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奠基李家天下 唐高祖(4)
府兵与禁兵的宿卫既是结合在一起，又是相互区别的。府兵到长安宿卫，由十二卫将军分领。承担宿卫、保卫宫廷的还有屯驻北门的禁军，与十二卫所领府兵对称南、北衙军。南衙、北衙的分别是：十六卫属南衙，是为卫府之兵，另有禁兵属北衙。南衙相沿为宰相所掌，北衙相沿为皇帝亲信的中官所掌。而宿卫兵屯驻和宿直也有南北之别。南衙即诸卫之屯于宫南者，在长安太极宫前朱雀门内；北衙即禁兵之在禁苑内者。有时也以文武来加以区分，南衙以文臣主兵事，属宰相所领，可以奉敕调遣武臣和军队；北衙以武臣主兵事，宰相一般不参与，而由皇帝直辖。北衙军队在唐代一开始就成立了，史言“南北禁军”，即合卫府兵与禁兵而言，禁兵主要为羽林屯兵，屯于玄武门，又称北门屯兵。唐高祖武德时建成以太子置“宫甲”，分屯左右长林门，号长林兵，也属于禁兵之列。唐初的禁兵，其规模不算很大。南北衙宿卫，不独屯营与直宿互相交错，而且兵将也相互渗透，是唐代南北禁军的一个特点。左右羽林在大朝会时，执仗以卫阶陛，行幸则挟驰道为内仗，与卫府内仗交错在一起。至兵将渗透，如程知节以左屯卫大将军，检校北门屯兵；姜行本以右屯卫将军，主管飞骑；韦待价以右武卫将军，兼检校右羽林军事；张延师以左卫军将，典羽林屯兵前后达三十余年。禁兵与卫府兵其所以不同，是南衙不得干预，直接隶属于皇帝或者由太子专门统领。
府兵还担任征防任务，与地方兵或边防兵结合在一起，往往被视为中坚力量。府兵出兵征防由朝廷命将统率，调遣时必须持兵部所下鱼符，经过州刺史和折冲府将领勘合后，才得发兵。战争结束则兵散于府，将归于朝。这样，将帅就不能拥兵自重。府兵担负边疆或内地特殊防务，由指定的折冲府分番服役。凡守库、护桥虽为专责，但仍然会同地方兵驻屯境内；戍边则系配合边防兵，府兵人数不多，除非战争中临时从各地调遣而来，一般均以少数兵力担负着防戍的重要任务。
府兵在出征时偶尔单独作战，但一般情况下往往与地方兵、边防兵、临时募兵以及番兵结合在一起，而作为中坚力量。
从府兵数量上估计，按每府平均额千人计算，总数约为四十到六十余万。以五番输役，每番总人数至多八万到十二三万，而宿卫京城的经常需要好几万人，所以可资调遣出征或防守外地的人数不会很多，即使集中调遣，充其量也不能超过两番总数，除留供宿卫外，不可能多于10万人。府兵组织本为平时编制，虽然也在战时发挥作用，却不能经常化。因而，府兵以宿卫为主，但不可忽略的是府兵在一定条件下，能适应战时调遣，番第制度规定征防可以免番，就包含了这一内容，特别是府兵作为核心力量使用，毕竟有其重要地位。
府兵制以均田制为基础，均田农民数量越大，府兵制就越巩固。府兵制与均田制结合，兵农合一，有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增加了政府管理的户口和赋税收入，扩大兵源，保证了军队的战斗力。
8.太上皇帝：识时务者为俊杰
唐高祖李渊为李氏家族打下江山后，开始露出真面目：沉迷酒色，安于享乐。李渊虽然改革了府兵制，防止了外贼的篡位夺权，但他虽为开国之君，却无实际兵权，在处理争夺皇位的问题时又拖泥带水，不够公允，只得自食其果，无奈之中当了太上皇。
随着各地的统一，唐高祖李渊的思想松懈了下来，他开始逐渐沉迷于酒色，安于享乐，对政治事务不再像以前那么用心了，朝政日趋废弛，加深了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和斗争，继而导致了皇储问题的产生。
李渊共有二十二个儿子，窦皇后生有四子，即李建成、李世民、李元吉、李元霸。武德元年（618年），根据立长不立幼的传统，长子李建成被册立为太子，李世民为秦王，李元吉为齐王。李世民参与了晋阳起事的策划，起事之后，在讨平群雄的战争中，他又屡建战功，但李世民不是嫡长子，按照规定，不能成为皇太子。
李建成作为储君的主要职责是帮助唐高祖李渊处理日常政务，而领军作战、平定各地割据势力的任务基本上都由秦王李世民承担，这在客观上为其建立显赫的战功创造了条件，形成了“秦王勋业克隆，威震四海，人心所向”的局面。李世民能征惯战，智勇兼备，成为唐军的重要领导人，他在秦王府中设置官属，开置文学馆，招揽四方文学之士。这些人都是李世民的谋臣策士，李世民常与学士们谈至深夜。此外，李世民南征北讨，网罗了不少勇将猛士，如初唐名将李世勋、尉迟敬德、秦叔宝、程知节等。拥有众多的谋士与勇将，秦王李世民与他的属下形成了当时政治上一个强有力的集团，直接威胁到了太子李建成的地位。在专制政体之下，政治权力是具有排他性的，太子李建成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确保未来皇位的继承权，必然要与秦王李世民抗衡，希望能削弱李世民的势力。
李建成具有太子的合法身份，因此得到了一大批皇亲国戚的支持。他长期留守关中，在京城长安有着坚实的基础，连宫廷禁卫军也在他的控制之下。唐高祖李渊也处处袒护他，接二连三地委托他以军国大事，是想在大臣和诸子中树立他的威望，为将来继承帝位打下基础。可李建成在体察民情军心上总是有负唐高祖李渊的厚望。
为了让李建成熟悉军国大事，李渊每天临朝，都让他坐在自己附近，参加各种问题的讨论。遇到不太重要的问题，就由李建成全权处理。又命礼部尚书李纲、民部尚书郑善果为太子太保，帮助李建成出谋划策，决断各种问题。二人虽尽心竭力辅助太子李建成，但李建成却不习诗文，不理政务，整日无节制地饮酒，和宫人嬉闹淫乱，把两个尚书的规劝全当成了耳旁风，无奈之下，二尚书先后托病辞职离去。
武德后期，太子李建成与秦王李世民之争愈演愈烈，而李渊却认为太子、秦王终会各谋其位，可以相安无事。事实与他所想象的正好相反，武德九年（626年）秦王李世民发动了玄武门事变，迫使唐高祖李渊的帝王生涯提早结束了。
这年夏天，突厥进犯唐朝边境，李建成向李渊推荐齐王李元吉为出征元帅，想借机把秦王府里的大将与精兵掌握在自己手中，然后再达到除掉秦王李世民的目的。不料这一密谋被李世民得知。李世民先发制人，向李渊密告太子、齐王淫乱后宫，李渊信以为真，决定诘问二人。次日，李世民在玄武门设下伏兵，当太子、齐王途经玄武门时，将二人杀死。随后，李世民派心腹尉迟敬德披带盔甲入宫向唐高祖李渊报告。此时李渊正和裴寂、萧瑀坐在小船上，荡漾在南海池中，他见尉迟敬德全身武装站立在池边，十分惊讶。尉迟敬德说：“太子和齐王谋反，秦王已将二人处死，特派臣前来保驾。”唐高祖李渊听后吓得目瞪口呆。萧瑀赶忙劝李渊把国事托付于秦王李世民，李渊无奈，被迫下诏，写下“手敕”，命令所有军队皆受秦王管制，制止了东宫和齐王府军队的骚乱。
其实，唐高祖对太子李建成、齐王李元吉与秦王李世民之间的斗争早有察觉，但始终没有着手解决，这里面不难说有着非常复杂的原因。李渊由关陇军事贵族起家，具有强烈的宗法观念。建立李唐王朝之后，他大封宗室，让儿子、叔侄诸王掌握重权，以维护和巩固李氏家族的统治地位。李世民军功卓著，李渊论功行赏，他的地位之高不言而喻。秦王集团与太子集团产生矛盾，唐高祖从封建正统思想出发，首先维护了太子集团的利益。他曾采取一系列措施对秦王的地位和势力加以控制。诸如在关东未平定的情况下命李世民班师回朝；又在后宫妃嫔的挑唆下训斥李世民，表示出对他的不满；曾命李世民的谋士房玄龄、杜如晦等人离开秦王府，把李世民手下的一些武将纷纷调离等。但李渊在限制秦王的同时，又不得不依赖秦王。李世民在巩固初建的李家政权中，称得上是一大顶梁柱。加上突厥屡屡进犯边境，秦王当然要统兵抵挡突厥的侵扰。秦王与太子集团双方各自有强大的势力，朝中大臣们也分附一方。唐高祖李渊自己并没有直接掌管兵权，所以无论消除哪一方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出于种种原因，李渊对两股势力的明争暗斗缺少明显的表态，遇事时各打五十大板，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他在偏袒太子李建成的同时，又以不伤害秦王李世民为恰到好处，企图在维护太子地位的同时抑制秦王的势力。在这种心理状态支配下，唐高祖在对待儿子们的事情上显得拖延而终酿大祸。可以说，李渊在处理儿子们的关系上拖泥带水、不够公允的态度，才是导致悲剧发生的根本原因。当秦王除掉太子、齐王，局势已明朗之时，他已无力改变秦王李世民的储君地位了。玄武门喋血之变，并没有引起朝中大乱，朝廷中大多数官员均表示拥立秦王为太子，这也就维护了李唐皇室的根本利益，所以唐高祖李渊也就顺水推舟，让出帝位，于武德九年（626年）六月下诏立李世民为太子。此时，全国局势基本上已被李世民控制，李渊表示愿早些退位。八月，李世民正式即皇位。
从此，61岁的李渊被尊为太上皇，徙居太安宫，过着修身养性的生活。太上皇是秦始皇统一天下以后为他的父亲庄襄王追尊的称号，所谓太上就是比皇帝还要尊贵的意思。李渊以开国之君做了太上皇，历史上恐怕仅此一人。李渊也是李唐王朝的第一任太上皇，他与唐太宗相安无事地度过了九年的太上皇生涯。李渊做太上皇，尽管有不得已的因素，但是他能够在面临突发事变时认清形势，审时度势、因势利导，避免了在中央中枢政治当中引起更大的政治危机，也不失为一种万全之策与明智之举。
李渊当了太上皇后，自知大权已被李世民掌控，自己心灰意懒，也就不再干预政事。在太安宫生活期间，李渊除了参加李世民举行的一些酒会外，几乎不曾离开过那里。李世民经常到九成宫（即隋朝的仁寿宫，位于今陕西麟游）避暑，李渊也不愿意随行。李世民对李渊的享乐需要尽量满足，并准备在长安城东北修建大明宫，作为李渊的养老享乐之所。李渊明白李世民的用意，所以也乐于过太上皇生活。李渊的这种做法，既减少了宫廷斗争，又为唐太宗施展才华创造了环境。
李渊临终前，要求后事“务从俭约”。李渊死后，群臣为他上谥号“太武皇帝”，庙号“高祖”。贞观九年（635年）十月，安葬于献陵（今陕西三原县内），其妻窦氏也加号太穆皇后祔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