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孟买的大学岁月与少年诗情
可以这样说,巴巴所受的后殖民影响,是一位带有世界主义情愫的中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全部经验和验证:从孟买到牛津、伦敦,再到美国的芝加哥,再到位于波士顿的哈佛大学。
巴巴先是在孟买大学获得英文学士学位,他也多次谈起在孟买的求学经历对他自己的人生之路(尤其是他的文学研究和文化批评事业)是多么的重要。巴巴在孟买受到了良好的英式传统教育,这种学校是英国殖民者留下的遗产之一,它们基本上沿袭了牛津或剑桥的传统,教学内容主要是基于英国的文学经典,教学模式也都与英国本土的英文教学十分近似。孟买的学习经历为巴巴日后在文学领域的深造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孟买也是一个光怪陆离的后殖民大都市,是多种文化交汇之地,是投机分子和冒险家的乐园。孟买的求学生活,丰富了巴巴的生活阅历,为他提供了非常不同的经验。身处生活方式丰富多样的文化交汇处,“生活中的语言与后天习得的语言之间有一种张力,周旋在这种矛盾性张力中使人具有了创造和虚构的巨大冲动的潜力”。巴巴到牛津后,对孟买那种大杂烩性质的后殖民都市氛围一直念念不忘,其世界主义特征也常常出现于巴巴后来的文化批评论述中,成为他持续不断的灵感源泉。巴巴欣赏殖民地、后殖民地城市所特有的那种“混杂文化”,那种所谓的“世界主义”:“一种引用、引证、重新定位、重复及修订文化风格、传统和身份的能力”;孟买也有一种非常特别的融合了殖民和后殖民的现代性、一种文化包容的伦理、一种不同文化共存的伦理。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一些著名的西方大都市中心如伦敦、巴黎和纽约等,我们却常常会听到排外、仇外的叫嚣,因此巴巴感慨万千:前殖民地城市的社群生活历史,是非常值得人们学习的。
巴巴曾将前殖民地孟买比喻成一个典型的东方“大集市”,而前宗主国的牛津则是“绅士俱乐部”。中东印巴地区的集市鱼龙混杂,多种语言同时混用,而令人称奇的是,这里的人们大多数能够理解并使用这些语言进行日常交流。在巴巴的眼里,这样的“大集”正是未来世界主义的雏形。而牛津大学则是高贵正统、优雅经典的“绅士俱乐部”,在那里,巴巴接触到的是纯正的英文经典,接受的是专业的文学批评训练。二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与反差,这一对照结果便产生了巴巴那种独特的观察和批评视角;而且在巴巴眼里,“集市”与“俱乐部”之间并非是隔绝不通的,他那种令人困惑而富有启发式的亲身经历,以及他能够在这种充满悖论的文化环境中存活下来就是一个明证:“作为一个后殖民土著人,我先是在一个印度集市上学到了道德,然后又在有些人(过急地)认定为英国绅士俱乐部(牛津)的地方学会了文学,我看集市和俱乐部之间的关系是更加充满论争的和模糊的。在它们之间存在着一条焦虑的通道:交叠而不对等……在寻找真理中这条通道要被穿越,真理居于本体论的文化脉动和移位的记忆的互相接触之中,这种接触使得一种民族文化成为可能。”在这里,巴巴根据自己在混杂环境中的成长经历和存活经验,指出了一种富有产出性的文化融合和杂交、继而存活生长的可能性。
巴巴在孟买求学期间就表现出对文学尤其是诗歌的格外着迷。这当然纯粹是正统的经典课程之外的业余兴趣。巴巴并非从小就立志做一个伟大的文学批评家,相反,那时的巴巴对批评理论或学术界的论争相当厌烦。他坚信自己有诗人的天赋,因而把大多数课余时间都花在吟诗作赋上了,甚至在早期还发表了一些诗作,令年少的巴巴激动不已,而且越发沉迷于诗海。诗歌似乎成了他生活中无法代替的东西。实际上,时至今日的巴巴无论在发言还是在理论创作中,还处处显示出诗人的气质和情怀。
那时,巴巴除了广泛涉猎英美诗歌外,还接触过翻译的马拉地(位于西印度)语文学。马拉地语文学有很丰厚深远的诗歌与戏剧传统,而巴巴感兴趣的是其中的世界主义。正是这些经验在后来使巴巴意识到:混杂化并非是多种不同文化的简单混合,而是对语音语调、价值观念、意义和立场等的策略性转换,是一种权力的换算,是从某种文化霸权的权威体系转换为一个刚出现的文化重新定位和重新审视的过程。而正是这一过程改变了阐释和建制化这些术语本身,开辟了充满争议的、对抗性的、富有创新性的“他者”的主体和目标的形成基础。正是这种双重意识才产生了巴巴所谓的后殖民或少数族主体的“本土世界主义”。作为一种生活模式、一种思维习惯,它试图寻求文化间的转换,不是要恢复普世性的主权规范,而是要强调:在整个寻求存活的过程中,有一种积极的、能动的价值,它可以为批评磨砺出犀利的锋芒;这类批评的发出者则是那些基于文化、文明或所谓的道德和精神的落后性而被移位或边缘化的人。正是这种发自底层、勇于面对险阻的创造性和革新性——一种政治的和诗的能动性(agency)——支持着巴巴的著作。虽然有人认为这些观点过于理论化或幼稚地乐观,但巴巴始终对所谓“诗的公正”怀有一种固执的依恋,而且他相信这里还有一种道德责任。
巴巴早期最迷恋、最尊重的诗人是奥登(W.H.Auden),而对教科书中的诗人如济慈、艾略特等则不是很感兴趣。巴巴喜欢奥登的诗的卓越形式,奥登关于诗的观点也让年轻的巴巴深为折服。奥登认为诗能够而且也应该参与喧嚣的现实生活,表现时代生活的经验,他认为这是文学创造的“民主层面”。奥登的诗可谓很好地体现了他的诗论,他的诗所涉猎的内容也是包罗万象的,令巴巴“眼花缭乱”,于是巴巴开始如饥似渴地模仿奥登的诗句,也尝试他诗中那种明显的游戏性质及其在不同的语气之间来回转换的能力——一会儿辗转悱恻、万般柔情,一会儿又观点犀利、立场鲜明;巴巴也模仿奥登诗句的语调中所维持的那种张力和活跃冲突的状态。这种语调的转换意在表明:诗人对所有诗歌都能作出准确无误的感知。那些日子里,巴巴完全沉醉于诗情之中,对他而言,成为一名优秀的诗人是他最高的理想。而诗人一样的激情则一直陪伴着巴巴走上了文学和文化批评的生涯,我们每每会在巴巴那艰涩的理论阐述中感受到他那种或蛰伏或显现的诗性;如果你亲自聆听过他的发言,你也一定不能不注意到他发言时那种诗人一般的激情、冲动,那种准确无误的节奏感和浪漫风采。巴巴对于诗歌和修辞的喜好有时候甚至到了令人尴尬的地步:譬如有时候当他为大会发言者作介绍时,由于他十分注重修辞上的夸张和铺陈,再加上他那抑扬顿挫、声情并茂的声调,有时就不免给人留下喧宾夺主的印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