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劳动力市场分割

在上述发展逻辑的指导下，一系列的改革和投入促进了我国私有经济，特别是非正规经济的快速发展（黄宗智，2009b, 2010b），由此产生出大量非农工作岗位。随着产业结构的升级与城市经济的繁荣（1980年全国50万以上人口的城市45个，1989年58个，1993年68个，1994年74个，2002年骤增到450个），整体上表现为职业结构日趋高级化（陆学艺，2004）。人口普查及小普查数据展示了我国居民职业构成的变化：1982～2010年我国农业劳动者的比重持续下降，从1982年的71.98%降到2010年的48.31%，下降了近24个百分点。与此同时，商业人员和服务人员比重增加了14个百分点左右，生产工人、办事人员以及专业技术人员比重都有明显增加。

表1-2 1982～2010年我国职业结构变迁

资料来源：1982年的数据来自《中国人口年鉴1985》; 1990年的数据来自《中国1990年人口普查资料》第二集；2000年数据来自当年的人口普查；2005年数据来自2005年小普查，转引自“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研究”课题组，2008; 2010年数据由六普长表数据表4-7计算得到。

在城市生育率相对较低的背景下，这意味着大量的农民子女实现了职业非农化。流动人口规模的增长反映了这一点，2010年人口普查显示我国流动人口规模达到2.2亿，2015年达到2.46亿。如果明确到农村流出的劳动力，2009年年底全国离开本乡镇6个月及以上的农村劳动力为1.45亿，其中95.6%进入城镇（蔡昉，2010b, 2010c）。

表1-3 外出农民工和城镇就业的数量与增长速度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9》，中国统计出版社，2009年；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局：《中国农村住户调查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历年）; 2009年数据来自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200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201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报告》，十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2010。转引自蔡昉，2010c。

图1-6 我国流动人口规模变动趋势

资料来源：根据1982年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1987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1990年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199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和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计算。这些数据转引自段成荣等，2008。2010年和2015年的数据来自当年的普查和抽样调查的公报数。

城乡私有经济的发展和就业结构的变化推动了我国劳动力配置的市场化制度的建立，但由于城乡二元制度的延续，形成了三元劳动力市场格局。

改革开放以前，我国只存在两个大的劳动力市场——城市劳动力市场与农村劳动力市场，两个劳动力市场的回报水平和模式存在较大差异。两个市场之间的流动非常有限，且各个劳动力市场内部被划分为不同的公社与单位，一旦被分配到某个单位，流动几乎不可能。由于形势的逼迫和政府的主动推动，改革后城市私营经济与农村乡镇企业双双发展起来，城、乡都逐渐产生了大量体制外的就业机会（刘精明，2006b）。在这些私有和个体经济领域，雇主和用人单位享有用人自主权，劳动力配置的市场化程度高。企业除支付与工人协商好的工资及政府强调的最基本费用外，承担的其他社会责任非常小，很多甚至连政府及制度要求的工资与保障都没有落实。由此形成了不同于传统农业就业市场和城市体制内就业市场的第三个就业市场。

这一劳动力市场有四个主要组成来源：一是20世纪80年代乡村工业化和乡镇企业的兴起；二是80年代后期开始的农民工大规模进城就业；三是90年代中期以后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职工的大规模下岗以及在非正规经济中重新就业；四是私营企业和个体户从90年代开始的快速兴起（黄宗智，2009b）。由于这一市场准入门槛低，潜在的就业者规模庞大，竞争激烈，又被人称为完全竞争的城市就业市场；也因为政府对这一劳动力市场的服务监管有限，其劳动用工的正式程度、劳动者享受的福利待遇等不如体制内单位规范，而被称为“非正规劳动力市场”。图1-7各类单位年末从业人数的变化反映了三类劳动力市场的相对规模与格局。

图1-7 各类单位年末从业人数统计

说明：1.1997年乡镇企业局统计的乡镇企业从业人员统计范围有所调整，故与以前年份数字可比性有所保留。

2.1990年以后，经济活动人口、从业人员总计、城镇和乡村从业人员小计资料根据人口变动情况抽样调查调整，因此分地区、分经济类型、分行业的资料相加不等于总计。

3.1998年起城镇单位就业人员、职工人数及相关指标统计口径有调整。

4．数据来源：中经网综合年度数据，源自各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

城市完全竞争劳动力市场从业人员的异质性不断增加，竞争也越来越激烈。在改革初期，进入这一市场领域的主要是城市边缘群体以及进城农民。这使计划经济下社会地位主要由单位性质和个人职级决定的状况有所缓解，甚至一度出现了“脑体倒挂”“搞原子弹不如卖茶叶蛋”的情况。随着市场空间的扩大，加上国家的鼓励，部分中高层精英如官员、大学生纷纷“下海”经商。就业人员异质性的提高以及收入差距的扩大使得该劳动力市场上教育的回报率在1990年代中期得到提高（Wu & Xie, 2003）。1990年代中后期开始，国有企业下岗人员和进城务工农民工的增加，2003年之后大学扩招导致的大学毕业生的加入使得这一劳动力市场的竞争更为激烈，异质性进一步增加。

竞争激烈化后，在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政治资本等）占有上处于弱势地位的群体再难以获得像改革初期一样的发展机会。加上资本的增值本性以及国家在市场化就业劳动者集体消费领域的缺席，在各种资本和资源占有方面处于相对弱势的农民子女的“发展”遭遇了巨大困境。他们市场谈判地位低，很难争取到更高的劳动回报以及更多的空闲时间，以实现经济资本和人力资本的积累。虽然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愿望强烈（罗霞、王春光，2003；王春光，2000, 2001），但其实现的渠道并不宽广。在无法挤入体制内劳动力市场的情况下，很多农民子女希冀成为自雇者、创业者以拥有对自身“剩余劳动”的控制权，甚至拥有自己的资本和产业，成为完全竞争劳动力市场上的成功者。一些年轻就业者，不再拘泥于一时的工资水平，更注重生活品质与发展空间，包括经验与社会资本的积累。不过，已有研究表明，后进入市场的人中，只有那些同样更有可能留在体制内的人才能获得更高的回报（Wu & Xie, 2003）。

体制外完全竞争劳动力市场的形成与竞争的激烈化给“体制内”单位的劳动用工制度的改革制造了外部压力（蔡昉、都阳，2005）。在精简机构以减轻人民负担以及改善体制内人员形象的要求下，以国有企业、政府部门、事业单位为典型代表的体制内单位始终面临着压缩岗位，提高人员招聘公平性与透明性、福利待遇透明度及市场化程度的压力。但由于始终存在的就业压力（90年代的下岗人员再就业压力，2000年之后大学生就业问题）以及政府职能的膨胀，压缩岗位的努力效果并不明显。1993年以来，国家财政收入年增长率长期保持在15%～20%的高水平，职能与权力的膨胀使精简机构的改革难以实质推进，超编和变相增加财政供养人员的情况普遍存在，财政供养人员的规模大大增加（白景明，2015；胡德仁等，2015；唐亚林，2004；吴唯实，2006；熊剑峰，2014）。而在内部劳动力市场化改革上，这些单位又面临着不断提高待遇并保持相对公平的内部压力，在激励员工的工作积极性的同时，保持员工队伍稳定等问题。（刘精明，2006c）。

在上述内外压力的综合作用下，体制内劳动力市场的改革虽有所进展，但整体而言，其在福利水平及回报模式上仍显著区别于体制外劳动力市场。民众的就业意愿与选择（如公务员考试热潮）可以反映出体制内外的差别。

很多研究者对我国劳动力市场的发展变化进行过研究，在看到劳动力市场逐步走向统一的同时（都阳、蔡昉，2004），都不曾忽视城市仍存在两个甚至多个劳动力市场的情况（蔡昉，1998, 2008, 2010a, 2010c；刘精明，2006b；王美艳、蔡昉，2008）。例如，刘精明根据公共部门与经济部门的区分、国家力量对劳动力市场的作用、劳动力的雇用方式这三个主要特征将劳动力市场分为7个部门和4类雇用：受雇于国家和集体、受雇于私人、自雇用者以及雇佣关系不稳定者；其中私有部门包括外资、私营企业以及其他以私人资本为主的企业；而非正式劳动力市场包括自雇用（个体经营业主）及临时性劳动和服务提供人员，如个体手工业者、“棒棒军”、保姆、拾荒者等属于典型的边缘劳动力市场（刘精明，2006b）。朱镜德则将我国现阶段的劳动力市场分为城市不完全竞争劳动力市场、城市完全竞争劳动力市场和农村完全竞争劳动力市场，并从市场开放程度、工资报酬福利水平及决定方式、工作稳定程度、劳动力特征、所属部门、市场规模等方面对三个劳动力市场进行了比较。此外，朱镜德还对三个劳动力市场的进入渠道做了分析，为研究农民子女在劳动力市场上的分流过程提供了基础（朱镜德，1999, 2001）。

表1-4 现阶段中国三元劳动力市场的“元素”比较

资料来源：朱镜德，2001。

在这些研究者看来，分割的劳动力市场理应走向统一，但统一市场的形成取决于多种力量的相互作用和平衡。可以预见的是真正统一的劳动力市场的形成还有相当长一段时间。对农民子女而言，逃离回报过低的农村劳动力市场，拿到体制内劳动力市场的入场券或者在完全竞争劳动力市场上获得相对成功是主要的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