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自20世纪初至今，伴随着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与结束、金本位和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相继崩溃，美国完成了由债务国到债权国再到债务国的三次国际借贷地位转换，成功地接替英国，成为新的全球金融霸主。然而，日益膨胀的对外负债规模使人们不断对美国对外负债的可持续性产生质疑。一旦外债规模超过清偿能力，不仅债务国会面临经济紧缩压力，债权国乃至整个世界都将承担债务重组或债务违约所带来的经济损失甚至经济衰退的风险。经过建国后100多年的发展，20世纪初，美国已成长为世界最大的工业国家，并以世界最强的金融国家姿态迈入21世纪。回顾这一百多年的历史，我们发现，美国不仅会偿还外债（至少不会明确提出违约），而且还擅于利用外债，并最终通过国际借贷地位的几次转换终结了英国的日不落帝国时代，成就了美国今天的国际霸权地位。虽然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加重了人们对未来“美元债务”的担忧，但它也向世界昭示：即使全球性金融危机起源于美国，美国的金融霸权依然不可替代。

可以说，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开启了美国的金融霸权时代，但该体系的崩溃并没有终结美国的金融霸权。相反，在后布雷顿森林体系时代，美国利用外债所带来的政治机遇，成功地将资产货币（黄金）转变为债务货币（美国国债），颠覆了国际收支平衡与国内货币调节间的传统关系，修改了国际经济运行秩序，巩固并强化了美国的国际金融霸权地位。在传统的经济学理论研究中，对外负债通常作为政府财政的预算约束被导入模型进行推演，由此，经济学家进一步认为债务国在与债权国的交涉中处于弱势。因此，人们很难想象一个国家兼具金融霸权国与债务帝国两种身份，更难理解金融霸权与对外负债的共生关系。那么，美国的对外负债与金融霸权这种共生关系是如何产生而又如何维持的？为什么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可以通过对外负债保住陷入危机的金融霸权而20世纪初的英国却没能做到？美国政府部门、私人部门和美联储是如何利用这种关联机制去维系甚至是强化金融霸权的？而这种维系作用又能持续多长时间？本书将通过大量的理论与经验研究分析对外负债在维系美国金融霸权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找出隐藏在上述问题背后的答案。全书结构框架如图1所示。

图1 全书结构框架

本书先是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探究了对外负债与金融霸权的关联机理。根据霸权稳定论中的成本收益分析法，本书认为，金融霸权的长期平稳运行固然离不开霸权国家自身在经济增长率和金融实力方面的相对优势，但最关键的还是尽可能地扩大金融霸权收益，同时控制维系金融霸权的成本。因此，以对外负债维系金融霸权就需要三个前提条件：一是外部债务以本币标价；二是霸权国家对国际信贷资金流动具有控制权；三是具备控制和化解金融危机的能力。满足前提条件一，金融霸权国家通过通货膨胀和汇率调整等手段控制负债成本；满足前提条件二，金融霸权国对债权国的挑选空间会增大；满足前提条件三，金融霸权国家不但可以提高在国际金融领域的威望，更有利于作为债务国的金融霸权国转嫁负债风险。随后，本书分别就美国政府部门、私人部门和美联储如何帮助美国满足这三个前提条件并各司其能地保证对外负债维系美国金融霸权模式的平稳运行。

美国政府部门在支持对外负债维系金融霸权的过程中主要依靠的是金融外交。财政部所发行的本币计价的政府债券则在美国金融外交中充当利益交换的载体性工具。根据不同的国际情势，购买美国国债在金融外交中时而作为手段时而作为目的。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前美国通过金融外交使主要工业国家接受将美国国债作为黄金的替代品，在美国主动关闭黄金兑换窗口后，美国国债就顺理成章地成为美元回流的载体。为强化新生的美元债务循环体系，美国凭借其军事实力迫使中东地区接受石油美元定价，该金融外交的一项重要意义在于石油输出国的贸易盈余最终会通过投资美元金融资产的方式回流美国。为将新兴市场国家纳入美元债务循环体系，美国积极推动全球金融自由化和一体化进程。美国通过向新兴国家提供出口市场和信贷资金与它们形成经济利益关联，并在此基础上开展金融外交说服新兴国家开放资本账户和国内金融市场，以使高经济增长所创造的财富以金融资本的形式向美国转移。

美国私人部门在支持对外负债维系金融霸权的过程中主要通过营造美国金融比较优势吸引国际资本流入。美国金融比较优势得力于多层次的金融市场深度、较强的金融市场稳定性和高效的资金配置效率。本书通过指数构建初步对美国的金融优势进行了量化，横向比较出美国在金融方面较其他主要国家的优越程度。随后，本书将私人部门分为银行部门、非银行金融部门和跨国公司分别进行了研究。美国商业银行在国际金融市场中主要处于融资方地位，以充足的流动性和低风险性吸引国际资本流入。以影子银行体系为主的美国非银行金融部门因大量使用金融创新工具而在从事信用、期限和流动性转换业务上具有极强的灵活性，因此美国私人投资组合净头寸往往呈现负值。正向增长的对外投资净收益为缩窄负的美国私人投资净头寸贡献良多，以跨国公司为代表的私人部门对外直接投资是美国国际投资净收益增长的主要动力来源。因此，以市场力量形成的美国私人部门的对外净负债规模的增长速度一直较为温和。

美联储在支持对外负债维系金融霸权的过程中主要体现为对美元霸权的维护。美元霸权是美国金融霸权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全球金融资产多以美元计价，因此美元汇率的波动会影响到美国对负债规模的变动。一战及其战后重建时期，美联储配合美国政府所施行的金融扩张主义对美元国际货币地位的提升起到了积极作用。在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美联储在多数时间内都践行着低利率政策来维持美元升值幅度会超过其他货币的市场预期，以此通过国际货币互换市场所形成的金融网络，使美元向世界各国更深入地渗透、更持久地在海外留存。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美联储通过扮演最后贷款人和最后交易商，确保美国金融市场在特殊情况下一日具有充足的流动性，锁定国际资本对美投资风险，为债务美元的顺利回流保驾护航。在维护美元霸权的同时，美联储也在借助美元霸权，配合财政部的汇率调整政策调控国际收支、调节美国对外负债规模，增强以对外负债维系金融霸权的可持续性。

通过上述美国以对外负债维系金融霸权作用机理的分析，本书对美国金融霸权的可持续性和未来发展趋势进行了探讨。整体来看，美国的金融霸权尚处于壮年时期，以对外负债维系金融霸权的运行模式在中短期内难有改变。只要美国的金融霸权的主要构成因素（即美元霸权、绝对占优的金融实力、制定国际金融秩序的主导权、对金融危机的裁处权）不出现病变，这种负债式金融霸权的运行就不会出现根本动摇。因此，仅根据美国对外负债规模及其未来变化趋势判断美国金融霸权强弱或是可持续性是有失偏颇的。鉴于美国负债式金融霸权的运行机理，美国对外负债规模的发展趋势实际上更多地依赖于全球经济走势。美国除了利用估值效应在账面上对国际投资头寸进行调整外，很难单方面地调控对外负债的变化。

本书总体结论如下。

第一，无论从主权国家层面还是金融机构层面，美国的金融霸权都符合学者的界定，具备应有的霸权构成要素。因此，美国是真正意义上的金融霸权国家，也因此完全符合以对外负债维系美国金融霸权运行的前提条件。

第二，在以对外负债维系美国金融霸权的过程中，美国私人部门以金融优势凭借市场力量吸引国际资本流入；美国政府部门以国家信用和金融外交手段将市场力量难以左右的外国美元储备和美元贸易盈余引渡至美国境内；美联储的国内货币政策与财政部的国际货币政策相配合，通过美元霸权平抑债权国对美国对外负债规模的非议，缓解因对外负债而被动调整国内货币与财政政策的国际压力。

第三，美国对外净负债主要助推力量是外国对美国政府债券的投资，美国私人部门的对外净负债因市场力量主导而总体表现平稳。因此，美国对外负债的持续增长更多地是国际对美国国家信用的肯定，是对美国金融霸权的承认。也就是说，以对外负债维持美国金融霸权的持续时间与对外负债规模并无根本联系，而与支撑美国金融霸权要素的寿命直接相关，这些支撑要素不仅包括美元霸权、绝对占优的金融实力、制定国际金融秩序的主导权、对金融危机的裁处权，而且涉及美国在军事与政治等国际领域的霸权。

本书的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研究视角方面。本书将金融学、国际经济学、国际政治经济学相结合，以对外负债变化为主线对美国金融霸权建立与维系的历史进行了重新解读。为考察一国金融霸权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

本书的不足之处也十分明显，主要在于以下两点。

第一，由于学界在对外负债与金融霸权的相互作用关系方面没有系统的理论研究框架，因此，本书的研究既未能在系统的理论框架下进行，也未能建立系统的金融霸权发展理论。只能试图在国际政治经济学和纯经济学的研究框架下，运用经验分析、统计性描述等研究方法证明美国对外负债在金融霸权成长过程中的作用机理。

第二，由于笔者学识浅薄粗陋，因此本书的观点难免欠缺成熟（如国际军事战略部署方面）、研究框架尚存在很多值得商榷的地方（如在主权债务清偿时对国内与国际法律限制的忽视）、研究深度也有待提高（如在理论模型推导与实证计量方法方面）。此外，由于笔者阅读书籍和文献有限，而文中的多处研究论证还需要更多地外文历史资料和数据做支撑，因此，相关参考文献还有待进一步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