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诗》的原始性和文学性

《诗》《书》《礼》《乐》《易》《春秋》，是中国先秦时代最早的几部文献。这些本是社会的公共文本，在诸子百家中，只有儒家愿意全面继承它，并对之加以整理和阐释，于是它也就成了儒家的经典，被后世称为“六经”。到了汉代，因为社会尊经的缘故，这些文献名称的后面普遍缀了一个“经”字，如称《诗》为《诗经》、称《易》为《易经》，等等。虽然在先秦时，还没有《诗经》这样的名称，但为了口语表达的方便，我们还是以《诗经》称之，这一点请大家能够理解。

《诗经》是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歌”二字是个现代名词，但用在古代却是很恰当的，因为《诗经》中的诗篇都是可以歌唱的。《诗经》可以说是一部史诗，它所反映的主要是西周和春秋初中期人们方方面面的精神生活。18世纪下半叶法国汉学家希伯神父（LePFibot）在其所著《古代中国文化论》中说：“《诗经》的篇什如此优美和谐，贯串其中的是古老的高尚而亲切的情调，表现的风俗画面是如此纯朴和独特，足可与历史学家所提供的资料的真实性相媲美。”西周和春秋初期虽然也有过社会乱离的历史，但总体上说，那时人们的生活颇有田园诗般的味道。在我们看来，《诗经》中的诗篇，大部分为无名氏所作，或者是一种集体式的创作，其功用是社会共同体成员用来相互娱情，或者在宗庙中娱神的。汉代儒者硬说《诗经》篇篇都是美某人、刺某人的，有许多穿凿附会的成分。

中国西南地区一些少数民族到今天仍有“对歌”的习俗，大概《诗经》时代普遍具有此种风俗。《诗经》中的风谣一类诗很可能是通过这种“对歌”形式传播的。这种“对歌”有时是恋人的互诉衷情，也有时是集体娱乐的相互调笑。它直抒胸臆，活泼清新，感情真挚，充满生命的活力。像《将仲子》: “将仲子兮，无逾我墙，无折我树桑。岂敢爱之？畏我诸兄；仲可怀也，诸兄之言亦可畏也。”这种偷情诗歌能在上古社会共同体中传唱、流传，最后被王朝采诗官采集到，经过整理后，又被上层社会接纳，并加以传习。如果没有集体娱乐“对歌”调笑的形式，这样的诗是不会在最初流传的；如果没有一个相对开放宽容的人际关系和共同的审美情趣，王朝采诗官也不会将之宣之于大庭广众之间的。

《诗经》向我们展示了当时人们精神生活的“样态”。他们的生活是具体的、琐碎的，乃至重复的，几乎是无须记述的，但这些生活乃至具有此生活的人们的精神是那样的鲜活，它以一种诗歌的形式记录下来，并且一直被传诵，被解释，而由此，这种生活乃至具有此生活的人们的精神被“诗化”了，我们或许可以将之称为“诗化人学”。尽管汉代以后曾有一个“礼化诗学”的过程，但是“诗化人学”的传统一直借助文学的形式被继承和发展，也就是说，后世人们一直用诗来唱颂自己的生活。

五经中的其他四经如《易经》《尚书》《春秋》《仪礼》都是出自圣贤的制作删述，记载圣君贤相、大贤君子的言行事功，只有《诗经》中的《国风》所反映的是里巷田野、匹夫匹妇的悲欢怨怒之言，甚至还有偷情“淫奔”之事，这部分内容怎么可以与帝王圣贤的格言大训并列为经呢？通观历史，中国可称得上诗的国度，尤其是唐诗更发展到一种巅峰的程度。但人们仍称《诗经》为经，而不称后世的任何诗篇（包括唐诗）为经，这又是为什么呢？

由于语言的变迁，《诗经》的大部分诗今天读起来已不甚能懂。然将它翻译成现代语言，我们会发现，其思想之鲜活，几乎与我们是零距离的。由此我们认为诗经是灵魂之诗，唯其是灵魂之诗，它才体现诗之灵魂。在我们看来，《诗经》的深层的魅力，在于它是一部情感母题的结集。董仲舒《春秋繁露·玉杯》篇说：“诗道志，故长于质。”苏舆《春秋繁露义证》解释说：“诗言志，志不可伪，故曰质。”志，指人们的情志；质，指真实自然。《诗经》所反映的正是上古先民真实心声的自然流露，体现他们对于真、善、美的热切追求。与后世的诗歌相比，《诗经》没有过多强调技巧、格律，也没有刻意追求绮丽的辞藻，但它却完好地保留了诗的原始抒情本质。那时的人们，动于心而发于口，天机自动，天籁自鸣，他们所抒发的情感，无论喜怒哀乐，都是那样的真实自然，没有一丝矫揉造作。而抒发情感正是诗歌的本质。诗人沈方在《诗歌的原始样式》一文中提出：“真正的诗歌，就是原始样式的诗歌”, “只有回到诗歌的原始，才能得到本质的诗歌”。这种看法是很有见地的。

《诗经》并未因为其草创而显得粗犷、鄙野，相反，在很多方面其艺术造诣都是后世所无法企及的。《诗经》没有确定的作者，它在流传过程中很可能经过许多高手的加工锤炼，以至篇篇精致无比。例如对爱情的描写：“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又如对远征士卒内心世界的描写：“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行道迟迟，载渴载饥。我心伤悲，莫知我哀！”又如对女性美的描写：“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又如对孝子思亲之情的描写：“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长我育我。顾我复我，出入腹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又如对感恩之心的描写：“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等等，皆为千古佳句。它对后世诗歌的发展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所以宋代朱弁《风月堂诗话》卷上评论魏晋诗歌说：“魏曹植诗出于《国风》。晋阮籍诗出于《小雅》，其余递相祖袭，虽各有师承，而去《风》《雅》犹未远也。”宋许《彦周诗话》述苏东坡教人作诗之法说：“熟读《毛诗·国风》与《离骚》，曲折尽在是矣。”许并且评论说：“仆尝以为此语太髙，后年齿益长，乃知东坡先生之善诱也。”

《诗经》虽然从一言到八言几乎都有，但基本是以四言为主。在中国诗歌史上有一个从四言诗到五言诗，再到七言诗的发展主线。《诗经》之所以以四言为主，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由于当时语言习惯的原因。上古人说话简洁，词汇多以单音节为主。后世词汇发展，多以双音节为主。今人读《诗经》觉得特别古奥，然而当时人一听就能懂的。二是由于《诗经》中的诗最初是用来歌唱的，歌唱有音节的需要，四言应该是适应音节表达的需要而自然形成的。秦汉以后，也有写四言诗的，但多是写铭、颂之类。后世可能因为语言习惯的变化，人们已经不善于用四言诗来抒情表意了。所以，宋代刘克庄《后村诗话》卷一说：“诗四言尤难，以三百五篇在前故也。”由于后代人缺乏写好四言诗的体会，加上经学家更重视《诗经》的道德教化意义，所以对《诗经》中四言诗的美学规律，一直没有很好地进行研究和总结，这是非常遗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