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史前劳作活动与原始生态文化

早在有历史记载之前，广西西江流域就存在着大量的人类活动。这些活动，我们只能通过现有的考古发掘资料，进行某种程度和某种意义上的历史还原和重构。而且，这种重建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对当时人类劳作活动的文化遗存的考察基础之上的。根据已有的考古发掘，史前广西西江流域的人类活动，主要集中在桂北的桂林地区、桂中的柳州地区、桂南的南宁地区以及桂西的百色地区。这些地区的史前遗址包含有较为完整的文化遗存，通过对这些遗址当中所存留下来的文化堆积物的考察，可以约略窥见史前人类劳作活动中的生态文化特征。

一 桂林甑皮岩文化遗址所反映的生态文化

桂林甑皮岩遗址地处西江支流漓江流经的桂林地区。桂林以其“山青、水秀、洞奇、石美”的岩溶地貌而闻名遐迩，自古以来广受赞誉。桂林不仅自然风光神奇瑰丽，“江作青罗带，山如碧玉簪”，而且具有优越的生态环境，“五岭皆炎热，宜人独桂林”。从自然条件来看，桂林属于亚热带地区，气候温暖湿润，各种自然资源丰富，尽管属于典型的岩溶地貌，山多地少，但漓江流域的峰丛地带通常都分布有块状的依山傍水的肥沃土壤，适合人类的劳作活动。因此，桂林漓江流域是非常适宜人类生存繁衍的。桂林甑皮岩遗址所出土的文化遗存就是一个历史明证。

桂林甑皮岩所在区域的地貌，具有具体而微的代表该地区的典型地理特征。甑皮岩所在的独山，“坐落于漓江二级阶地西缘，周围是典型的石灰岩孤峰——溶蚀平原，石灰岩孤峰稀疏罗列，平原海拔约149米……西边为一片窄长的荒坡洼地平原……中间是一片视野开阔的平原盆地”。山、水、平原所组合的自然环境，为原始先民提供了赖以生存的空间。其中，天然的山洞岩穴冬暖夏凉，是人们最好的栖身之所；河流和平原则成为人们进行劳作活动的最为重要的水土资源。考古发掘表明，“甑皮岩洞穴背风向阳，左侧水洞内的地下河一年四季提供清冽质纯的水源。独山周围分布的湖沼、水塘和洼地，蕴藏有丰富的水生螺蚌，还有不少的峰丛山地，是原始先民从事捕捞、采集、狩猎的良好地区，为甑皮岩原始先民提供了极好的生活环境”。由此可见，优越的生态环境是孕育人类文明胚芽的沃土，甑皮岩原始先民通过劳作活动所留存的文化遗迹，在人类文明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甑皮岩虽然只是史前文化的一个遗址，但在桂林漓江流域具有代表性，从其文化遗存应该可以窥见整个地区的文化特征。我们拟从甑皮岩遗存所反映的采集、捕捞、狩猎以及种植、驯养等劳作活动模式，来探讨劳作活动中的生态文化。

（一）采集活动中的生态文化。根据考古发掘对文化遗存的分析，甑皮岩第一期文化所处的生态环境表明，“地层孢粉所反映的植物虽少，但都是可供利用的资源。其中凤尾蕨类的根茎及嫩叶均可食用，而且含丰富的胡萝卜素和维生素C，至今仍是重要的山野菜之一”。“此期本地区可供人类利用的植物资源包括可作燃料的松科和可作食物的根茎类、蕨类、禾本科和豆科。”出土的孢粉反映了这一时期的劳作活动特点，即是以采集根茎类植物作为主要食物来源。这种原始采集活动完全依赖于自然界现有的生物资源，远未涉及对某些特定生物品种的培植和利用。就此而言，此时人类的劳作活动尚未在本质上有别于动物的取食活动，只是采集而非生产生活资料。人类区别于动物的历史起点“并不是在于他们有思想，而是在于他们开始生产自己所必需的生活资料”。但另一方面，在采食活动过程中对工具的逐渐利用，使得人类与动物的分野慢慢显露出来。采集活动对工具的使用，诱发于采食对象的性状和方位。如果是采食叶类和无壳类果实，人们可以依靠自身的肢体而无需借助体外工具；如果是采食坚果与根茎类食物，则往往需要仰仗自身之外的工具帮助。利用工具来从事劳作活动，标志着人类文明和文化的诞生。人类最早使用的工具直接取自自然界，如木质和石质器具。从考古学意义上来说，由于木质的易朽性而难以保存，因此人类文化的开端是以石器时代命名的。甑皮岩遗址出土的石器如石棒、砍砸器以及棒形石凿等工具，应该是用来采集植物根茎、敲打坚果的。然而，即便人们已经开始有意识、有目的地利用工具来获取生活所需的物品，但无论是从人们所取食的对象，还是所使用的工具，都是由自然直接产生的，而不是人们生产或创造出来的。因此，这一时期人们的劳作活动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攫取自然资源以满足物质生活需要，完全依附于自然，几乎未对生态环境产生任何实质性的影响。从文化生态的角度来说，这是一种自然绝对主宰、人类完全依附的生态文化类型。

对甑皮岩第二期至第五期文化的植物孢粉分析，揭示了气候逐渐变暖和植物种类更为多样化的生态环境演变趋势，这为人类的生存提供了更为有利的生境。能够为此提供可靠证据的是第三期文化，在这一时期，甑皮岩所在地区“气温逐渐升高，降雨量增加，植物的种类，特别是喜暖湿的种属应当比较繁盛”。从文化的角度来看，十字花科蔬菜的出现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这些至今还被桂林当地人食用的蔬菜，不仅是人们的食物来源，而且具有治疗多种疾病的药用价值，譬如“青蓝菜消肿解毒，治感冒发热、咽喉肿痛甚至肺炎、水肿。蔊菜治感冒发热，咽喉肿痛及疔疮。琴叶碎米荠清热除湿。弯曲碎米荠清热利湿、健胃止泻。碎米荠可治风湿和痢疾、腹胀。琴叶独行菜治咳嗽、水肿。荠菜则治内脏出血、水肿甚至高血压及感冒发热”。根据甑皮岩洞口发现的大量花粉，可以推知当时人们对这些兼具食用和药用价值蔬菜的高度依赖。人们不仅大量采集这些野生蔬菜，甚至可能开始有目的、有意识地培植它们。此外，甑皮岩遗址各个时期的文化遗存都有块茎类植物的存在，也表明了人们种植这类植物的可能性极大。这种从单纯采集到初步生产的劳作方式的变化，标志着原始农业的萌芽，也意味着生态文化的悄然变化，人类对自然生态的改造已迈出了艰难的第一步。

（二）捕捞、狩猎活动中的生态文化。甑皮岩遗址靠近漓江，所处山间盆地分布有大小不等的湖沼水域，这为水生动物的生长提供了极为有利的环境。大量水生动物的存在，是原始先民从事捕捞活动以获取肉食的一个重要来源。根据甑皮岩出土的水生动物遗骸，可以获知当时人们的捕捞对象和种类。其中，鱼类2种，龟类3种，螺科16种，蚌科27种。由此可见，人们取食的水生动物丰富多样，为人体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各种营养元素。由于当时还不可能存在水生动物养殖业，这些人们食用的水产品只可能属于野生品种。人们通过捕捞活动来获取这些水生动物，而收获的多寡则取决于对象本身的数量以及捕捞的方式。从出土的品种来看，螺科和蚌科数量最多，说明它们不仅繁殖快，而且行动极其缓慢，非常容易被人们徒手捕获；相对而言，鱼类水生动物在水中的游动较为灵敏快捷，即使借助工具也不易捕获。与陆地的采集活动相比较，水中的捕捞活动更需要人的智慧和技能。人们需要熟悉江河湖沼的水域生态环境，了解水生动物的生活习性，才能采取适宜的方式捕获它们。因此，尽管捕捞活动也只是纯粹从自然界攫取物质生活资源，但在劳作过程中，逐渐积累了水域环境及水生动物的相关生态知识，从而为从单纯索取到人工养殖的水产业过渡铺垫了道路。

狩猎活动是甑皮岩居民获取肉食资源的又一个重要途径。相对于捕捞活动，狩猎活动是一种比较危险的劳作活动，因而需要人们具有更高的胆识、更强健的体魄、更敏捷的身手以及更具杀伤力的工具。根据甑皮岩遗址出土的动物遗骸，人们狩猎的对象多为陆地哺乳动物，既有相对弱小、温顺的鼠、兔、鹿类动物，这是狩猎的主要对象，但也不排除大型凶猛的动物，诸如虎、豹、野猪、犀牛等。在狩猎活动中，生态规律的作用和影响十分显著。一方面，人们内部之间的协作非常重要，尤其是猎取体大凶猛动物的时候，猎人通常由年轻力壮的男性担当；另一方面，即便人类也是动物食物链中的一环，同样被弱肉强食的自然规律所支配。人既猎取动物为食，也同样可能被动物所捕食。在自然生态系统之中，生态规律对于所有物种都是一视同仁的。若想处在食物生态链的最高端，人类最需要的不是体力，而是智慧。人们所面对的狩猎对象，大都奔跑速度快，远非人的腿脚速度所能及，加之不少动物凶猛巨大，因此，单纯赤手空拳的匹夫之勇是不可能胜任狩猎活动的。人们首先要对这些动物的生存环境、行为习性、出没规律等了如指掌，再配以合适的捕猎工具，狩猎活动才有较大的胜算。从甑皮岩出土的石器来判断，石斧、石矛和石刀应该是最常用的狩猎工具。其中，石矛应当用于一定距离的投掷，而石斧和石刀则多用于短兵相接的时候。人们因材施用，针对不同的动物使用相应的猎取工具，从而极大地提高了狩猎活动的成功几率，为人们的肉食资源提供了可靠的保障，甑皮岩出土的品种多样的大量动物骸骨充分证明了这一点。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在捕猎的过程中，人们逐渐积累了一些驯养动物（通常是性情较为温顺的动物）的经验和知识，从纯粹猎取野生动物过渡到人工饲养家畜，标志着自然的野性生态在逐步地被人类改造。

（三）种植、驯养活动中的生态文化。根据甑皮岩植物遗存的植物孢粉、植物硅酸体及浮选所作的分析，对这一地区是否存在植物种植的原始农业，人们意见分歧、各执一端。持肯定意见的是20世纪70—90年代进行发掘的考古工作人员，他们普遍认为，甑皮岩遗址地区的居民已经开始从事诸如原始稻作农业和块茎类植物的园圃式种植。而刚进入21世纪初，对甑皮岩遗址的新发掘则基本上推翻了此前的肯定观点。依照新的看法，“只要稻属植物曾经出现在古代人类的生活中，遗址的文化堆积中就应该或多或少地保存有可鉴定的稻属植硅石类型”，然而甑皮岩遗址的植硅石“却未发现属于稻属植物的特定类型，这应该说明甑皮岩人与稻属植物可能没有发生过关系”。尽管甑皮岩遗址可能与稻作农业无关，但“原始农业的出现并不是以开始种植谷物为唯一标准的，在某些地区根茎繁殖类植物的栽培和种植有可能早于种子繁殖类植物”。鉴于甑皮岩居民在长达数千年的时间内一直食用块茎类植物，在如此漫长的岁月里人们是完全可能栽培和种植这些植物的。这也与最佳觅食模式相吻合，如果某种食物在众多食物资源中是最容易获取的，人们就会倾向于培植该食物品种，而非相反。这种生态选择不仅符合人们自身的利益，也因循了自然生态规律。

在甑皮岩所出土的动物遗骸中，猪的骨骸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猪的重要意义在于，长期以来它一直是中国人的主要肉食来源之一，尤其是华南地区人们最主要的肉食资源。因此，猪的驯养就成为一个非常有历史意义和价值的问题。对于甑皮岩猪骨遗存的判断，也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认为当时已可能存在驯养家猪的活动；另一种则持相反的观点，“从牙齿的尺寸和年龄结构等形态特征和生理现象看，甑皮岩遗址的猪属于野猪的可能性很大”。考虑到这两种观点都不是很确凿的定论，比较令人信服的结论应该是，甑皮岩居民一方面继续猎取野猪；另一方面也开始将活捉的野猪进行驯养，处于狩猎和驯养活动并存、活动重心由前者向后者逐渐倾斜的过渡阶段。家畜驯养劳作模式的出现，在某种意义上象征着人类对桀骜不驯的自然野性的驯服，从完全服膺自然法则到一定程度地改变“弱肉强食”的原生态的丛林法则，表明了人类在置身于其中的自然生态系统中，逐步主导生态格局、占据生态上位的潜力和可能性。

综合考量甑皮岩原始文化中的采集活动，捕捞、狩猎活动以及种植、驯养活动，可以看出，当时人们劳作活动的性质大体上属于广谱经济。从劳作的对象及时间长度来看，采集的野生蔬果、块茎类植物，捕捞的贝、蚌类动物，猎取的野生陆地哺乳动物成为人们最主要的物质生活资料，获取这些食物劳作时间也是历时最长久的。相对而言，植物的种植和动物的驯养不仅品种很少，而且出现时间较晚，尚处于过渡阶段。因此，从甑皮岩整个文化时期的劳作活动来判断，其整体文化特征呈现为人寄生、依附于自然的弱势生态文化现象。然而，不容忽视的未来生态文化迹象也已初露端倪：其一，劳作模式的变化带来生态关系的微妙变化。从野生植物的采集到培植，从野生动物的捕猎到驯养，虽然历时漫长、成效甚微，但自然原生态的“野”性毕竟在点滴驯化，生态天平的重心难以察觉地向人偏移。其二，伴随劳作活动出现的各种劳作工具和生活器具，彰显了人类利用和改造自然的生态智慧。甑皮岩居民所使用的劳作工具包括石器和骨器，都直接源于自然，不管加工与否，形状改变与否，其自然属性都不曾发生丝毫改变，人们只是因循物性、因材施用，充分发挥它们的自然优势，用于不同劳作活动当中。相比之下，陶器的制造和使用则无疑是人类改造自然生态的一大创举。甑皮岩各个文化时期都出土了各种不同类型的陶器，根据对文化遗存的综合分析，这些陶器应该属于生活器具而非劳作工具，主要用于烹煮食物。在“金、木、水、火、土”相生相克的五行文化中，后四种自然元素的奇妙组合，在陶器的制造和使用中表现得淋漓尽致。水和土的溶合，于干柴烈火中熔合为自然界从未有过的物品，它的成分源于自然，却脱胎为陶，这是人类史前文化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划时代生态革命，表明人类在遵循自然规律的基础上，掌握着改造自然生态的巨大潜能。同样重要的是，陶器煮食使得熟食取代了生食，人类从此揖别了茹毛饮血的野蛮时代，从而在最为基本的生存模式上与动物有了本质区别。因此，甑皮岩遗址文化所代表的原始文明在人类文明进化史上具有标本性的意义和价值。

二 南宁地区顶蛳山文化遗址和大龙潭文化遗址所反映的生态文化

顶蛳山文化遗址地处邕江流域的南宁地区，临江靠山，是一处典型的河旁台地贝丘遗址。根据对遗址文化遗存的判断，距今一万年前已有人类在此生活。从文化分期来看，距今约八千年至七千年的第二、三期文化，最能反映这一地区人们的主要劳作和生活模式。这两个时期的文化堆积以螺壳为主，出土有磨制石器、蚌器、陶器等。据此分析，当时人们应当主要从事捕捞活动以获取物质生活资料，肉食是人们的主要食物来源。而到了第四期文化，人们的生业模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堆积中不含螺壳，表明食物来源及结构发生较大变化，可能已出现农业经济”。这个推断是合乎逻辑和事实的，一方面，尽管我们现在无法知道人们放弃长期依赖的取食路径的确切原因，但劳作方式和对象的变化是肯定存在的，否则人们无法生存下去；另一方面，顶蛳山遗址所在的邕江及其上游左、右江流域历史上一直是重要的稻作文化区。因此，顶蛳山文化遗址晚期极有可能出现了以稻作活动为主的生业模式，稻属植物取代螺、贝类动物而成为人们的主要食物资源。觅食方式的改变，不仅意味着食谱的变化，更重要的是文化的转型，从纯粹攫取自然资源的捕捞活动到开始培植自然资源的种植活动，意味着人类对自然生态已具有一定的改造能力。

大龙潭文化遗址位于邕江上游的右江江岸阶地上，其最为突出的文化遗存是大石铲。对于大石铲在当时人们生活中所发挥的作用，考古人员的看法并不一致，“有人认为大部分是实用的农业生产工具。但也有人指出，这些石铲在形制、大小、轻重、硬度等方面存在较大的差异，有的长仅数厘米、重不及20克，有的则长达70余厘米、重数公斤；形体扁薄，一碰即破，有的刃缘厚钝，甚至为平刃，表明它们大多无实用价值，因而认为，除很少一部分石铲可能用于农业生产外，绝大多数应是礼器”。尽管意见分歧，但可以肯定的是，当时的石斧兼具农业生产工具和农业祭祀礼器两种用途。与顶蛳山文化遗址相比，大龙潭文化遗址所反映的生产模式已处在一个更高的阶段，前者以捕捞为主并逐渐向农业生产过渡，而后者已处于农业生产的文化阶段。大龙潭遗址居民已经初步掌握了培植某些植物的劳作技术，使其成为人们稳定可靠的物质生活资源。伴随着物质文化的发展，人们的精神观念生产也破茧而出。将石斧作为与农业生产相关的祭祀礼器，说明原始先民虽然在某种程度上具有改造自然生态的能力，但总体上还比较孱弱，因而希望通过祭祀活动，以达到获取掌控自然的精神力量的目的。这种“精神胜利法”当然不可能产生实质性的效果，却具有不容忽视的精神生态的补偿作用。

顶蛳山和大龙潭这两个文化遗址，在广西西江流域南部地区具有典型的意义。考古人员认为，“可将以顶蛳山遗址第二、三期为代表的，集中分布在南宁及其附近地区的，以贝丘遗址为特征的一类遗存，如南宁豹子头、横县西津、扶绥江西岸、扶绥敢造、邕宁长塘等，命名为 ‘顶蛳山文化’”。“顶蛳山文化”的共同特征在于，这些文化遗存都含有大量的贝类文化堆积，表明这些地区都处于以捕捞活动为主的物质文化阶段。以石铲为代表的文化遗存，除了大龙潭遗址最具代表性，类似的文化遗存不仅在邕江流域的扶绥、邕宁等地广为分布，而且在广西西江流域的其他地域也有分布，桂东北的贺州、桂中的柳州、桂西北的河池及桂西的百色等地区都有发掘。我们不妨将这些出土石铲的文化遗存统称为“石铲文化”。“石铲文化”在西江流域各个方位的广为分布，说明在这一文化时期，该流域居民的劳作活动大体上已进入到农耕文化阶段，流域的自然生态面貌已打上了较为明显的人化烙印。

事实上，从纯粹考古发掘的角度来说，广西西江流域存在较桂北甑皮岩遗址、桂南顶蛳山遗址以及大龙潭遗址更古老的人类文化遗址。这些在时间上属于旧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大都分布于西江流域的桂中和桂西地区。其中，桂中柳江流域出土的柳江人古人类化石“具有原始黄种人的特征，是正在形成中的蒙古人种的一种早期类型，是中国乃至整个东亚发现的最早的现代人的代表”。尽管柳江人遗址没有发现人类制造和使用工具的文化遗存，但最为基本的人类劳作活动肯定存在，否则就不可能生存繁衍下去。相比之下，桂西百色盆地的右江河谷地带发现了多达100多处的旧石器文化遗址，出土石器则高达4000余件。这些以大型砍砸器为主的石器无疑是当时人们劳作活动所使用的工具。旧石器时代百色人所生活的年代，“至迟不会晚于北京人时代的早期（距今约60万—40万年），更可能是比距今73万年还早的早更新世”。广西西江流域的旧石器文化遗存不仅说明了广西西江流域在整个人类史上都是最早存在人类活动的地方之一，也有力地证明了中华文明并非一元起源的辐射式文明，而是如费孝通先生所说的“多元一体”格局式的多元共生文明。由于年代极为久远以及其他各种原因，广西西江流域旧石器时代没有留下较明显的人类劳作文化遗存，但原始先民毕竟通过自身的劳作活动，筚路蓝缕，以启山林，迈开了改造自然生态的第一步，创造了人类文明史上最早的文化形态——原始生态文化。

三 史前时期的原始生态文化特征

广西西江流域遍布了不同时期和各种类型的史前文化遗址，根据当时的生态环境及发掘的文化遗存所反映的人类劳作活动，可以大致分析、归纳出原始生态文化的一些基本特征。

首先，优越的自然生态环境既是人类生存繁衍的先决条件，也是孕育人类文化的土壤。广西西江流域史前时期气候温暖湿润，江河水域密布，自然资源丰富，为人类的生存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物质基础，是人类生活栖息的理想场所。如果缺乏适宜的生态环境，就既不可能有人类存在，也不可能有人类对生态环境的利用和改造，更不可能由此产生生态文化。由于天时地利的生态环境，以柳江人为代表的西江流域先民，曾经率先创造了人类的原始生态文化。

其次，史前的人类劳作活动创造了原始生态文化。一方面，原始先民的劳作活动在漫长的岁月中，经历了一个循序渐进的嬗变过程，即从本能地攫取自然物品，到有目的、有意识地制造和使用工具以获取自然资源，再到培植、驯服野性的自然物种以生产物质生活资源等三个阶段。严格说来，只有当人类利用工具从事劳作活动时，人类才在真正意义上开始了对自然生态的改造，才创造了生态文化，也因此而与动物区别开来。广西西江流域的原始先民，在数千年的劳作活动过程中，通过采集、捕捞、狩猎及种植、驯养等劳作活动，逐渐深化了生态文化的人化自然内涵；另一方面，劳作活动不仅改造了自然生态面貌，而且塑造了人自身及其社会生态。对于尚处于进化阶段的原始先民来说，人不仅是劳作的主体，同时也是劳作的对象。马克思认为，人为了在对自身生活有用的形式上占有自然物质，就会使他身上的自然力——臂和腿、头和手运动起来。当人通过这种运动作用于他身外的自然并改变自然时，也就同时改变了他自身的自然。正是通过长期的劳作活动，人的生理和身体结构特征才逐渐脱离动物的面貌，从爬行到直立行走，手和脚的分离，语言和思维的出现，等等，无不是劳作活动的结果。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恩格斯认为“劳动创造了人本身”。并且，在长期的劳动协作过程中，孤立的个体通过共同劳作的纽带作用，形成了最早的人类社会模型——原始部落，这种微型社会以社会生态的形式，同自然生态构成了一种生态张力。

最后，广西西江流域史前劳作活动长时期处于采集、捕捞和狩猎的广谱经济阶段，并开始向原始农业生产阶段过渡。尤其是普遍存在的大量贝丘文化遗存，充分揭示了广西西江流域丰富的水域环境对生态文化形成的重要作用和影响。纵横交织的江河、星罗棋布的湖沼生产了无以数计、取之不竭的水产品，特别是贝类动物非常容易获取，因而成为原始先民的重要食物资源。考虑到最佳觅食原则及人口稀少等因素，人们会倾向于花最少的时间和精力去获取食物，结果导致获取现成自然资源的生存依赖路径，致使原始农业生产活动才迟迟开始。因此，基本上依附于自然生态资源，尚未形成规模意义上对自然生态的改造，成为史前生态文化的显著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