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案

2009年夏收时节，一个安静的下午。崖边人正在投入繁忙的生产劳动。绿意覆盖的村庄突然被几声呼救的尖叫声打破。

村民厉来务的头部被厉进用发动三轮车的“摇把”凶残击溃，鲜血淋淋。厉来务瞬间倒地。厉进握着“摇把”随即开始追打厉来务的三哥，厉来务三哥两手抱头，敏捷躲闪，只有一只耳朵受伤。他捂起流血的耳朵赤脚狂奔，顺利逃脱。厉进追打未果，又返回到了厉来务身边，抡起“摇把”又重重击打了几下，厉来务彻底无力地瘫在了血泊之中。发现这一暴戾场景的村民惊慌失措、六神无主，一时之间忘记了该怎么办。等更多的人聚拢而来时，大家才想到了抢救厉来务。

厉来务身边是一辆三轮车，架满着刚收割的小麦。三轮车被卡在两堵墙之间，一堵墙是农业合作社以来的老墙，另一堵墙是厉来务新筑的。这里原本是宽阔的村巷道，自打厉来务为加宽自己的院落筑起这堵新墙以后，这里变得异常窄小，三轮车、手扶拖拉机再也不能顺畅地通过，特别是拉满庄稼的车辆更是举步维艰。

看着厉来务倒在血泊中无力动弹后，厉进径直走向了自家的水窖，他摘掉头上的破草帽，扔掉手中的“摇把”，掀开窖盖，一头扎了进去。

三轮车的主人是厉进，车上刚收割的小麦也是厉进家的。厉来务是在为厉进帮忙助工。据知情人讲，厉进头一天就想去山上拉回收割完毕的小麦，但三轮车开到地里就下起了雨，他只能将车扔在地里，人先回到了家中。第二天，他叫上了厉来务帮忙拉麦。

厉来务被重重殴打后，大脑随即昏迷，但呼吸正常，家里人将其送往定西市某医院救治，但抢救了一个月，最终不治而亡。抢救没有出现奇迹，倒是欠下了数万元的债务。

被打的人死了，打人的人也死了。活着的人还要持续斗争。厉来务的族人找到了厉进家，要求支付抢救人命的钱，而厉进家族的人一口咬定自己的人也死了，没钱给你。两家人掩埋完死人后，投入了旷日持久的斗争。公安警察担心出事，多次出警调解。后来两家诉诸法院，法院判定厉进家人赔偿厉来务家人3万元了事。

陇中之地穷乡僻壤，向来以民风淳朴著称。在崖边所生活的更是一群面朝黄土背朝天，与世少争虚利，恬淡寡静只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子民。崖边几个较大家族都在暗地里互相较劲，明面上倒装得若无其事。也有一些家族斗争演变成正面冲突甚至互相动手，但从没有发生过恶性案件。时间一长，冲突双方的仇恨自行化解，交流照旧进行。时间进入2000年之后，两极分化加剧，人心浮躁，心理失衡，人与人之间的友情变得越发脆弱，人与人的矛盾很容易上升为冲突。崖边很多人进城谋生，留下的多是老弱病残，团结、合作、友善的风气变得越来越惨淡，仅剩的一丝纯朴民风终于在这场血案中轰然崩塌。村庄人心浮躁、利欲熏心、恶念丛生的内在危机被离奇命案揭开。

这起离奇的血案是偶然的，但这偶然背后隐含着必然性。因为这起血案，充分反映了社会基础结构的裂变，也让人看到了礼治崩溃、法治难张的重大问题。

中国封建社会持续两千多年，儒家思想深植人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教诲，成为高居“道统”的追求，江山变换了无数次，但儒家一直主宰着中国人的思想。许倬云认为：“儒家所关怀的对象不仅是国家的公民、国内人民的福祉，也有人类全体的福祉，这是普世和永恒的价值观念。”儒学在否认阶级、否认阶级斗争的观念中，是维护社会稳定的有力工具。

五四新文化运动打倒孔家店，儒家思想受到了很大的冲击。到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新中国成立，以马列主义为核心的共产主义思想在中国得到了广泛传播，且渗透在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特别是人民公社的建立，集体观念在农村社区深入人心。这种大洗礼，刻骨铭心。我为人人、人人为我，个人利益必须服从集体利益。

我在2010年春节与村民厉劝仁聊天时，他偶然给我讲了一个故事。他说，1970年代，他和阎琪到公社粮管所交公粮，由于人多，他们两人需要排队等候。一直等到中午，吃饭的时间到了，公社所在的集市有饭馆，但要掏钱，他俩都没有钱。当时他建议卖掉一些公粮，去换饭吃，但阎琪说，那不行，这事情绝对不能干。就这样，他俩一直忍着饥饿，交完公粮已是傍晚，赶回崖边已是深夜。2010年，阎琪已经去世五年。厉劝仁评价说：“阎琪是党员，他坚持要守规矩。”

阎琪不识字，但对古法尊崇，对自己成为共产党员更感荣耀。他心中神圣的道德意识主导了他的道德情操。这既有传统儒家思想对他的影响，也有集体主义至上原则的熏陶。

人民公社解散后，集体化瓦解，土地承包到户。名义上是统分结合的经营机制，实则集体的作用微乎其微。有了千家万户的商品交换，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自然愈发复杂。儒家影响已经失去效力，共产主义信仰也比以前减弱，人们的信仰出现了真空。儒家的“仁义礼智信”现在可以一点不讲，“我为人人、集体利益第一”的原则信持者不多，大家多讲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以我为中心，互不相让，矛盾的诱因在不断增加，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友好在不断减少。乡民之间，因为一只鸡或地边的一棵树，都会大吵特吵甚至大打出手。特别是市场机制作用下，人与人的贫富差距逐步拉开，心理平衡也被打破，你过得好大家羡慕嫉妒恨，你过得不好，大家瞧不起你。包产到户后，村庄姓公的产物实在少得可怜。只有村庄通往外界的道路和无法耕种的沟坡地以及河谷是姓公的。但这仅有的公物也在逐渐被村民蚕食，每户人都把靠近自家地头的属于公共的地块，想尽一切办法开拓为自家的田地。这样的做法持续了30年，导致的结果就是农路越来越窄，边沟坡地越来越少。

崖边纯朴民风和社会风气的蜕化反映在具体的案例上：阎琪和厉劝仁在合作化时代为了给生产队上缴公粮，可以忍耐一整天的饥饿；而厉来务和厉进因为一些个人小矛盾，却能发生要命的冲突。

东家请人帮忙助工，却又痛下黑手致对方于死地。厉来务被厉进殴打致死的离奇案件成了一个无由无头的谜，连侦破案件的公安人员也无法推断出合理的起因。

事发前，厉进和厉来务并没有发生过不愉快的事情，更无争吵。对于这个离奇案件，村民有几大说法：一说厉进出事前精神恍惚，可能是“犯病”打人；一说厉进拉麦过程中，由于三轮车被厉来务筑起的土墙阻挡难以前行，遂产生仇恨将其殴打；一说厉来务之前设赌局赢走了厉进儿子厉旷斌的好多钱，厉进心生恨意，遂起杀心。三种说法中，后两者最为可信。

事发前的每年正月，厉来务都会设赌局，和外出打工回乡的青年聚众赌钱。除了赌钱之外，厉来务平时还飞扬跋扈，经常扬言要殴打与自己关系不好的人。他在自己庄院周围圈占村集体巷道，造成道路拥堵，使众人行路难，村民看在眼里，气在心里。2003年崖边拉电过程中，厉来务作为头人之一，把持账务、拒绝公开。由于他霸道的性格，无人愿意与其争理论道。

厉来务死后，厉来务的妻子留下15岁的儿子给厉家传宗接代，自己带着13岁的女儿远走他乡改嫁。厉来务的父亲遭受重大打击很快离世，只剩下厉来务的母亲带着未成年的孙子艰难度日。厉来务的三个哥哥围绕抢救厉来务时欠下的债务和厉来务留下的电磨、拖拉机等遗产，陷入了关于承担债务和继承遗产的争斗之中。

据我的大哥阎海平讲，有一天深夜，石湾派出所所长给他打来电话，说厉来务的两个哥哥发生纠纷，砸了老娘的家。时间太晚，派出所一时赶不来，让阎海平了解一下情况，如果问题不大，派出所第二天再来人。

凌晨一点多，阎海平爬起来，赶到厉来务家里，只见大门破碎，满院狼藉，厉来务老母吓得哆哆嗦嗦。矛盾起因依然是厉来务死后的遗产继承和账务纠纷。阎海平当夜看着事情已平息，大概安置了一下便给派出所做了汇报。第二日，派出所人员前来处理报案，阎海平再次陪同干警来到厉来务家中。清官难断家务事，干警和阎海平只能调解劝和。骨肉亲情面对利益纠葛大打出手，人情人性早已不见了踪影。

2012年，我采访大锅饭时代为崖边做饭的老人时，见到了厉来务的母亲，我深知老人心里的伤疤，只字未提她老年丧子的事，但她依然难掩内心的痛楚，不住地感念自己活得艰辛。她最最挂牵的就是厉来务留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儿子。

厉进只有一个儿子，厉进自杀时，其子厉旷斌刚满20岁。父亲死后，他带着母亲远走外地打工，再也不敢来到崖边。厉进用两个女儿出嫁时获得的彩礼，刚翻修了新房，购置了三轮车，原本打算好好过日子的一家人遭遇偶然事件被迫背井离乡。

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厉进和厉来务原本是同族人，但巨大的仇恨直接上升到了消灭对方生命的高度。厉来务的几个哥哥本是骨肉同胞，面对白发苍苍的老娘和弟弟留下的未成年儿子，他们非但没有伸出援手，反而在互相争利。紧步宗族斗争后尘的是个体之间的冲突，比宗族观念瓦解更可怕的，是人性私欲的不断放大。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价值观，造就了中国历史家固邦安的政治模式。对于传统中国而言，中国在乡村。乡村内部结构中，家族举足轻重。我们曾是“五世同堂”的中国，今天家族内在的分化，正是历史裂变的真实部分，也是中国裂变的明显呈现。厉来务被同族人殴打致死的惨案说明，新世纪的家族已失去了凝聚力和向心力。导致家族分裂的原因除了人的冷漠无情和缺乏包容外，整个时代重利忘义的社会环境更是主导因素。在崖边的所有家族中，家族分裂都是由赡养老人、婚丧嫁娶、鸡毛蒜皮的小事导致的。各家族形成分裂的原因大致是一样的。家族内在的分化，直接消弭了家族矛盾的深化和形成。

分析21世纪新乡土中国社会结构，新的社会生产关系让宗族概念淡化，宗族意识降低，这无疑是中国社会近百年激荡变革之后形成的具有特殊时代特征的历史表现。家族概念和宗族意识的瓦解，形成了人与人相互交往的新的社会关系，这足以证明中国社会结构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革。

国学大师南怀瑾在一次演讲中说：“我们后来研究历史（自己的）发现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演变，一开始是道的阶段，慢慢人口变多了，社会繁华了，但不能说社会进步了，因为所谓的‘道’退步了，变成了‘德’，道以后才有德。如果我们把几千年的历史画成一个表格，什么时间是道的阶段，什么时间是德的阶段，很难划分开来。德过了以后，社会的演变，人类的发展，对于性情的道理更找不到目标了，同我们现在一样，一路茫然下来，这个时候开始有仁义。儒家孔孟之道讲仁跟义，社会再接着发展下来，到后来仁义也不行了，就变成礼治，由礼而形成法治，也就是政治体制。社会的风气就是这样演变，礼法以后一直延续到现在。”

中国近60年的历史成了礼治急剧崩溃最明显的时代。在礼治崩溃的前提下，新的治理模式需要及时跟进。但现实情况是：农村法治难张。史学回顾中国统治历史是“儒表法里”，但崖边落后小村的历史基因里，道德传统更胜一筹。美国林肯总统说过：“法律是显露的道德，道德是隐藏的法律。”意在表达道德和法律的互补作用。

在崖边，很多人大字不识，法律对他们而言是天书。法律宣传、法制教育与村庄断层、割裂，大家从来不想知道什么叫法律，法律能干什么。即便年轻的一代，也很少获知法律的事情。一旦矛盾产生，上升为冲突，很多人首先想到的是诉诸暴力。比如厉来务被厉进殴打致死的案件，法院判决厉进一家赔偿厉来务一家3万元，但厉进的儿子厉旷斌逃避不给，陷入执行困难。厉旷斌某年悄悄来给父亲上坟时，厉来务一族人赶忙告知法院，法院派人强制执行。厉旷斌的舅舅目无法纪，殴打、扣押法警，险些又闹出了一茬事。

民主法治在礼治崩溃后不能及时跟进乡村，或者说民主法治难以替补礼治崩溃，导致乡村治理出现了空谷。这不仅不能教化乡民增进文明，走向文明社会，而且也影响了基本的稳定。

在一个人人尊崇道的社会，用道裁决冲突，远比一个弘扬利却用法裁决冲突的社会更容易治理。道德天下的国度，治理远比法治成本低廉。梳理崖边近60年礼治沦丧、法治空谷的现实案例，有助于我们思考新乡土中国乃至整个中国社会的政治、法治制度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