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的主轴

（一）关于“中国社会思想史”学科含义的思考

多年来，笔者对所谓“中国社会思想史”、“中国社会学史”的确切含义，一向采取从众的态度。因为在笔者进入社会学界之前，这些“学科”的含义已经约定俗成了，笔者也就未加审思地接受了。

1999年2月，笔者在第一次“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和教学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就是在“中国社会思想史”的既有框架内，试图说清楚它与“中国思想史”的区别，即明确“中国社会思想史”的特点。笔者当时认为，“中国社会思想史”不是“中国思想史”的社会部分，而是从社会学视角对人类关于社会的思想的发展历程的考察。因此，它不可能是人类关于社会的思想的全部，而是以群己、家国、治乱为主题内容的思想。笔者当时提出了“三条主线、六个侧重”的思路。“三条主线”是：群己、家国、治乱。“六个侧重”是：在国家生活与社会生活中，我们侧重对社会生活的考察；在经济关系与社会关系中，我们侧重对社会关系的考察；在上层社会生活与下层社会生活中，我们侧重对下层社会生活的考察；在个人生活与社会生活中，我们侧重对社会生活的考察；在伦理关系与交往关系中，我们侧重对交往关系的考察；在概念研究和经验性、史实性研究中，我们侧重对社会史实的经验研究。

做这一区分的用意，在于将“中国社会思想史”从广义的“中国思想史”中独立出来，当时的考虑主要还是想把中国社会思想史和经济思想史、政治思想史等横向地区分开。因为过去搞史学的，像是侯外庐先生他们，都是统称“中国思想史”，其中主要是政治思想史、文化思想史，当然也包括社会思想史。那么怎么从中将社会思想史区别出来，这就要明确中国社会思想史的特点。立足点还是希望能够找到中国社会思想史横向比较的一些特点。笔者当时以为这样就可以确立起“中国社会思想史”的学科地位了。

18年过去了，“中国社会思想史”的学科地位非但没有如初所愿地确立起来，反而越来越边缘化了。王处辉教授曾以“治中国社会思想史之艰难”对此做出解释，认为研究“中国社会思想史”, “必须以小学、经学、史学、子学乃至理学作为基础”。这固然是有道理的，但也有疑惑，那么治西方社会学史就容易吗？为什么人们不惜从小学到中学，一直到研究生，都刻苦学习英文？如果肯拿出同样的时间学习古汉语，也不至于掌握不了上述治“中国社会思想史”的语言技能和知识基础。可见，首先从根源上“中国社会思想史”的学科含义出现了偏差，导致它的边缘化，然后才发生人们不愿下功夫去掌握治“中国社会思想史”的语言技能和知识基础的问题。

2002年11月16日，在南开大学召开“第二届中国社会思想史学术研讨会”，笔者在发言中强调：“中国社会思想史是中国社会学的基础，而不应只是一个分支学科。”这表明，笔者由思考“中国社会思想史”与“中国思想史”的关系，进而思考“中国社会思想史”与“中国社会学”的关系。能够建立起中国社会思想史与社会学的一种恰当的关系，确实表明对学科定位问题的思考又进了一步。

虽然肯定了中国社会思想史是中国社会学的基础，但仍不足以完全明确二者的关系。因为作为基础的，仍然可以不是社会学，而只是“社会思想”。

笔者对中国社会思想史的学科定义和定位问题，一直没有停止思考和探索，但在很长的时间里把主要精力放在了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问题的研究上，在学术层次上，那属于“社会政策”。2010年，我们出版了《福利社会学》一书，试图跳出社会政策研究的框框，将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的制度与政策研究拉到社会学的体系里，但那也只能是社会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关于社会学的理论思考和中国社会思想史的专门研究则多年荒疏了，这对笔者个人来说，实属身不由己，但中国社会思想史的定义和定位问题仍然一直萦绕在心。

必须肯定的是，中国社会思想史学科本身是取得了很大成绩的：在中国社会思想史专业委员会首任理事长陆学艺先生的带领下，出版了一套中国社会思想史的资料集和几本论文集；现任理事长王处辉教授和很多学者长期奋斗在科研和教学前沿，出版了许多很有分量的专著，成绩斐然。应该说，与其他分支学科比，并不逊色。但中国社会思想史还是处于边缘地位，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有被另类化的倾向。一些年轻学生认为中国社会思想史可学可不学，一些学者认为中国社会思想史可有可无。去年笔者就这个问题请教过王处辉教授，他说，现在全国高校有一半社会学系根本不开中国社会思想史的课程，教师中能够讲授中国社会思想史的也很难找，一将难求。一些高校作为替代课程的中国社会学史，都是以严复译介西方社会学为开端。这就很值得我们思考，在这样的一种状况下，中国社会思想史不可能成为社会学的基础学科。这到底是因为什么？为什么我们做了这么多的努力，在社会学这个框架里面中国社会思想史的位置却仍然在逐渐地走向边缘？这就需要准确地找到原因。笔者感觉到，过去关于中国社会思想史已讲过的那些认识，不足以回答这个问题，需要寻找新的解释。

（二）中国社会思想史的主轴应是中国社会学起源和发展史

2013年3月，笔者连续参加了南开大学和武汉科技大学举办的回顾和总结中国社会学重建以来的发展历程的会议，这激发笔者接续理论思考的余絮，在是年整理发表的《中国社会学不可回避的根本问题》一文中，提出为了实现中国社会学的崛起，必须正视和解决中西古今这个根本问题。2014年经新创刊的《中国社会科学评价》杂志约稿，笔者终于下决心写了《中国社会学源流辨》一文（发表在该刊2015年第2期）。我们社会学界，一提社会学，都是讲它是1838年孔德在《实证哲学教程》里面创立的，是1897年严复译介斯宾塞才引入我们中国的。这两个都是事实，孔德提出社会学这个名称是事实，严复翻译介绍西方社会学也是板上钉钉的事实。对此，不应该有任何疑义，这也是大家都承认的。问题是从以上两个事实，有人直接得出中国社会学史等于西方社会学在中国的传播史，认为在西方社会学传入中国之前中国什么都没有，西方社会学传入中国以后中国的社会学才开始。这样一个推论，在推理上隐藏着一个前提，即社会学只在西方有，中国没有。因为只有从这样一个前提，才能从孔德和严复那两个事实推出中国社会学史是西方社会学在中国的传播史这样一个结论。

但是，这个推理的前提被隐去了以后，就发生了一个双重的逻辑错误。第一，偷换或者掩盖了推理的前提。这个推理，只有在具备中国古代没有社会学这个前提的时候才能成立，而这一点被简单地抹去了、掩盖了，但实际上暗含一个肯定中国古代没有社会学的预设，只是没有明说。第二，即使在严复之后，这个推理如果要成立，只有中国完全照搬西方社会学、完全没有自己的创新，才能得出这个等式。这一点也不符合事实，如果是那样的话，自严复以来的一百多年我们的本土研究就什么都没做？这显然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所以，那样一个推论——从孔德提出社会学之名和严复译介西方社会学就得出中国本来没有社会学，中国社会学史等于西方社会学在中国的传播史，有这样双重的逻辑错误。

这个逻辑错误之所以发生，根源却不在逻辑本身。为什么一百多年来，这么一个明显的存在逻辑错误的推论却被我们普遍地接受了呢？笔者认为这是我们的一个历史的悲哀。西方社会学传入中国的时候，恰恰是中国人最缺乏文化自信的时候。1840年鸦片战争尤其是1894年甲午战争以后，中国陷入亡国灭种的恐惧中，这在中国五千年的历史上从来没有发生过。中国人失去了文化自信、民族自尊，陷入历史虚无主义。在严复译介西方社会学及西方学术进入中国之时，中国思想界是一种什么状况呢？所有肯定传统的人都被认为是顽固不化的。在那之后不久，“全盘西化”成为时髦、成为新潮，谁说中国古代有点儿什么好东西就会被嗤之以鼻。这是西方社会学传入中国之时的社会思潮背景。在这种背景下，严复所做的将西方社会学与中国群学相会通的努力被压下去了，本来严复将斯宾塞的《社会学研究》翻译成《群学肄言》，明显地肯定了社会学在中国是有相衔接的东西的，这就是荀子的“群学”。他在《群学肄言》译序里明确认为斯宾塞社会学与荀子群学是正相合的。但是这种会通的自觉意识被当时文化自卑的浪潮卷走了，所以大家都不大相信中国古代还能有社会学，还能有类似西方社会学的学问，以群学会通西方社会学的努力一下子就被历史抹掉了，不再成为学术上的一个话题。20世纪30年代之后，来燕京大学讲学的英国功能主义大师拉德克利夫·布朗讲过中国古代就有社会学，认为中国社会学的老祖是战国末期的荀子。费孝通先生晚年多次强调这一事实，提醒我们要重视拉德克利夫·布朗的论断。20世纪40年代，丁克全先生在日本帝国大学学社会学的时候，就提出过这个疑问：为什么中国这么古老的文明竟然没有社会学？他为此做了很多历史考据，在日本帝国大学还做过一次演讲。所以，笔者觉得这个问题是我们不能回避的根本性问题，特别是费老八九十岁高龄还一再表示，虽然自己年龄大了，但还很想好好读一读《荀子》，来体会布朗为什么说社会学在中国很早就有。继承费老的遗志是我们从事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的人义不容辞的责任。

基于这样一种思考，笔者提出一个假说，中国社会学之“源”，是以荀子“群学”为代表的本土社会学传统资源。它是以墨子“劳动”（“强力”、“从事”）概念为逻辑起点，以荀子“群”概念为核心，以儒家“民本”概念为要旨，以礼义制度、规范和秩序为骨架，以“修齐治平”为功用，兼纳儒墨道法等各家之社会范畴，所构成的中国社会学“早熟”（早期）形态。笔者做这么一个表述，正确与否，还有待时间去证明。

即使这一表述不准确，也应该肯定这样一种形态的学问在中国当然是存在的，它可以看作中国社会学的早期形态。那么，这就成了一个关键，就是说，如果我们承认中国古代有社会学，中国社会学与西方社会学的关系就可以理顺了，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中西会通就可以开展了；如果中国没有社会学，那就谈不上与西方社会学会通。不论认为中国古代的社会学是什么形态的——是成熟还是不成熟，只要是有，我们就可以与西方社会学展开平等对话，这个平等对话就是会通。也可以像费老所说的那样，从中国的土壤里生长出中国的社会学，否则连社会学的基因都没有，也谈不上实现费老的期望。由此笔者认为，如果这些说法成立的话，那么中国社会思想史就有了一个主轴，那就是中国社会学的起源和发展史。这样，我们就可以回答丁克全先生七八十年前提出的问题，就可以肯定布朗先生提出的中国早在战国末期就有社会学的论断。

这个论断，绝不是奇谈怪论。我们一百多年来太习惯于说1838年孔德创立了社会学，太习惯于说自1897年严复译介斯宾塞中国才有社会学，把这些话毫不怀疑地接受下来了，以至于不再思考由事实到推论之间的逻辑问题。如果看到那个推论中包含双重的逻辑错误，就很容易理解“中国古代有社会学”不是奇谈怪论。荀子是与亚里士多德同时代的人，亚里士多德能够创立政治学、伦理学、逻辑学，荀子创立社会学有什么奇怪的？至于学科形态与西方后来出现的社会学有所不同不是也很正常吗？同样的道理，我们中国有中医，西方不是也不承认我们古代有医学吗？西方不是也不承认我们古代有数学吗？在那些只承认科学（包括社会科学）诞生在欧洲的人看来，什么学科诞生在欧洲都是正常的，全世界其他地方只能是一片“沙漠”，长出一棵草都是难以置信的。可是，我们作为中国人，难道承认我们古代没有医学？那么《黄帝内经》是什么？难道承认中国古代没有数学？那么《周髀算经》是什么？我们中华民族几千年都是有文化自信的，丧失文化自信只是短短百年的时间。随着中国的崛起，体现中国社会丰富性、具有中国文化基因的社会学一定会崛起。

（三）“中国社会思想史”要重新定位

关于“中国古代有社会学”，只是提出一个表述或做出初步论证是不够的，我们还要做出文字资料的证明、史实与学理的证明。这是非常艰巨的任务。但是，只要承认这一论断，就意味着质疑了将“中国社会思想史”在学科内容的空间上排斥在“社会学”之外，在学科发生的时间上置于“中国社会学开端”之前，在学科性质上看作不够作为“学”的资格，这样一些流行百年的说法。这样一来，“中国社会思想史”与“中国社会学史”的关系就可以理顺了，就可以进入“中国社会学”的总体框架之中了，我们自设的所谓“学科”界限就拆除了。我们的历代先贤都不受学科限制，照样创造了傲视世界的灿烂文化、学用兼备的先进学术；到了现代，费孝通等老前辈面对西方学科壁垒，也号召我们要“扩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 “思想上不能有任何的疆界”，要勇做在学科间自由驰骋的“野马”。我们今天，面对实现中国社会学崛起的历史机遇，何苦非要作茧自缚，不敢越雷池（西方划定的学科界限）一步呢？

那么，怎样看待中国社会思想史与中国社会学史的统一和区别呢？中国社会思想史与中国社会学史是内在统一的。前者对后者不是可有可无的，它就是中国社会学的起源和发展史。从内容上看，中国社会学史不是西方社会学在中国的传播史，而是有自己独立的基本概念和命题的；从时间上看，不是从严复译介斯宾塞的《社会学研究》开始的，也不是从孔德创造出“社会学”这个名称开始的，中国社会学的起源应该追溯到战国末期荀子创立的“群学”，至今已有长达2300多年（荀子学术活动的时间在公元前298年至公元前238年）的历史。

中国社会思想史与中国社会学史虽然是内在统一的，但二者仍然有区别。从内容上看，“社会思想”不仅包括社会学这一层次的思想，在上一层，还包括社会哲学思想、非学科性质的民间社会思想，以及宗教思想和神话传说等；在下一层次，包括社会政策、社会治理技术、社会生活规范和处世处事之道等。从时间上看，在以荀子群学为代表的中国社会学起源之前，中国已经有孔孟等儒家、墨家、道家等诸子百家极为丰富的社会思想，再往前追溯，夏商周三代，特别是周代的社会思想已经郁郁乎盛哉。换言之，荀子的群学也是社会思想长期积淀的结果。

顺着历史长河往下看，中国社会学史只是一个学科形成和发展的历史，它不可能穷尽所有的“社会思想”。就是在今天，许多社会思潮、社会心态、社会舆论、社会评价、社会理想，远不能被社会学这一个学科所囊括和穷尽。因此，中国社会思想史比中国社会学史时间更长、涵盖更广。中国社会学史只是中国社会思想史的主轴，而不是其全部。中国社会学史并不能取代中国社会思想史。总之，“学科史”不等于“思想史”，正如西方社会学史并不等于西方社会思想史。

这样，笔者就将自己关于“中国社会思想史”、“中国社会学史”的认知，调整到与费孝通先生的论断（以及他转述拉德克利夫·布朗的论断——中国早在战国时代已由荀子开创了中国社会学，比西方的孔德和斯宾塞要早2100多年）完全符合了。这一番“调整”有什么意义呢？这样我们就可以正过来，顺着历史脉络讲中国社会学史，从荀子群学讲起，直到清末民初引进西方社会学，才开始讲西方社会学及其历史，然后才讲中西社会学的会通，接着才讲它们在中国社会发展、社会转型、社会现代化过程中的应用和发展。2014年，笔者在南开大学曾讲过中国社会学的讲授次序应该是：“先讲中国的，再讲西方的，脚下先有个根，然后再往上长。这样，从中国社会思想脉络起步，从理解中国的需要出发，讲授西方理论。不再以西方理论为主干，不把中国的东西当作陪衬和反衬，甚至贬低的对象。而是基于中国的，理解和鉴别西方的，西方的东西不是横插一杠子，而是自然导入（历史上不能完全做到避免中西知识体系的冲突，现在应该做得到）。吸收西方的，改造和升华中国的，中国传统也不是简单的延续，而是在革新中发展。”

要顺着讲史，不要倒着讲史。顺着讲，是立足于中国本来的社会学；倒着讲，是用传入的西方社会学为标准去处理中国“史料”，那就把中国本来的社会学阉割掉了，使其变成了西方社会学的附庸。此话是不是“言重”了？但愿不是“言中”了。

（景天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