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浓郁的周文化遗风

一 周人西岐建国及其“德”“孝”文化渊源

“周祖先后稷居邰（邰，音tái，今陕西武功县）。公刘居豳（今陕西旬邑县）。太王迁岐，开始称周。”《史记·周本纪》记载：有邰氏之女名姜原，在野外踩了“巨人”的脚印，生了一个男孩，名弃。弃就是周族的始祖。弃善于经营农业，尧举他为农师。舜封他于邰号曰后稷，“别姓姬氏”。到弃的四世孙公刘时，迁居于豳，社会经济有较快的发展。公刘之后九世，传到古公亶父，为了躲避戎、狄的侵扰，率领族人迁徙到岐山下的周原（今陕西岐山县）。周原地处渭水流域，土地肥沃，适宜耕种，周人善于经营，农产丰富，一跃成为当时兴旺发达的部落。周人在季历和文王时期，国势发展较快，基本上消除了来自西北方向的游牧部落的威胁，巩固了周人在渭水流域的统治。武王时期，牧野一战，纣王大败。纣王死，商朝亡。西周王朝建立。周公建官立政，制礼作乐，创立了新的周文化，奠定了此后数千年中国政治体制的优良基础。

周人建立西周王朝，必须为其统治的合法性做出解释。聪明的周人将上帝与祖先神分离，提出了天命可以转移的观念。周人将战胜殷人的功劳归功于上天的恩泽，他们说是上天要让他们代替殷人进行统治。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殷人失德，惹怒了上天，而周人则很有道德，得到了上天的青睐。周公总结周人战胜殷人的原因时说，殷人的先祖也很有道德，能配得上“天”体恤民众的大德，但后来的殷统治者不顾及上天恩惠人们的大德，上帝就不保佑他们了，就褫夺了他们统治天下的大权，让厚德的周人来统治天下。也就是《尚书·多士》所说的殷“自成汤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亦惟天丕建，保乂有殷，殷王亦罔敢失帝，罔不配天其泽”。但后来的殷统治者“罔顾于天显民祗，惟时上帝不保，降若兹大丧”。而周文王“克明德慎罚”，以德治国谨慎刑法。《尚书》中的很多篇幅都表达了殷人失德而失天下，周人以德而得天下的内容。如《尚书·多方》说周王“克堪用德”统治人民，体现了上天的意志，上天将本来赐予殷人的大命转赐给了周人。周人施行德政、以德治国，彰显了上帝的大德，上帝才将统治天下的重任交给了周人。

周人“德”的概念有处事得宜的意思，主要包括敬天、孝祖、保民三个方面的内容。周公在《尚书·康诰》中反复强调，文王“明德慎罚”，始得以建国。周人代殷受命，是修德所致。周人认为有德是他们取得天下的关键。《尚书·召诰》告诫周王“肆惟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只有谨慎德行，推行德治，才能祈天永久保有大命。

周人继承了殷人崇拜祖先神的观念。周人鼓励后人“追孝”“享孝”祖先，“继序思不忘”，以期得到天命永安的福佑，祈福长寿，使族类获得幸福。“孝”字金文的写法是祭祀祖先时有所奉献的形象。西周青铜礼器出现了大量长篇铭文（50字以上），如天亡簋有76字，何尊122字，大盂鼎291字，小盂鼎390字左右，铭文最长的毛公鼎有497字（见图2-1）。这些长铭铜器是取得政权的新贵族为纪念其先祖而做。他们“论撰其先祖之德善、功烈、勋劳，庆尚、声名，列于天下，而酌之祭器，自成其名焉，以祀其先祖者也。显扬先祖所以崇孝，身比也，顺也。明示后世，教也”。他们所以不畏其难地要铸造这么长的铜器铭文就是要夸耀其祖先的善德、功名，祭祀其祖先、学习其祖先、教育后人。周人不仅对祖先讲孝，还对兄弟、朋友、婚媾（有婚姻关系的宗室诸侯）讲“友”。周人将“孝”“友”扩大到整个统治集团。周人以“德”“孝”进行统治，以期获得天命永久的保佑而永远维持其统治。

图2-1 西周青铜器：毛公鼎

说明：1843年出土于岐山，现存台北故宫博物院。

周人认为“保民”，即保有人民，使其安康，治理人民“若保赤子”，要像保护自己的孩子一样保护臣民。在周人看来，上天具有崇高的道德，对民众是慈祥而又厚爱的。周人的理论是天生万民，上天是民众的宗主，民众是上天的子民。因此上天要选择敬天有德者做国君来统治他的子民，以代替上天自己养育民众。统治者宽厚待民才能体现上天的意志，上天才会高兴让其统治。如《尚书·召诰》说：“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君主能使民众安乐，上天才会让其永远统治。《尚书·梓材》说，“肆王惟德用”“惟王子子孙孙永保民”。

二 周公“制礼作乐”奠定中国文化发展方向

“礼起源于宗教仪式，用以表示对神灵和祖先的敬意。”为将德、孝、礼等美德贯穿周人统治文化的始终，周公将其制度化，就是历史上所说的“制礼作乐”。周公“制礼作乐”最早见于《左传·文公十八年》，先君周公制周礼曰：“则以观德，德以处事，事以度功，功以事民。”《礼记·明堂位》曰：武王崩，成王幼弱，周公践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六年朝诸侯于明堂，制礼作乐，颁度量而天下服。文中记载了周公制礼作乐之事，周公在周人取得天下后对礼制进行了改革，并使其成为周人德治的根本。周初统治者为了稳固政权，不但接受了殷人、夏人的政治和祭祀制度，还吸收了各少数民族的祭祀音乐，如在周王室太庙进行祭祀时就演奏有各少数民族的音乐。周初形成了礼乐文化多元的局面。周公以后随着周王朝统治的稳定，其对礼乐制度进行了改革，不仅形成了严密的等级制度，而且使礼乐制度伦理化。

周公首先对祭祀制度进行了改革。周公“制礼作乐”是在对三代礼制整合的基础上完成的。孔子在《论语·为政》有精辟的论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孔子对三代礼制是了解的，《论语·八佾》记载：“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为了考证夏礼和殷礼，孔子曾亲自到过杞国和宋国，只是他没有找到相关资料。《礼记·礼运》记载：“孔子曰：我欲观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证也，吾得《夏时》焉。我欲观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吾得《乾坤》焉。《乾坤》之义，《夏时》之等，吾是以观之。”可见周公在三代礼制的基础上改革了古礼形成了周礼基本是事实。

周公新创的周礼以周人自己的祖先崇拜为中心，产生出了“孝”的伦理，周礼将政治和宗教伦理具体化为日常工作生活的规范，便于操作和实施。周公希望通过人们对礼制的遵守实现“德治”的目的。“德”在内在方面指人的修养和品行，在外在表现为依照“礼”的行为方式。郭沫若说：“德字照字面上看来是从直从心，意思是把心思放端正，便是《大学》上所说的，‘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但从《周书》和周彝（泛指周代宗庙所用的祭祀器物）看来，德字不仅包含着主观方面的修养，同时连客观方面的规范——后人所谓‘礼’——都是包含着的。……古代有德者的一切正当的行为的方式汇集下来便成为后代的礼。”《周书》和周彝中的德包含了美德和“礼”两方面内容。一方面，“一切有德者的行为方式汇集下来便成为礼”，是说礼来源于周人美德的总结，将周人祖先的有道德的行为总结出来就是“礼”；另一方面，有德者就是举止行为符合“礼”的人。“德”“礼”相辅相成，不可分离，有德就是依“礼”行事，“悖礼”就是无德。《论语·季氏》云：“不学礼，无以立。”钱穆在《论语新解》中阐释：“礼教恭俭庄敬，此乃立身之本。有礼则安，无礼则危。故不学礼，无以立身。”费孝通在《乡土中国》论述礼治秩序时言：“礼是社会公认合式的行为规范。合于礼的就是说这些行为是做得对的，对是合适的意思。如果单从行为规范一点说，本和法律无异，法律也是一种行为规范。礼和法不相同的地方是维持规范的力量。法律是靠国家的权力来推行的。而礼却不需要这有形的权力机构来维持，维持礼这种规范的是传统。”《左传》曰：“先君周公制周礼曰：‘则以观德，德以处事，事以度功，公以事民。'”此道出了周公制周礼的目的：以礼作为标准观察统治者的道德，要求统治者以礼为准则处理政事，以德礼对待民众，维持周统治的长治久安。周礼是周人德治的基础。“制礼作乐”是西周统治者完善德治的根本举措，在制度上将政治伦理化。周公认为“敬德”就是处事得宜，《尚书·洪范》有“大中之道”，是说做事要有“度”，“度”就是“礼”，依礼办事就是有德。《诗·大雅·民劳》言“敬慎威仪，以近有德”，是说（行事）怀有敬畏之心，遵照礼去做的人就是有“德”的人。《诗·大雅·抑》有：“抑抑威仪，维德之隅……有觉德行，四国顺之……敬慎威仪，维民之则。”意思是说，道德隐藏在礼仪中，外在表现有礼之人是其内在道德的外化。统治者自觉行德政，四方之国就会归顺，人民就会以之为榜样，学习他。总之，周公制礼作乐的真正目的就是让人们有“礼”可依，以达至有“德”的境界。周公对礼仪的整合从制度上将政治伦理化，或者反过来说将政治伦理制度化。整合以后的周代礼仪更加烦琐、细密，不同等级的人都有与之适应的“礼”可以遵循，这样就将礼与德扩大到各个层次，使宗教伦理普及化。

春秋时期“礼崩乐坏”，一些博通古今、颇负时誉的人物，痛感义愤，他们奔走于诸侯之间，掣肘于权力之中，大声疾呼“以礼治国”。他们的努力在“礼崩乐坏”的现实面前形成一股强大的逆流，使得以礼行政在当时各国的政治活动中起着重要作用。这股潮流的涌动促使思想家们重新反思和整合西周以来的礼乐文化，在春秋时期形成了一股“礼治思潮”。春秋时期的“礼治思潮”是在西周政治文化之核心礼乐制度面临崩溃、社会秩序日益混乱的局面下，思想家们为挽救危亡做出的反向调整，以期通过政治主体的内部调整来应付社会的剧烈变化。在调整的过程中，西周礼制不断被创新，宗教内容被扬弃，人文精神凸显出来。因此说春秋时期“礼崩乐坏”并非指礼乐文化的衰落，它是针对周天子不能再以礼乐控制诸侯而言的。春秋以后，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诸侯国逐渐强大乃至超过周天子，他们纷纷僭越礼制，天子再不能以礼制约诸侯。但礼乐作为一种文化并未随着西周的灭亡而消失，相反，它被春秋的思想家继承发展，成为先秦儒学的源泉。而儒学经过历史上的不断传承，至今仍是中国人的精神家园。所以说周公制礼作乐奠定了中华文化发展的基础，确立了中国文化后来发展的基本走向。

三 周人“重食”文化特征

周原岐山是周文化的发祥地，考古学家在这里发掘了大量青铜器。这些青铜器的组合显示出，西周早期墓葬中陪葬的青铜器已经和商代晚期有了很大不同，周人已建立起自己的青铜礼器制度。在周人的青铜礼器组合中，觚、爵、斝、觥、卣、觯等酒器逐渐消失，而鼎和簋等食器大量出现。由商代的“重酒组合”转变为以鼎、簋为核心的“重食组合”。这种转化表现出了周人对青铜器实用功能的重视，“由对神的虔诚无上，而转向‘以食为天’的‘民’之关注”，周人世界观由重神转向重人，发生了人文化变化。

新礼器的大量涌现，看似简单的器物组合的变化，或者简单的一类器物的流行，实际上它反映了深层次的思想和文化观念的变革。“器以藏礼”，新的青铜器组合中包含着同过去大不一样的新的宗教世界观。《礼记·表记》曰：“夏道尊命，事鬼敬神而远之，近人而忠焉，先禄而后威，先赏而后罚，亲而不尊……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先罚而后赏，尊而不亲……周人尊礼尚施，事鬼敬神而远之，近人而忠焉，其赏罚用爵列，亲而不尊……”这段文字表达了三代宗教政治观念的不同，在殷人的政治生活中，神具有绝对的权威，统治者“率民以事神”，将尊神事鬼视为头等大事。在商代甲骨文和金文中有殷人对“帝”及祖先神不厌其烦、隆重祭祀的大量记载。正如学者指出的“人的意志匍匐于神的威力之下，迷信上帝的权威具有绝对性，‘天命弗僭’，人们必须‘恪谨天命’、‘奉若天道’，人性欲望被以祖先崇拜为主要内容的鬼神观念所抑制，人们的理想和要求都必须严格服从祀神求福的目的，人格特点表现为娱神”。而周人“尊礼尚施，事鬼敬神而远之”，他们重视的是人间的礼乐和道德。因为周人认识到尊礼尚德是他们取得天下和保有天下的关键，因此他们将注意力转移到了对人世间的治理，强调统治者“以德治国”，重视人民的衣食住行等，对鬼神则敬而远之，这一观念的变化正是青铜器器物组合变化的根本原因。

周原岐山一带出土的青铜器的另一个特征是西周青铜器纹饰向简约化发展。商代青铜器纹饰繁缛、富丽、威严、神秘，呈现诡异之风格。特别到了商代晚期青铜器流行饕餮纹、幻想动物纹和仿生动物纹饰。饕餮纹用浮雕手法雕刻出怪异兽头的正面形象，兽头以粗壮的轮廓表示，有着宽大的鼻子、弯曲的双角和夸张的炯炯有神的双眼，气势逼人，充满神秘和威吓感，似乎隐含着巨大的宗教神秘力量。幻想动物纹饰和仿生动物纹饰也追求怪异遽奇，尽力展示原始自然宗教的神秘和恐怖。而周原岐山地区出土的西周青铜器纹饰总体上呈现简明、素朴的特征。西周早期青铜器纹饰虽然承续了商代晚期的风格，但已显示出粗犷、简练的特色，很多器物只有腹部或颈部装饰两道或一道弦纹，表现出素淡、简明的装饰风格，并且此时的器物很少有扉棱，展现出素朴的风格。西周中期以后很多器物仅仅装饰简单的弦纹，新出现的全瓦文的大面积使用更使器物显示出简朴、素雅的特征。西周晚期流行起重环纹、波带纹和窃曲纹，纹饰种类很少，多以带状装饰于器物口沿下，全瓦纹和弦纹的广泛运用，使得简单素朴之风格成为西周时代器物装饰的特征。

西周青铜器纹饰简约化的发展变化是思想观念变化的反映。商代青铜器饕餮纹饰和怪异动物纹饰的衰落，是原始神秘宗教思想衰落的艺术表现。西周时期原始宗教思想衰落了，神灵对人的控制减弱了，思想的束缚相对松弛了，西周青铜器流行的波曲纹等动物变形图案没有了商代饕餮纹饰那种神秘的宗教精神力量了，西周青铜器流行的全瓦纹、窃曲纹改变了商代青铜器纹饰那种狞厉恐怖、威吓人类的怪异形象，新出现的流畅的变形动物纹饰令人感到轻松愉快。人文关怀、伦理思想通过艺术形式表现出来了。与商代青铜器娱神的主要功能相比，西周青铜器是表现现实人生的功名利禄和地位的，素朴的装饰风格之流行正是西周青铜器去掉了神秘的宗教意味回归实用功能之表现。和商人的崇神相比，西周青铜器器型和纹饰出现的新变化显示出周人更重视人间生活，人间的衣食住行，人间美味的开发、研究、传播、发扬光大等，这种观念也许是岐山周原美食、美味发达的渊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