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理论背景

职业分化与社会流动研究属于“不平等及社会分层”（unequality and social stratification）领域。过往研究者已对不平等及社会分层的形成与起源、当代社会的分层结构、分层的生产以及分层的后果与功能展开了丰富的研究（格伦斯基，2005）。关于现代社会的不平等，有两种观点常被区分开来，并被总结为冲突论观点和功能主义观点（冯仕政，2008）。前者受马克思的影响，认为所有制和生产资料的占有情况是构成社会不平等的主要因素，不同社会地位之间存在“冲突性”的利益。这一派研究对资本主义、商品化及市场化有较为强烈的批评。另一种观点主要受韦伯的地位理论影响，具有较强的功能主义和理性化色彩，认为现代社会的不平等主要是由个体分工及“市场地位”决定的，职业位置至关重要，职业位置间不一定构成竞争关系而是一种功能性关系。这一流派的观点与工业化理论紧密相关。在进行经验研究时，两个流派的分层标准及测量方式存在一些差异，对社会分层和流动的趋势、社会分层后果的判断都存在一定差异。

面对我国社会阶层结构及社会流动规则的变化，本土官方学者从综合的、历史的、现代化的角度进行了概括和描述（李强，1993, 2000, 2004, 2008, 2010；陆学艺，2002, 2004, 2010；郑杭生、李路路，2004），为我们了解中国社会阶层状况奠定了经验基础。其他研究者主要分为两个阵营：第一是劳工研究及其与阶级理论的结合（主要研究者包括潘毅、任焰、李静君、沈原、戴建中等）；第二是社会不平等研究及其与社会主义国家市场化转型论题的结合（主要研究者包括倪志伟、撒列尼、边燕杰、华尔德、吴晓刚等）。前者主要是定性研究结合宏观分析，强调对工人群体阶级处境的描述和原因的探讨，并具有强烈的介入冲动。后者主要是定量分析结合中程理论（middle range theory），通过呈现不平等及“精英阶层”的生产与再生产来表达对不平等的关注。这两类研究为我们理解改革开放过程中不平等机制的变迁提供了理论工具。它们的历史渊源不仅涉及第一次市场化转型，也关涉社会主义再分配经济向市场经济的第二次转型（Burawoy, 2000）。不同于中东欧国家的市场化转型是在工业化基本完成的条件下进行的，中国最近30多年的发展实际上混合了工业化、市场化和全球化三个相对独立自主的宏观机制的作用。

一 工业化与社会系统开放性

社会结构是资源与机会在不同人群间进行分配的稳定性模式，是一个社会中社会地位及其相互关系的制度化和模式化了的体系（郑杭生、李路路，2004：前言第2页）。基于关键资源和分配规则，人类历史上形成了多种形式的社会结构（见表1）。工业革命及工业化对人类社会的职业及阶层结构产生了巨大影响。在奴隶制社会，土地和自然资源丰富，关键资源是作为财产的奴隶劳动力，社会的主要集团包括奴隶主、奴隶及“自由人”。封建社会则基于对土地和劳动力的控制权分化为贵族、神职人员与贫民。在工业化社会，社会分层系统日益开放，地位获得渐趋平等。相对于以往的社会，工业社会的社会流动率（rates of social mobility）通常是高的，而且向上流动（upward mobility）明显多于向下流动；流动的机会更加平等，不同社会出身的个体能够在更平等的因素上竞争特定的社会位置（Erikson & Goldthorpe, 1992）。“普遍的社会流动已经成为……现代工业社会的一个基本特征。在每个工业国家，很大比例的人口找到的职业与他们的父母是相当不同的”（Lipset etc., 1959）。这是因为，工业社会不仅改变了职业结构，而且改变了将个体配置到不同职位上的过程。

从分工结构上看，资本积累的内在需求不断推动技术革新和效率进步，社会分工加剧，经济和社会运行对技术和专业人员、服务管理人员的需求日益增多。职业结构“高级化”，社会流动绝对比例提高且以向上流动为主。从选拔原则上看，对效率的追求使得工业社会对劳动力的选择更看重自致性因素（achievement）而不是先赋性（ascription）特征，起决定作用的是个体的能力，而不是他是谁。教育培训的增加及教育制度的变革使不同社会出身的个体获得教育的机会更为平等，进一步支持了“任人唯贤”机制的主导性。城市化与人口的频繁流动，传统部门的衰退等都有利于选拔规则的“理性化”（Erikson &Goldthorpe, 1992: 6）。因此，工业化-功能主义理论认为，伴随着工业技术的全球扩散，所有社会都会趋向于相同的社会、政治秩序。

以前的研究表明，社会流动水平并没有随着工业化发展而呈现明显的持续趋势（谢宇，2006）。在控制边缘分布的前提下，众多工业化国家，不管工业化水平的高低和时期早晚，都存在着类似的、相对稳定的社会流动比率和模式（Erikson & Goldthorpe, 1992; Featherman & Hauser, 1978; Featherman etc., 1975; Grusky & Hauser, 1984; Lipset etc., 1959; Treiman, 1970）。不过，说“社会流动的强度和广度的上升或下降没有确定的永久的趋势”也可能过于极端（Erikson & Goldthorpe, 1992）。最近的分析表明，美国在1880年前后比英国开放得多，但到1973年时，两国差不多。也就是说，在工业化和经济发展过程中，美国的社会流动水平下降了（Long & Ferrie, 2007）。主要工业化国家社会流动水平显著下降的观点不仅与社会流动研究领域关于社会流动无明显趋势性的“共识”不同，更与社会流动持续增加的功能主义观点截然相反，从而极大地震惊了社会流动研究界（Xie & Killewald, 2010）。

但必须承认，不同阶段或不同社会制度下的工业化带来的社会分层及流动确实存在一些差异。利益集团结构、政治制度和文化意识形态会对社会分层结构与流动形成制约。欧洲各国的比较分析表明，在绝对流动比例上，流动率的发展路径是多样的。在所有工业化国家似乎并不存在任何稳定的、趋势性的变化模式（Erikson & Goldthorpe, 1992; Featherman etc., 1975; Grusky & Hauser, 1984）。一个国家阶级结构的历史形成不仅是工业化的结果，同样受到国际政治经济以及政府响应内外压力采取的各种战略和政策的影响（Erikson & Goldthorpe, 1992）。如果将欧洲各国的经验与社会主义国家工业化实践下的社会流动进行比较，更能反映出影响流动水平的“因素的多重性”（Giddens, 1973; Parkin, 1969;Walder, 1995）。因此，在工业化对我国社会分层结构和社会流动的影响的研究中，不仅应注意工业化的一般性影响，还需对中国工业化过程中的特殊性保持敏感。

二 市场化与阶级形成论

除工业化视角外，市场化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扩张也是理解西方社会不平等的重要视角，马克思及其追随者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他们认为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对生产手段（尤其是资本）的占有决定了社会分化的基本方向。“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个地位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资产阶级抹去了一切向来受人尊崇和令人敬畏的职业的神圣光环。它把医生、律师、教士、诗人和学者变成了它出钱招雇的雇用劳动者。”用卡尔·波兰尼的话说，在这一资本（货币）、土地、劳动力都已商品化的社会，市场已经“脱嵌”，传统的共同体和“身份群体”都在消解，社会开始出现“自我保护运动”（卡尔·波兰尼，2007）。正是基于上述剧烈的社会不平等和冲突，马克思等确立了社会结构分析的冲突论传统。

阶级论认为，由于资本追逐利润的本性，资本主义的工业化大生产，一方面会创造出两大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其中无产阶级将越来越贫困且阶级性越来越强，从而为推翻资本主义提供了组织基础；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由于生产资料私有制与社会化大生产之间的矛盾，导致生产过剩与周期性的且日益严重的经济危机，从而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消亡提供客观条件。马克思深刻地洞察了资本主义工业化带来的影响和矛盾，其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论述和号召一度极大地鼓舞和推进了民主革命进程。我国社会主义民主革命及经济建设的实践受到马克思主义超越私有制、建立平等社会的理想的指引。今天仍有不少研究者继承马克思学说，对全球资本主义的矛盾及其必然灭亡的命运进行论述（王伟光，2009）。

然而，资本主义及工业化并未完全按照马克思估计的方向发展。随着资本主义的“自我调整”和“后工业社会”的来临，资本主义社会结构没有“两极化”而是“中产化”了（丹尼尔·贝尔，1984；赖特·米尔斯，1987）。20世纪八九十年代，关于劳工与阶级的研究变得过时，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宣布阶级死亡与终结。与此同时，以“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名义展开的工业化实践未实现“人人平等”的理想，反而被认为是威权主义且存在着普遍的不平等（华尔德，1996）。因此，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与批判都不同程度地对经典马克思理论做了调整和修正。例如抛弃马克思理论中的经济还原论，引进了建构论和结构主义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矛头从生产领域及生产关系转向公民社会与消费领域。在社会分层流动研究方面，新马克思主义吸收了功能主义的部分成果，批判性大大降低，分析技术和思路有所趋同，但仍然强调权力关系在社会分层中的作用，强调社会结构之间的冲突与矛盾，较多关注阶级或相关集团的集体行动倾向与能力。

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和工人阶级在中国的发展颇为坎坷。阶级作为“政治表述”和“主体”在不同历史阶段呈现巨大的差异。当阶级话语在主政者的推动下“热火朝天”之时，工人阶级队伍并不强大。而当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市场经济和私有制大规模发展，自在的工人阶级（主要由农民工组成）正在结构性地增长并开始觉醒之时，国家与知识精英却站在了“阶级话语”的对立面（李强，2008）。阶级话语因其在计划时代造成的伤害及改革后的意识形态批判，被人们抛弃，甚至被工人主体所谴责，阶级话语在改革时代一度消逝（潘毅，2005；潘毅、陈敬慈，2008）。越来越多的劳工研究者意识到这种吊诡，关于中国工人（1990年代中后期以下岗工人为代表，今天则主要指庞大的农民工队伍）的研究重新启用了阶级分析框架（冯仕政，2008；沈原，2006）。

三 职业作为社会分层的核心

无论是从阶层的角度还是从阶级的角度对社会不平等进行分析，都面临群体的划分与边界问题（Parkin, 2005）。实际划分过程面临着如下四个决策：第一，使用一个标准还是多个标准；第二，选择哪些标准；第三，划分成多少类别；第四，划分出来的阶级或阶层是否具有整体行动力（见表2）。阶级研究视角通常以群体为研究单位，认为重要的不是以个体为单位的社会流动，而是整个群体地位以及群体间关系的改变。阶层视角的研究虽然也关注社会群体之间的等级和差异，但主要以个体为研究单位，且将个体的不平等与社会位置之间的不平等区分开来。其中，社会位置为社会运行的功能性需要，相对固定，个体可以通过各种途径被安排到相应的社会位置上，并能在位置间发生流动和更替。

经验研究中，围绕社会位置或社会群体的等级与不平等进行测量和分类的几种经典方式包括：①Treiman的职业声望测量；②Duncan的SEI社会经济地位指数测量；③Erikson和Goldthrop等的EGP职业分类框架；④Wright依据各群体对各种资源的占有情况进行阶级划分的框架；⑤布迪厄基于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进行的阶级分析。这些测量或分类框架都试图将各个群体（特别是职业群体）归入某种等级序列或者单维连续统，从而反映社会地位（更确切地说是职业地位）之间的不平等。

以职业声望来对职业地位等级进行测量，就是从一个社会总体中抽取一部分受访者样本，让他们基于自己的综合判断，给各个职业的声望及社会地位打分排序，研究者基于这些打分和排序计算出每个被评职业的平均得分或其他集中趋势测量值，作为对应职业的相对声望（Treiman, 1976, 1986）。在职业声望测量及其国际标准化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的Treiman的研究表明，不同群体，包括不同地域的人对各种职业的评分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和稳定性（Treiman, 1986）。在Treiman看来，人们的评价之所以高度一致，与不同社会的职业结构因功能及组织需要趋同，且不同职业之间的差异都建立在普遍存在的知识技术、经济控制、权威方面的差异上有关（Treiman, 1986）。

Duncan的社会经济地位指数（Socioeconomical Index, SEI）类似于依据客观指标来“再现”主观的职业声望地位，以弥补职业声望只能测量少数职业的不足，并使职业地位的测量简单化（Blau & Duncan, 1967）。其基本思路是，以职业为分析单位，用各类职业从业者的平均收入水平和教育水平（分别操作化为各类职业中收入在一定水平以上的人口比例，及较高教育人口的占比）对抽样调查所获得的部分职业的平均声望做回归，然后基于回归参数估计出普查数据中已经知道收入与教育水平但不知道职业声望得分的职业的声望得分（Blau &Duncan, 1967: 119-120）。

上述两种测量方式具有良好的单维连续性，极大地促进了基于统计技术的地位获得模型的发展。不过，基于这种测量较难分离出边界清晰的社会群体，群体分析与阶级概念较难融入这一研究路径。除批判性不足外，这两种测量（尤其是社会经济地位指数）也受到诸如概念不清、高估经济地位影响等批评（Hauser& Warren, 1997）。

Erikson和Goldthrop等提出的EGP职业分类框架和Wright的职业分类延续了人类所做的职业分类的努力，同时参考了马克思的阶级理论。只是前者并不强调不同职业之间的冲突而将其当作一种客观社会结构，后者不仅将各类资源的占有情况纳入社会等级群体的划分中去，而且特别强调不同等级之间的权力关系与冲突性。Erikson和Goldthrop首先将社会分为三个大的阶级（雇主、自雇者、受雇者），然后再根据规模大小、级别高低分为11个类别，11个类别又可合并为7个、5个或者3个阶级（Erikson & Goldthorp, 1992: 36-39）。

以赖特为代表的新马克思主义者发展了具体事态构图中的马克思理论，基于对不同资源（生产资料占有，技术/文凭资产占有以及组织资产占有情况）的控制权和剥削关系，划分出资产阶级、工人阶级、小资产阶级以及处于矛盾地位的管理者人员、小雇主、专业技术人员等中间阶级。根据各职业的社会地位、经济收入等将不同职业归为少数几个具有等级性的“群体”类别，这有利于将这些分类与实际的社会群体及这些群体的行为（如社会流动、集体行为）在直观上联系起来。这种测量分类方法与列联表分析技术结合，成就了社会分层流动研究中的流动分析路径。

布迪厄的后现代文化分层理论在不否认阶级在经济、财产方面差异的基础上，更强调阶级在文化形式、品位、生活方式上的差异（李强，2008）。这为我们将划分阶级的标准从生产领域转移到消费领域提供了支持（朱伟珏，2012）。他提出的四种资本与社会空间理论为我们分析阶级之间的差异、阶级的变动轨迹、阶级文化和惯习提供了启发（刘欣，2003）。尤其是其中关于制度化的文化资本（教育及文凭）同隐蔽的阶级再生产的论述与实证化分析对分层流动研究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布迪厄，2015）。此外，如果中国社会确实会由当前的倒丁字形结构转变为中间阶层较大的橄榄形结构，中产阶层必然会有相当部分来自农民及其子女。这种阶级来源和历史惯习必将影响中国中产阶层的阶级品位。

四 评论与综合

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与韦伯“阶级理论”关心的都是理想型的“社会集团”的划分及集团之间的关系问题，为我们分析社会结构提供了概念工具和框架体系。此后的专业研究专注对社会不平等产生的原因、过程与后果的“中层”研究，为我们深入研究社会不平等及社会分层流动问题提供了实际技术与操作化方案。不过，在应用上述理论和方法指导中国情境下的社会不平等与社会流动研究时，应该注意其不足。

从具体操作化策略来看，欧美的社会分层与流动研究中，职业结构取代了社会分层结构，而“社会流动”也被简化为职业流动或职业地位获得问题（Lipest, Bendis & Zetterberg, 1959; Featherman & Hauser, 1978; Hauser, 1978;Grusky & Hauser, 1984）。这与职业在现代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有关。在职业高度分化、分配机制充分市场化、公民权利逐步平等化的西方社会，职业位置是个体从市场及组织机构中取得财富、权力和声望的最主要依托。随着工业化和市场化的推进，社会分工的发展，中国的职业结构也与西方社会趋同，职业地位在衡量中国人的社会地位方面的有效性也越来越高。不过，现阶段的中国社会，资源分配尚存双轨制，公民实际享受的权利仍依据不同身份存在差异。除职业分化“造成”的不平等外，其他重要机制同样会导致不平等，例如，城乡户籍差异就可能导致社会福利与权利差异，而进入不同的劳动力市场（体制内外，初级劳动力市场-次级劳动力市场）会带来收入回报模式以及社会地位的差异等。因此，在对中国社会的不平等与社会流动进行研究时，职业分层以及人们在不同职业位置间的流动只是一方面，除此之外，还应该特别关注“农民-市民”身份的转换，“体制内-体制外”单位间流动。后两种社会位置和身份的改变在中国社会的重要性及其研究意义有如种族、性别、是否为外来移民在美国社会的重要性。我们应该将上述构成不平等的非职业因素与职业因素结合起来，考察中国社会的分层与不平等问题。

这种结合在工业化与现代化快速发展、经济与职业结构迅速变化，但是政治与民主改革、社会结构转型相对滞后的中国显得更为重要。今天，中国农民在城市成为一名服务员或产业工人已经相对容易，但这不足以使他们获得真正的“城市人”身份。因为市民身份不只是工作或生活在城市空间，更在于其所代表的“在城市中获得集体性消费资料——住房、教育、医疗健康、社会福利以及其他环境设施等”的权利。这种职业非农化与身份市民化之间的断裂正是潘毅等所谓的“无法获得的现代性”的本质。由于国家针对农民和市民采取不同的社会管理、福利保障制度，并长期缺位于处于农民与市民之间的农民工的集体性消费领域，从农民子女中分化出来的农民工既无法获得完整的工人身份完成无产阶级化，也无法获得完整的市民权利（潘毅、任焰，2008）。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基于职业位置的社会分层与流动分析仅仅反映了中国社会不平等的一部分，要对更为完整的社会不平等图景有所把握，必须将其置于更大的框架中。而这种断裂正是中国的社会流动区别于西方的重点之一。

西方分层流动研究是在基本公民权利（citizenship rights）及公共物品（civil goods）较为平等的情况下关注和讨论经济物品与政治物品的不公平分配问题的（戴维·格伦斯基，2005: 4）。社会分层与流动研究之所以在20世纪60～70年代兴起并走向经验化、精细化，实际上正是战后欧美民权运动将社会公平问题推至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结果。职业分化只是欧美社会不平等的一个维度，同期展开的还包括对于不同种族、不同阶级、不同性别以及移民与非移民之间的不平等的研究。今天的中国，围绕性别不平等、族群不平等的社会分层研究越来越多（李春玲，2010；李春玲、李实，2008；李实、马欣欣，2006；王天夫等，2008；吴愈晓、吴晓刚，2008, 2009；朱镜德，2005），但是围绕职业、单位性质、户籍身份、政治面貌间的不平等研究仍占主导地位（边燕杰等，2002；边燕杰等，2008；李路路等，2009；李强，2002a, 2010；王天夫、李博柏，2008；吴晓刚，2006）。我国不同职业、不同单位与户籍身份之间的差异仍然引人瞩目，性别和族群差异虽然存在，但暂居其次。对于西方社会分层与流动研究的学习，不是说要以职业分层与流动取代更具普遍意义的社会不平等研究，而是要学习他们分析社会不平等问题的视角和方法，用以分析中国社会的主要不平等形式与分层。如果职业分层在中国各种社会不平等中不重要，我们也就无须投入那么大的精力关注它，大可去关心其他更重要的不平等标准。除职业差异外，城乡不平等与不同单位性质的劳动者之间的分化与不平等就非常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