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非西欧的近代和亚洲文学的话语

西欧的近代和亚洲的近代，其发展过程大相径庭。除日本以外的亚洲大部分国家经历过殖民统治的事实足够说明这一点。与西欧的近代化自发形成并带有帝国主义体制的特征不同，亚洲的近代化非常被动，而且只能经历殖民统治。因此，亚洲的近代与西欧的近代截然不同。但是，人们习惯于以西欧的近代标准衡量亚洲的近代，由此导致了难以把握其实质的尴尬局面。为了正确理解全球的近代而不是欧洲的近代，需要转变将亚洲所经历的近代简单视为西欧近代变种的态度。

虽然现在的西欧在纯文学创作方面风光不再，但它依旧掌握着世界文学的话语权。包括亚洲在内的非西欧地区文学的不容忽视性，使得他们在某种层面上也对这些地区的文学进行评价和给予肯定，但其依然以自身的观点进行任意阐释，并对这种主导权总是恋恋不舍。墨守成规的众多非西欧地区的理论家，不仅不对这样的现状进行彻底的批判和反省，还把自身文学放置在过去欧洲中心主义的框架内，进行麻木解释并乐在其中。

近代女性文学在西欧的情况和在非西欧（尤其亚洲）的情况也迥然不同。反殖民主义倾向与女性解放的价值追求，在亚洲女性文学中并不自相矛盾。在西欧各国，国民国家的建设与男权秩序的确立在同一条线上进行，因此，女性文学必然对它采取否定态度。国民国家对女性的压制，自然而然导致了承受近代家长制桎梏的女性对国民国家的批判态度。由此看来，欧洲的殖民主义者在亚洲进行殖民统治的过程中，以女性解放为文明教化的重要内容被加以宣传，可谓是顺其自然的了。英国殖民主义者在印度积极主张陪葬制度的废除，已是世人皆知的历史事实。但是，与当时的男性国民主义者不同，很多印度女性表现出了难以掩饰的困惑和矛盾。因为坚持陪葬制度就是屈服于家长制秩序，相反则是认可英国的殖民主义。这正是西欧和殖民地亚洲在近代化过程中，女性和女性文学所经历的差异所在。因此，对今天的殖民地亚洲国家的女性文学，我们需要与西欧不同的另一种解读方法。面对巴勒斯坦的女性作家萨哈尔·哈利法的小说时，我们更加需要这种眼光。

在亚洲，引领近代化的主导力量，也跟女性问题一样，需要独特的解读方法。在亚洲的近代化过程中，只能由作为中间阶级的知识分子起到关键性作用。在资产阶级尚未成长的情况之下，羽翼未丰的少数有产阶层，只能跟殖民主义委婉妥协。加上无产阶级的成长非常微弱，结果只能由中间阶层的知识分子起到重要作用。矛盾双方的对立强度越大，紧张系数就越高，随之而来的只能是严重的对抗和暴力。所以，为了不陷入这片泥潭，随之产生了阶级联合的思想，这一过程中知识分子的作用尤为凸显。在殖民化的亚洲，走这种中间路线是没有余地的选择。这也是在韩国和其他亚洲国家近代化过程中所共有的现象。拜读印尼著名作家普拉姆迪亚的作品，缺乏这种视角就几乎不可能读懂。

还有一个重要的概念就是离散（diaspora）。众所周知，国民国家发端于欧洲，后来扩散到了欧洲以外地区，现在则成为一个世界性的国家体制。随着国民国家所具有的暴力性日趋明显，在全球范围内对超越国民国家以至建立新世界的向往也越来越强烈。特别是1980年代以后影响扩大的一系列反国民国家主义的话语，在为上述潮流起推波助澜的作用。其中，离散和离散文学得到了空前的关注。因为离散和离散文学正极力冲破国民国家所具有的局限性。笔者也认为离散和离散文学是诊治国民国家和民族主义弊病的一剂良方，同时对在反国民国家论的层面上进行的一系列认真讨论，产生不小的共鸣。但是，把离散和离散文学放在上述单一层面上进行讨论，不管其主旨多么重要，也难免陷入一个狭窄的境地。尤其是在美国、日本等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所进行的有关离散及离散文学的讨论，除了个别例子以外，均以反国民国家主义理论为基础。后结构主义常常强调的混合性和多样性，更把这些理论基础进行了巩固。因此，离散和离散文学所形成的历史性语境已荡然无存，留下的只是以国民国家克服论、混合性以及多文化主义为主要话题的离散和离散文学。在尚未完全摆脱殖民主义残留意识的韩国知识界，更是把中心地带的思维模式和探讨方式，不经过任何媒介和自主意识的过滤而囫囵吞枣，其歪曲程度令人担忧。其实，离散和离散文学形成的地域并非中心地带，而是边缘地带，但有关它的探讨，主要以中心地带的离散知识人士为主而进行。据笔者拙见，这种现实语境很难勾勒出离散和离散文学所具有的具体的、历史的原貌。边缘地带不是不探讨离散和离散文学，而是因缺乏相互之间的沟通渠道而未能产生实质性的互动作用。针对这一现实，迫在眉睫的是根据西欧以外地区边缘地带文学的历史性现状，重组离散文学的话语结构。在与亚洲其他地区离散文学的相互比较中，我们可以发现树立另一种理论体系的可能性。如果不摆脱西欧话语的垄断，就根本无法领略印度的离散文学作家罗辛顿·米斯瑞的作品所具有的丰富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