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的开展及深入

从2004年开始气候问题日渐引起欧洲乃至全世界国家的关注。作为缓解气候变化的其中一个方案，英国布莱尔政府自2005年开始重提发展核电的可能性。这是继英国最后一个核电站Sizeswell B自1995年建设完成后，英国政府再度讨论以核能作为电力来源的可行性。在这样的时间点上，我在约克大学完成的硕士论文就是对中国和英国的4份报纸关于核电的报道和评论的话语进行比较研究。这个可以算是我对于核电及其风险的社会建构这个议题研究的起点。当时在导师耶利教授的推荐下我选择了英国的《泰晤士报》和《卫报》2005年5月1日至8月1日关于核电的报道和评论作为研究对象。在中国的报纸中我选择了《南方日报》和《羊城晚报》。这样的选择与其说是关于英国和中国报纸的比较，还不如说是基于英国的报纸和中国广东省的报纸的比较。在本书后面的研究中，读者会发现大量的田野调查也是在广东省开展的，本书中用到的案例也基本是发生在广东省内的群众参与事件。关于这一点我的解释如下。首先，广东省是我国的核电发展大省。全国首个大型商用核电站大亚湾核电站就坐落在广东省的深圳市，大亚湾核电站和与其毗邻的岭澳核电站组成了全国最为重要的核电基地之一——大亚湾核电基地。其次，广东省毗邻港澳，是我国经济发达的沿海省份，新闻报道及宣传各方面有着比较宽松的环境。最后，当时广东省居民的环境健康及维权意识都比较强烈。在2005年5月1日至8月1日这一段时间里我总共在《卫报》和《泰晤士报》上找到与核电有关的新闻报道及评论19篇，其中新闻报道12篇，评论类文章7篇。在《南方日报》及《羊城晚报》共找到新闻4篇，全是关于核电站发展的消息报道，没有评论的内容。虽然所选研究对象的时间段较短，只有3个月，但是从当时的研究发现来看，与英国的报纸相比，中国广东省的报纸并没有对核电发展的政策、现状或科学技术水平作任何的分析和评论，只是简单地报道发展现状，而且报道量明显少于英国报纸。虽然说当时布莱尔政府正在讨论重开核电发展大门导致英国关于核电及其风险的新闻和评论数字有所增加，但是中国在当时也正在实行大力发展核电的政策。还有报道指出，到2020年中国将新建20个核电站和40余个核反应堆，核电发电量有望占全国发电总量的8% ～10%。我的硕士论文的发现是中国的报纸并没有在话语陈述上建构核能的风险，而英国的报纸却在新闻报道中不断地讨论、建构及传播与核能风险有关的信息。

在约克大学取得了硕士学位后我被录取为约克大学社会学系的博士研究生。由于当时的合作导师耶利教授受邀到爱丁堡大学社会学系任教，我于是放弃了在约克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机会，于2006年跟随耶利教授来到爱丁堡大学继续进行博士研究。这时以核电风险作为研究对象，以与现代化以及科学技术风险相关的理论和概念作为研究的理论框架的想法已经比较明晰。但是在研究应该选取的角度上，我与耶利教授存在一定的分歧。我希望研究我国核电发展的政策决策和制定过程，讨论政策制定者以及科学技术专家对核风险的认知建构过程。我通过国内的关系买到了两本与我国核电发展的政策制定相关的著作《中国核电发展战略研究》和《起步到发展——李鹏核电日记》。通过阅读这两本著作我了解了核电发展决策的历史过程，与当时的政策制定者在核电发展上的战略性考虑。但耶利教授认为应该把研究的目标定为普通的民众和利益相关者，因为他们对核风险的认知和建构过程才能说明核电风险的社会建构及大众对核电事务的参与模式。在西方社会，社会科学方面的研究者已经在英国、法国等地做过类似的研究。耶利教授给我推荐了几本相关著作。但是在2006年的一年中，我们并未就研究目标人群达成一致。我认为在当时的中国，核电发展就是由政府说了算的。虽然大亚湾核电站建设过程中香港居民确实发起过反核运动，但当时香港还处于英国管治之下，并且香港居民的反核运动也并没有影响大亚湾核电站项目的建设和并网发电。在2006年以前可以说中国并没有发生任何形式的居民对核电事务的参与活动，即使有也没有被媒体报道过。那研究对象该是谁呢？去问普通老百姓担不担心核电站的风险，他们知道什么是核电站吗？就连风险这个词中国的普通老百姓可能都不熟悉。按照英国大学的博士研究流程，第一年我必须通过开题会才能继续第二年的研究工作。2006年年底我提交了17000字的研究报告，包括耶利教授及我的第二导师白馥兰（Francesca Bary）教授在内的4位开题会专家组并没有通过开题报告。他们一致认为我的研究对象还未明晰。专家组给了4页纸的正式会议决定。决定肯定了选题的研究价值和理论框架的学术性，但是指出研究设计模糊，不具可行性。专家组认为我不能开始田野调查。他们建议我回国，利用3个月的时间做一些前期研究，然后把研究设计明晰化，主要是要确定研究对象，然后再重新提交开题报告。2007年年初，我带着这样的结果回到了中国。

2007年2月5日《南方日报》“两会”特别报道专题用半版的篇幅作了题为《韩江上游拟建核电站，汕头、潮州代表团提出询出——1000多万人饮水可能被污染？》的特别报道。文章呈现了潮州、汕头两市人大代表因为担心核电项目会污染饮用水资源而在广东省“两会”上要求召开咨询会的情况。在看到了这一新闻后，我顿时觉得，苦苦寻觅了一年多的研究对象终于浮出水面了。2月8日，从小一起长大的表姐结婚，她先生的老家在梅州大埔县，我于是跟随表姐一家前往大埔县参加婚礼。在大埔县参加婚礼一周的时间里，我通过与当地人的交流了解到，原来梅州大埔县就是韩江上游拟建内陆核电站的选址地。而其中一个选址地就在表姐先生的老家所在的村子对面。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在短短两周之内，我不但确定了一年以来一直模糊不清的研究对象，还找到了开展田野调查的地方。在此之前我一直认为博士研究是一个客观的过程，但从自身的经历来看，博士研究是一系列巧合、主观意愿与客观思考相结合的过程。2007年3月我返回英国，重新提交了开题报告，在第二次开题会上介绍了自己准备以韩江上游拟建内陆核电站为案例展开田野调查，以大埔县的居民、潮州及汕头两市的人大代表为研究对象进行深入研究。专家组认为报告在研究对象方面已经明晰，但是专家组对我当时设计的研究方法还存在疑虑。我当时设计的是以案例研究（Case Study）为研究方法，运用文献资料、访谈、观察等数据收集方法进行田野数据的收集，预计调查时间为半年。但是白教授——我的第二导师、中国科学技术与历史方面的专家——对于案例究的方法不认同。她希望我用民族志（Ethnography）的调查方法，在大埔县以及大埔县的村子里住上半年以上的时间，通过参与观察和访谈等数据收集方法了解社会及文化背景对于大众风险认知和建构的影响。几经修改，开题报告最终选定民族志形式的案例研究（Ethnography Style Case Study）作为研究方法。该研究以梅州大埔县拟建内陆核电站引发争议的案例为研究对象，在大埔县城及大埔县内的3个村子进行民族志调查。在每个调查地点我都需要与当地人建立联系以了解当地的文化、生活水平、人们之间的互动交流形式和生活方式这些看似与核风险没有直接关系的信息。我所研究的关于核风险的议题在人们的生活中所占的地位微不足道。民族志的调查法有助于收集人们无法用言语表达的信息，但这些信息反映了他们如何理解核风险。在开题报告一波三折、不断被质疑和修改的过程中我体验了英国社会学界对于博士研究的严谨与对田野调查和数据收集的重视。由于英国的社会研究基本上是走定性研究的路子，因此对于获得深入和可靠的一手资料的要求非常高。在求学过程中，我也见证着自己对学术的态度和对博士研究的认识的转变：把从重视理论研究，期望在书堆里和办公桌上完成博士研究的想法转变为从田野数据和实践中重新思考和不断完善理论的做法。

2007年5月我正式前往梅州大埔县开始田野调查。在大埔县的调查持续了两个多月。由于受到洪水的影响，在2007年夏季的调查中我无法到村里居住和展开调查。2007年8月底我前往汕头及潮州两市与参加广东省“两会”的人大代表进行了深入访谈。2008年1～3月我重回大埔县展开第二轮的田野调查。在这两次调查的基础上我完成了博士论文的撰写，本书前半部分的内容大多来自我的博士论文。

2010年我通过博士论文答辩后回国工作。起初我认为与核有关的议题在国内始终属于敏感话题，回国工作后再进行这方面的研究可能很难获得项目支持。另外一个考虑就是缺乏可深入研究的新案例。当时对国内“韩江上游拟建内陆核电站”及“银滩无核”网络反核运动两个案例的研究都已经在博士期间完成了。当我正准备放弃与核电风险相关的研究转而研究环境健康议题的时候，2011年3月11日日本福岛核电站发生了严重事故。一时间核电的风险再次成为全球热议的话题。这次事故发生在中国的近邻日本，对中国造成的影响可想而知。2011年8月我重返梅州大埔县，对原来调查过的地点进行回访，并于2012年7月前往大亚湾核电站所在的深圳大鹏区，研究居民对核风险的认知和建构过程。自2011年年底开始，我国的核电项目纷纷受到居民的反对和质疑。其中，引起较大关注的事件有2011年年底至2012年年初发生的安徽省望江县发文请求叫停江西彭泽核电站建设事件。事件的起因是几位老干部向国家有关部门递交的一份呼吁停建彭泽核电站的“陈情书”在网络上被广泛转载。随后事件发展为和彭泽县一江之隔的安徽省望江县以政府公文的形式，请求叫停江西彭泽核电站建设。该公文称：“彭泽核电项目评定报告‘人口数据失真、地震标准不符、临近工业集中区和民意调查走样’。”而在2013年7月江门鹤山市发生的市民上街“散步”反对建设核燃料工业园，地方政府表示不会逆民意上马项目的事件，更加证实了大众核风险意识的觉醒。以上两个公众参与事件虽然不是著作的主体案例，但是在后文也会提及并加以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