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地方政权：南诏国、大理国时期的云南民族关系

在南诏国、大理国时期，云南民族关系的主要内容是中央政权与少数民族政权之间的关系，具体来说就是汉民族建立的唐朝和以乌蛮为主体建立的南诏国之间的关系，汉民族建立的宋朝和以白蛮为主体建立的大理国之间的关系。“若依唐书南诏传所说，唐代大帝国之亡，实和南诏有极密切的关系；宋太祖有鉴于此，且有挥玉斧割大渡河以外于不顾的让避决策，都可以说明彼此关系的不容轻视。”单就南诏国、大理国内部的民族关系而言，南诏国的王室来自乌蛮，大理国的王室来自白蛮，但无论在南诏国还是大理国时期，它们的贵族和官吏阶层都主要由白蛮组成，而乌蛮中的“三十七部”和河蛮、扑子蛮、寻传蛮等则长期处于集体奴隶式的附属地位。为保持和强化地方政权的独立性，在南诏国、大理国存续期间，统治阶层依托地方化的密宗佛教——阿吒力教，也进行了建构一个既融汇胡、梵、蕃、汉文化但又与胡、梵、蕃、汉有明显区别的认同群体（或者说民族、族裔、族群）的努力。但在总体上，南诏国、大理国和阿吒力教的历史发展并未脱离中国文化体系。

（一）南诏国与唐朝的关系

据《旧唐书·南诏传》的记载，南诏“本乌蛮别种也。姓蒙氏，自言哀牢之后”。从南诏国建立的时代背景来说，它无疑是唐朝为制衡吐蕃崛起，抵御吐蕃的入侵而在洱海地区扶持地方势力的结果。唐高宗永徽四年（653年），蒙舍诏首领细奴罗遣使向唐朝朝贡，唐高宗赐细奴罗锦袍。永徽五年（654年），细奴罗派长子罗盛炎到长安朝贡，唐高宗封细奴罗为巍州刺史。皮罗阁担任蒙舍诏首领时，唐朝册封他为“特进台登郡王，知沙壶州刺史，赐名归义”，他的几个儿子也分别被授予杨瓜州刺史、蒙舍州刺史、江东州刺史和双祝州刺史的职位。正是在唐朝的大力扶持下，蒙舍诏才通过长期的军事征服逐渐统一了滇西六诏。开元二十六年（738年），唐朝册封皮罗阁为云南王，标志着作为唐朝属国的南诏国建立。天宝十一年（752年），南诏国联合吐蕃消灭了唐朝军队，与吐蕃结为兄弟之国，改年号为赞普钟元年，这是南诏国正式建立地方政权的开始。

在云南历史上，南诏国的建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此之前，云南虽然也存在爨氏政权等地方势力，但它们在名义上都是从属于中原王朝的。南诏国则除了在立国初期对唐朝表示从属以外，其余时间里，南诏国与唐朝之间的关系都呈现出明显的对抗特征。南诏国建立后，一度保持了对外扩张的强劲势头，不可避免地与唐朝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天宝十年（751年），唐玄宗命令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出兵讨伐南诏国，南诏国与唐朝的矛盾被进一步激化。在联合吐蕃消灭了来犯的唐朝军队之后，天宝十一年（752年），南诏国改年号为赞普钟元年，开始正式建立地方政权。此后，唐军多次被南诏军队打败，南诏国军队屡次侵犯内地，南诏国与唐朝之间的政治联系也长期处于断绝的状态。大历十四年（779年）以后，南诏国与吐蕃的矛盾逐渐显现，面临被吐蕃控制、并吞的危险，也是由于唐朝开始执行李泌制定的“北和回纥，南通云南，西结大食、天竺”以共同抗击吐蕃的战略，南诏国与唐朝的关系又重新开始密切起来。贞元十年（794年），南诏国国王异牟寻与唐朝的代表崔佐时订立《云南诏蒙异牟寻与中国誓文》，宣布与吐蕃断绝关系，归附唐朝，不再侵犯内地。但实际上，南诏国与唐朝之间的战争却并未因此而停息，对唐境内的剑南、西川、黔中和安南等地的大规模进攻、掳掠在此后一百余年间仍时有发生，甚至曾攻下过西南腹地的成都。长时期的交战使唐朝与南诏国双方的国力都受到严重耗损，国内各种矛盾不断激化。902年，南诏王族为权臣郑买嗣所杀，南诏国灭亡。五年后，唐朝也在农民战争的冲击下宣告覆灭。

（二）大理国与宋朝的关系

在经历了南诏末期的动乱和政权的频繁更迭后，白蛮贵族段思平于937年建立了大理国。当时中原地区为后晋政权，四分五裂的局面并未消失，无力顾及与大理国的交往。宋朝建立后，大理国才开始恢复与中原王朝的政治联系。相较于宋朝与西南地区其他民族的关系而言，宋朝对大理国的态度在总体上显现出较为疏离的特征。根据相关历史文献的记载，大理国多次主动向宋朝表示愿意成为按时朝贡的藩属国，归附宋朝，但或许是受到唐朝灭亡是由于南诏国入侵这一历史的影响，宋朝在发展与大理国的关系方面始终是持谨慎、防范的态度，并不愿与大理国进行更多的政治交往。根据《宋史·外国传》的记载，熙宁九年（1076年），大理国向宋朝进贡了刀剑、犀皮甲、鞍辔等物品，未受到宋朝的积极响应，“自后不常来，亦不领于鸿胪”。政和七年（1117年），大理国国王段和誉派遣使臣向宋朝请求内附，宋徽宗册封他为“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司空、云南节度使、上柱国、大理国王”。次年，宋科举考试的题目也与大理有关，为“代云南节度使大理国王谢赐历日”。但其后，宋朝却又主动停止了与大理国的交往，因而导致除了个别地方保留了断续的互市关系以外，“大理复不通于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