店，货物堆积如山。在城市西北的新潭是水路枢纽，这里常常有上万艘舟船聚集，填满河道，各路商贩搬卸货物，马车为之长塞。

在南方，最繁华的城市是扬州、成都、苏州和杭州。大运河开凿之后，与长江交汇于扬州，使之成为通达江、淮、河、海的水陆中心。唐代扬州城的面积据考有30平方公里，商贸非常繁荣，号称“南方第一”，诗人李白有诗云“烟花三月下扬州”，此地的造船业尤其发达，鉴真和尚东渡日本，第一次出发的海船就是在扬州新河赶造的。在杭州，钱塘江上的船樯连绵20里，城内大小店铺多达3万室。长江中游则有益州（今四川成都），时称“扬一益二”，杜甫有诗说“城中十万户”，市井之盛仅次于扬州。这些描写和数据或有唐人夸张的地方，却也可想象当时的盛况。

唐代的工商贸易中出现了两个前所未见的新人物，一是“行头”，二是“牙人”。

长安东市有220个行，每行都有一个行会，其主持人称为“行头”，负责本行的祭祀、协调及与政府周旋交涉等事宜。史书之中对唐代行会仅有零星的记载，然而从企业史的角度来看，却是一件破天荒的事情，它表明工商业者开始出现组织化的萌芽，是日后非常活跃的商帮文化的渊源，那些姓名无从考据的行头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代商人组织的领袖。胡寄窗在《中国经济思想史》中对之评价甚高，认为“由漫无组织的工商业者进而成为较严密组织的行业，不能不算是质的变革”。

牙人则是由官方认定的职业经纪人。商业活动中的中介人早在周代就出现了，时称“质人”，到了西汉被称为“驹侩”，不过，经纪人形成职业规范是在盛唐时期。随着商品交易的繁荣，各类牙人穿梭在买卖双方之间，居中说合，中介得利。唐代牙人制度的兴盛，与当时国际贸易的空前活跃有很大关系。唐朝在边境地区开设了很多番市，因为语言与习俗上的巨大差异，需要有中介者加以撮合。

盛唐最出名的牙人，名叫安禄山。他是营州柳城（今辽宁锦州）的胡人，幼年丧父，15岁时就在幽州（今北京城西南）当边境贸易市场上的“番市牙人”，因为他懂得6种民族语言，而且勇敢好斗、善于揣度人心，所以在当地非常出名，他有一个也是牙人的同族好友，名叫史思明。安禄山当了10多年的牙人，到了30岁时与史思明一起弃商从军，因军功升迁至镇守一方的节度使。到了天宝末年，正是这两人，一手终结了盛唐时光。

 

尽管工商如此繁荣，可是跟历代一样，唐代商人的面孔竟还是模糊不清的。后世研究唐商，从正史之中，几无一人可得，仍然只好从野史笔记或诗文中去寻找足迹。

从各种史料可见，盛唐时期的著名商人很少是世族大家，也不是靠经营盐铁等致富，而多是从事贸易、织造等产业。唐代近300年，没有出现著名的矿业大富商，与其政策有关。《唐六典》中规定，凡是天下州县有出铜铁矿的地方，政府没有开采的，可以任由民间私人开采。刘玉峰在《唐代工商业形态论稿》一书中便推断说：“如此，量多质优的富矿必多为政府经营，或者经私人开采而发现的富矿也会被政府收归官营。通常的情况恐怕是私人只能经营零星矿或者贫矿。”其制度的根源正是，由于政府“天然”地拥有资源的所有权，所以它与民间的契约关系便无须对等。

宋人所编撰的《太平广记》中有“治生”类，记录了数位贞观年间的商人故事，其人物个个都很有特色。

其中，定州富豪何明远是经营纺织业的，他拥有绫机达500张之多，生产规模显然已经非常之惊人——到了宋代，国营的绫锦院也不过拥有绫机400余张而已。他在中国北方的很多驿站都设有自己的专卖店，专门与国际商人交易——“袭胡为业”，以至巨富。

有一个叫裴明远的，出身河东世族，不过从事的却是废品收购业。他在长安城里大量收购人们弃而不用的废旧物品，转手倒卖，大获其利。有了钱之后，他在西面的金光门外，以很低的价格买下一块遍地是瓦砾的荒地，为了清除垃圾，他在地头树一根木头，再挂一个筐，吸引少年子弟拾取瓦片击筐，中者可得一笔赏钱，没多久，地里的瓦砾就被少年们一拾而空。然后，裴明远在这块地里种果树，同时租给牧羊人做羊圈，羊粪蛋正好是果树最好的肥料。春暖花开的时候，他还在地里养蜂采蜜，增加收入。裴明远的经营手段十分精妙，后来被唐太宗看中，官至中书舍人、太常卿。

还有一位叫罗会的巨商，致富的职业比收破烂的裴明远还不堪，竟是长安城里清除粪便的（“剔粪”）。他家世代以此为业，至于“家财巨万”。一次，有个叫陆景阳的书生到豪华的罗宅做客，问道：“你的生活过得这样富裕安乐，为什么还继续从事清除粪便这种肮脏污秽的工作？”罗会答：“我曾停工不干了有一两年，没料想家中奴婢仆夫死去，牛马逃散丢失，眼瞅着家业就要败落。后来，恢复这一行当后，家道才又恢复过来。”

何明远、罗会等人的故事，往前可以与司马迁《货殖列传》中的雍伯（从事脂粉业）、张里（从事畜医业）等人相参照，往后则可以与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出现的“傻子瓜子”年广久等人相呼应，表明在一个民营经济得到鼓励的政策环境下，民间商业的丰富充满了让人惊奇的想象力。

《太平广记》中还记载了一些巨商的故事，他们生活在唐高宗（太宗之子）到唐玄宗时期，当时盛世已历数十年，民间富足，商人骄纵，又出现官商斗富的景象。

高宗时期，在长安怀德坊南门的东边，住着一位胡商邹凤炽，他是驼背，肩膀拱起，后背弯曲，像是骆驼，时人叫他“邹骆驼”。邹凤炽从事零售商业，他的店铺宅邸遍布帝国各地，各地的物产都被他搜罗来，家中金银财宝不可胜数。他曾嫁女儿，邀请朝中大臣参加婚礼，宾客数千人。夜里搭了硕大的纱帐，极为华丽。待到新娘出来时，侍婢围伺，穿罗戴翠，特别美艳之女达数百人之多，众客愕然，分辨不出哪位是新娘。后来他犯罪被流放到瓜州，死了之后，子孙穷困。

史载开元年间，长安城里的富商，如王元宝、杨崇义、郭万金等人，各自延纳了四方的有才之士，朝廷上的很多名僚都出自他们的门下，每次科举大考，文士们聚集在这些人的家中，时人视之为“豪友”。当时的诗人高适便有诗云：“君不见富家翁，旧时贫贱谁比数。一朝金多结豪贵，万事胜人健如虎。”

如此炫耀斗富、结交权贵，仿佛春秋战国及汉初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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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815年（唐宪宗元和十年），时年44岁的大诗人白居易被贬到江州（今江西九江）出任司马一职。第二年的深秋月夜，他到城郊的湓浦口送别友人，突然听到一艘舟船上有人弹奏琵琶，美妙若天籁之音。他陡发感怀之情，因作一首长诗相赠，这就是流传千古的《琵琶行》。

弹奏之女原本是长安城里的歌妓，此时则是一位茶商的妻妾。其中关于那位茶商的诗句有四节，曰：“门前冷落车马稀，老大嫁作商人妇。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

商人入唐诗，这不是第一首，却是最出名的，当然其形象也是最经典的——“商人重利轻别离”。从先秦到南北朝，以商人之“贱”，其形象很少出现在文学作品之中，即便有罕见的若干首，如《三洲歌》《襄阳歌》等，也是描写巨富大贾的寻欢作乐。而入唐之后，大有改观，经商活动及商人生活、心态成为描写的主体，有人做过一个粗略的统计，唐代的商贾诗约203首，大约是唐以前商贾诗总量的100倍，涉及的诗人共90人。在这些唐诗中，商人形象大抵有四。

辛苦劳顿——把商人视为一个正当职业，同情他们的谋生艰辛，这是唐人与前代最为不同的地方。

白居易有诗曰：“莫作商人去，恓惶君未谙。雪霜行塞北，风水宿江南。藏镪百千万，沉舟十二三。”与他齐名的元稹行舟洞庭湖上，遭遇狂风，感慨身世而伤及商人，“自叹生涯看转烛，更悲商旅哭沉财”。黄滔作诗《贾客》，把经商比作如在鲸鲵牙齿上行走，艰险非同寻常：“大舟有深利，沧海无浅波。利深波也深，君意竟如何。鲸鲵齿上路，何如少经过。”刘驾作《贾客词》，生动地描写了经商过程中的种种艰辛：“贾客灯下起，犹言发已迟。高山有疾路，暗行终不疑。寇盗伏其路，猛兽来相追。金玉四散去，囊空委路歧。扬州有大宅，白骨无地归。少妇当此日，对镜弄花枝。”

忙于逐利——追逐利益是商人的职业本性，唐诗对经商活动中的细节多有描述。

元稹写长诗《估客乐》，对商人的为利而行、以次充好、六亲不认等行迹进行了细致描写。诗中写道，“估客无住著，有利身则行”，“父兄相教示，求利莫求名。求名有所避，求利无不营。火伴相勒缚，卖假莫卖诚。交关但交假，本生得失轻。自兹相将去，誓死意不更。亦解市头语，便无邻里情”。另外一个大诗人刘禹锡也曾写过一首《贾客词》，在引言中，他就明确说，这首诗写的是那些“以财相雄”的大贾：“贾客无定游，所游惟利并。眩俗杂良苦，乘时取重轻。心计析秋毫，摇钩侔悬衡。锥刀既无弃，转化日已盈。”

勾结权贵——诗人对官商勾结进行了揭露并表达了极大的愤怒。

元稹在《估客乐》中描写商人以“奇货通幸卿”，“先问十常侍，次求百公卿。侯家与主第，点缀无不精”，此外还行贿市卒、县胥，使他们对商人“岂惟绝言语，奔走极使令”。从这些诗句中可见，大商贿赂大官，小贾贿交小官，从两京到地方均极盛行，以致州县差科尽归贫下，为弊之深，由此可见。高适的一首《行路难》，写官商勾结尤为著名：“君不见富家翁，旧时贫贱谁比数。一朝金多结豪贵，万事胜人健如虎。”

奢侈消费——诗人们描写了商人的奢靡生活和贫富不均的社会现象。

刘禹锡在《贾客词》一诗中写了商人的巧取豪夺之后，继而描写其生活的奢华：“妻约雕金钏，女垂贯珠缨。高赀比封君，奇货通幸卿。趋时鸷鸟思，藏镪盘龙形。大艑浮通川，高楼次旗亭。行止皆有乐，关梁似无征。”施肩吾的《大堤新咏》则描写了商人在长江大堤沿岸城市寻花问柳的景象：“行路少年知不知，襄阳全欠旧来时。宜城贾客载钱出，始觉大堤无女儿。”张籍在广西游历时目睹了当地民众终年劳苦，岁暮无食，“呼儿登山收橡实”，而与此同时，“西江贾客珠百斛，船中养犬长食肉”。

唐代诗人豁达天真，触景皆可入诗，生情俱能成句，从他们的诗句中重现出大量的社会实景。

开元年间，国力昌盛，工商繁茂，生活在这一时期的诗人对当时的经商风尚多有咏诵，李白诗云：“云阳上征去，两岸饶商贾。”云阳就是现今江苏的丹阳市，濒临大运河，李白亲见运河两岸广大农村许多人从事商旅。他又有诗云：“瞿塘饶贾客，音信莫令稀。”这是他在汉江游历，想要通过商人给他远在巴东的友人传递书信。张九龄在南昌为官，登滕王阁，看到城内居民有很多人住在楼船里从事水上运输：“邑人半舻舰，津树多枫橘。感别时已屡，凭眺情非一。”储光羲泊舟长江，“所遇尽渔商，与言多楚越”，这表明楚越之人控制了当时长江中下游的捕鱼业。

进入中唐之后，民间经商之风更为盛行，元和诗人姚合有诗记录他在长安城郊所见的景象：“客行野田间，比屋皆闭户。借问屋中人，尽去作商贾。”贞元诗人卢纶有诗记他的友人从军队退役后的生活：“全身出部伍，尽室逐渔商。”也就是说，举家从贾、全村经商的情况在唐代已经不再罕见。

唐代商业与前代相比，一个非常显著的变化是，长途贩运业更加发达，历史学家傅筑夫将之视为“近代型商业的端倪”，这一特征从唐诗中也得到了佐证。杜甫有诗云：“蜀麻吴盐自古通，万斛之舟行若风。”麻是手工业原料，盐是生活必需品，通过长江航道，四川的麻南运、江苏的盐北输，均由“万斛之舟”承载，其数量之大可想而知，而每当四川盆地因战乱致使川江航道受阻时，就会“蜀麻久不来，吴盐拥荆门”。

《全唐诗》凡900卷，收诗48900余首，共2200余位诗人，其中不乏诗人与商人斗气的典故。其中一则如下：

福建莆田县有一个富裕的染布商，为人很不地道，常常喝醉了酒殴打自己的亲哥哥，还把染布的价格抬得很高。有一次，乡里会餐，一个游历经过的书生挤在酒席里想吃白食，染布商把他赶了出去，书生大怒，就在白墙上题了一首诗，嘲讽染布商的布品质差价格高，商人没有办法，只好抱了一大匹布去恳请书生把诗“赎”回去。这个书生名叫柳逢，诗名《嘲染家》：“紫绿终朝染，因何不识非。莆田竹木贵，背负十柴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