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一 香港女性小说的概念与研究范畴

香港文学的界定，一直以来颇有争议。过港文化人群的流动不息、在港文化活动的频仍交错以及媒体资讯的通畅发达都使得以一个绝对统一的概念来规范香港文学及其作家变得相对困难，但研究者命名的主动与自觉却未曾稍减。有研究者认为：在世界华文文学的球体结构里，香港文学的确切含义应该是代表香港地区华人文化的文学；也有研究者认为：香港文学是具有香港个性或特性、最能表现香港社会风貌、最能反映香港人的思想形态、生活方式、价值观念，从而表露很强的地方色彩的文学。但此处“华人文化”和“香港个性”的内容所指都不免语焉不详或宽泛模糊，这迫使研究者对香港文学的生成地域、表现题材、作家身份、发表地点以及使用语言等要素做出进一步的具体界定。于是，“出生或成长于香港的作家在香港写作，发表和结集的作品，自然是香港文学”。当然，此处的作品系指中文作品。

依此逻辑推论，“香港女性小说”即指出生或成长于香港的“女性作家”在香港写作、发表和结集的“小说作品”。因此，西西、吴煦斌、李碧华、钟晓阳、陈宝珍、亦舒、梁凤仪、黄碧云、陈慧、谢晓红、韩丽珠等的小说创作可以说是基本符合要求的“香港女性小说”，她们或出生在香港，或在香港成长和受教育，或出生成长皆在香港；但其在香港写作、成名后迁居他处，或异地写作与发表作品，如西西在台湾出版作品、黄碧云在巴黎写作、钟晓阳移居澳大利亚、梁凤仪在内地出版作品、亦舒在加拿大写作等将如何处置呢？再如，施叔青、钟玲出生和受教育在台湾，早期作品也多在台湾发表，她们的作品究竟能否算作香港女性小说呢？另外，王璞、陈娟等20世纪80年代从内地移居香港的作家作品又当如何归类呢？所以，“香港文学”界定中现实存在的意符之间的彼此交错和互相包裹情形，连资深的香港文学研究者也不得不说：“综合而言，香港文学有狭义的和广义的两种。广义的包括过港的、南来暂住又离港的、仅在台湾发展的、移民外国的。但两种之间随着时间的流逝，有时不免又得重新界定。”这意味着：“香港作家游移出入于两大华文地区，又流动迁徙于欧美外国，其实也正是这个国际性小岛城市在文学发展上的一个特色。”申明香港作家文化空间的游移流徙性质，正可以彰显香港文学内在的文化指认和身份诉求特征。

鉴于此，本书所采用的香港女性小说的概念至少包含以下要素中的两点：一、在香港出生或成长的女性作家的小说作品；二、女性作家在香港写作、发表或结集出版的小说作品；三、有较长的香港生活经历，对香港生活有涉及的女性作家的小说作品。如此，西西、吴煦斌、李碧华、钟晓阳、陈宝珍、亦舒、梁凤仪、黄碧云、陈慧、谢晓红、韩丽珠等归入香港女性作家没有问题，尽管她们中有人暂时或长期甚至永久地离开香港，并不妨碍其香港作家的定位。施叔青、钟玲虽然在台湾出生和成长，有着西方教育、生活和文化背景，但同时她们又都在香港居留了较长的时间。施叔青1994年离开香港到台湾定居，她写下了大量的反映港人生活以及香港历史的文学作品，影响相当广泛。而钟玲近年来生活工作在香港，其部分作品或表现香港生活，或在香港发表和出版，所以，将这两位作家的作品归入香港文学应该没有问题。王璞出生于香港，在香港定居生活十数年，陈娟1981年移居香港，她们都曾拥有香港的合法身份，所以，其作品无疑应属香港女性小说，而不应将其视为“内地赴港作家”的作品。

但就香港女性小说的历史渊源而言，有两位作家不应该被遗忘：张爱玲和萧红。20世纪30年代末至40年代初，她们前后相继来到并暂居香港，不但见证了香港战争的劫难和疮痍，还给读者留下了极其珍贵的香港书写和香港记忆。张爱玲给我们留下了《倾城之恋》，一座城市的陷落成就了白流苏和范柳原的姻缘；也正是在香港沦陷的激烈炮火的颠踬中，萧红结束了她年轻脆弱的生命。萧红在香港期间完成了一生中最重要的作品，《后花园》、《小城三月》、《民族魂鲁迅》、《呼兰河传》以及《马伯乐》的第一部和第二部，由此奠定了其卓然独立的创作风格及其文学史意义。战争中断了张爱玲的学业和梦想，被迫回上海以写作谋生，但她说过：“我为上海人写了一本香港传奇，包括《沉香屑 第一炉香》, 《沉香屑 第二炉香》, 《茉莉香片》, 《心经》, 《琉璃瓦》, 《封锁》, 《倾城之恋》七篇。写它的时候，无时无刻不想到上海人，因为我是试着用上海人的观点去看香港的。”其中不无对上海人的揶揄和嘲讽，但也不乏如实的描摹和品评。尽管后来张爱玲再次莅临香港并作短暂居留，写下了颇具争议性的长篇小说《秧歌》和《赤地之恋》,尽管萧红的骨灰永远地散落在浅水湾，她们在香港居住不满“七年以上”，因而不算严格意义上的香港作家，但她们的存在及其作品的影响无疑成为香港文学史中不可忽视的一笔财富。

20世纪70年代以后，高度商业化的社会背景、相对自由开放的生活方式以及活跃频繁的中西文化交流孕育了优秀的女性作家群，香港女性文学开始真正成长。到了“80年代，香港文学跨入了自觉时代，女性文学骤然兴盛，‘严肃文学’与 ‘言情文学’并驾齐驱，同领风骚”。西西、吴煦斌、钟晓阳、黄碧云、王璞、小思、施叔青、亦舒、严沁、岑凯伦、李碧华、梁凤仪、林燕妮、张小娴、黄庆云、周蜜蜜、钟玲、陈宝珍、陈慧、谢晓红、韩丽珠……小说、诗歌、散文各擅胜场，毫无疑问，以上女性文学作品构成了“香港意识”形成与发展的重要代表。谈到香港意识的萌生，不能不首推西西的《我城》；而议及反思香港历史的怀旧之作，不能不提到李碧华的《胭脂扣》；香港意识酝酿的高潮则是黄碧云的《失城》；施叔青由外而内，以“香港三部曲”的鸿篇巨制来还原香港历史，反抗“中心化”的香港历史叙事……以上分水岭式的经典作品，在在显示了香港女性小说特有的敏感性、前卫性以及深刻性，论述者鲜有错过。此外，钟晓阳、钟玲、陈宝珍、陈慧以及香港新生代作家韩丽珠、谢晓红的作品于香港身份的书写都颇有可圈点之处。

二 香港女性小说的国内外研究现状

作为香港文学的半壁江山，香港女性文学的研究却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其实，香港文学作为一个自足的研究课题，也是直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才渐具雏形，较早的几部香港文学史著，如谢常青的《香港新文学简史》，潘亚暾、汪义生的《香港文学概观》,王剑丛的《香港文学史》和《二十世纪香港文学》等部分涉及香港女性作家的作品，但篇幅较小，作家的选取也带有一定的随机性。随着20世纪90年代几部有影响力的香港文学史著面世，如刘登翰主编的《香港文学史》、袁良骏的《香港小说史》、施建伟等的《香港文学简史》以及曹惠民主编的《台港澳文学教程》陆续出版，才为内地学界揭开了香港文学的面纱，从心理上驱除了香港“文化沙漠”的无知偏见和荒诞成见，也才使广大读者一窥香港女性文学的真正面目。尽管这些著作都带有强烈的史著眼光和明显的开拓意识，并以各自的体例优势和著者的主体意识取胜，但毋庸讳言，由于其受制于既定的文学史编写体例或教材写作规范，对作家作品的讨论局限于单纯的个人生平介绍和简短的写作历程评述，深刻贯通的问题意识难以彰显；又因为受制于主导的文学研究理论方法，对香港文学的价值审视也难免片面和偏颇，某些问题的认定或文本的解析甚至成为意识形态差异下的话语“误读”。最为明显的，对女性创作群体整体上不够重视，又由于这些文学史的写作大多起始于香港回归之前，彼时香港与内地文化交流、信息传输上的一定局限，也在某种程度上增加了研究资料获得的难度，以致许多作家的作品只能凭借间接方式或二、三手资料的方式获得，种种遗憾之处在所难免。

但也正是在这些文学史家筚路蓝缕的拓荒基础上，新的研究成果渐次出现，赵稀方的《小说香港》和蔡益怀的《想象香港的方法》可作为其中代表，最明显的突破表现为问题意识的加强和研究方法的更新。赵稀方在《小说香港》之《前言》中分析了香港小说叙事中的“中原心态”和“本土声音”的差异之后，明确指出：“国内大同小异的香港文学史确已不少，这里并不打算再提供类似的一本。本书的兴趣在于观看香港想像及叙述本身，并尝试从小说与都市的互动关系中提出自己叙述香港文学的框架。”而在具体的论述过程中则删繁就简，从后殖民理论的高度提炼出香港文学的研究框架。对于女性小说家的讨论占据近半篇幅：“岛与大陆”的关系之“中国香港”部分涉及张爱玲的小说《秧歌》和《赤地之恋》, “中原心态”部分再次论述到张爱玲、王安忆的作品；而在论述“香港意识”的章节中以绝大的篇幅着重探讨了西西、李碧华、黄碧云和施叔青的小说文本；“文学的都市性”则从现代香港故事的视角分析了施叔青的《香港的故事》，并将钟晓阳和李碧华的作品作为香港现代性反省的例证；梁凤仪和亦舒的作品中所表现的“香港的情与爱”则用以阐述了香港文学的大众文化空间。《小说香港》标志着内地学者对香港文学研究问题意识和方法创新层面的提升和突破。

同样，蔡益怀的《想象香港的方法》亦强调研究的问题视角和方法论，“我已经不满足于那种由作家传记和社会学考察及零散的情感批评拼凑成的大杂烩式研究，而是力求把这个时期的香港小说当作一个整体来加以研究，分析作品中的意象、隐喻，力图发现香港小说家共同的创作心结、规律及香港小说中特有的创作元素”。该著作上编《香江浪子传奇——战后25年香港小说人物形象论》以大量的作家作品人物谱系的研究，展现了香港文学的形象系列与特有的叙事方式。该著的下编《港人叙事——八九十年代香港小说中“香港形象”与叙事范式》则以大量对女性小说文本的细致分析，归纳并论证了香港女性小说所建构的“都市寓言”、“私自呓语”、“丽人告白”、“市井喧嚣”、“家族私语”、“塘西残梦”、“百年沧桑”以及“家国想象”等，虽然这些主题的提炼因繁多而显出稍许的紊乱，但一定程度上显示了香港女性小说创作主题的丰富性和多义性。令人欣喜的是，这部专著所论述的香港女性小说不再总是那些在内地读者群中过度热销的亦舒、严沁、岑凯伦、李碧华、梁凤仪、林燕妮、张小娴等的作品，而是将一些优秀的严肃文学作家如西西、吴煦斌、钟晓阳、黄碧云、陈慧、谢晓红、韩丽珠等的作品也带进了读者视野。

或许因为身处其中的原因，香港学者对香港文学的研究反而持一种非常审慎的态度，被称为“香港新文学史的拓荒人”的小思（卢玮銮）从1977年开始，多年来致力于香港文学史料的搜集、爬梳和整理，先后出版有《香港文纵》、《香港故事》、《香港文学散步》以及合著《追迹香港文学》等，虽然迄今为止只是就香港文学史料的局部细节和个别问题发幽探微，如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香港文学活动情况，“南来作家”问题，20世纪五六十年代散文问题，香港沦陷时期的作品等，但毕竟是“自有香港文学以来第一次较具规模的史的研究”。黄维樑也是较早从事香港文学研究的香港学者之一，著有《香港文学初探》、《香港文学再探》，以及《活泼纷繁的香港文学》。此外，还有黄继持、郑树森、梁秉钧、王宏志、陈炳良、刘绍铭等，不断有香港文学研究方面的专著、编著或论文集问世。香港学者之不轻言写史在黄子平的《香港文学史：从何说起》中可见一斑。论文首先阐明了香港文学史叙述的理论困境，在一一列举种种文学史的开头——或标志性文学事件、或大作家大作品、或文学社团文学杂志的出现、或某一历史事件之后，认为：“这正是一般按 ‘时序’来叙述文学史所面对的共同困境。在一种黑格尔式的时空完美同一体中讲述历史的进化，一切无法纳入这个整体的就作为 ‘历史的渣滓’被抛弃了。这种叙述无可避免地，会成为如本雅明所说的献给‘胜利者’的贡品，或者如拉康所说的用来填补分裂的主体之缺口的 ‘崇高客体’。这困境在叙述像 ‘香港文学史’这样 ‘不纯’的对象时，暴露得更为充分。”此见解不可谓不一针见血，由此，论者提出是否有可能用一种“另类”的“以空间性压倒时间性的方式”来讲述香港文学史：“香港文学以 ‘作品的关系网络’的形式呈现，讨论的将是文学空间的切割、分配与连通。文学史的 ‘编写’转换为文学地图的 ‘测绘’。”这种深刻而新颖的见解，将有效地避免“影响”、“发展”、“流派”、“思潮”等研究论的弊端，使之不再占有支配性能指的地位。文章发表有年，对研究者的文学史思维理念有深度启发。但比较遗憾的是，以上香港文学研究论著对香港女性小说以至文学创作的涉及都非常有限，这和女性文学的现实发展状况当然不相符合。

特别值得提出的是，2002年牛津大学出版社推出“香港读本系列”，包括《阅读香港普及文化1970—2000》等12本书，其中与香港文学研究密切相关的有潘毅、余丽文合编的《书写城市：香港的身份及文化研究》和张美君、朱耀伟合编的《香港文学@ 文化研究》两种，这是香港文学和文化研究者根据自己的阅读体验和研究积累，就香港文学研究而选取的最具代表性的研究文章，可以称之为近年来香港文学研究的集大成者。前者共分为五个部分，涉及文学和社会学等多方面的论述。第一部分：理论与实践之间；第二部分：文化书写与历史流程；第三部分：公共空间与社区故事；第四部分：性别与女性历史；第五部分：文化空间与身体建构。后者也分为五个部分：1．香港故事、2．全球/本土、3．城市想像、4. “雅”与“俗”、5．性别与写作，连导言在内共收入香港文学研究论文30篇，从各个面向对香港文学进行了考察和思辨，其中专门论述香港女性作家的文章有近10篇，而其中涉及香港女性小说的论文则在大半以上。由于选编者的意图并不在于就作品谈作品，而是从文化研究的角度来考察香港文学和香港身份书写，因此，这些选文充分体现了香港女性小说与香港文化研究之间的重要关联及其在其中扮演的重要作用，表明香港女性小说的价值和意义已经得到了研究者的正视和相当程度的重视。

此外，香港女性作家研究的专著近年来也颇有斩获。陈燕遐的《反叛与对话：论西西的小说》、陈洁仪的《阅读肥土镇——论西西的小说叙事》、余非的《长短章：阅读西西及其他》以及西西、何福仁合著《时间的话题》都是研究西西及其作品的重要文献。陈国球主编的《文学香港与李碧华》则是李碧华小说研究的论文集。陈丽芬在《现代文学与文化想象：从台湾到香港》中论述到的香港女性小说家有西西、李碧华和吴煦斌。以上作家作品研究的专著在文本细读和叙事分析方面都颇见功力。伍宝珠的《书写女性与女性书写——八、九十年代香港女性小说研究》则是从女性主义的理论视角对香港女性小说进行的专论，不仅结合具体作品分析了香港女性小说中两性关系的复杂现象，论证了女性自我意识的苏醒、追寻、困境以及觉醒后的出路问题，同时针对香港女性小说中的身体与情欲的正视、书写、宣泄、“看”与“被看”的易转进行了深入的剖析，除此之外，还从女性主义叙事学的角度对女性小说的叙事视点、文本的叙事策略等进行了条分缕析，强调了香港女性小说对女性历史话语权的建构和女性形象的重构。黄念欣的《晚期风格：香港女作家三论》则在借鉴萨义德“晚期风格”理论的前提下，选取了钟晓阳、钟玲和黄碧云三位极具典型性的女性小说家的晚期作品进行细致论述，同时对三位女作家笔下的“互相凝视”现象进行了发掘，是文本细读研究的典范。香港女性小说研究的单篇论文或访谈文章，大多散见于香港各报章杂志及作家作品集的序言和附录部分：如刘绍铭的《写作以疗伤的“小女子”——读黄碧云小说〈失城〉》、黄念欣的《花忆前身——黄碧云VS张爱玲的书写焦虑初探》与《一个女子的尤利西斯——黄碧云小说中的行旅想象与精神家园》、南方朔的《七罪世界的图录》、杨照的《人间绝望物语》，对作品内涵都有比较深入的解读。颜纯钩的论文《香港女作家的天地因缘——李碧华、钟晓阳、亦舒、黄碧云》同时论述四位香港女作家，并将其分别概括为：亦舒——世故与透彻、李碧华——传奇与情欲、钟晓阳——才情与避世、黄碧云——苍凉与绝望，其把握和提炼很有针对性，也比较透彻到位，但仅止于总体风格，没有更为深入的理论探讨。

对香港女性小说着墨颇多，而且很有个人研究特色的是著名学者王德威的文章，其涉及香港女性文学的专论有：《香港——一座城市的故事》、《腐朽的期待——钟晓阳论》、《暴烈的温柔——黄碧云论》、《香港，我的香港——论施叔青的〈香港三部曲〉》、《香港情与爱——回归后的小说叙事与欲望》、《异象与异化，异样与异史——施叔青论》等；此外，还有涉及香港女性小说作品的评论多篇，如《阴森的仿古爱情故事——钟晓阳的〈爱妻〉》、《以理御情——西西的〈手卷〉》、《都市风情——西西的〈美丽大厦〉》、《冰雕的世界——西西的〈母鱼〉》等，因属新作快读类的文章，又局限于单篇作品，属于总体印象式或主题把握式的点评。许子东的评论文章《论“失城文学”》、《“后殖民小说”与“香港意识”》、《“无爱”的新世纪》、《长篇短评：李碧华的〈烟花三月〉》等也多以香港女性小说家西西、李碧华、黄碧云、谢晓红、韩丽珠等的作品为评论和分析对象。由以上研究所潜移默化并实质催发的台湾研究者对香港女性文学研究的兴趣不容小觑，而且适逢1997年香港回归前后香港小说关于身份认同与历史建构想像的高涨之时，活跃的台湾女性主义研究者以此为契机，对香港的女性小说掀起了一波解析热潮，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专书当推刘亮雅的《情色世纪末》和郝誉翔的《情欲世纪末》，此二著将香港女性小说研究纳入性别文化、情色文化的理论范畴，不啻是为香港女性写作研究打开了新的天地，增添了新的质素。前者以《爱欲在香港：黄碧云〈烈女图〉中的女性与香港主体》深入探讨了“烈女”所象征和开辟的香港历史；后者对黄碧云的小说《十二女色》、《无爱纪》以及西西的作品《旋转木马》、《拼图游戏》有着犀利而独到的阐释。另有一些香港女性小说的研究文章散见于研究者的论文集，如《蝴蝶、石榴与黄玫瑰——黄碧云小说中的（后）殖民论述与女性救赎》、《祖母脸上的大蝙蝠——从鹿港到香港的施叔青》、陈雅书的《何谓“女性主义书写”? ——黄碧云〈烈女图〉分析》等，但显然地，她们关注的重心还是台湾的女性写作。

相对于台港，内地的香港女性小说研究则比较薄弱，而且最近几年更有逐渐淡出研究视野的倾向。钟晓毅的《90年代的香港女作家》、任一鸣的《香港女性文学概观——中国女性文学现代行进的分支之一》、王确的《香港女性作家的女性关怀》、曾利君的《香港女性文学创作简论》、颜纯钧的《“房子”：精神的居所——香港女性写作的一种景观》与《怎一个“生”字了得——初读黄碧云（上、下）》、盛莉的《20世纪香港女性小说创作发展述评》、严秀英的《浮世哀歌：香港女作家婚恋小说中的爱情危机感》、王艳芳的《近三十年香港女性小说研究述评》等是从总体上对香港女性文学进行把握和研究的文章；对香港女性文学进行专题研究的则有王艳芳的《异度时空：论香港女性小说的文化身份想像》，赵小琪、赵坤的《当代香港女性主义文学中的美国形象》，司晓琨、赵小琪的《香港女性主义小说的影视改编策略》和《香港女性主义小说影视改编中的权力关系》等；张扬的《大陆与香港女性文学之再比较》则着眼于内地与香港女性文学的比较研究。涉及具体作家的研究论文比较多，尤其是那些作品在内地比较畅销的作家，如亦舒、梁凤仪、李碧华等；由于施叔青的作品在内地出版较多，因此也有不少研究论文跟进；凌逾的西西研究比较系统，从叙事学角度开辟了近年西西研究的新路向。但黄碧云、钟晓阳、钟玲、陈宝珍、陈慧、谢晓红、韩丽珠等作家的研究则比较少；此外，相当部分的硕博论文大都是近年新推出的研究成果。事实上，西西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以其经典作品《我城》成名，同样，黄碧云和钟晓阳都是出生于20世纪60年代而成名于20世纪80年代的作家；而陈宝珍、陈慧、谢晓红、韩丽珠等作家，很多内地读者则闻所未闻，也从未有简体字单行本作品在内地出版，这不能不说明内地的香港女性文学研究的滞后状态——除了研究者资料获得上的不能之外，恐怕与作品出版部门也有相当的关系。

综观香港、台湾、大陆两岸三地的香港女性小说研究，体现出以下特点——同时也是香港女性小说研究的问题所在：首先，整体性的问题研究的薄弱。且不说完整的香港女性小说史，就连一部总体把握香港女性小说的论著甚至论文集也付之阙如，香港女性文学史就更无从提起了。稍微齐全一些的香港女性文学研究只能忝列为各种版本的香港文学史、港台文学史以至中国女性文学史的附属部分。这并不是说香港女性小说分量不够或深度匮乏，缺乏进行整体研究的资格，而是香港、台湾的研究者对宏观的研究相对反感，更乐于和善于从细微处分析和解读文学作品与文学现象，而内地研究者虽有宏观研究的学术传统和内心愿望，却多少受制于资料的限制，不能全面地了解作家们的创作情况，尤其是近作，更缺少与作家的直接沟通和充分交流，妨碍或延迟了其研究的广度、深度以及进度。

其次，既有的研究成果集中于个别作家。例如，对于亦舒、梁凤仪等的研究，一方面是内地的作品出版和研究热潮，另一方面则是香港研究者的相对冷静节制。而西西、黄碧云、钟晓阳等的研究情况则恰恰相反，热闹在港台而冷落在内地。甚至，在对香港女性小说总体研究不足的情况下却出现了某些观点的雷同或重复，如对李碧华小说的研究，难以突破“奇情”或“怀旧”框架的拘囿；关于西西小说的研究，大多数研究者聚焦于其城市书写和后现代的叙事手法，除此之外突破很少，其症状可以表述为“丰富的单一”；同样，对于黄碧云小说的研究则津津于其“失城”的惶恐，此外则不愿深究。如此的研究状貌或许凸显了20世纪90年代香港的文化精神和港人的心理状态，但文学作品的意义存在于不断深入和多元阐释的过程，随着人们对历史体味的加深以及新的文化经验的累积，应当从原有的作品中领会到更多元和异质的文化思想表述。

最后，研究方法的较为单一。我们不便断言内地和港台的文学研究方法究竟孰优孰劣，但明显可以看出，香港、台湾的文学研究对西方新潮批评方法的借鉴一直处于前倾姿态，故此，在人们所接触到的研究文章中，后殖民、新历史等后现代理论、形式主义的文本批评可说是比比皆是。在这样的研究态势和格局中，很多作品极其容易在理论先导的过程中被活剥和肢解。当然，经过一轮外来理论的夹击和处理，每个作家的作品都不可避免地呈现出类似的城市寓言、家国想像和历史建构的意图等。所以，只使用某一种或几种方法无异于将一部充满无限阐释可能的作品进行缩水处理，最后得到的总是干巴巴的理论预设或先入为主的成见，甚至得出一些让人难以索解的结论。而大陆的香港文学研究方法近年来虽有所拓展，文本细读、文化研究和比较研究的方法逐渐为研究者所接受和熟知，但由于根深蒂固的大中原文化心态的影响，使得对香港文学的研究难以摆脱其与内地文学之间的跟从关系的成见，而缺少对两个文学主体之间的差异性观照，尤其是对传统社会学研究方法的成说沿袭，忽略了多元的香港文化对其创作的渗透，故而在某种程度上遮蔽了对香港文学丰富内涵的充分揭示。

三 身份书写视域下的香港女性小说

当然，本书无意于一部宏阔的香港女性文学史的构筑，也不打算实行多篇详尽扎实的作家专论。本研究拟从“身份书写”的问题角度入手，集中探讨从20世纪70年代直到新世纪以来的香港女性小说所表达和呈现的身份的思考、身份的迷惘、身份书写的建构以至身份书写的空幻，正如前文引述的黄子平在《香港文学史：从何说起》一文中所建议和期待的，笔者力图藉由时间、空间以及时空网络的切割所规范出的文化现象进入香港女性小说的论述。之所以考虑到这一选题，原因有二：一方面笔者多年从事中国女性文学的思考和研究，对于香港女性小说的兴趣和关注是原有研究的范畴拓展和理论深化；另一方面则缘于香港女性小说的成就斐然，香港女性小说在数量上占整个香港小说创作份额之泰半以上，而质量也大可与男性作家的小说创作平分秋色。

如前所述，香港文学身份书写高涨和演变的每一个重要关口，都有女性小说的经典之作参与论述，因此可以说道之处颇广。在方法论上，本研究的身份论述刻意打散了作家作品本体论的固定程式，以作品的共同性聚积，将每一种身份书写和认同方式的探讨置于开放式的格局之中，尽量客观地展示书写者之间的个体差异。自然，从空间的寻绎到性别的论述过程也呈现着开放性，而且，身份认同本身流动不居、充满差异甚至前后断裂——这是本论文最基本的理论视点和立场。或许，有的研究者擅长理论上的高屋建瓴，文本主题归纳上的提纲挈领，但往往历史本身的非线性发展使主题的提炼具有某种可疑性；同时，提炼和细化是两个反方向的行动过程，当一个精密的链条出现时，一个丰富的作家和文本却不见了。以丰富性的消失为代价，对作品进行类似于强取豪夺式的生吞活剥，阐释的内在矛盾也就在所难免：“突出的是各个不同的创作个体和现象间可通约或可公度的成分，而舍弃彼此具体意向和风格上的差异……因为对文学本身来说，真正有价值的，或更应该被谈论的，恰恰就在于这种差异性，在于不同的创作个体和现象间不可通约、不可公度的成分。”所以，对差异性的强调是本研究的另一个重要的理论依据。

至于香港女性小说的身份研究，则与其本土化创作的兴起相始终，成为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香港论述的敏感地带和热点话题。“以香港的特殊脉络来说，身份认同的问题乃是伴随九七问题的出现，因此并不像美国的种族论述那样强调黑人及所谓‘少数族裔’的身份政治，纵使涉及种族，也是‘同一种族’的人因香港殖民历史而生的内部矛盾。殖民历史所催生的城市论述和现代性思考因此与 ‘国族’、‘全球’、‘本土’等论述不可分割。”因此，多数的身份认同都执着于文化身份的研究，而文化生态自然又是一个相当混杂、多元和流动的状况，尤其对于香港文学。本书身份书写的讨论重点“可能并不在于寻找曾经拥有而已经失落的身份，而在于寻找一种刻意被设计为已经失落却不曾存在的身份”,意在凸显身份的寻找和建构如何填充和丰富了作家的历史记忆和文化想像。

需要说明的是，所谓“本土意识”、“香港经验”、“身份认同”等，“绝对不是一种粉饰现实、膨胀自我的做法，广义的殖民地主义应包含这些本土观念。因为只有在直接思考自身的处境时，才可包容回顾历史、掌握现在，并在回顾和掌握的过程中，寻求塑造本地文化的内容与形式”。其意义正如研究者所谓：“香港和中国，经过长期的隔离，分别在虽有同而却有不少异的政治、社会、经济独立的运作，其间两地因应变化的文化想像方式自然有基本上的差距，有些地方甚且是天渊之别。‘一国两制’的 ‘两制’就是这个差距事实的承认。如此，香港人，在回归前后，由过去在殖民教育下对民族自觉的淡薄和文化身份的漠不关心到现在对文化身份热切的寻索，正代表了社会想像传意行为活泼的苏醒，不但是正面健康的，而且也将是推动社会意识、文化意识转生的重要动力。”那么，在香港回归十余年之后，讨论香港女性小说中曾经众说纷纭、各执一端的身份问题之价值又何在呢？有学者早在回归之际就已敏锐地预测到香港文学研究的前途问题：“香港回归后，‘香港文学’还成不成为一门单独的学科，这是有争议的问题。笔者认为：‘九七’后 ‘香港文学’还将单独存在，不会等同于深圳的 ‘特区文学’, ‘香港文学’作为一门单独的学科仍将存在，这是顺理成章的事。”因此，香港文学没有也不会淡出读者和研究者的视野，平稳过渡也不意味着香港文学特性的消失，香港文学、香港作家作为整个中国文学以及世界华文文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即便仅仅是它在地域文化上的特殊性都将是不言而喻的。

本书从香港女性小说概念和范畴的界定、研究成果的梳理和归纳出发，客观分析香港女性小说生成的话语空间与精神资源，借助于后殖民主义、新历史主义、通俗文化理论、消费文化观念以及性别文化理论，从各个向度对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香港女性小说的身份书写进行全面的考察和剖析。带有强烈性别意识和自省意识的香港女性小说赋予身份书写更多的隐喻意义和象征意蕴，从香港意识的萌生到香港历史的钩沉，从城市地图的绘制到异度空间的创造，从物质主义文化的展览到性别身份的论述，从现实主义的摹写到超现实主义的想像，香港女性小说以沉实厚重的内容和新奇强烈的风格为香港身份进行了多元化诠释，从而将身份的建构呈现为开放的格局。本书从五个层面展开论述。

本书第一章主要从理论上进行三个层面的问题廓清：首先是“身份”书写命题的内涵揭示，从社会学、心理学、哲学、女性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等理论视角对之进行必要的知识谱系梳理；其次就香港特殊的人文历史、地理背景和文化政治的更迭论证香港女性小说的精神空间构成，指出其话语资源的混杂性与创造性；最后总体论述和梳理香港女性小说身份书写的建构企图和解构尝试。

本书第二章着重展开对香港女性小说空间指认下的城市身份书写的探讨。在细致的文本分析中论证其身份书写的三个逻辑层次，一是天佑我城：城市意识的萌生，以西西《我城》系列作品为代表，揭示在经济起飞时代本土意识的获得；二是浮城志异：城市意识的辩解，以西西《浮城志异》系列作品为标志，探讨如何在香港城市意识和身份的归属问题上发声，传达本土作家的立场与思辨；三是失城之乱：城市意识的解构，以黄碧云《失城》系列作品为代表，其所构造的“流离文学”主题在在显示了城市身份书写的另一面向。

本书第三章侧重香港女性小说时间寻找中的历史身份建构。“九七回归”前后，香港文学的历史书写达至高潮，李碧华、施叔青、西西、陈慧、黄碧云皆有不凡建树：或以钩沉历史带动“塘西文类”的怀旧书写，或以鸿篇巨制力图还原百年香港的殖民历史；或以怪谈传说取譬设喻拆解历史成说；或以看似波澜不惊实则惊心动魄的家族书写掩埋一段逝去的历史；或以口述烈女记忆重构完全另类的香江历史。差异性的历史书写包含着作家们不同的历史感受和历史观念，皆在传达出香港女性小说对历史书写的积极参与和清晰发声。

本书第四章在空间和时间认同的交叉点上，提出“异度时空”的概念，并从五个方面论述异度时空之于香港女性小说身份书写的针对性和概括性。异度时空的范畴有五：一是“夹缝人”的现实生存困境，如陈宝珍的《找房子》、施叔青的“香港的故事”系列等所展现的；二是“老灵魂”的人格类型模式，如钟晓阳的《腐朽与期待》、《遗恨传奇》等中所描绘的；三是生死轮回式的情爱理念，如钟玲的《碾玉观音》、李碧华的小说《潘金莲之前世今生》等所阐释的；四是香港70后新世代女作家韩丽珠、谢晓红的后现代香港书写，以荒诞和暴力的书写风格传达出超现实主义的文学魅力，从而传递普通人的生存超越意识；五是香港女性小说以妖魔鬼怪为载体的诡异叙事方式，如李碧华的《青蛇》等系列小说、黄碧云的《创世纪》等系列小说，以其笔下人物的鬼怪身份和诡异风格，再次验证了香港女性小说异度时空的身份想像。异度时空的想像无疑是香港文化身份想像的特殊创造，空间生存与身份认同的拥挤和困顿使人物和叙事纷纷逸出现实场景，写作者藉由人鬼相杂和阴阳不分的鬼魅世界，或对于香港后现代生存的超现实想像委婉地传达了身份认同的焦虑与困惑。

本书第五章从性别文化的立场重审整个香港女性小说，详细阐述女性小说如何藉由性别话语实现了主体身份的从认知到解构。论述涉及“妓女形象”所隐喻的性别寓言、“丑怪男人”所象征的父亲权威、抗衡异性恋霸权的越界畸恋书写、疾病书写和隐喻中的生命思索以及“媚行者”言说所践行的自由悖论。性别论述的要点在于：女性自我的身份书写既是非封闭的，又是非固定的，它意味着开放、流动、争议，不断地被拆解和质疑，同时也意味着性别书写在何种程度上最大化地实现了关于自由之书写的探求。

结论部分指出，香港女性小说身份建构的流散与聚集、同一与差异、匮乏和无限地寻找的特质——这不仅符合香港后现代文化的基本特征，印证了其后殖民文化的在场，明鉴了女性主体逐渐显影的过程，而且凸显了女性小说身份书写的差异和歧见。事实上，断裂、差异、混杂正代表着当下香港丰富多元文化的总体特征和基本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