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新史学、新社会史与文化转向

现在若要了解《新史学》创刊，是在怎样的时空背景下，以及这些台湾史家为什么会在1990年创办这个期刊？我们当然不能遗漏掉这份期刊的《发刊词》。此外，关注发刊词的撰写人——也是日后在这个期刊宣扬新社会史研究取向的杜正胜——所写的几篇有关台湾史学发展的文章，也是不错的选择。另外还有一个途径，或许可以一读王晴佳所写的《台湾史学五十年（1950—2000）》。

在这篇《发刊词》中，杜正胜对于何谓新史学，并没有太明确的指涉。他认为：

史学是以时间发展为主轴的学问，对时代的变化比其他学科更敏感。一个时代必有一个时代的史学，新的时代往往蕴（孕）育出新的史学。

一九九〇年春天有一种以前瞻、开放、尝试态度研究中国历史的学术刊物在台北问世，它就是《新史学》……

大凡杰出史学家辈出的时代，他们的著作便代表一种“新史学”。第二次大战以后，欧洲史学界蔚成一股风尚的年鉴学派，注重社会经济以及心态文化的研究，相对于十九世纪的历史著作是一种新史学，到七〇年代大家遂冠以“新史学”之名。然而十九世纪下半叶德国史学家利用政府档案建立欧洲的政治史和外交史，在当时何尝不是一种非常新颖的史学！最近已有人开始反省这股流行数十年的“新史学”：他们开始思考社会经济是否一定比政治对人类历史的影响更具关键地位？历史著作分析是否一定比叙述更高明？古人说：“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任何学风既然不可能一成不变，我们并不想再来提倡一种“新旧史学”或“新新史学”。

中国也曾发生史学新旧的问题。本世纪初梁任公针对传统史学的弊端，提出“叙述人群进化现象而追求其公理公例”的“新史学”。二〇年代末特别强调新史料的傅孟真，二〇年代中专攻社会经济史的陶希圣，和四十年来以马恩史观作骨架的中国大陆的史学，也都是各种不同形式的“新史学”。梁氏之新史学乃上世纪欧洲社会科学的余绪；傅氏“史学即史料学”的矫枉过正，长年以来遭受不同程度的批评；陶氏的《食货》过分重视经济社会层次，亦有时而穷；至于以史观作导引的大陆马克思史学派，基本上已背离史学的本质。凡此种种都暴露出近一世纪来，中国出现的各种新史学，都不尽令人满意。近代中国多难，历史研究不如欧美波澜壮阔，然而推陈出新，新又成旧的轨迹则如出一辙……

在新时代的前夕，台湾一群史学工作者筹办这份史学杂志——《新史学》——以迎接新时代的到临。《新史学》不想取代任何形式的所谓“旧史学”，而是要尝试各种方法（不论已用未用），拓展各种眼界（不论已识未识），以探索历史的真实和意义。他们吸取历史教训，不要创造某一新学派，毋宁更要呼吁史学同道，在新的解放时代中，共同培养一种不断追求历史真实和意义的新风气……

《新史学》不特别标榜社会、经济、思想或政治的任何一种历史，也不特别强调任何一种研究方法，但它也有所重视和关怀——对整个时代、社会、人群、文化的关怀。当天际浮现一线晨曦之时，正是万丈光芒发皇的前奏。欢迎海内外所有史学同志一起携手，共同创造二十一世纪中国的新史学。

这篇篇幅不长的《发刊词》，透露出几点信息。第一，强调史学与事变的关系，当时正处冷战结束之际，随着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对立情况的崩解，新的历史观念正在修正。第二，还是相信历史的客观性，史家应该继续探索历史的真实与意义。第三，《新史学》的创刊多少受到法国年鉴学派的新史学风潮的影响。第四，新史学与传统史学关系并未断裂。第五，希望透过历史研究，能指引国家民族及人类前途的作用。第六，强调学术社群间的对话，因此除论著外，还特别强调研究讨论与书评的类型。第七，这个刊物在研究领域方面，不特别偏向社会史、经济史、思想史或政治史；在研究方法方面，也不强调任何一种研究方法。第八，期刊最初主要是在发展中国史，并未提及世界史及中国台湾史。

尽管这篇《发刊词》并未特别推崇哪一种历史学的研究，但到了1992年，从杜正胜的《什么是新社会史？》一文，就可以看到他想要在传统政治、军事、社会经济的史学研究领域之外，另辟蹊径地找出新史学的道路。而他所谓的“新史学”，其实是受到法国年鉴学派的社会史、心态史所启发的“新社会史”。在该文中，杜正胜相当明确地指出，他当时受勒高夫（J. Le Goff）所著《史学研究的新问题、新方法、新对象》中的一篇有关“心态历史”的文章的影响。通过这篇文章，杜正胜特别强调过去的历史研究只注意历史研究中“骨架”，而忽略了血肉的部分。他特别针对当时史学多与社会科学结合的缺陷，提出了有所谓：“社会科学方法的贫乏。”因此，他从物质、社会及精神三方面，设计了中国新社会史研究的十二项课题。其中，又特别着重在人民的生活、礼俗及信仰与心态部分。其内涵在于探索社会的文化为职志，即从物质文明到精神文明。

（一）欧美文化史的研究评介

1．欧美通俗文化研究

《新史学》刚创刊的前六年，即从1990年至1995年间，相当密集的以研究讨论及书评的方式大量介绍欧美的史学动态，其中数量最多的是文化史研究取向的介绍，共计有研究讨论13篇、书评17篇。

新文化史的研究视野究竟最早何时介绍至中国台湾的历史学界？一般可能认为与麦田出版社所推出的“历史与文化丛书”有关。但事实上，目前所见，早在1990年，当时担任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的研究员梁其姿教授，就已经在《新史学》创刊号中，写了一篇书评，介绍了一本当时美国汉学界相当重要的研究明清通俗文化的论文集Popular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 China（《中国明清时期的通俗文化》）。通过这本书的引介，当时台湾学界已经认识了欧美新文化史的三位重要史家：伯克（Peter Burke）、金兹伯格（Carlo Ginzburg）及夏蒂埃（Roger Chartier）。

其实，Popular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 China这本论文集的出版受到Popu-lar Culture in Early Modern Europe（《欧洲近代早期的大众文化》）的影响，这是伯克在1978年所写的一本有关大众文化研究的重要著作。Popular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 China的几位编者包含了清史专家、宗教史学者及人类学家。他们想要呈现明清中国通俗文化的面貌具有以下特色：明清的价值系统具有极高度的一致性，这些价值渗透着当时各类通俗文献，通过中央政府及统治阶级的宣传，以及有系统地对民众进行灌输，社会大众最后逐渐内化这些价值。全书的重要论点是明清比同时期的西欧文明有更不寻常的文化一体性。然而，梁其姿对这个结论确有不同的看法，她在书评中引用了当时的一些新文化史家的著作来说明，普罗大众并非如想象的那样消极及被动地接受强加于他们的思想。上述伯克的名著出版后，引起了各国史家对大众文化或通俗文化的注意，纷纷投入相关研究。在1999年的修订版的序言中，伯克指出了亚洲史家转向大众文化研究的趋势，中国史就是其中一个。他认为：“中国史家近来已转向了大众文化的研究。至于南亚，这一领域中的重大事件是出现了一个‘底层研究’群体。”文中所指的“大众文化的研究”就是《中国明清时期的通俗文化》这本书。

除了伯克的欧洲大众文化的研究外，梁其姿还推荐金兹伯格的成名作Cheese and Worms（《奶酪与虫》）。她认为这本书提醒了研究者必须注意：“在通俗文献本身与农民及工匠如何阅读这些文献之间存有差距。”这本书所提到的最后一位欧洲文化史家是夏蒂埃。梁其姿认为：“所有阅读文献的行为对文献的了解永远与作者创作时的原意有所出入。”这种阅读活动并非消极地接受信息的看法，则成为当前热门的阅读史的研究视野之一。梁其姿此处所根据的是夏蒂埃的《知识史或社会文化史？法国的轨迹》。这本书在1984年就已经出现在梁其姿所写的年鉴学派的研究取向的《心态历史》一文中，这篇文章是目前所见最早将年鉴学派的心态历史引介至台湾的论著。在1990年代以政治外交史及社会经济史为导向的史学环境中，这几位史家的著作多少对有意从事文化史研究的学子，起了相当鼓舞的作用。

Popular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 China这本书对日后台湾明清史学界的社会文化史研究有相当大的启发。梁其姿不仅在《新史学》介绍这本文化史著作，还在1991年春天的台湾大学历史所的“明清都市文化”课堂上，将之列为课堂讨论的教材。当年在此课堂的研究生，目前都是从事明清史研究的青壮派学者，如王鸿泰、邱澎生、巫仁恕、邱仲麟、费丝言。

2．“新文化史”名称的首次出现

1989年，美国史家亨特首次在《新文化史》书中提出了“新文化史”这个名称。不到三年，这个名词就出现在《新史学》的《文化史与香港妇女的研究》一文中。作者是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的叶汉明教授，她在这篇文章的第一节就以“文化史、新文化史与妇女研究”为题。文中所谓的“文化史”指的是中西方史学的传统文化史，在中国，有梁启超、柳诒徵、陈登原、陈安仁等人的著作，在西方则是布克哈特所提倡的“文化史运动”。作者在文章中只写有布克哈特，未写全名，所指应该就是瑞士著名史家布克哈特。此外，叶汉明也未在书目中列出所根据的是布克哈特的哪一本著作，以及何谓“文化史运动”。所谓的“文化史运动”指的是布克哈特这位经典文化史家于1860年发表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他所关注的是经典作品的历史，也就是艺术、文学、哲学、科学等学科中的杰出作品的历史。

相对于这些旧的文化史的书写，叶汉明认为，在1991年时，中外都响起更新文化史和扩大文化史领域的呼声，如西方兴起了“新文化史”的浪潮。叶汉明是这样形容新文化史风潮的：“批判只重菁英文化的研究，鼓吹继续开拓大众文化的领域；而当代法国 ‘年鉴学派’的 ‘心态史’研究，和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家对工人文化的探讨，也发挥了极大的刺激作用。”可见，对于香港史家叶汉明，这个时期的新文化史的特色在于强调大众文化、心态历史及马克思主义史家对工人文化的关注。其中，在工人文化方面，叶汉明举出了马克思主义史家汤普森（E. P. Thompson）于1963年所著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简单来说，语言、行动等符号成为新文化史家的重要分析和诠释工具。新文化史的发展主要源自于欧洲史学界，但叶汉明也提到美国的社会史学者对文化交流的关注。例如，已有不少社会史学者注重文化交流的载体如书刊、音乐和大众传媒的作用方式，并从作者、出版商、图书馆，以及读者的交流网络中，考察有关符号交换的问题。

由于叶汉明这篇文章的主旨是谈文化史与香港妇女史的研究成果，新文化史与性别史的关系当然是她的论述重点。她特别提到性别分化研究对文化史方法的普及和发展起了相当作用。她认为妇女史和性别研究在当时是新文化史的前线，所根据的是亨特在The Cultural History书中导论“历史、文化与文本”的观点。亨特的看法是：“1960（年代）和70年代妇女史研就与晚近对于性别差异（gender differentiation）的强调，在文化史的方法发展中普遍地扮演着一个重大的角色。尤其在美国，妇女史与性别研究一直站在新文化史的前线。”叶氏进而举了三位当时相当著名的性别史学者斯科特（Joan Wallach Scott）、戴维斯（Natalie Zemon Davis）和罗森伯格（Carroll Smith-Rosenberg）。期科特则在1988年出版了一本影响日后性别史研究的经典著作《性别与历史政治》，在论文集里，她有力地解释了性别研究的方法论意涵。此处的斯科特，并非第一次出现在《新史学》中。其实，有关斯科特的性别史研究，周梁楷早在1990年的《旧史学向新史学的反扑：讨论G. Himmelfarb和J. W. Scott的史学思想》一文中，就已有深入的分析，可惜叶氏并未引用。周梁楷在文中已经提到斯科特专攻妇女史，打出“两性关系”（gender）的旗帜，虽没有自称新史学的作家，但从出版的《两性关系与历史政治》以来，不难看出她开创史学新天地的企图心。至于戴维斯，则是早在1975就已经出版了一本文化史论文集《法国近代早期的社会与文化》。

除了这些性别史作品外，叶氏也举出了几种对这几本新文化史著作影响深远的理论。由于新文化史关注符号的象征与含义，法国思想家福柯（Michel Foucault）对文化中的权力解读，有独特见解。叶氏说道：“在他眼里，语言不仅反映社会现实，也是权力的工具或因素，有改造现实的媒介作用。……这样，Foucault就为社会史或经济史未能兼顾文化范畴所造成的范式危机提供了一条出路。”

另外，叶氏提到与文化史关系最为密切的人类学。她所举的学者是格尔兹（C. Geertz）与布尔迪厄（P. Bourdieu）以解读语言符号为文化人类学和文化史的核心工作。布尔迪厄是“习性”（habitus）概念的发明者。这两套人类学揭示语意的解读技巧以及论说如何产生的解构方法，都为新文化史家所采用。在介绍这些新文化史的作品与研究理论之后，叶氏开始介绍香港妇女研究的概况，分别从几个主题谈起：早期妇女移民的生活经验、民俗学与通俗文化、地域社群与阶级的文化、亲属与家族制度、文化变迁与社会经济的冲击、中西文化交流。由于早期中国香港的地位与移民特色，以及在中国大陆封闭的情况下，它自然而然成为人类学家要了解汉人社会的一个有利的田野调查地点。

最后，叶氏则建议如何运用新文化史研究中对知识与论述权力的运作，来检讨中国香港的通俗文化与宗教研究。她也引用了梁其姿所介绍的新书Popular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 China中的一段话：“妇女文化和妇女在文化流传中的角色也是极具研究价值的课题。妇女文化在某些主要方面与中国的主流化相异，这种现象反映出一个着重男性血统的社会中妇女的边缘地位。”进而认为妇女文化史的发展潜力无穷，目前仅处于起步阶段。在文章末尾，叶氏引用亨特的话说：“历史学家实无须在人类学和社会学方法之间，或人类学和文学理论之间做出抉择。”的确，在她这篇文章之后的十年中，史学受到人类学的影响更为明显。如今，妇女史及性别史在中国台湾历史学界已经有了相当程度的成长。

3．年鉴学派的文化史研究的初体验

《新史学》的前几卷，相当频繁地评介欧美史学的最新概况，尤其是对年鉴学派的评介。这方面的学者有杨豫、夏伯嘉、王汎森、林富士、蒲慕州、卢建荣。

在叶汉明的妇女史研究之后，紧接着介绍欧美史学走向的是杨豫的《西方家庭史研究的发展现状和未来趋势》。作者认为在1950年代以来，在欧美的新史学运动中，家庭史作为社会史的一支迅速发展。到了1980年代，人类学及心理学取代了社会科学中其他学科，对历史的影响越来越大，遂出现一种新型的家庭史。首先，在法国出现了心态史，其研究领域首先是构成社会的基本单位——家庭，促使了新型家庭史的出现，开始着重探讨家庭成员的价值观与潜在意识。年鉴学派在心态史研究中所提供的许多方法为欧美各国的家庭史研究广泛应用，如“精神考古法”。

在介绍心态历史的家庭史研究时，他文中提到了三位日后对文化史有深远影响的欧美史家：史东（Lawrence Stone）、拉杜里（E. Le Roy Ladurie）及研究儿童史著称的艾里斯（P. Aries）。在杨豫的文章中，并未提到史东那篇预告史学的叙事转向的著名文章《历史叙事的复兴：是创新还是怀旧》，而是举出了史东的家庭史研究成果，如《英国十六至十八世纪的家庭、性与婚姻》。至于拉杜里的微观史名著《蒙大犹》（Montaillou），杨豫提到了这本书“大量使用了教会法庭和世俗法庭的纪录来揭示早期历史阶段上的家庭之间的联系、家庭观念、家庭内部的关系和性行为的许多事实”。至于以儿童史著称的艾里斯，杨豫提到了他的名著《儿童世纪》。这本书讨论了传统家庭向现代家庭转变的问题，涉及了过去的家庭史所未触碰的家庭内部的情况。艾里斯认为，在推动向现代家庭的转化并构成现代家庭主要特征的各项因素中，心理态度的变化与经济因素及社会结构的变化一样重要。

相对于叶汉明的文章仅针对欧美文化史与妇女史的互动所做的局部介绍，纽约大学历史系教授夏伯嘉的《战后欧美史学发展趋势》则是《新史学》首次刊出直接介绍欧美史学趋势的文章。夏伯嘉这篇文章是在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演讲的文稿。文章主要介绍1960～1980年代法、德、意、美四个国家的史学发展，其中又以年鉴学派的介绍最为详细。法国部分主要是年鉴学派第一至第三代的主要史家，其中与文化史较有关系的是第二、第三代的学者。第二代的学者就是在上文中梁其姿及杨豫都有提到的拉杜里。夏伯嘉详细地介绍了这位学者的三个不同阶段的史学取向变化。其中，在第二阶段，拉杜里已经从经济史、人口史及气候史转变到意识形态与结构的历史，特别是强调对时间与宗教观念的研究。这个时期的代表作品就是1975年出版的《蒙大犹》。在1992年的台湾史学界，已经连续有三位史家在论文中提到这位法国史家的作品，可见他在当时欧美学界的影响力。然而，这本书所提倡的微观史学的研究方法，却要到2001年麦田出版社的翻译本出版，才有较清楚的认识。到了年鉴学派的第三代，他们已经放弃了社会经济史与意识形态史的研究，而回到文化史及思想史的研究。这时期最著名的史家是夏蒂埃。夏蒂埃此时的研究重点集中在读书的历史与写书的历史。此处的读书的历史指的就是后来文化史研究中的“阅读史”。夏伯嘉所引用的夏蒂埃的著作有两本，分别是 Cultural Uses of Print in Early Modern France（1987）及Cultural History: Between Practices and Presentations（1991）。其实，夏蒂埃已经出版了一本更有阅读史取向的新著，可惜夏伯嘉并未介绍，这本书至今尚未有中译本，书名为The Cultural Origin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1990）。

在意大利的史学方面，夏伯嘉指出，意大利史家一方面采用了年鉴学派的创见，另一面在方法上也推陈出新，其中的代表是《历史季刊》（Quaderni Storici）。他们主要研究的是人的历史，而非长期性、结构性的历史。此外，他们研究的不是帝王将相，而是下层民众。这之中代表人物是金兹伯格，代表作也是上文所介绍的Cheese and Worms（《奶酪与虫》）。他的研究和法国年鉴学派所擅长的不同，所用的史料大多不是数量性的史料，而是法庭审判资料。金兹伯格的几部著作对英美史学也造成颇大的影响。夏伯嘉所引资料中指的是Clues, Myths, and the Historical Method（1989）及Microhistory and the Lost People of Europe（1991）。至于美国学界方面，夏伯嘉谈得较为笼统。比较特别的是，强调了美国史家特别以“性别”角度来研究历史。

夏伯嘉在介绍欧美史学发展趋势时，所引用的书目中，有一本谈论法国史学方向的相当重要的书The French Historical Revolution（1991）。在该期的《新史学》中，王汎森有针对性地对此书做了更完整的介绍。王汎森写作此文时，还在普林斯顿大学攻读历史博士，亲闻年鉴学派对北美历史学的影响，很快就对这本伯克于1991年刚出版的新著，掌握了相关信息。在这篇书评中，王汎森相当清楚地掌握了年鉴学派第一至第三代的史学方向的转变。年鉴学派到了第三代，展现了三种特色：一是心态史的回归；二是将计量方法运用到文化史上；三是批评计量史学，改研究政治史，并用叙事史的方式。有两方面的因素促成这场变革：一方面是艾里斯对西洋史中的儿童史所做出的杰出研究；另一方面是芒德鲁（Robert Mandrou）的心态史与心理史作品及福柯对年鉴学派的研究理论的影响。因此，我们可以见到这个时期，已有相当多学者转向研究通俗文化如巫术、恐惧感、罪恶感、时间与空间观念转变，以及数学观、意识形态、文化产品、社会想象等课题。在这篇书评中，王汎森还提到伯克此书对于年鉴学派的人类学转向的探讨。例如在拉杜里的《蒙大犹》一书中，多次引用人类学家特纳（Victor Turner）及布尔迪厄的作品。另外像勒高夫（Le Goff）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研究西洋中古史，而迈克尔（Michael de Certeau）以政治语言学的方法对法国大革命时期企求统一及中央集权化的分析。

若我们进一步比较夏伯嘉与王汎森对于年鉴学派的介绍，有许多重叠谈论的史家，但也有些许看法上的差异。例如，夏伯嘉对于第一到第三代的史家的分类就和王汎森不同。夏伯嘉把布劳岱当作第一代，但王汎森则是当作第二代。至于以《蒙大犹》闻名的拉杜里，虽跨第二及第三代，但以他的人类学转向来看，他其实比较偏向第三代的史家。若以伯克的书为基准，王汎森的说法比较接近伯克的论点。

尽管王汎森注意到年鉴学派在第三代受到人类学的影响，其研究已经从“酒窖上升到阁楼”，许多方法已经运用到文化史上，介绍的史家也扩展到德吕莫（Jean Delumeau）、杜比（Georges Duby），及影响日后日常生活史研究甚巨的迈克尔（Michael de Certeau）。在伯克所介绍的第三代史家当中，有两位文化史家也相当值得我们注意。他们是研究书籍史的夏蒂埃，以及研究巴黎市民的日常生活的迈克尔。

（二）新社会史的提倡

到了1992年，杜正胜正式在《新史学》的“生活礼俗专号”中提出了“新社会史”的名称。这种反省来自于他对于198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史的研究“只有骨架，缺乏血肉”的遗憾。这样构想同样地受到法国年鉴学派的影响。文中，他提到一本书对他的影响，那是勒高夫于1974年所写的《史学研究的新问题、新方法、新对象》，中译本出现于1988年，这本书很清楚地批判了过往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只是“一些骷髅机械地跳着骷髅舞，没有血肉”，而解决之道即在于心态史上。此外，由于1949年代至1980年代的台湾史学风气多受美国的社会科学方法的影响，更加剧社会科学方法的贫乏。因此，在此基础上，杜正胜提出了新社会史的标志，主张运用类书、笔记小说、古礼经说、札记，以探讨民众的生活、礼俗、信仰与心态。这样的新社会史和过往社会史最大的差别在于不限于政治、经济与狭隘的社会三个领域。杜正胜特别开辟了物质的、社会的、精神的三大领域。在这个范围内，他以生活礼俗史为核心，拟定了十二种纲目，也就是十二项研究课题，这其中有生态资源、产业经营、日常生活、亲族人伦、身份角色、社会聚落、生活方式、艺文娱乐、生活礼仪、信仰与禁忌、生命体认。

然而，这样的区分也不意味着传统的政治史就在排除之外，而是不特别将政治斗争与行政制度等政治史课题直接作为新社会史研究的对象而已。这种说法虽然离新文化史所研究的“政治文化”有些差距，但都对政治史有所关注。杜正胜受西方史学影响的同时，也批评西方史学缺乏内在联系的问题。例如，他提到英国社会史家特里威廉（G. M. Trevelyan）的《英国社会史》时，认为他还是只在奉政治史、外交史及军事史为历史研究正途，生活情趣的社会史只是其中一小块。对此，杜正胜则表示无法认同，并指明以人民生活为主体才是历史研究的重心。而布洛克（Marc Bloch）的《封建社会》一书对于环境与社会特质的关注，则较符合杜正胜对注意整体与内在联系的看法。

杜正胜此文的特色不在于直接建构出一套新的史学研究方法，而在于他从实际研究中举例来说明新社会史的研究特色。例如，他举出《日知录》中的一条札记说明新社会史的研究特色在于，能在日常生活所常见的事物中发现社会民族的特点。关于这点又和新文化史强调日常生活史的研究特点有些许类似。又从盗墓罪的例子来看为何盗墓罪会比宗庙罪重。若只从政治层面的律令角度及社会组织来看，就难以解释其中缘由，必须从中国人的死后世界观角度观察。新社会史的研究则是比较重视这种多层次的问题。

总的来看，杜正胜此时就已有了日后学者批判新文化史过于破碎化的体认，认为日常生活史虽然琐碎细微，却是表现文化特质最具体的证据。对杜正胜而言，新社会史的最终目的是掌握民族社会之文化特色，不是空洞的文化概念，其内涵以探索社会的文化为目标，范围包括了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然而，这种探索“社会的文化”的角度，若放在新文化史的脉络中来看，则又与夏蒂埃对文化转向观察所得的名言“把当前发生的这场转变称作 ‘从社会的文化史转向文化的社会史’有所出入”。他并未留意此时的西方史学界正受建构主义的影响。此外，杜正胜主张的新社会史在使史学去除社会科学仆人身份的同时，并免于被各种学科瓜分的危机。最后，他提道：“一种新学风形成的基础不在于简洁明确的宣示，不在于动人心弦的博辩，而在于具备历史宏观又经得起细部推敲的著作。”这样的宣示，更显出这篇文章通篇不是在提倡一种新的研究方法或视野，而是在强调具体问题研究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