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身份”谱系与香港书写

Identity（身份），常常被翻译为：身份、认同、同一性以及身份认同，彼此之间的意义区别不大，因而常被混用。具体来说，“身份认同”可被用于一个人、一个地方、一个国家甚至整个世界，从民族国家认同到同性恋者的身份感，都可以用认同来指称，而且一切认同问题最后都归结为人的问题，自我的问题。因此，身份问题是跨学科的问题，本身也是一个不断演化着的概念。作为极为复杂的精神现象，一般来说，身份认同是指“现代人在现代社会中塑造成的、以人的自我为轴心展开和运转的、对自我身份的确认，它围绕着各种差异轴（譬如性别、年龄、阶级、种族和国家等）展开，其中每一个差异轴都有一个力量的向度，人们通过彼此间的力量差异而获得自我的社会差异，从而对自我身份进行识别”,身份认同在这里被强调的是，在人类总体生存状态中构成的整体的人的自我身份感。从比较宽泛的意义上说，身份认同是从人的眼光来看待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人与自身这三者之间的关系，是自然、社会和人对自己的影像在人的认知中的反映。

对此，美国著名的发展心理学家和精神分析学家埃里克·H．埃里克森（EriR. Hombuxger. EriRson）有重要理论贡献。他指出人的生存感是由人的认同感决定的，“在人类生存的社会丛林中，没有同一感也就没有生存感”,因此，寻求认同以获得自身的存在证明，正是生命个体在其生命中的每个时期都不可或缺的重要关切，而人在成长的不同阶段，其身份认同又有着较为明显的差异。在其专著《同一性：青少年与危机》中，埃里克森还着重指出人的身份认同并不仅仅是心理事件，它必然地打上了历史和社会的烙印。由埃里克森的理论出发，历史和社会的文化境遇变化会对人的身份认同造成重大的影响。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在《现代性与自我认同》中，将自我认同的确立和形成与现代性的社会背景相联系，从社会学的理论角度为自我认同提供了支持。他认为：现代性所带来的变迁过程内在地与全球的影响联系在一起，被带入到全球转型的浪潮中去，那种真切的感受令人坐立不安。最重要的是，这种强烈变迁已深入到个体活动的情境以及自我的构造当中。也就是说，在自我认同的塑造过程中，外在的全球现代性制度对个体的冲击以及个体对这一冲击的吸纳和强化作用并存。

由此可见，吉登斯在埃里克森言说的基础上更前进了一步。如果说埃里克森首要强调的是认同与自我相关的心理联系，吉登斯则将认同的问题置放于晚期现代性的场景之中，“个体，该做什么？如何行动？成为谁？对于每一个生存于晚期现代性场景中的个体，都是核心的问题”。自我认同“并不仅仅是被给定的，即作为个体动作系统的连续性的结果，而是在个体的反思活动中必须被惯例性地创造和维系的某种东西”。自我认同也“并不是个体所拥有的特质，或一种特质的组合。它是个人依据其个人经历所形成的，作为反思性理解的自我。认同在这里仍设定了超越时空的连续性。它包括人的概念的认知部分。成为一个 ‘人’，而不仅仅是一个反思行动者，还必须具有有关个人的概念”。同时，他认为“拥有合理稳定的自我认同感的个人，会感受到能反思性地掌握的其个人经历的连续性，并且能在某种意义上与他人沟通”。加拿大哲学家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的《自我的根源：现代认同的形成》着重于从伦理学的角度书写现代认同的历史渊源，认为认同问题关系到一个个体或族群的安身立命的根本，是判断是非善恶的标准，是确定自身身份的尺度。“认同危机”的最主要表征就是失去了这种方位定向，不知道自己是谁，从而产生不知所措的感觉。

因此，身份认同问题更是一个具有浓郁的后现代色彩的新问题，查尔斯·泰勒在他的另一部著作中明确提出：“在现代之前，人们并不谈论‘同一性’和 ‘认同’，并不是由于人们没有（我们称为的）同一性，也不是由于同一性不依赖于认同，而是由于那时它们根本不成问题，不必如此小题大做。”并且身份认同凸显了种种权力之间的内在的张力，认同问题的核心还是价值观认同问题，在“我是谁？”、“我在哪里？”和“我有什么用处？”的追问中，从对象身上发现并真正意识到自己的身份和价值。从这个意义上说，身份认同还关联于现代社会情境中人的价值度和意义感的寻求。

无论如何，“Identity”已经成为当代社会非常现实的问题，“在每一个地方，我们都遭遇到认同的话语。而且，人们所讨论的不仅仅是认同问题，还涉及变化问题：新的认同的涌现，旧的认同的复活，现存的认同的变迁”。鉴于“Identity”在翻译中的细微区别，研究者认为：“从后现代来看，Identity本身变得既不确定、多样且流动，正需要有一 ‘认同的过程’去争取。换言之，身份（或正身）来自认同，而认同的结果也就是身份的确定或获得。”不管研究者倾向于将其翻译为身份，还是认同，其所指称的意义内涵是有目共睹的。换句话说，身份认同至少包含两个方面：一是个人的认同（personal identity）；一是社会的认同（social identity）。而“个人的认同指的是自我的建构，即我们如何认知我们自己与我们认为别人如何看我们自身。社会的认同则涉及作为个体的我们如何将我们自己放置在我们所生存于其中的社会的方式，以及我们认知他者如何摆置我们的方式；它衍生自个人所参与其中的各类不同的生活关系”。在身份认同的实现过程中，个人的认同和社会的认同表现为互相影响和渗透的关系。

与此同时，“Identity”还是女性主义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女性主义者强调，认同问题并非自我意识的终极目标，而是出发点。对妇女而言，身份认同可以是多元的，甚至有可能是自相矛盾的，因为对于身份认同来源的不同解释构成了自我认同的政治，当女性在讲述自己的故事的时候，实际上是在进行文化叙事。晚近的女性主义理论则认为，“ldentity”是通过与他者的不同而建构的。即与一个以社会性别、种族或者自然性别为基础的集团认同，主要取决于社会身份相同的群体和另外的社会身份不同的群体对立的两院制度，依据与他者的不同来确定自己所属的集团。可见，女性主义内部对认同的理解同样关涉到政治、文化、性别、种族以及他者等多种因素。

从安东尼·吉登斯对现代性和自我认同关系的讨论到后现代主义对认同“差异”的强调；从女性主义者对以性别为基础的社会偏见的解构到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者的兴起，身份认同问题的不可回避性在于它不仅与心理学、政治学、社会学、哲学和人学问题相关，而且它和文化及文学建立了更加密切的关系。针对身份认同的复杂性和个体性，研究者更愿意以“文化认同”这一概括性的概念来称呼之。文化认同作为身份识别、规范求同和归属感确立的一种符号与意义的赋予过程，它在不同的层次、范围上有着不同的性质、方式和效果预期。它显然更加依赖于共同的语言、宗教、历史、价值观以及宪法和主流意识形态所规定的共同奋斗目标和思想背景，它是以家庭认同为基础的，建立在更深层次和更高目标上的关于民族一致利益和共同未来的认同。认同的哲学基础是“和而不同”，它从来就不是文化的全方位趋同，百分之百的一致同意。更多的时候，它是多样化文化之间的理解、尊重、沟通和融合，只有全球化的某种主张与各民族国家文化的价值取向、利益追求相吻合时，全球认同才会出现。于是，身份认同自然就纳入文化研究的范畴之中，而演化则是其最基本的特征。

文化认同系“成为”（becoming）以及“存在”（being）之事，它属于未来和过去。它不是那些已经既存的事物，它跨越地方、时间、历史及文化。来自某地的文化认同虽有其历史，然而，也像任何有历史的事物一样，它也在持续的转型。它并未永久地固定在某一本质化的过去，而是属于不断的历史、文化与权力的游戏。

于是，身份认同具有以下三个基本特征：关系性——一个人的身份总是藉由与他人的差异系统而确立的；叙事性——个人的身份在个人以及他者的叙事所连缀成的故事中显现；想象性——个人的身份除了物质的基础之外还是一个想象的存在方式。不同的研究者都注意到了身份认同的多样性，这同时也带来了其划分的芜杂性以及彼此概念范畴的不对等性和不均衡性。王赓武先生在其东南亚华人的身份认同研究中，就将正在变化中的东南亚华人身份认同状况描绘为：历史认同、中国民族主义认同、村社认同、国家（当地）认同、文化认同、种族认同以及阶级认同。但其也对如此繁复的认同区分表示了警惕：“现在要说明的是，所有这些概念都曾或多或少地有助于我们对东南亚华人的理解，但任何一个概念都不足以表达这个地区华人身份认同的复杂状况。更接近于现实的情况是，东南亚华人具有多重的身份认同。”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身份认同研究的方法：标准和规范，即自然规范、政治规范、经济规范和文化规范，为世界范围内的身份问题研究提供了一个相对统一的范式和比较适用的方法。

较之东南亚华人乃至台湾人认同的复杂性，香港人的身份认同显得相对单纯，但香港的情形亦有它的特殊性，研究范型的借鉴可以帮助我们在更广阔的格局和空间里厘定问题和把握动态。在研究香港女性小说的身份书写的问题上，首先，要强调的是身份的叙事性，香港女性小说中的身份表达总是在叙事中体现和完成的，小说形式与叙事之间天然的紧密联系使得身份话语的故事性与象征性兼而有之，使它既显现为日常生活的，又显现为理性思考的。其次，还要强调身份的想象性，作为一种文学书写，身份的表达始终是一种和自我相关的想象，而过渡时期的香港，人心浮动、幻象百变，历史回忆、现实场景与未来企盼相交织的特殊空间为作家提供了身份想象最为润泽的土壤，作家正是凭借这“山雨欲来”的氤氲氛围，努力穷尽其碧落黄泉之想象。除此之外，需要特别强调的是身份书写的差异性，此差异性不仅表现在对空间的营构、时间的指认、异度时空的缔造、现实物质主义文化的想象，还表现在自觉的性别文化立场，并最终体现于每一思维个体之间的差异性。因此，“香港作者对自己身份的反省，当然亦有各种不同态度、不同方法。一种做法是与其他时空的比较来界定，或者从他人的关联中回头反省自己，从自己所 ‘不是什么’来界定自己是什么。对于文化身份的追寻，往往亦从如何描绘 ‘他人’开始。这 ‘他人’可能是其他来到这片土地上的人，也可能是离开这片土地所遇到的种种不同的人。香港作为一个国际性的现代都市，自然提供种种的 ‘来’与 ‘去’方便，在流放与归来之间，各式各样的人物亦可借作追寻文化身份的种种衬照”。这也是香港女性文学身份研究的特殊意义所在。

在充分把握了香港女性小说身份书写的叙事性、想象性和关系性亦即差异性的基础上，可以从自然规范、政治规范、经济规范和文化规范方面着手，清理其小说文本中所着意表达的、与之对应的城市/空间意识、历史/时间意识、物质/消费文化意识以及性别文化意识。显然，人的身份认知取决于人所生存和生活的时间，同时也取决于人和生存空间的关系，并且具体时间和空间里的文化状况对人的影响也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同时，这里的时间、空间和文化因素又可以区分为小历史、小空间、小文化环境和大历史、大空间以及大的文化环境。不同的写作者可能依据个人的经验和理念采取了不同的写法，表达出在特定历史情境中人的身份意识的面向不一和程度不同。就香港一地而言，它的线性的时间历史是多变的，有很多的历史枝节以及传奇故事可供小说家敷衍，而其地理空间所蕴含的寓意也是多元的，它位于中西之间，是经济文化交流的通道，它也位于南北之间，是中国大陆与东南亚之间政治文化联系的桥梁，同样，它在中国台湾和中国大陆这两个华文写作的重镇之间所起的作用也是不可替代的。这里，空间、时间与人的关系交错而为立体的空间，从来不可能有单方面的因素影响人，而是诸多的因素在同时起着多维的推动和牵制作用。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香港女性小说在空间和时间的交错与混杂中，更混杂了形式各异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元素。从20世纪50年代香港与内地的政治隔绝到20世纪60年代香港经济的起飞，从20世纪80年代中英会谈香港主权问题到1997年香港回归后的“一国两制”，再到新世纪涉及香港的两岸四地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各种新议题，其间些微的意识导向变动不能不成为写作者身份思考的重要影响因素；百多年的殖民历史影响了香港经济的发展，也造成了其与母体文化的某种隔离，所有这些都在文化上潜移默化地完成了对香港文学的塑造；香港高度的商业化社会环境、消费主义文化观念以及物质主义的生活方式都使写作者对身份的体认和书写增添了丰富而复杂的内涵。此外，在这些边缘空间与城市空间、私人空间与公共空间的相互挪用和转变中，性别的因素对女性写作者的影响也越来越明显和不可忽视。

因此，香港女性小说的身份书写既关乎自我存在的现实拷问，同时又投射出对城市未来命运的期望，既指向历史沉痛的疮痍，又承担起未来文化的关切。香港女性小说的身份书写在空间和时间的交接点上承接起沉甸甸的现实境遇、家国想象和文化传统，在物质社会、商业文化和消费理念的重重包裹中最终把性别的主体推举到最醒目的位置，讲述了一个充满矛盾、诡异、携带着建构的激情同时又实践着拆解的清醒的identity（身份）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