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互利共赢的理论基础和内涵研究

（一）关于互利共赢战略的理论基础

张永胜对互利共赢进行博弈论分析，强调博弈论是研究互利共赢问题的有力工具，国际关系中囚徒困境博弈的大量存在提出了互利共赢的必要性；无限重复囚徒困境博弈中合作均衡的实现表明互利共赢是可能的；在现实中合作的实现表明互利共赢是可行的；全球化为互利共赢的实现提供了现实基础；“一报还一报”是实现互利共赢的基本策略。类似地，魏磊、张汉林提出，博弈论是互利共赢战略的重要理论分析工具，非合作博弈的后果对互利共赢战略的实施产生内在需求，合作博弈条件下互利共赢战略能够释放出合作的意愿和信息。魏磊、张汉林还从国际合作理论、新自由主义、建构主义等不同角度寻找我国互利共赢对外开放战略的理论基础。他们认为，国际合作理论是互利共赢战略的实施依据，国际合作理论主要是从国际关系理论中推演出来的。新现实主义国际合作理论已经暗含互利共赢的特性。新自由主义强调制度对合作的决定作用，应该将互利共赢理念推广到国际制度构建层面，参与国际体系变革。建构主义强调文化认同，为将互利共赢战略提升到文化与哲学层面提供了依据。

吴志成、袁婷认为，国际机制理论为互利共赢开放战略的实施提供了理论基础。国际机制作为一种媒介，能够推动国家政策协调和国际合作的实现，它通过提供公共产品，确立规范行为的法律框架，增强信息透明度和承诺可信性并降低交易成本，以塑造国际交往结果的预期，从而促进国际合作的实现。在一个多层国际体系中，国际机制在实质问题上促进协议达成，协调行为体预期，提高行为体得到的信息数量和质量，国际合作则帮助各国政府实现期望的融合。罗伯特·基欧汉认为，互利共赢国际机制的产生需要两个条件：一是有关国家在国际特定领域存在共同利益，而且这一共同利益只能通过合作获得；二是只有国家间彼此合作的利益大于不合作时，合作才会产生。

于立新、陈万灵认为，运用博弈论对互利共赢问题进行分析，有助于加深对互利共赢问题的理解，并对实现互利共赢开放战略提供重要的理论依据。他们阐述了经济人经过多次重复博弈走向合作并达成协议的过程，以此来说明国家之间实现互利共赢。他们指出，走向合作的条件：一是双方都不放弃惩罚不合作的行为，当惩罚足够大就会威慑那些有不合作或背叛动机的国家。二是长期交易与博弈会使国家走向合作，达成交易遵守协约，走向互利共赢。三是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组织或者维持一定秩序，会促进国家之间走向互利共赢。

陈继勇、胡艺则把互利共赢分解为国际贸易、国际投资等领域的互利共赢，并分别从不同领域寻找互利共赢的理论基础。他们认为，除了合作博弈理论中存在互利共赢的理论基础外，亚当·斯密的绝对优势理论和大卫·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蕴含互利共赢思想，新兴外包理论中的价值链理论也包含着互利共赢思想，国际金融合作中的最优货币区理论、国际资本流动理论、国际区域经济合作理论中的静态动态利益等理论中均包含互利共赢思想。

（二）关于互利共赢战略的内涵

李安方认为，互利共赢开放战略的基本内涵在于：秉承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以国内体制机制改革促进中国外向型经济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和平发展的一贯理念，立足全球视野，着眼于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通过不断创新开放战略思想，突破传统开放战略观念的束缚，努力探索与世界经济发展新趋势和中国建设现代化经济强国战略目标相适应的开放战略新模式，目的在于进一步优化本国的开放政策与开放战略，实现更加有效益的对外开放，同时通过营造更加有利于开放的国际战略环境，推进中国与世界的互利共赢。李安方指出，互利共赢开放战略的关键在于国家之间交往的互利性，落脚点是实现双方共赢。

胡艺、陈继勇认为，“互利”是国际经济交往的基础，体现了国际经济交往中资源配置效率提升所带来的非零和博弈的结果，是交易双方愿意长期交易的经济保障。“共赢”则在互利的基础上更进一步，要求交易双方能够更加公平地共享开放红利，实现双方的协调发展。互利是开放的基础，而共赢则是开放的理想目标。互利共赢的内涵包括：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正确认识中国对外开放的收益和成本，实现对外开放由数量扩张向质量提高的转变，兼顾本国发展和他国利益。中国互利共赢的对外经济开放战略是一个完整的战略体系，由对外贸易战略、金融开放战略、国际投资战略、国际技术创新与合作战略、国际区域经济合作战略等部分构成。互利共赢的战略目标包括：不断提高我国开放型经济的整体质量；以中国的发展促进地区和世界的共同发展；构建长期稳定的对外经济合作关系，推动和谐世界的建设。

于立新、陈万灵认为，互利共赢开放战略的基本内涵应当包括以下四方面：一是立足于全球意识的开放战略升级；二是站在发展中大国新起点上的科学开放；三是进一步提高对外开放的质量和效益；四是营造更加有利于开放的国际环境。他们认为，互利共赢开放理念既是一种思维方式，也是一项能够付诸行动的主张；它包含着对利益的追求，但并不止于对利益的追求，它的着眼点是通过国家之间经济合作，更好地促进国内发展和改革，全面实现中国强国富民的伟大复兴。

戴翔、张二震从国际贸易摩擦角度研究了互利共赢的内涵。他们认为，对新形势下互利共赢的本质内涵，可以从两个角度进行解读。一是新的国际分工形式赋予了互利共赢新的内涵：国际贸易不仅仅是为了实现“比较利益”，更是为了确保全球“共同生产”的正常进行，国家间的分工与贸易不仅具有“互利性”特征，更呈现出利益上的相互“依存性”。二是中国成为全球贸易大国和经济大国的新形势也在赋予互利共赢以新的内涵：当中国成为全球第一大贸易国和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后，互利共赢不仅意味着要基于比较优势获取分工利益，更重要的是在关注自身利益的同时，还要关注他国利益；不仅要发挥比较优势进一步融入全球分工体系，同时更要注意贸易自由化对其他国家可能产生的不利影响和冲击。

陈继勇、胡艺认为，互利共赢开放战略包括互利与共赢两层含义。互利是国际经济交往的基础和动力，强调国际经济互动过程中资源配置的效率和“非零和博弈”状态。共赢则在互利基础上关注国际交往中利益的公平分配和双方的协调发展。如果说互利是效率问题，那么共赢则是分配问题，互利可能使双方共同受益的程度不同，而共赢正是要实现双方的协调发展。因此，互利共赢开放战略的核心内涵就是对共同利益的追求，以此实现国家战略目标。他们认为，互利共赢的对象既包括双边关系中的国家，也涵盖全球经济的繁荣与政治格局的稳定，甚至也包括协调国内改革与对外开放的关系。吴志成、袁婷指出，互利共赢是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我国主动承担国际责任的大国开放战略，是改革开放过程中协调国内改革与对外开放的统筹开放战略，也是国际交往中兼顾本国利益与伙伴国利益的互利共赢战略，这三个方面是互利共赢开放战略的内在要求。但是，他们也指出，互利与共赢并非同时实现，互利保障了持续的交往，共赢则强化了合作所带来的积极效应。在互利共赢战略下，国家更加重视长远利益，甚至在特定时期以让利形式追求长远发展。

（三）关于互利共赢战略的框架

于立新、陈万灵认为，互利共赢开放战略必须同时具备全局性、长期性、根本性和系统性四个特征，主要包括战略依据、战略方向和目标、战略阶段及其分目标、战略重点、战略途径及战略对策等分系统。他们认为，互利共赢开放战略的依据是国家政治及其国际关系、经济发展阶段与现状、自然条件、经济基础、人口及人力资本、文化传统、教育、科技水平及管理经验、社会环境及其制度状况等。互利共赢开放战略的方向，主要包括国际贸易、国际投资、经济合作等。互利共赢开放战略的目标包括贸易依存度、利用外资规模、外汇储备、市场开放与准入等。互利共赢开放战略的重点主要是指既是我国现实经济发展的关键问题又是国家比较薄弱的环节，例如自主创新问题。互利共赢开放战略的途径及对策，是指实现战略目标的路径和对策，包括开放政策与体制改革、资源生态环境的保护等问题。同时，于立新、陈万灵对我国互利共赢开放战略的目标和方向做了详细阐述。

陈继勇、胡艺指出，互利共赢开放战略要求我们既要在对以往开放战略进行成本—收益分析的基础上不断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又要充分考虑他国的利益诉求，实现共同、和谐发展。互利共赢开放战略包括战略的实施背景、战略原则、战略目标、战略重点以及具体的战略措施，涵盖的内容既包括传统贸易、金融、投资等领域进一步开放中的重点问题，也包括国际技术创新与合作以及国际区域经济合作等新领域开放的热点和核心问题，是一个全面的、开放的、动态的战略体系。以上述内容为基础，陈继勇、胡艺建立了一个互利共赢对外战略的总体框架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