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世界银行“贵州省文化与自然遗产保护和发展项目”实施历程
一 项目缘起与申报
贵州省位于中国西南部,多高原山地,境内地势西高东低,自中部向北、东、南三面倾斜,平均海拔在1100米左右。贵州是全国唯一没有平原支撑的省份,受制于地理环境和交通因素,经济社会发展水平长期在低位徘徊。2010年,人均GDP仅为1735.62美元,在全国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中处于最后一位;经济总量位列全国第25位;工业化程度系数0.8,落后全国人均水平15年;城镇化率29.9%,与全国平均水平相差16.6个百分点。全省3950多万人中有65%居住在农村,拥有5万多个自然村寨,是全国贫困人口最多、贫困面最大、贫困程度最深的省份。截至2011年底,按2300元扶贫标准,贵州仍有贫困人口1149万人,贫困发生率33%,占全国近9.4%。
从后发优势的视角看,贫困的贵州却拥有优美的自然生态环境和绚烂多彩的民族文化旅游资源。作为一个多民族聚居的省份,除汉族外,贵州还居住着48个少数民族,各民族历史悠久,发展中形成自己独特的民族文化和习俗,丰富的民族民间文化和手工技艺散落在贵州乡村中。各种民间信仰、传统习俗、节庆活动、祭奠仪式、织绣等手工艺、酿酒等传统技艺、音乐歌舞、语言、文字、建筑、雕塑等得以保留。2005年,贵州省有44项民族民间非物质文化遗产列入国家级第一批重点保护名录,并确定了90项省级重点保护名录。作为中国最贫困的省份之一,却拥有如此富足的自然和文化旅游资源,贵州陷入了“悖逆现象”中。为了冲出“经济洼地”,贵州渴望能够获得外来资源的支持。但较长时期里,国家项目资金主要投向扶贫开发与农业发展领域,直接用于支持文化旅游开发与保护方面的资金非常有限。
早在20世纪90年代,世界银行就开始支持中国对其独特的文化历史遗产进行保护。在过去20年间,世界银行与中国合作开展了12个不同类型的项目,贷款额为13.23亿美元。其中近2.6亿美元贷款用于文化遗产保护领域,使我国成为世界银行历史上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规模最大的单一项目国家。随着项目实施的深入推进,世界银行对文化遗产保护的理念也在变化。最初项目只是为了“不带来损害”,仅对单一文化遗产进行资助。经过发展演变,新一代项目希望通过发挥文化资源和历史名城的独特作用,实现经济和社会发展。尤其是通过社区参与的方式对社区独特的文化遗产进行挖掘和保护,将社区能力建设与文化遗产保护结合,从而促进社区可持续性发展。
在此背景下,贵州省政府于2004年开始从支持旅游业加快发展的角度,向国家发改委申报世界银行贷款项目。贵州省政府高度重视项目申报工作,省政府办公厅成立了包括省发改委、省财政厅、省旅游局、省文化厅、省建设厅、省民委等十几个相关单位在内的领导小组,并将项目办公室设在省旅游局。同时组建了省内某专家咨询团队对项目进行可行性研究报告的编制工作。在此之前,贵州世行项目资金主要集中于扶贫和农林业发展,直接用于支持旅游业发展的项目资金非常有限。世行贷款项目具有还款周期长、利率低等特点,当各地州县了解到将有一笔世行资金用于促进地方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利用时,争相加入到世行项目资金申请中,借以发展当地文化旅游。世界银行作为国际组织,在为成员国提供优厚低息贷款的同时,对项目的申报、实施、提款报账、监督等各个环节都有一套严格而复杂的程序,实施机制与运行规则与国内项目差异较大。对世界银行技术细节不甚了解的情况下,各项目申请县都以申请国内项目的经验“抢”报项目,希望通过多个项目打包申报以获得更多的资金。在当时国内项目资金尚未大规模自上而下传递时,世行项目成为众人眼里的“香饽饽”。
为了能够抢到世行项目,有条件申请项目的地州县旅游局在当地政府支持下,开始了漫长的申报工作。2004~2006年期间是项目申报阶段。在这期间,各申报县根据世行的要求对项目申报点进行详细的调查。包括对项目点的人口、经济、社会、文化、旅游资源等一些情况进行调查,并编制项目申报书。相对于国内项目,世行项目对申报数据的要求非常严格和详细,尤其是一些基础性数据,因此每个项目点都投入大量人力和物力。对于人员配置一向都比较紧张的各级旅游部门来说,这些申报工作占到了年工作量的1/3以上。
2007年以来,项目进入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阶段,各项目申报县根据省旅游局下达的项目清单目录提交材料。该阶段因贵州某高校研究团队承接做出的第一稿可研报告在世行方面未获通过。此后,贵州省某规划设计院团队接棒提交二稿可研报告,于2008年获得世行认可、通过。然而,遗憾的是由于缺乏社区参与的理论素养和实践经验,无论是贵州某高校研究团队还是贵州省某规划设计院团队的可研报告,都将着力点集中于项目“硬件”的设计中,而对于贵州世行项目中最重要的“社区参与”理念如何实施却没有清晰的规划。在可研报告设计中既没有为“社区参与”提供资金保障,也没有构建诸如“社区工作小组”的制度保障。
在项目申报的4年间,贵州省上下对世行项目的投入除了材料申报所付出的心力外,还有不容忽视的项目申报成本支出。据调查,某县在申报阶段,世行专家每年到项目点评估两次,每次随行人员大约10多人,每次考察活动约花费3万元,这些费用均由县财政负担。除了每年固定的两次检查外,还有各种打着世行项目旗号的考察团到项目点村寨,他们的费用同样由县财政支出。此外,项目村所在的基层乡镇也有一笔不菲的接待费用支出。他们不仅要接待考察专家,还要接待县项目办人员。因此,每年县财政花在世行项目上的接待费用就高达30万元左右。另外,作为项目申报配套工作,相关的培训已经展开,其中最主要的是关于采购和财务方面的培训。这些培训在2007~2008年间密集进行。每个项目申报县相关负责人都要集中到贵阳进行培训,培训时间少则2~3天,多则1个星期。而这些培训的成本有部分也需要由县财政承担。
世行项目中“少数民族文化遗产保护”子项目是最重要的部分。项目选取17个有深厚少数民族文化内涵的村寨,基于“社区参与”的理念,通过培养社区主体性,促进社区能力建设,从而实现少数民族文化的自觉传承与保护。对入选项目的17个少数民族贫困村寨的民众来说,他们对世行项目抱以较高期望。通过世行项目实施,民众希望:一方面能将他们的文化遗产进行发掘和保护;另一方面也希望项目资金能帮助改善村寨基础设施、提高村寨的旅游接待能力,促进旅游业的发展,从而提高经济收入水平。因此,被列入备选的村寨对世行项目表现出极大热情。例如,某少数民族村寨,村民们知道自己村寨进入世行项目候选名单后非常高兴,邀请兄弟村寨一起举行了盛大的联欢晚会。在项目申报前期,全村民众以拦门酒、长桌宴等最隆重的少数民族仪式来欢迎各世行评估专家团。据统计,当地民众为了欢迎世行专家,从项目申请初期至2012年,已经杀掉近20头猪,而这些支出绝大多数都由当地民众自己承担。
从2004年开始准备到2008年可研报告通过,在世行项目长达5年的前期申报过程中,从贵州省政府、省旅游局,到相关市县旅游局,再到项目村寨都表现了极大的热情和期盼。每个层面都为世行项目申报工作投入了极大的人力和物力,希望项目能够早日付诸实施,从而促进项目点的文化保护和旅游发展。但各参与主体对项目的困难度以及所将要付出的代价估计不足。与国内项目相比,无论是项目立项鉴别、项目准备,还是项目预评估等阶段都要投入较多精力,以及不菲的资金成本。以致项目申报后期一些项目申报单位选择了主动退出,如榕江县。但是对绝大多数申报县来说当时已经进退维谷,一方面由于世行项目前期准备时间太长,已经人困马乏,逐渐失去信心;但另一方面前期投入了如此高昂的成本,如果选择退出就意味着对前期申报工作的否定,如此责任无人能担,只能选择在无奈中坚持。
二 项目前期准备(2009~2011)
经过历时5年申报,贵州省人民政府于2009年6月26日与世界银行最终签署项目贷款协定,并于2009年9月16日正式生效。
根据协议,世界银行将向贵州省提供期限为30年的6000万美元贷款,加上国内配套资金,项目总投资约为5.5亿元人民币。该项目的目标是通过发展旅游和更好地保护文化与自然遗产,帮助贵州境内地区(包括少数民族)增加经济收益。为实现这一目标,该项目重在对基础设施进行优先和可持续的投资;采取创新措施,增加少数民族收入;关注自然遗产与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发展;旅游开发和遗产保护的能力建设。
贷款协议签署后,世行项目开始进入正式实施阶段。为保证项目顺利实施,贵州省项目办聘请国信招标集团有限公司贵州分公司作为项目咨询公司,协助开展工作。
该项目是世界银行在中国首个基于“社区参与”理念实施的自然和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世界银行希望通过项目实施培育社区的组织和自治能力,从而促进社区可持续发展。根据项目实施方案设计,第一步就应该是在“社区参与”的基础上编制社区发展规划。
保护规划是项目实施的核心要求,也是项目村寨在文化遗产传承和旅游发展中的基本文件并具有法律效力。在没有编制这样一个规划的情况下,不能够开展任何项目活动。因此,该规划应在社区准备完成后,通过参与的方式作为第一项任务来实施。
社区准备包括成立社区管理小组、监督小组以及咨询公司聘请社区协调员,并且要在社区中充分宣传世行项目,让社区群众了解项目并参与其中。遗憾的是国信公司作为一家招投标公司,其强项在于土建招投标方面。对于世行所要求的“社区参与”工作基本上没有任何智囊储备及实施经验。因此在实际实施过程中,绝大多数村寨在没有编制规划的情况下就开始实施项目。虽然后来世行一再坚持村寨必须要编制保护发展规划,无奈作为法定文件,发展规划需要举行公众听证会,以及规划部门的正式批准,这需要一个比较长的周期,如果仍然坚持发展规划的话,项目肯定不可能在关账最后期限内完成。因此2012年6月世行提出妥协意见,编制社区发展规划的任务被命名为村寨文化遗产和保护目标,并不具有法律效力。
2009~2010年,国信公司作为咨询公司期间最主要的工作体现在各种培训上。但这些培训主要集中于土建招投标、提款报账等方面,而对“社区参与”这一极为重要的环节基本没有涉及。在项目具体操作上,咨询公司从来没有操作过类似项目的实际经验,不知如何按照社区参与的要求系统推进项目。加之操作手册编制缺乏实际可操作性细节,因此不具有指导性。各个项目县处于相互观望状态,不知如何实施项目。虽然有的县如贞丰在实际中慢慢摸索推进,但绝大多数项目县都处于无所适从的状态。因此2009~2010年期间,项目基本停滞,没有能够按照项目计划推进。项目在实施初期面临的问题引起了世界银行的高度关注,并将项目列为高风险项目予以警告。
贵州省政府以及项目办对于项目实施过程中面临的问题予以高度重视,并积极寻求解决途径。2010年,贵州省项目办终止了与国信公司的咨询合同。同年12月,贵州省项目办与宜生环境技术工程(上海)有限公司、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和荷兰Urban Solutions公司组成的咨询顾问联合体签订了“以社区为基础的可持续旅游、项目管理、质量控制以及专题研究”咨询服务合同。咨询联合体介入项目后,项目各项工作逐渐步入正轨。而对每个县的世行办来说最直接的感受就是开始获得较为专业的指导,尤其是需要社区参与的社区发展规划大纲编制、保护和修复民居、保护和继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等方面。咨询专家组基于《社区参与操作手册》为项目实施准备了各种详细的指南,包括社区准备指南、传统民居修缮指南、少数民族村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指南等。这些指南具有较强的指导性,比如管理小组,监督小组的成员组成,成员男女比例等都有详细的规定;示范民居的招投标、传统民居的建设流程都进行了细化,如项目申报,项目公示等。此后,咨询联合体于2012年12月向贵州省世行办提交10个村寨的“保护目标”。这10个编制“保护目标”的村寨分别是:凯里市怀恩堡村和季刀村、安顺市旧州、天柱县三门塘村、黎平县厦格侗寨和堂安侗寨、丹寨县石桥村、平坝县天龙村、剑河县巫包苗寨和展溜苗寨。按照世行要求,这些“保护目标”也应在“社区参与”的基础上达成,但遗憾的是社区参与的空间仍然非常有限(详细案例将在后阐述)。同时还发现,这些村庄的“发展目标”,更多的是单纯的项目目标,关注点集中在社区“物”的方面,而缺乏对村寨传统、社会结构以及文化可持续发展的系统关照,这显然没有达到世行项目希望的社区参与能力、村庄可持续发展等目标。
这期间县项目办同时组织对项目点村民组织进行了一些培训。培训的主要内容是村寨旅游发展与少数民族文化传承方面,培训期间还组织到典型地区考察乡村旅游发展情况。培训取得了一定效果,“我嫂子要把垃圾扔下河,我哥就说现在要保持这个河干净,你还要扔垃圾到河里面,全村都笑她”; “培训教我们怎么给客人敬酒,不要把手放在碗里面,见到客人要微笑”。但这些培训对世行项目本身的执行没有实质性的帮助。从培训内容可以看到,出现了一定的“超前性”,如培训如何叠被子、端盘子等内容应是下一步乡村旅游发展起来后才进行的。而对于项目准备阶段最应该进行的社区能力建设、社区主体性培育、社区自组织等方面的培训却没有任何涉及。
村庄层面,项目信息基本处于“蒸发”状态。普通村民作为世行项目信息传导的最末梢,对世行项目的动态信息他们基本上没有任何官方渠道可以获知,因此他们只能够通过诸如“世行专家又来了”、“县旅游局来人了”等支离破碎的信息来拼接对世行项目进展的想象;另一方面,世行项目由于实施周期太长,已经严重地消磨了村民对于项目的热情。尤为严重的是由于村民不了解世行项目进展,以为项目已经不开展了,他们被欺骗了,因此对项目已经心生怨气,尤其在对项目前期投入热情巨大的村寨中这种现象尤为明显。
项目前期实施阶段出现的上述问题是多方面原因造成的:
首先,因为咨询方的变化,项目执行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不连贯性。例如,在贞丰的纳蝉,民居修缮指南最初是由贵州省建筑设计院编制,指南上提供了3种款式的民居,每个农户可以根据自家的实际情况来做出选择。但后来同济大学提供的修缮指南则是在各家各户实际情况的基础上来修补,即修旧如旧。由此,就出现县项目办前期宣传与实际操作修缮结果的差异,这引起了老百姓很大的意见。
其次,世界银行本身也出现了不连贯性。原来的项目经理在任期间根据实际情况对可研报告的采购计划进行了部分调整,比如非遗项目等,而各项目县也付出了大量的心血来调整采购计划。但是,2012年10月,世行任命了新的项目经理。新项目经理对采购计划的调整并不认可,认定项目需按照最初的采购计划执行。这意味着县项目办为调整采购计划所付出的辛勤努力付之东流。尤为严重的是,县项目办工作人员已经到项目点宣传了调整后的实施计划,而突然又发生变化,民众必然有被欺骗的感觉。
再次,项目办工作人员的更替也在客观上造成了项目在实施环节的困难。世行项目从2004年着手开始准备到2011年开始实施,时间跨度长达7年。在这期间,从省项目办到州项目办,再到县项目办的领导和工作人员都不同程度地有所调整。调整后的新任领导不一定重视世行项目;一些参加过培训,熟悉项目的工作人员被调离,接替的工作人员又要花大量的时间重新了解项目,这必然造成项目推进的缓慢。
而在这7年期间,中国国内外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得益于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国家财力不断提升,政府开始加大对农村地区的投入,最明显的变化就是各种危房改造、新农村建设、“一事一议”等项目纷纷进入农村地区。这些政府项目的诉求和世行项目存在诸多不同点,比如危房改造需要体现的是“新”,但是世行项目典型民居改造追求的是“修旧如旧”。实施理念的差异必然导致项目间的张力。这种张力体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政府项目所追求的“白、大、美”的理念,正好契合刚刚脱贫、亟待改善居住条件的村民的需求。另外,政府项目固有的高效率使得项目推进非常快,村民可以马上申请到项目资金,看到实际效果。因此村民们当然倾向于申请政府项目,而放弃世行项目。
第二,从县项目办的角度来说,世行项目烦琐的报账程序,低效的执行力致使世行项目没有国内政府项目好操作。这些因素导致世行项目不再是“香饽饽”,而成了“烫手的山芋”,成了一个吃力不讨好的包袱。
同时,2008年开始的国际金融危机使美国对美元采取量化宽松政策,直接导致美元对人民币大幅贬值,再加上国内通货膨胀的影响,世行实际贷款额大幅缩水,更加失去了吸引力。
因此,自身项目设计的缺陷、项目执行过程中的调整和国内外环境的变化等因素都导致世行项目在实施过程中陷入困境,致使项目进度缓慢,没有能够按照预定的实施计划推进。而非物质遗产保护子项目,则因受益主体不明确,以及财务预算上的限制,更是被“遮蔽”和“忽略不计”。
三 项目实施(2011~2013)
如果说2009~2011年处于前期准备和学习阶段的话,那么从2011年开始,在咨询联合体的协助下,世行贵州项目开始在各个项目点全面铺开,项目进入实质性的实施阶段。
截至2013年1月,按照实施“社区参与”的村寨在保护和修复民居中的进度情况来划分,15个项目村寨可以分为已经完成、正在进行中以及完成前期准备还未开始进行三类。
项目已经完成的村寨包括:安顺天龙完成传统民居改造65户、示范民居建设6户;安顺旧州完成传统民居改造88户、示范民居建设5户;纳蝉完成民居改造126户;西江干荣村完成传统民居改造40户。
项目已经开展,但是还没有结束的村寨有:小黄侗寨传统民居保护49户,已经完成12户修缮;季刀村、怀恩堡村、南花村的基础建设已经在进行中,但是民居修缮还没有开始;施洞传统民居保护10户,已完成4户修缮。
项目已经做了前期准备,但仍然还没有实质性进展的村寨有:展溜、巫包、堂安、厦格四个村寨。
从这些村寨项目实施的情况来看,项目总体上尽管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也凸显出大量的问题和矛盾。这些问题除了项目设计之初的缺陷,还包括实施中的问题。
2012年1月12日,国务院颁发《关于进一步促进贵州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若干意见》文件。这是贵州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的重大标志性事件,具有划时代的里程碑意义。文件明确将贵州定位为“文化旅游发展创新区”。提出“探索特色民族文化与旅游融合发展新路子,努力把贵州建设成为世界知名、国内一流的旅游目的地、休闲度假胜地和文化交流的重要平台”。
在此背景下,贵州省的省情与申请世行项目之初发生了很大变化。少数民族文化旅游越来越受到重视,日渐成为贵州省的支柱产业。据《贵州省生态文化旅游发展总体规划》,预计2015年贵州省平均旅游停留时间将达到2天,2020年达到2.5天。至2015年,全省旅游业预计产生130万个就业机会,使300万人受益,农民人均收入的20%将来自旅游业。至2020年,预计旅游业将产生300万个就业机会,使700万人受益。因此,世行项目的实施将为贵州省文化旅游业的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但是,随着“促进贵州省又快又好发展”成为国家战略,中央财政加大了对贵州的转移支付力度,最直观的表现在于各种政府项目开始投向当地农村地区,包括新农村建设、一事一议、危房改造项目等。
这些政府项目与世行项目存在一定程度的重叠,比如说政府危房改造与世行传统民居的修缮。但这些项目的目标却存在偏差,政府的危房改造追求的是“新”,支持村民对民居进行“翻新”,而世行的传统民居修缮强调“修旧如旧”。对村民而言,“新”屋显然比“老”屋更加有吸引力,因此出现了大量将木屋毁掉改建砖房的现象。这一问题在从江县小黄村尤为明显,原定60户民居修缮中有15户未经申请已将以前的老房拆掉准备建砖房,更甚的是有1户已经完成维修的民居居然也已经被拆掉。而世行对受益户要求的“10年不能改变房屋外观”的承诺因为不具有法律效力导致没有任何约束力;其次,政府项目依靠成熟的行政路径,项目推行效率非常高,这意味着老百姓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看到项目的效果,这与世行项目“光打雷不下雨”的情况产生鲜明对比。同时,政府项目验收要求相对较低,也有更大的可操作空间,因此老百姓认为政府项目“得钱快、要求低”,世行项目已经失去了原来的吸引力。再加上世行项目要求受益户需要自己投入一部分资金,有的受益户选择主动退出了世行项目。比如在剑河展溜,危房改造项目进入村寨后,导致部分受益户主动申请退出。再次,如果世行项目能够与政府项目整合资源、统一实施的话,给村庄带来的收益将是“1+1>2”的。但现实是政府项目不愿意与世行项目进行整合,因为世行项目所追求的“修旧如旧”理念不能让村民满意,不能让领导满意,他们认为“根本就看不出效果”。项目间的这种张力表现为一个完整的村庄出现不同风格的建筑,如贞丰的纳蝉。
顶层的变化也会直接传导到县项目办。随着旅游业越来越受到政府重视,基层旅游局的工作量也越来越大,这无形中削弱了旅游局投入世行项目的精力。尤其是绝大多数旅游局领导和工作人员都已经进行了调整。旅游局领导的态度会对项目产生重要影响。比如季刀,由于村寨内部的矛盾,导致村民热衷上访,政府对该问题非常头痛和谨慎。于是当地政府并不积极推动世行项目,在每个环节和步骤上也基本不干预村内的决定,而村内意见不集中,工作效率较低。施工队运到村寨的部分民居修缮材料,目前晾晒于村口,日常维护和管理都是问题。同时,熟悉项目的工作人员调离,意味着前期的培训工作付之东流,新来的工作人员又需要花费很长的时间来熟悉和了解世行项目。
此外,随着项目的推进,县项目办工作人员的协调工作也困难重重。根据项目设计,旅游局是项目具体实施单位,它需要统筹协调财政部门、发改委、建设部门等将近10个部门的工作。但是,在中国现实的行政权力结构中,旅游局处于弱势、被边缘化的地位。因此旅游局在项目实施过程中面临诸多挑战。
第一,旅游局以前从来没有实施如此大的项目的经验;
第二,该项目有大量的施工土建项目,但旅游局完全不懂土建招标、图纸、采购等。所以现在旅游局将他们解决不了的问题都推向咨询公司;
第三,旅游局不是一个实权部门,其工作人员没有能力去协调和调动相关资源来保证项目实施。尤其是县项目办根本无法解决超出旅游局权限范围的问题。比如某县项目办的工作人员抱怨“我们和财政系统都是平级的,但是我们去找他们的时候感觉他们的态度比较消极,他们觉得这个项目与他们无关。现在涉及提款报账了,他们就不了解。省财政厅对项目的培训没有我们多。现在感觉好像我们是去求他们一样”。
在此情况下,项目办对项目也没有了积极性。一方面从县领导到旅游局领导已经对项目感到“厌烦”,他们需要把精力投入到依赖行政路径更加有成效的“大事”中去;另一方面,项目办的工作人员也认为世行项目特殊的提款报账制度和管理模式非常复杂,没有政府项目好操作,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工作。在双方都缺乏积极性的情况下,县项目办的理性选择就是以最快的速度,用最短的时间将世行的钱花出去,赶快将这个“烫手的山芋”解决掉。而至于项目是否是在社区参与的基础上实施的,县项目办已经无暇顾及,因为“没有时间了”。
项目实施的村庄层面,同样发生了变化。
第一,世行项目已经将村民的耐心消耗殆尽,村民对项目的态度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从初期的热切期盼,到中期的失望,再到实施阶段的消极。村民产生消极态度的原因:一方面当然来自于对项目本身的失望,项目并没有如想象中那般给村庄旅游发展带来立竿见影的效果;另外一方面原因是随着农民收入增加,世行项目已经不再具有吸引力,尤其是如上面所分析的,随着政府项目的强势介入,村民们都被这类项目所吸引,再加上对世行项目“修旧如旧”理念的不认同,导致在实施过程中屡屡出现受益户申请主动退出项目的情况。
第二,外出务工已经成为农民最主要的现金收入来源,村庄空心化现象日益严重,这对世行项目的实施有非常不利的影响。比如在民居修缮的具体环节中,按照世行操作手册的要求,有条件的村寨在社区项目管理小组的组织下,在社区协调员的帮助下组织具有进行民居修缮能力的人成立村寨建筑施工队,参与竞标。但是现实的情况是目前村寨很难有足够的劳动力组成施工队来承接修缮工程。另外,农村社区的空心化导致有社区参与能力的村民非常有限,话语权很容易被以村支两委成员为主体的精英群体把持,严重制约了普通村民参与的空间。比如某村的受益户就是由世行专家和村干部共同决定,由于世行专家对村庄情况不了解,很大程度上是村干部进行的选择。从一开始选择了150户,到后来减少了24户,以及期间擅自修改受益户,村民都未参与讨论,所以满意度较低。
第三,相对于2004年,目前村庄更容易受到外来信息的影响。这些影响有好的一面,比如让村庄能够融入现代社会的发展。但是,也给村庄传统文化造成了严重的冲击,比如现在村民更喜欢建砖房,对传统的木房较为排斥,这将使世行项目对于传统民居保护的理念面临现实的挑战。
以上分析可知,贵州省、地、县及村庄面临的现实环境相对于世行项目申请之初均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些变化对世行项目造成了消极影响:一方面影响了社区本身的发展,更为严重的是为项目下一步实施造成了潜在障碍,项目已经错过了最佳的实施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