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后殖民主义概念辨析

后殖民主义这一概念不是凭空而来，也不是脱离历史和文化语境而孤立存在的。在本节中，笔者将把后殖民主义这一概念置于它所产生的语境中，进行简要的概念辨析，试图理清这些联系紧密、有时甚至意义交叠的名词之间错综复杂的脉络，为更加深刻地理解和阐释后殖民主义的产生和形塑作一必要的铺垫。这些概念主要包括殖民主义、新殖民主义、第三世界、后现代主义、全球化、民族主义、帝国主义和女性主义等。因此，本节的重点不在于面面俱到地阐释上述诸概念，而是把它们作为阐释后殖民主义的一种背景与比较，在语境化与相互观照中彰显后殖民主义这一概念的意义和内涵，加深对这一概念的理解和思考。

一、殖民主义、新殖民主义、第三世界与后殖民主义

殖民主义、新殖民主义和后殖民主义在时间上大致有一种顺承关系，简单地说，帝国主义西方对非西方国家最早进行军事占领，开展直接的殖民活动，掠夺殖民地的各种资源以供养宗主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是殖民主义时期；二战以后民族独立运动兴起，西方转而使用政治控制与经济剥削相结合的方法间接辖制非西方国家，这是所谓的新殖民主义时期；但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降，西方对非西方的控制和影响主要靠意识形态灌输与文化知识优势，是为后殖民主义时期。但这种时间上的顺承关系不是绝对的，新殖民主义行径也会发生在所谓的后殖民主义时期。

那么到底什么是殖民主义呢？殖民主义迄今已有四百年的历史，是“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各个阶段，资本主义强国压迫、奴役和剥削落后国家，把它变成为自己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一种侵略政策”，是“资本主义强国对力量弱小的国家或地区进行压迫、统治、奴役和剥削的政策。殖民主义主要表现为海外移民、海盗式抢劫、奴隶贩卖、资本输出、商品倾销、原料掠夺等”。因此，殖民主义是帝国主义的产物，殖民不但指移民，也指资本主义国家把经济政治势力扩张到不发达国家地区，掠夺当地资源，奴役当地人民。殖民地则失去了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自主权，被宗主国当做军事战略基地，也当做倾销商品、掠夺原料与劳动力以及资本输出的场所。

二战期间，殖民地人民纷纷举起民族旗帜，强烈要求摆脱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并最终先后获得了政治独立。但是，这种形式上的独立并不标志着殖民地人民和新独立的民族国家真正能够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个领域独立自主。在殖民主义土崩瓦解之时，殖民主义者为了保护既有利益，千方百计对获得政治独立的国家地区继续进行控制与干涉，继续保持新兴民族国家对原宗主国的依附，维持旧的国际不平等和旧秩序。新殖民主义是殖民主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延续。新殖民主义也被广泛用来指涉对前殖民地的各种形式的控制。如殖民地独立后上台的精英分子（通常是民族资产阶级以及接受宗主国教育和文化熏陶的知识精英），根本不能代表当地人民大众的利益，为了满足自己的政治野心或者经济利益而不自觉地、甚至是心甘情愿地成为前殖民统治者的代理或者买办。

新殖民主义与殖民主义在本质上是一样的，都是资本主义的产物，是资本主义性质的体现，只是形式有所不同而已。殖民主义进行直接的殖民统治，新殖民主义则是间接进行殖民统治。具体地说，殖民主义主要采取武力征服和暴力压迫的方式，在对殖民地或附属国实行政治吞并的基础上进行各种掠夺与奴役；新殖民主义则采取各种更为隐蔽的方式进行间接支配，以达到控制、干涉与掠夺落后国家和地区的目的。当然，新殖民主义在一定情况下也会采取赤裸裸的武装入侵的手段，如美国为了攫取战略发展资源、排斥异己和竞争对手，就在二战后对多个国家发动过不同形式、不同程度的军事干预甚至是军事侵略。

世界上最早提出“新殖民主义”概念的是加纳独立后第一任总统、泛非洲主义的倡导者之一恩克鲁玛（Kwame Nkrumah）。他指出：“新殖民主义已经代替殖民主义而成为帝国主义的主要工具”；新殖民主义掌控下的国家徒有国家主权的外壳，实质上“它的经济制度，从而它的政治政策，都是受外力支配的”。从二战之后到20世纪70年代新殖民主义盛行一时，随着民族国家的不断发展壮大和持续反抗，新殖民主义逐渐受到遏制；但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东欧巨变，冷战结束，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及其盟友（英国、澳大利亚、以色列、日本等）就有更多的余力干涉别国的内部事务，使新殖民主义在世纪之交逆流涌动。当今，我们尤其需要关注美国的新殖民主义。阿什克罗夫特等指出，殖民主义结束后，美国继续通过种种国际金融体制、通过规定世界市场的价格、通过多国公司和联合企业以及各种教育文化机构等，在各种世界性事务中扮演着决定性的角色。近来与该术语联系更多的不是以前的帝国主义霸权，而是美国等新超级霸权：其原来的殖民地历史，已经被意在建立全球性资本主义经济的主控型新殖民主义所代替。其实，美国从二战时期就打着“反殖民主义”的幌子推行自己的新殖民主义——主要是在文化和意识形态方面，抢夺老牌殖民主义者如英、法、荷兰等的殖民地盘。进行文化渗透是美国推行新殖民主义的一个重要方面，它主要是通过各种基金会、艺术节、文化交流、访问讲学、学术会议和文艺奖项来实现的，而利用宣传与教育系统进行渗透也是其中一个重要渠道。这就导致了用西方的文化价值观代替发展中国家的传统文化价值观。美国还惯以“道义”之名行干涉之实，其惯用的口号有：反对专制主义、保护民主与正义、维护人权与自由、解放极权统治下的受苦人民、人道主义经济援助、消除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对人类和平与安全的威胁等。另一方面，美国又着意贬低发展中国家，大力渲染其落后特征、负面形象和各种消极因素，极权、暴力、腐败、贫穷、落后、愚昧、动乱被说成是发展中国家的特色，为美国的单边主义侵略政策寻找借口。尼革瑞（Antonio Negri）和哈特（Michael Hardt）在《帝国》（Empire）一书中指出，这是一种更加全面、更加无孔不入的帝国主义。另外，“文化帝国主义”也用来形容通过文化产品的输出、媒体的掌控、教育体制和国际金融体制对资金的掌控等，使南北之间的贫富差距更加悬殊，原有的殖民地无法脱离实际被殖民的状况。

后殖民主义理论与原先的殖民主义理论和新殖民主义理论不同的地方，就是强调文化问题。这里的“后”，主要是在文化知识和意识形态领域。“后殖民”一词通行之前，人们经常用“第三世界”或“新殖民”来指涉前殖民地或亚非拉落后地区仍旧遭受强权国家压迫剥削的状况，可这两个术语后来逐渐失宠。首先，对三个世界模式就有数不清的批评。有人说这种类型学的基础是进步论的元叙事，有人说它是欧洲中心论的并且“抹平了异质性，掩盖了矛盾并闪避了差异”。从结构上看，它将社会僵化于一种永久性的社会经济空间而非将其看做随着全球关系的变化而转变，故已失去了分析价值。德里克指出：“无论它们被固定于地理方面还是结构方面、在资产阶级还是在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内，这三个世界再也站不住脚了。”简言之，放弃三个世界的语汇似乎很有道理。但实际上，三个世界的说法仍然存在，尤其是“第三世界”这一名词还是十分流行的，即使在学界也是这样。

“新殖民”概念源自全球性权力的持续性不对称。它向我们暗示，旧式的殖民化直接主控已经被全球性资本主义所替代，而后者引导着全球政治和文化经济，导致更加复杂的依附和剥削关系。很多后殖民主义所关心的议题也都是新殖民主义所要讨论的，如后殖民主义也会提出这样的问题：“西方话语实践在它们对世界和它们自己的表述中是如何将当代全球关系结构合法化的？像美国和英国这类民族的文化文本在多大程度上巩固了这些国家的新帝国主义政治实践？”因此在与“第三世界”和“新殖民”等术语的对照中，卡伍瑞（Anandam P.Kavoori）和邵哈特（Ella Shohat）等理论家都对“后殖民”一词提出质疑。卡伍瑞认为后殖民一词不如第三世界一词有力，因为后者包含着一种对全球权力关系的理解，而前者反映了在当代全球性权力关系中完全缺少能动体（agent）。第三世界和新殖民主义可以用来理解相对的全球性不平等的问题，它们可以被按照经济、建制和社会等关键性标尺进行测绘，无论是其发展还是依附程度。而这在“后殖民”看来是不真实的。邵哈特则针对后殖民一词的“非历史的和普泛化的运用”发出警告，她认为后殖民潜在地会产生一种“去政治”后果，模糊了殖民者和被殖民者之间的“地缘政治差异”。另外，后殖民一词中“后”也虚伪地暗示殖民主义已经结束了，从而阻止了“对‘新殖民状况’进行有力的阐发”。再者，该词颇有争议的时空状态（spatiotemporality），导致很多后殖民理论将对社群共同源起的诉求轻率地看做是退步的和本质主义的，转而钟情于对混杂身份认同的强调。邵哈特指出，“如果不是联系霸权问题和新殖民权力关系问题进行阐发，那么对合成论和混杂性本身的称颂，将冒着认可殖民暴力之既成事实的危险”。此外，“后殖民”一词在当今很是有利可图，因为它不如“新殖民”具有谴责性，西方中心也乐于接受之。

巴巴也指出，在殖民主义结束后，前殖民地人民并没有得到一个真正自由的世界，而是一个新殖民世界，尽管以前形式上的殖民结束了，但这个世界仍旧被富国和强国控制着，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贸组织控制着。其实，新殖民主义批评与后殖民批评并不一定是互相冲突、不可兼容的。对于当今仍旧存在、有时甚至还很嚣张的新殖民主义现象，我们也完全可以用后殖民理论来进行分析和批判。新殖民主义一词多用于政界和外交界，而后殖民主义、后殖民批评则主要盛行于文学批评和文化理论界。如果说20世纪中叶对新殖民主义的批判主要偏重政治、军事或经济的冲突对抗，那么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兴起的后殖民批评则主要是在文学与文化领域，它通过剖析（宽泛意义上的）文本对隐藏的西方中心论、残留难去或习焉不察的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意识形态进行清洗和揭露。

二、后现代主义与后殖民主义

后现代主义思潮约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西方，很快风靡一时，80年代前后达到鼎盛期。人们一般认为，它始自建筑领域，并迅速波及文化界和文学界。后现代主义思潮强调流动、多元、边缘、差异与暧昧含混。后现代性不再强调英雄神话、族群中心主义与欧洲中心主义，声明要扬弃二元对立，舍弃国家与普世性霸权的宏大叙事，强调地方性与小叙事的不可预测性，对传统的理性与权力等标准提出激烈的批评。后现代主义与反基要主义（反原教旨主义）、反本质主义或后结构主义反二元对立的概念，往往联系密切。伊格尔顿认为后现代主义以无深度、无中心、无根据、自我反思、游戏、模拟和折衷主义的艺术反映这个时代性变化的某些方面。后现代思想总是避开绝对价值、坚实的认识论基础、总体性政治眼光和封闭的概念体系。它是怀疑论的、开放式的、相对主义的，崇尚分裂而非协调、破碎而非整体、异质而非单一、失范而非规范；它把自我看做是多面的、流动的、临时的和没有任何实质性整一的。到20世纪90年代，当后现代主义逐渐由荣趋衰时，后殖民主义作为另一股具有前卫性和批判性的学术思潮开始从边缘步入中心。那么，后现代主义与后殖民主义之间是一种怎样的关系呢？

王宁在对后现代主义进行概括时指出：后现代主义也可以成为第三世界批评家用以反对文化殖民主义和语言霸权的一种文化策略，它在某些方面与有着鲜明对抗性的后殖民批评十分契合。美国华裔学者徐贲指出，与后现代理论相一致，后殖民主义的批判认识具有不确定性，批判主体具有暧昧性、强调差异性。从后现代主义到后殖民主义，这两股理论思潮在批评策略上是具有一定延续性的，它们都是在西方语境下生成的批判性理论，都带着后现代的解构精神对中心意识进行颠覆，在文学、文化与意识形态领域对西方的传统“话语权力”和中心意识进行挑战。后现代主义主要是针对现代主义的一种对抗性话语，后殖民主义则主要是一种针对前宗主国殖民主义意识形态的帝国遗毒的对抗性话语，它反对现代西方的文化霸权以及帝国主义的知识结构。后殖民主义不愿意被西方主子叙事收编，它运用后现代理论将世界历史非中心化，维护和强调前被殖民人民的身份认同。它同时也是一种重思世界历史、反对西方术语和概念框架之弊病的行动。

另外，在后殖民理论看来，号称反中心的后现代也会陷入另一种中心论。因为后现代性的非中心化过程，是以普遍的后现代理论真理形式提出的，这就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一个新的中心化过程，是西方政治文化控制的继续。出于对这种新式西方中心模式的警惕和洞察，一些来自第三世界的批评家把后现代看成是一个“持续的帝国主义结构的时代”，认为正是在这个所谓的后现代时期，西方的文化霸权代替了西方以往对第三世界经济和政治的直接控制。因此，与西方文化霸权的对抗就成了“后殖民时代长期的政治冲突”。从这个角度来看，后殖民则成了与后现代这个“代表着新形式的西方中心模式”相对抗的概念，这也就是杜灵（Simon During）所说的，后殖民批评要揭露“后现代主义远不是非中心的，而恰恰是中心”，后殖民批评“要断然地将后现代指斥为新帝国主义”。按照这种思路，后殖民这个概念是从后现代世界秩序的边缘与其中心的对抗，以殖民关系定位来重写“后现代状况”，并用“后殖民状况”来取而代之。

当然，也有人对后殖民相对于后现代的优越性提出怀疑。后殖民主义所声称的对帝国主义的关注受到后殖民主义中的“后”字的抵触。后现代主义中的“后”主要指的是对过时的哲学、美学和政治理论的替代，而“后殖民主义”中的“后”则隐含着对反殖民主义理论和第三世界民族斗争的超越。因此，如果“后现代”一词是欧洲中心论的，那么“后殖民”就更是如此。这明显见于该术语对一种时间之二元对立主轴——殖民主义/后殖民主义——的首要参照，而非参照权力——如中心—外围，甚至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如果说该理论于混杂性、诸说混合、多向度时间等概念中向我们许诺一种历史的去中心，那么该术语的单一性却造成了一种全球性历史围绕欧洲时间的再次中心化。这些论者所提出的问题都是需要我们注意的，如何在使用后殖民主义这一术语进行文本和文化分析、从事文化批判时，不致再次陷于某种中心论或者二元论的窠臼，是学者们需要时刻警惕的。

三、全球化与后殖民主义

全球化是20世纪末、21世纪初最重要的时代特征之一。阿什克罗夫特等指出，全球化是指个人生活和地方社区受运行于全世界的经济和文化力量影响的过程，实际上就是指世界变成某种单一地域的过程。从1980年代中期开始，全球化一词在很多情形下开始取代“国际”或者“国际关系”。人们对全球化的兴趣急速升温，反映出20世纪末世界范围内的社会变化：民族国家的重要性已经逐渐衰退，而民族国家也受到跨越国家疆界的经济现实的影响。全球化的结构特征包括民族国家体制本身、全球性经济、全球性通讯体系和世界军事秩序。全球化描述民族国家在世界政治秩序中日益减弱的能动性，以及公司资本的结构和运动的日益增长的影响。尽管人们对全球化褒贬不一，但全球化绝不是一种政治上中立的活动。全球化的运作与欧洲帝国主义永久化的权力结构是无法分开的。全球性文化按照一种早已启动的权力结构运行，它是帝国主义动力的某种延续，这种权力结构出现于16世纪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和现代性交汇之时。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全球化的种种力量尽管是全球播散的，但就权力和机制组织甚至最大的获益者来看仍旧是以西方为中心的。

杜灵曾经对全球化和后殖民主义之间的关系作了简要的辨析。首先，后殖民主义是知识分子尝试描述殖民主义关系结束后这一时代的一种努力，它试图将所谓“非现代”从西方所谓的“现代主义普世论”中挽救出来。全球化理论则主要探讨横跨各洲、全球同步传播技术和一体化的流动之影响，探讨既非被历史也非被地缘结合起来的种种社群的形成，也更深入地探讨“世界经济”对地方和民族经济的胜利。其次，后殖民主义是一种非历史化理论，而全球化则是一种非地方化理论。后殖民主义表征着“进步性”目的论时代的消逝；全球化则意味着地域界线的模糊与隐退，进入一个支离破碎却是一体化的、能复制的世界里。全球化的经济力量和经济政策帮助了反殖民性的后殖民主义势力的增长，殖民主义、后殖民主义和全球化实际上是相互作用的，更重要的是，当代的世界一体化在其自身的想象里共时地改造了过去，并且在保留旧的过去的同时革新殖民斗争。杜灵认为，我们可以把全球化和殖民主义理解为一体的两面，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到，全球化和殖民主义其实都是被各种欲望、话语、目的和观念所驱使的。杜灵从不同领域、不同向度、不同维度对全球化和后殖民主义所作的辨析无疑是相当深刻而颇具启发意义的，值得我们深思。

在阿什克罗夫特等看来，全球化与后殖民主义的关系也十分密切。全球化对后殖民研究之所以重要，有两个原因。首先，全球化是对世界权力关系结构的一种展示，它在20世纪坚定地保持为西方帝国主义的遗产和余续。其次，地方性社区对付全球化的方式，与历史上殖民地社会对付帝国主义控制力量的方式颇有相似之处。二战后，帝国主义对全球的经济、通讯和文化等方面进行超越国家的运作。这当然不是说全球化是一种简单地从强者到弱者、从中心到外围的单向度运动，因为全球主义就像帝国主义本身一样，是跨文化、跨国家、跨地域的，有时候在局部地区甚至也是双向互动的。但全球化并不是自发地在世界各地爆发的，而是根植于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或侵略意识、世界体系的结构、帝国主义修辞的意识形态中的。因此全球化就与殖民主义有着牵扯不断的联系，也与后殖民研究大有干系。另外，通过借助全球性系统而挪用表述、组织和社会变化的策略，地方社群和边缘利益团体既可以给自己增添力量，也可以借以影响全球系统。

四、民族主义与后殖民主义

民族主义（Nationalism）在港台又称“国族主义”，近年来由于全球化的影响以及后殖民主义思潮的兴起，与民族主义相关的多个方面、它的优点与缺点等，都重新成为文学界、文化界的热门话题。

在当今社会中，民族观念已经广为接受，固着于人们的普遍想象中，所以一般人很难意识到该术语的出现其实并不是那么早。根据霍布斯邦（Eric Hobsbawn）的考察，“民族/国家”（nation）大约出现于1780年代。1882年何南（Ernest Renan）指出民族是相当晚近的发明，他已经意识到，民族并非“天然”的实体，它具有不稳定性是因为它其实是一种社会的建构，这是其根本性质。这种戴着意识形态面具的民族神话，使民族主义永久化了。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提出了现在人们众所周知的“想象的社群”（或者共同体）概念，即通过共同的想象，尤其是经由某种叙述、表演与再现等方式，将日常事件通过资本主义印刷业、报刊杂志、小说、记忆、官方语言、人口普查、博物馆等象征资本和国旗、国歌等国家性的纪念仪式，以及种种音乐和节庆活动得以展现，让所有在国土疆界之内的国民都在阅读、想象、记忆的同时性与即时性过程中，设定大家同属一个社群，想象并建构共同的生活方式和行为规范，形成国家与公民的观念，并因而产生强烈的归属感和同胞之爱，以达成巩固民族国家既有体制、促进民族主义有益地发展的目的。安德森近期又进一步扩充了“想象的社群”形成的不同方式，如报刊通常会连续报导国内新闻和国际消息，因而扩大了“想象的社群”之外的联系，使“想象的社群”具有异质性和跨国界的面向。此外，对于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的形成，还有多种其他的理论解释。

但很多论者也指出，即便民族从历史上看在一定意义上是建构出来的，民族国家在今日的世界上却依旧十分重要，发挥着多重作用。如廖炳惠就指出，不管是通过文化、想象、交通或战争，很多理论基本上都认为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是文化社会建构的产物；但是，即使全球化日益普及，税收、教育、族群纠纷、保健与国防等议题依然是各民族国家内部都必须独立面对的问题。艾德加等也指出，尽管就其性质的好坏而言仍然存在着分歧，但民族主义保持为当代社会中一种有潜能的意识形态，在面对全球化、大众通讯、多国机构的潜在威胁时，其流行性似乎没怎么消减。甚至在有些国家和地区，由于出现了不同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局势，民族主义情愫时有再次积聚加强甚至爆发的可能，而其作用是积极还是消极也不能一概而论。这些都是后殖民理论的研究者们需要具体而谨慎地面对的。如果只是照搬某位大家或者权威的理论而对种种不同的民族主义现象一概而论，就很容易走入死胡同，或者犯下以偏概全甚至误导民众的错误。看待民族主义的态度应该是根据具体的实际情况来判定，同时也要做到辩证地、历史地看待问题。

种种的民族主义话语通常都隐含男性阳刚意象和特质，本质上具有相当强烈的排外性，因而备受“女性主义”和“后殖民主义”学者的挑战。他们认为，民族主义往往忽略了地方、族群、多元、性别与阶级的复杂历史积累，只单纯通过同质化的教育政策，消除和压抑了许多差异。据笔者观察，大多数的后殖民论者都是客观地、历史地、辩证地看待民族主义的。萨义德在《文化与帝国主义》中就指出，首先，要抗拒帝国主义就必须有民族主义，但紧随民族主义而来的就是对所谓本土本质的认同和盲目崇拜，其“高潮当然就是去年春天美国和伊拉克的战争……这是堕落的民族主义的战役”；而原教旨主义绝不仅仅“只牢系在伊斯兰教徒身上”，它也“当然存在于我们那个世界的犹太教和基督教，也存在于现在的美国”，因此萨义德对美国这种“堕落的民族主义”持强烈的批判态度。巴利巴尔则警示我们，决不能将宰制者的民族主义等同于被宰制者的民族主义，决不能将意在解放的民族主义等同于意在征服的民族主义。阿什克罗夫特等也指出民族主义曾经是推动殖民主义增长的力量，但在帝国主义控制时代晚期，民族的思想主要依靠抵抗性民族主义，才形成了19世纪晚期20世纪早期的反殖运动。而在更早的时候，印度批评家南地（Ashis Nandy）就指出民族主义是一柄双刃剑。缅米（Memmi）也指出：“受殖者的种族主义只是果，不是因……不是生物的或者形而上学的种族主义，而是社会的、历史的结果……简言之，后者不是侵略者的种族主义，而是自卫性的种族主义。”我们可以将论者们的观点简单归类为两种民族主义，一种是弱者的、受压迫者的、被殖民者的民族主义，是值得人们支持、赞美的，是积极而具有建设性的；另一种则是强者的、压迫者的、殖民者的民族主义，是我们要警惕和反对的，是被误导的和消极的，是极具破坏性的。

巴巴的观点大致也是这样，是一种变化发展的民族主义观念。按照巴巴的理解，萨义德相信民族主义是通向世界主义的一种过渡性阶段，而不能简单地说民族主义是好的或是坏的。巴巴进而指出，民族主义是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是在特定时期奋斗的一个特殊平台。之后，它要么变得具有进步性，要么具有反动性。美苏两个超级大国间的两极安全体系坍塌之后，第三世界中的很多国家开始遇到了严重的认同问题，于是它们试图通过民族主义来认识自己，这时的民族主义已经不再像19世纪所发生的那样具有进步性，不再具有建构国家的历史有机性。这就是说，在不同阶段，民族主义的功用和性质是大不一样的，弱者诉诸民族主义是为了获得独立自由，而强者诉诸民族主义是为了什么呢？难道也是为了获得独立和解放吗？20世纪以来的残酷现实告诉我们，霸权的民族主义只会给各个国家的人民（包括霸权国的人民）带来无穷的灾难，捞到政治资本和经济利益以及其他好处的只是一小撮社会上层人士；霸权的民族主义有时候甚至会带来危及全球的灾难和危机。因此，后殖民主义论者警示我们，对民族主义，尤其是强者的、强权的民族主义，必须要时刻保持警惕，绝对不能掉以轻心。

五、帝国主义与后殖民主义

帝国主义这一概念与殖民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有时候人们甚至把它用作殖民主义的近义词，因而讨论后殖民主义不能不涉及帝国主义。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其基本特征是垄断代替了自由竞争，形成金融寡头的统治；该词有时候也用来指称帝国主义国家。阿什克罗夫特等指出，帝国主义近期的意义是指在海外获得殖民地，建立起帝国。1880年代之后，帝国主义开始转型，改以文化、政治和经济为主要支配形式，也就是萨义德在《文化与帝国主义》一书中所说的“文化帝国主义”。文化帝国主义强调支配性的都会中心如何对遥远的地区行使意识形态的宰制与监控，而殖民主义则是殖民者通过遥控指挥或是指派行政官僚定居殖民地，行使具体的殖民统治和殖民剥削。

但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之间的区别是难以厘清的，一般认为帝国主义与政治、军事和商业行为的统治关联更为密切，很多后殖民理论家认为，帝国主义作为一股更大的政治力量，驱动着殖民主义或殖民化的具体行动。印度裔美国学者阿尼娅·卢姆巴（Ania Loomba）对这二者有着十分清楚而准确的分析，很值得我们借鉴。卢姆巴指出，殖民主义与帝国主义的区别就在于控制形式的不同，帝国主义并不以直接的殖民统治为条件，而是更有赖于一种经济和社会的依附与控制关系，以确保帝国主义商品生产所需的劳动力与市场。殖民主义包含对他国地区或民族土地的掠夺、资源的抢夺、劳动的剥削以及政治与文化结构的干预，而帝国主义则主要是一种对市场进行渗透和控制的世界性经济体系。我们可以将帝国主义看成是一种现象、一个权力中心、一种导致宰制和控制的过程，而殖民主义则是这种宰制和统治在殖民地的实际发生及其结果；因此，帝国是“中心”，是权力的源泉，而殖民则是帝国主义权力渗透和控制的“场域”。帝国主义无需形式上的殖民也能发挥作用，但殖民主义则需以殖民事业为其依托要素。现在所说的帝国主义，大都指涉欧洲国家、美国、日本等在全球进行的宗教、文化、经济侵略行径，它们疯狂攫取当地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压抑甚至试图灭绝当地文化，使当地人民的生活方式在被征服和被统治中被扭曲、消灭或同化；继而是以美国为主的跨国企业所主导的“新文化帝国主义”或“新帝国主义”。很明显，这种帝国主义的隐患和危险即使是到了21世纪的今天，也还没有被消除，甚至在某些历史时段还有急剧加强的可能性。

另外，西方学界还有“生态帝国主义”（ecological imperialism）的说法，并且认为这是一个伴随帝国主义侵略和殖民主义行径从一开始就有的、最终会危及全人类的严重问题。1986年科洛斯比（Alfred Crosby）出版《生态帝国主义》一书，首次提出“生态帝国主义”概念，用以描述被殖民地社会的环境由于殖民占有经验而从物理上被永久性地，甚至是不可逆转地改变了。故帝国主义改变的不但是文化、政治和社会的结构，也改变甚至毁坏了殖民地的生态和传统的生息生存模式。殖民者所带来的动植物、细菌与传染病之类，往往会使被侵略的土地生态失衡，甚至完全破坏当地的自然生态。如阿兹台克与印加文明基本上都是短时间内迅速绝种灭亡的，这很大程度上都是因为生态帝国主义所引发的致命传染病的肆虐，土著人根本无力抵抗外来的传染病，终于在病变传播的过程中彻底灭亡。再如非洲的撒哈拉沙漠周边地区，由于欧洲殖民者强行改变了传统的能够控制沙漠的耕作模式，而顽固坚持重复性种植经济作物，造成的直接恶果就是持续到当前的饥荒。因此作为欧洲空间化进程的主要形式、也是社会控制与疆界控制的最有效手段，生态帝国主义的消极作用与影响不可低估。其意义可以延伸至当前的新殖民领域，如对热带雨林的全球性摧残和毁坏等。

六、女性主义与后殖民主义

女性主义是指针对女性的不平等地位和两性伦理等议题所发起的政治运动。西方女性主义的核心在于坚信：妇女在西方文化中处于从属于男人的地位。女性主义寻求将妇女从这种从属性中解放出来，并重建社会，消除父权制（家长制），创造出一种完全容纳妇女之欲求的文化。女性主义的萌芽，最早出现于西方贵族社会与中古女修士的著作中，她们企图藉由女性和圣母所象征的慈悲与爱欲精神，强调女性有其精神性的面向，而不仅是男性欲望的对象。真正意义上的女性主义理论的出现是1792年乌斯登科洛福特（Mary Wollstonecraft）出版的《为妇女权益辩护》（A Vindication of the Rights of Woman）一书，作者在书中捍卫女权，提出两性在教育、生活待遇等方面的平等要求；之后又有“政治女性主义”、“新女性主义”（又叫“文化女性主义”）、“伦理女性主义”、“生态女性主义”、“女同性恋话语”等发展和分支。1980年代末出现了“第三世界女性主义”，致力于批判以“白种中产阶级女性”为中心的女性主义。1990年代中期，“新女性主义”与“第三世界女性主义”展开辩论，引发女性主义内部各阵营之间的大混战，使得女性主义的理论发展充满了内在张力。

女性主义对后殖民话语极为重要，主要有两个原因。首先，父权制和帝国主义/殖民主义都可被视为对处于从属地位的群体施加形式类似的主宰。因此父权制下妇女的经验和被殖民主体的经验在好几个方面都很类似，而女性主义和后殖民政治都反对这种控制。其次，在许多殖民地社会中，性属压迫和殖民压迫中哪个是妇女生活中更重要的政治因素，或者哪个是更为严重的压迫，存在着很大争议，引发了穷国与富国（抑或第三世界与欧美国家）女性主义活动家之间的分歧。

女性主义像后殖民主义一样，关切表述与语言对身份形成和主体性建构至关重要的方式和程度。对二者而言，语言都是一种颠覆父权制和帝国霸权的载体，两种话语都感到自己断绝于传统的语言，因此试图经由殖民前语言或原始的女性语言来恢复语言上的本真性。然而，像其他的附属性群体一样，女性主义和被殖民人民都运用挪用的策略来颠覆并改造主导性语言和表意实践。女性主义理论文本和后殖民主义理论文本在很多方面也有一致之处，如认同理论、差异理论、对主体的质问，以及为彼此提供各种抵抗控制的策略。女性主义和后殖民主义之间还有着“书写身体”与“书写场域（place）”的类似等。女性主义与后殖民主义都是要为受压抑、受剥削的社会群体或者共同体说话，因此无论是在总体旨归还是言说策略和抵抗方式上，都表现出很多的契合之处。有些学者已经就后殖民主义和女性主义的关联性、相似性和互动性等议题作了初步的探讨，此不赘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