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在当今的文学理论和文化研究界，后殖民主义理论思潮一直是一个热门话题。即使在中文语境下，这方面的专著和论文也可谓“汗牛充栋”。但真正对某一位理论家的批评思想或某一位作家的创作道路做深入细致研究者实在是寥若晨星。在这方面，生安锋博士的这部专著的出版是十分及时的。这也正是为什么本书还在计划和草稿中时就不断得到有关方面的青睐：国家社科基金对整个选题的资助，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对本书部分章节的资助，完成全稿后又得到北京市社科理论著作出版基金的资助。应该说，对于一个刚刚出道的青年学者来说，这足以说明问题了。但作为他的博士论文导师和同事，我还想借此机会对这一论题作一阐发。

我们今天通常所说的后殖民主义实际上包括了两个相对宽泛同时又密切关联的概念：后殖民理论思潮和后殖民地文学。本书主要从理论的角度对后殖民理论的代表人物霍米·巴巴的批评理论作一总体概述和讨论。正如不少西方学者已经注意到的那样，后殖民理论思潮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现象，它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有着打破学科界限的特征，与当代西方许多理论思潮都有着错综复杂的关系。对当今的比较文学和经典文学研究者来说，它使得比较文学与文化研究在这一平台上融为一体，尤其在探讨与帝国和殖民化相关的课题方面显示出大体一致的倾向：权力、历史、主宰、文化、再现、颠覆、教育、经济机遇、女性的作用、大众传媒对殖民地主题的作用、区分、种族主义、压抑和反叛等。同时它也对传统的经典文学有着强有力的“解构”和“消除中心”的作用，致力于弘扬第三世界文学及其批评。因此研究后殖民主义的学者若没有其他西方当代文学和文化理论知识的背景是无从下手的。

后殖民主义顾名思义出现在殖民主义之后，但正如后现代主义早在现代主义诞生之日就孕育在其中一样，后殖民主义从殖民主义出现起就作为其对立面而滋生了，后来它作为一股潜流，早在19世纪后半叶就缓缓流动，但实际上真正的后殖民主义始自1947年印度独立后的一种新的意识。其后，“后殖民批评”（postcolonial criticism）这一理论术语便进入了当代文化学术话语，并承袭了“英联邦文学”（Commonwealth literature）和“第三世界文学”（Third World literature）这两个具有鲜明意识形态意义的范畴。实际上，对后殖民主义的研究在西方学术界与关于后现代主义问题的讨论是交错进行的，而且，后殖民主义所关注的主要理论课题也包括在后结构主义层面上的后现代主义的所谓“不确定性”和“非中心化”等之中，有着明显的批判和“解构”倾向。在上世纪90年代初，后现代主义大潮衰落之际，后殖民主义理论思潮异军突起，迅速从边缘运动到中心，并取代了当年后现代主义在西方文化学术界“一统天下”的局面。它在北美、澳大利亚、印度、斯里兰卡以及一些亚非拉国家和地区颇为风行，一度成为那里的主流批评话语。由于中国学者的推介，这股理论思潮也于90年代初进入了中国，并逐渐对中国的文学和文化研究及理论批评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正如学界所普遍认为的，公认的后殖民主义理论思潮的代表人物包括几年前刚刚去世的巴勒斯坦人后裔爱德华·赛义德、至今仍持印度护照的美国学者佳亚特里·斯皮瓦克以及具有英国国籍的印度人后裔霍米·巴巴。本书作为中文语境下第一部专门讨论巴巴批评理论的专著，应该说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学术价值。

当然，后殖民理论本身也呈现出其概念的不确定性和理论的差异性，它的理论基础主要是后结构主义的解构尝试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批判，而且它的主要代表人物一直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持某种质疑的态度。赛义德的理论有着强烈的意识形态和政治批判色彩，其批判的锋芒直指西方的文化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明显的理论基石就是“东方主义”。他对西方世界的文化霸权主义的批判从未停止，而且越到后来这种批判和鞭笞越具有强烈的政治性和意识形态性。但是，作为一个具有第三世界血统但却生活在第一世界的东方裔知识分子，赛义德一方面对西方帝国主义在政治上、经济上、意识形态以及文化上的霸权深恶痛绝，利用一切机会予以批判抨击，但另一方面，由于他深受福柯的权力—知识—话语三位一体思想的影响，因而在自己的著述中又不时地流露出掌握高于第三世界学者的话语权的优越感，因而也就不时地表露出对第三世界学者的傲慢不屑。对于赛义德的批评理论，我已经在多种场合作过论述，此处不再赘言。在几位主要的后殖民理论家中，斯皮瓦克的观点最为鲜明和富有挑战性，同时她与中国学界的关系也相对比较密切，而且她本人也粗通中文，并且能进行简单的交流，这在所有的后殖民理论批评家中都是十分罕见的。斯皮瓦克早年曾以翻译介绍德里达的解构主义著述而出名，曾被认为是对解构主义理论理解最透彻、把握最准确的美国学者之一，由于印度人后裔的特殊身份，因而她的理论带有强烈的解构主义和第三世界文化批判的色彩。她认为，后殖民主义本身并不是一种反对帝国主义或殖民主义的批评话语，后殖民主义的批判目的在于削弱西方对东方和第三世界国家的文化霸权。作为一个有着“多重身份”的后殖民理论家，斯皮瓦克虽曾致力于研究解构主义理论，但最终并未能像保罗·德曼和希利斯·米勒等“耶鲁批评家”那样成为一位解构主义批评家，她针对男性中心社会发起挑战的激进观点也并未使她落入女权主义的圈子，她所自诩的“第三世界批评家”角色也颇受一部分真正的第三世界学者的非议。因而在当今思潮更迭、流派纷争的情势下，她倒宁愿被称为一位“后殖民知识分子”或“后殖民批评家”，或者一个“来自底层的人”。确实，斯皮瓦克那不断变化或与时俱进的立场和研究方向使人难以相信她的理论的一贯性和整体性，这大概是由于她长期受到解构理论的熏陶所致吧。其实，这也是当今的后殖民批评家无法回避的一个两难：既要摆脱西方模式的影响，又要达到非边缘化的目的，那唯一的选择就只有以西方的语言和（出自西方的）解构策略来削弱西方的殖民主义和文化霸权，以弘扬第三世界和后殖民批评的精神。

与上述两位后殖民批评家相比，霍米·巴巴的影响一度小得多，但由于他的年轻活跃和批评话语的犀利性而大有后来者居上之势。和斯皮瓦克一样，巴巴的理论背景也主要是后结构主义，同时也来自精神分析学和马克思主义，但他的后结构主义批评实践中戏仿的成分较多，用巴巴自己的话来说，这实际上也是一种将含混性（ambivanlence）和模拟（mimicry）糅为一体的独特话语方式和策略。诚然，在后结构主义的语境之内，这种批判性的尝试依然具有强有力的解构性，而非实证性，其目的在于动摇和削弱关于帝国的神话和殖民主义的意识形态。同样，巴巴的后殖民主义的第三世界知识分子立场也是矛盾的，一方面，他也像赛义德一样，在自己的著述中强烈地抨击了殖民主义对第三世界的侵略和渗透，同时对殖民地人民的斗争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认为，长期以来的反对殖民主义压迫的斗争不仅改变了西方历史的方向，同时也使得殖民地问题被正式地提到了研究者的议程上；但是，又不同于赛义德那一以贯之的立场，巴巴的态度显然更带有后现代主义的模拟性和游戏性，并且在对殖民主义宗主国的文化学术话语的有意识的误读之基础上，发展出一套既与原体相似同时又不无独创性的变体。另一方面，他又倾向于把殖民地话语当做一种论战性的而非对抗性的模式，这种模式所产生的一个效果并不在于加强权威，而是通过模拟而产生出一种相对于权威的杂体（hybridity），其最终目的仍在于解构和削弱权威的力量。

那么，巴巴在理论上的建树主要体现在哪几个方面呢？对此本书虽有详细的讨论，我还是觉得有必要作一总结。首先，巴巴创造性地将马克思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理论糅为一体，并且颇为有效地将其运用于自己的批评实践，从而发展了一种颇具挑战性和解构性的后殖民文化研究和文化批判风格；其次，他的混杂理论影响了当今全球性后殖民语境下的民族和文化身份研究，从而提供了第三世界批评家进入学术主流并发出自己声音的具体策略；再者，他的模拟概念以及对一些殖民地题材的作品的细读对第三世界批评家反对西方文化霸权的努力有着巨大的启迪作用，对文学经典的重构也有着推进作用；最后，他所发展出的文化翻译理论有力地冲击了翻译研究领域内长期占统治地位的以语言转述为主的文字翻译，从文化的层面消解了以语言为中心的逻各斯中心主义，为翻译研究领域内出现的文化转向提供了新思路。

虽然与当今十分活跃和多产的赛义德和斯皮瓦克这两位后殖民理论家相比，巴巴的著作确实少了一些，但他的影响力却毫不逊色。与赛义德和斯皮瓦克一样，霍米·巴巴的后殖民批评理论也有着诸多来源，其中比较明显的有早期从他的老师伊格尔顿那里继承来的马克思主义、其后的拉康式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精神分析学、德里达的解构批评理论和葛兰西的文化霸权概念。毫无疑问，巴巴这位当代后殖民理论批评家，受到殖民主义研究先驱弗朗兹·法农的影响更为明显，而且他几乎在自己所有的著作中都免不了要引证或讨论法农。正是在法农精神的启迪下，巴巴从来就没有忘记殖民主义统治时期留给殖民地人民的痛苦记忆，这些痛苦的记忆必将作为一种文化表征不时地展现在后殖民写作中。

但巴巴也和大多数生活在第一世界的第三世界知识分子一样，对殖民主义宗主国的批判在相当程度上仍停留于文字上，尤其受善于玩弄文字游戏的解构批评家德里达的影响，往往将各种不同的理论话语“混杂化”，使之融注在具有自己独特个性的批评话语中，这具体体现在具有模拟和表演（performance）特征的后现代理念中。巴巴善于运用这一后现代/后结构批评的武器，对民族主义、再现和抵制都予以了严格的审视，尤其强调了一种带有殖民论争之特征的“模棱两可性”和“混杂性”，正是在这种“阈限的”（liminal）有限空间内文化上的差异实现了某种接合，所产生的结果便是对文化和民族身份的想象性“建构”。巴巴在许多篇论文中都试图发现一种对殖民主义话语具有摧毁性的“模棱两可”或“含混”之特征的话语，它既对原体有着某种模仿性，同时又与之不同，这样便对殖民主义宗主国话语的原体产生了强有力的解构作用。这一点尤其体现于他对“模拟”概念的阐述。

近几年来，巴巴又对他过去的那种具有戏拟特征的后现代风格有所超越。根据他前几年以及最近两次在中国以及亚洲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一系列演讲，我们了解到，他目前所关注的主要是这样几个论题：“少数族裔”或“少数族群体”所面临的困境，以及过渡时期人文学科的转型。这种理论兴趣的转向将体现在他即将出版的两本著作中。在这些即将出版的著作中，我们将会注意到，一个艰深晦涩的巴巴不见了身影，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充满激情和睿智并具有自己独特风格的文化批判者和思想家。综上所述，随着全球化时代的人们越来越关注身份认同问题，霍米·巴巴的后殖民批评理论越来越显示出新的活力。巴巴经常往返于欧美两大陆传播自己的学术思想，并逐渐把目光转到亚太地区，认为在这些殖民地和宗主国的中间地带可以实践他的混杂理论和“少数人化”策略。尽管本书几乎穷尽了中英文世界的所有参考文献，详细地讨论了巴巴的后殖民理论，但由于巴巴的另两部近著尚未出版，加之他仍处于自己的著述盛期，因此对他的全面评述还有待于未来的进一步深入研究。但我们至少可以认为，未来的巴巴研究者要想有所超越并有所创新，几乎是很难绕过本书的。正是有鉴于此，当安锋一再叮嘱我为之作序时，我就欣然同意了。

王宁

2011年8月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