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一项延续了一千三百余年的人才选拔制度——科举考试制度，一度只作为被批判的对象存在于人们的认识当中。随着社会的进步，人们的思想观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能够客观理性地看待世界，真正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来分析一切人和物。对于科举制度，我们已将其视为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在批判的同时，开始了对其合理性内核的发掘。时至今日，这项研究已经取得了相当丰硕的成果。

何忠礼教授对过去一个世纪的科举研究进行了综述。他认为，这一期间科举研究的重要成果，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科举制度起源问题，十余位中外学者对此进行了考辨，由于对确定科举制度的标准不统一，故未能达成一致；二是各朝科举制度的具体实施，包括科目设置、考试程序、考试内容、舞弊与防范、学校与科举、各朝制度的异同对比等诸多方面，都进入我们的研究视野，成果也最为丰富；三是对科举制度的历史评价及其国际影响；四是对古代科举史料的编纂，列举了三种最有影响的资料汇编。为作者直接引用的相关专著有四十余部，论文近八十篇，基本囊括了二十世纪较有影响力的论著，充分反映了过去科举研究的发展脉络，具有相当的深度。

刘海峰教授则从广的角度，对2005年8月以前几乎所有的“科举学著作”进行了统计，其中甚至包括不少普及性的非学术作品，比如《科举奇闻》《状元趣谈》等。由此归纳出近二十个专论形式的科举学框架，包含了科举研究所能涉及的诸多领域，视野十分开阔。

参照以上几位大家的研究，我们不难发现，从朝代的取向来看，科举研究成果的分布并不均衡。对唐宋科举制度研究的成果最为丰富，聚集的名家也最多，如傅璇琮、何忠礼、龚延明教授等；对清代的研究也有不少力作，如商衍鎏的《清代科举考试述录》等。相比之下，明代科举制度的研究成果比较薄弱，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成果数量相对较少，除了政治制度、科举制度通史外，专门系统地研究明代一朝科举考试制度的专著，目前大陆仅见黄明光《明代科举制度研究》和王凯旋《明代科举制度考论》；二是成果质量还有待提高，不少著作对相关问题的论证不够细致，有些甚至还存在一定的观点性错误。

先拿上面列举的两本专著来说，作为目前国内仅见的两部明代科举制度研究专著，作者的选题具有填补空白的意义。在内容上，两书分别就相关问题开展了比较深入的专题研究，有助于加深我们对明代科举制度的了解。不过，两书中还是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下面我们仅以两书对明代贡士的论述为例，稍微展开一点说。

黄著在第三章讨论明代会试情况及特点时，专辟一节论述会试贡士在政府衙门中的地位。作者并没有对明代贡士的概念做出判定，但从其标题和正文内容看，显然是把贡士视为会试中式者的专称。从《明代登科录汇编》所记载的考官名单中，作者统计出33科会、殿试的考官有591人为贡士，然后依据这591位贡士的任职情况，得出了相关结论。我们认为，作者整个这一节的论证根本不能成立，因为他连明代贡士的概念都弄错了。明人所称的贡士有多种含义，既可以是贡生，也可以是举人；会试中式者当然可以叫贡士，但会试下第者同样可以称贡士。贡士被规定为会试中式者的专称乃在清代。那么明代《会试录》《登科录》中所载考官中的贡士，是不是会试中式者呢？试以其中《嘉靖二十年（1541）会试录》为例，该科受卷官王聘为癸酉贡士，沙廷珪为壬午贡士，侯嘉祥为己卯贡士，林宗桂为乙酉贡士；弥封官魏琦为己卯贡士，夏时中为癸酉贡士，甘志道、张邦学为壬午贡士，等等。明代的会试时间一般为辰、戌、丑、未年，但以上癸酉、壬午、己卯、乙酉等年均为乡试年，何来“会试贡士”？其实，这些“贡士”都是举人，明代俞宪早就说明了：“是年，礼部尚书称总提调兼知贡举，革掌行科举文字之称；执事官由举人者，改称贡士。”

我们都知道，明代殿试只用以确定进士甲次，一般不存在黜落的问题，因此只要不出现意外情况，会试中式者都会参加本科殿试，获得出身。如果出现疾病、丁忧等特殊情况而不能如期殿试者，也可以参加下科甚至相隔好几科的殿试，然后出仕。会试中式者不经殿试而去做官，不但未见载于史籍，亦不合于常理——有没有进士资格，对仕途发展的影响太大了，“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谁会放弃唾手可得的功名利禄？黄明光对此没有留意，以致讨论了一个根本不存在的问题。

王著在“科举三级考试探议”一章中直接引用了黄的结论，认为“科举会试后贡士的任官相对较低”，并且进一步阐述其原因是“明初相当一段时间内没有举行殿试，会试的结束也就意味着科举考试过程的终结，正式的选官便已开始”。这种解释实在是错上加错。所谓明初未行殿试，大概指的是自洪武四年（1371）殿试后，又同年、次年连举乡试，不经会试便直接授官，洪武六年（1373）后暂停科举，直至洪武十七年（1384）又恢复科举。这段时间没有举行殿试，同样也没有举行会试，“会试的结束”云云实为不妥。即使贡士是会试中式者的专称，没有举行会试，又怎么会有中式的贡士呢？

与前二者相比，钱茂伟《国家·科举与社会》无疑是一部更见功力的著作。他从国家管理与社会控制的角度，对明代科举制度的实施机制进行了阐释。该书理论建构与实证考据并重，以明代为切入点，实现了对古代科举社会的整体观照。龚延明教授评价其为“近年来涌现的研究中国科举的一部力作”，其价值毋庸本文赘言。不过该书对明代科举制度的把握，依然存在一些小小的不足，诸如贡士之类的若干小问题，该书亦未详考。以下补充谈明代进士观政制度中的一个问题。

《国家·科举与社会》中说，“哪些人指定到哪些部门实践的原则是什么？文献没有明确道明”，于是作者推测“大体按所治之经即同门集中原则”。文献真的没有道明吗？《贡举考》卷1引《吏部职掌》云：“礼部咨送新科进士，其二甲、三甲者，吏部具题照依钦定二甲从七品、三甲正八品支俸，拨各衙门办事，照依名序，吏、户、礼、兵、刑、工、都察院各二员，通政司大理寺各一员，周而复始，榜末十余员俱留吏部。”把这个挑选原则说得清清楚楚。潘星辉《明代文官铨选制度研究》中也引用了这则材料，但并没有作实证性说明。为了验证，本文特意选取《嘉靖丙辰（1556）同年世讲录》，制作了一个表格（见正文末附表1），考察该科每位进士的甲次、观政部门和所习经书之间的关系。从这个表格中，我们不难发现，尽管不是特别严格（或许是个别调整），但这个原则还是基本得到遵行：观政部门只依照进士的殿试名次分拨，与所习经书之间没有任何关系。

由此可见，明代科举制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还是不少。产生问题的根源，可能还是忽视了对原始文献的深入发掘。或许大家都以为明代科举制度与清代完全相同，参照清代的相关论著，既省时又省力，没有必要对浩如烟海的明代文献进行深究。下面这种研究现象，更能反映出忽视原始文献的严重性。

对进士进行统计分析，是近年来涌现的一个研究热点，与明代相关的论文十余篇，一些专著也辟有专门章节。论文中影响较大的有沈登苗《明清全国进士与人才的时空分布及其相互关系》、范金民《明清江南进士数量、地域分布及其特色分析》、谢宏维《论明清时期江西进士的数量变化与地区分布》、郑建明《试论江西进士的地理分布》、吴宣德《明代地方教育建设与进士的地理分布》等。专著见何炳棣《明清社会史论》（The Ladder of Success In Imperial China）、吴宣德《中国教育制度通史·明代卷》、多洛肯《明代福建进士研究》（多洛肯的另一专著《明代浙江进士研究》对其数据进行了一定程度的修正）、方志远《明代城市与市民文学》等。以上论著通过对明代进士的量化统计，对明代进士在各地域的分布规律及其成因进行了分析，从科举的角度描述了明代的社会生活状况，不失为一种很有价值的研究。

但是，由于没有充分利用原始文献，仅凭借索引性工具书或其他二手资料，又缺乏必要的考证，致使大多数的研究结果相互矛盾，造成相当混乱的局面。

第一，对明代进士总数的统计数字不一（详见本书第二章第一节）。何炳棣、范金民、沈登苗、吴宣德等学者都对明代进士的总数作了统计，所得数据最大者为谢宏维的24898人，最小者为黄明光的24452人，相差446人。造成这种差距的原因，除了技术操作上的误差外，与各自采用的原始资料不同有密切关系。他们有的选择方志，有的选择《古今图书集成》，更多的选择是《国朝历科进士题名碑录初集·明洪武至崇祯附》（以下简称《碑录》），以及据此编成的《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下称《索引》）。这些资料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包括对明代进士总数的记载，或漏或增或误，不一而足。

第二，各地区的分布统计数据不一。比如江西地区的明代进士，就有不同的数字。吴宣德认为有2761人，郑建明却认为有3008人（详见本书第二章第二节），差距十分明显。再细到各府县，同样各有各的数字。

以上学者在作统计时，基本都是将二手资料视为原始资料，未加考证便直接利用。作为当前学者使用最多的工具书，朱保炯、谢沛霖编的《索引》是“把清乾隆十一年（1746）所刊行的《国朝历科题名碑录初集》及其所附刊明代诸科，以《进士题名碑》的拓片、《登科录》、各省方志等校订增补，重行汇辑，并加以索引化”，极大地方便了我们的利用，确实是一部非常好的索引书。从统计的角度出发，只要将《索引》完整地输入电脑，稍加编辑，即可得到一系列的数据。从技术层面看，这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但是，数据的正确与否，取决于资料的可靠程度，如果《索引》真的利用《登科录》等资料完成了对明代进士的必要考证，那么从其得到数据当然真实可信。可惜的是，《索引》虽然进行了校订增补，比如对洪武十八年（1385）科进士的增补等，但远远没有达到完善的地步，甚至还存在不少错误的考证。编者的确对《登科录》等原始材料加以利用了，但从其内容来看，实在有限得很。而且，在进行编排的时候，也存在不少诸如漏载、重出、错字、错甲次等种种疏误。因此，把《索引》当作统计的原始资料，是值得商榷的。其他几种资料同样存在问题，均有待必要的考证。除此以外，大家对明代进士的籍贯判定标准存在差异，有的以其户籍所在地为统计源，有的则以其乡贯为统计源，这也是导致分区统计数据不一的重要原因。

统计数字的精确是量化研究的追求目标，如果原始数据就存在大量错误，又怎能做出精确的统计？由此可见文献整理与研究的重要性。依照现今的研究水平，我们完全可以进行系统的整理，以保证数据的可靠性。但到目前为止，专门对明代科举文献进行研究的论著极少。陈长文在这方面下力较深，其初有《〈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校误》一文，这是国内第一篇专门给《索引》挑错的论文；后又以《明代进士登科录研究》作为博士论文，对明代科举研究的最可靠文献——《登科录》进行了全面的剖析，为我们合理利用这些文献提供了重要的参考。毛晓阳、马怀云亦有专文对《索引》进行订正。钱茂伟对明代科举名录的编纂也作过探讨，但重在介绍。多洛肯亦对此有过阐述，但他在《明代福建进士研究》和《明代浙江进士研究》中，似乎并没有充分体现出其对各种文献进行的整理工作。

随着科举研究的深入，对最为基础性的各朝进士名录进行充分的考证和统计，已经成了一项十分必要而紧迫的任务。于此，我们不能不提及龚延明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历代登科总录》。该大课题组依照朝代细分，组织了几个子课题组，广泛收集了国内外各种科举文献，在进行文献整理的基础上，力求对每一位进士的字号、籍贯、甲次、历官及生卒年等情况做出准确的考证。其学术价值之高，是不言而喻的。课题组成员祖慧教授应邀去日本访学时，曾专门向日本学者介绍了该课题的进展情况；龚延明教授亦在2005年科举研究国际研讨会（厦门）上作过《中国历代登科总录》编纂情况的介绍，引起了海内外学者较大的关注。

这是一项耗时费力的巨大工程，其中的任何一个朝代，都不是某一个人在短时间内可以完成得了的。其中明清进士为数众多，分省、分专题进行是一个比较实际的选择。多洛肯《明代福建进士研究》和《明代浙江进士研究》、蒋金星《清代硃卷集成文献价值研究》、毛晓阳《清代江西进士丛考》以及陈长文《明代进士登科录研究》等博士学位论文，都源出于该课题。他们分别选取不同的角度，为《中国历代登科总录》之子课题《明清登科录》进行了部分最基本的文献考据工作。笔者这篇博士学位论文，也与此课题紧密相连。这是一项有意义的工作，章培恒先生曾指出，“这种区域性的断代研究实在是当务之急；只有这样的成果积累得多了，我们才有可能对科举制度开展较为全面的断代研究”。

本文选择明代江西进士作为研究范围，主要是考虑到，有明一代，江西在科举方面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不仅在数量上居于全国前列，而且质量上也相当突出。明代江西进士中，名登巍科者甚众，乃至有一科鼎甲全为江西者。比如建文二年（1400）榜，状元、榜眼、探花、传胪全是江西人；下科永乐二年（1404）榜，江西人又一次囊括了三鼎甲，而且二甲前12名中，仅有第5—7名旁落外省。如此盛况，在明代是绝无仅有！下表对巍科人数的统计，基本能反映出江西在明代科举中的重要地位：

从表中可见，江西在各项指标上都居于全国的前列，其中在巍科总数、探花等项上还超过了浙江，仅落后南直隶数人。江西进士在仕途上也有不凡的表现，官至首辅、尚书等显宦者大有其人。据《新知录摘抄》载：

江西一省，可谓冠裳文物之盛，而吉安一府为尤最。自洪武辛亥至嘉靖己未（1559）凡六十科，吉安进士七百八十八人，状元十一人，榜眼十一人，探花十人，会元八人，解元三十九人（登第者二十八人）。官至内阁九人；一品六人，赠三人；尚书二十二人，赠四人；左、右都御史六人；得谥二十五人。

因此，在明代进士中，江西进士无疑是最为重要的部分之一，由此也成为《中国历代登科总录》之子课题《明代登科总录》的研究重点之一。

本书的研究过程：第一步，从《索引》中抽出籍贯为江西的进士名录，依照榜次先后排序列表，作为校勘的底本。第二步，用《碑录》作对校，初步发现《索引》存在的问题。第三步，用各榜《登科录》《进士履历》或《同年序齿录》等对校，同时制作进士小传，凡《索引》《碑录》与之相矛盾者，以《登科录》等为准；《索引》《碑录》缺载原籍者，概依《登科录》补入。第四步，对于无《登科录》可资利用的科次，以《皇明进士登科考》（以下简称《登科考》）、《皇明贡举考》（以下称《贡举考》）等对校。第五步，用地方志作对校，补充进士人物小传。最后形成《明代江西进士小传》和明代江西进士分榜分区统计表（见附录）。在这个过程中，凡是各进士名录不能相互印证处，尽可能利用《明实录》《献徵录》《明史》《国榷》等传记资料加以考证，最大限度地保证考证结果的可信度。

本书结构安排如下：正文的开头，先对记载明代江西进士的文献进行分析，比较各种文献之间的异同，并对其存在的问题加以揭示。其次，对明代全国进士的总数及各科人数进行考证，以之为江西进士的参照系，可以使我们更好地了解江西在明代科举中的位置。然后对明代江西进士总数、时空分布进行统计，总结其变化规律和原因。本来还应该把江西与其他直省作一比较，但经慎重考虑，还是觉得不作此比较为好——尽管目前有不少学者对明代进士的地理分布进行了研究，但其研究所用的基本为二手资料，又没有经过细致的考证，其数据不太可靠。只有等到《中国历代登科总录》结题以后，各地区的进士统计才会有一个比较准确的数字。这一章其实是在考证结果的基础上进行的研究。接下几章都是对文献记载中存在的讹误进行分类考订。首先考证的是进士姓名，包括复姓、改名、各书的误载等。其次考证了进士的籍贯记载中的一些问题，比如原籍和户籍分离、割地新置县等情况引起各书的误载等。再次考证各书对进士榜甲名次的误载。最后考证各书对进士年岁的误载。正文考证中有些表格因为所占篇幅较大，故放在附录部分。正文末附《明代江西进士小传》，是本文考证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