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 先哲们对智能的思考

人类关于智能的探索源自哲学。哲学一词在希腊文中的原意就是“喜欢智慧”，中国早期的翻译中，就将此译为“爱知之学”或“义理之学”[1]。

在人类文明发展的前期，认识论是最重要的科学，特别是认知的来源和科学知识如何形成等认识论的领域，也经常与神学、灵魂、精神连接在一起。

罗素（1872—1970年）认为哲学乃是某种介乎于神学和科学之间的东西。它和神学一样，包含着人类对于那些迄今为止仍为确切的知识所不能肯定的事物的思考；但它又像科学一样是诉之于人类的理性而不是诉之于权威的，不管是传统的权威还是启示的权威。一切确切的知识——我是这样主张的——都属于科学；一切超乎确切知识之外的教条都属于神学。但是介乎神学与科学之间还有一片受到双方攻击的无人之域，这片无人之域就是哲学[2]。思辨的心灵所最感兴趣的一切问题，几乎是科学所不能回答的问题；而神学家们信心百倍的答案，也已不再像他们在过去的世纪里那么令人信服了[3]。

许多哲人将求知的本能、求知的方法和求知的结果与智能、智慧相关联。亚里士多德（前384—前322年）在其不朽名著《形而上学》中指出“所有人生来要求知识”。我国的古代思想家荀子（前313—前238年）在《荀子·正名》中指出，“所以知之在人者谓之知，知有所合谓之智。所以能之在人者谓之能，能有所合谓之能”。这一对智能的探索模式，在现代依然有传承，在本章第三节将会进一步讨论。

在早期的认知中，由于对物理世界和生命世界缺乏认知的科学基础，精神、灵魂、智慧、知识的关系，神授与后天努力的关系，有与无的关系，物质与生命的关系，都成为关注的重点。

柏拉图（前427—前347年）认为神把理智放在灵魂里，又把灵魂放在身体里[4]。在他看来，哲学就是人的灵魂对理性世界的向往和回忆。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与他一脉相承，认为“我们还没有关于心灵或者思维能力的证据；它似乎是一种大部相同的灵魂，有如永恒的东西之不同于可消逝的东西那样；唯有它才能孤立存在于其他一切的精神能力之外。……灵魂是推动身体并知觉可感觉得对象的东西，它以自我滋养、感觉、思维与动力为其特征；但心灵则有更高的思维功能，它与身体或感觉无关”[5]。

罗马帝国最伟大的哲学家普罗提诺（205—270年）的形而上学是从一种神圣的三位一体，即太一、精神与灵魂，而开始的。但三者并不是平等的，像基督教的三位一体的三者那样；太一是至高无上的，其次是精神，最后是灵魂。太一是多少有些模糊的。太一有时候被称之为“神”，有时候被称之为“善”；太一超越于“有”之上，“有”是继太一而后的第一个[6]。精神，普罗提诺称之为nous（心智）。我们很难找到一个英文字来表达nous，标准的字典翻译是“心灵，mind（著者加注）”，但这并不能表示它的正确涵义，特别是当这个词用于宗教哲学的时候。印泽教长用的是“精神”，这或许是最可取的一个词了。但这个词却漏掉了自从毕达哥拉斯以后一切希腊宗教哲学中都极其重要的那种理智的成分[7]。灵魂虽然低于nous，但它却是一切生物的创造者；它创造了日、月、星辰以及整个可见的世界。它是神智的产物[8]。

比普罗提诺稍早一些的罗马时期哲学家，爱比克泰德（约50—120年）明确地提出了智能神授的主张。他认为，“在各种技艺和能力当中，通常会发现没有一种技艺和能力是可以自我思考的，因而也没有一种是可以自我肯定或自我反对的”。“假如你正在给一个朋友写信，却对怎么写稀里糊涂，这时语法技艺可以告诉你怎么做。但是，对于你要不要给朋友写信，语法技艺却无话可说”。决定要不要写信等自我思考的是理性能力——“运用外部表象的能力”，而这种能力是众神“交托给我们”的。[9]

柏格森（1859—1941年）认为，世界分成两个根本相异的部分，一方面是生命，另一方面是物质，或者不如说是被理智看成物质的某种无动力的东西。[10]

在中国古代哲学中，存在与普罗提诺相同的认知模式。在《周易》中，最基本的就是无极生太极，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而无极即为“道”，类似于“太一”。老子（约前571—前471年）的《道德经》中，对“道”的阐述是“有物混成，先天地生”,“独立不改、周行不殆，可以为天地母”, “吾未知其名，字之曰道”，这个“道”，就是宇宙本源，就是终极规律。庄子（老子之后，战国中期人）认为，道就像大自然一样，无为无作而又能生生不息，而人的最高境界就是入于道并与道同游。

身心问题，也可称之为心因和物因的问题，外部环境与智能进化和发展的关系，依然是当今智能研究的重大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