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准与正式性：其他故事

标准的故事，非标准的故事，正式性的故事……现在应该比较清楚，我为什么反感那种以单数名词的方式（singular-noun approach）去理解英语的做法了。在很多书名和电视节目的标题中，我们都会发现这样的例子，如英语“故事”（“the story” of English）、英语“遗产”（“the heritage” of English）之类。但问题并未到此为止。前面所讲的只是标准英语内部的正式性问题。但正式性的诸多差异又是所有变体的一个内在组成部分，而不仅仅只是标准问题。尽管我们倾向于将地域方言与非正式言语联系在一起，但这纯粹只是人为的联系，是从标准的视角得出的。从语言学的角度说，凡是生活于说非标准语的社会里的人都知道，那里的标准性也是有层次的。

我的整个中学时代都是在利物浦度过的，当时发生在球场上的许多情景，现在依然历历在目。球场上的每个人，包括教师和学生，都讲利物浦英语（Liverpudlian English），但风格却又都迥然不同。学生都有各式各样的称呼、绰号、字谜、脏话，连日常用语也都五花八门，我们聚在一起时都乐意使用，但决不对老师们说起，反之亦然。比如一张新的唱片，对伙伴说用gear［绝了］，而回答老师则用great［很棒］之类的词。记得有个最受学生喜欢的老师，一次在讲到某种东西时用了gear，结果引来一阵窃笑。但那恰好是他所以会深受爱戴的原因。他说我们的语言。

一旦退出球场步入教室，那就是标准英语的天下了（尽管带着利物浦口音）。当然是英式标准英语。而就在那轻微的修饰之中，也存在着另一个故事。中学时代的一大趣事是，我们和美国的中学，都有很多可以对应的表达方式，但从球场进到教室，却好比从地区方言进到标准的美国英语。在美国的教室里，老师允许I’ve gotten和quarter of four等表达法，而在英国，对应的标准用法分别是I’ ve got和quarter to four。在写黑板时，美国老师允许写color和traveling，而英国老师则坚持要写colour 和travelling。在英式英语和美式英语之间，发音、拼写、语法、词汇、习语、话语等完全是千差万别的。似乎世界上有两套标准，而每一套也都可能拥有自己的独特故事。

英式英语与美式英语的差别众所周知，同时也获得了广泛的研究。但它们就是仅有的两种全球性标准吗？考察一下英语在世界其他地区的使用，比如澳大利亚、南非和印度，我们就会发现，那些地方也都出现了各自的标准——亦即各自的变体，它们既不同于英式英语，也不同于美式英语，却扮演着完全相同的角色：都在为自己的社会培养人才，都有一套约定俗成的常规，也都能促进人们的有效理解和相互沟通。曾几何时，这些国际间的地区变异，就像国内的地域方言的种种特征一样，被斥为低级的、错误的、未开化的，受到普遍的贬抑和轻视。今天，当我们注意到这些特征及其在各自的社会教育中的广泛应用时，当我们看到所有的印刷媒介都在使用它们时，当我们听到政府官员和企业主管都在用它们说话时，我们就再也不能使用这样的标签了。如果你还想将自己的货物卖到其他英语国家，或者希望同他们保持良好的外交关系，那就最好不要称他们的言语是“低级的”。

20世纪后半叶，英语的发展出现了许多重要趋势，其中之一是各种各样的“新标准用法”（new standard usages）。它们遍布世界上那些说英语的地方；同时出现的还有非标准英语的各种新的变体，其中很多都是少数民族的。与此同时，一些在国外很少获得重视的老式的地区变体，比如加勒比英语、南非英语或印度英语等，已在现今的国际舞台取得了重要地位，特别是他们的文学创作更是如此。它们的故事同样十分重要，代表着身份的复苏——其重要性远远不是单独一章新式英语（New Englishes）所能简单概括的。在任何一部关于英语史的著述中，它们都应该是一个重要的在场（a significant presence）。

有些说法，诸如“新的变体”（new varieties）、“少数民族”（ethnic minorities）之类，完全不能抓住问题的实质。它们给人的印象是几千人或几万人。但如果考虑到英语的国际分布，我们就需要使用更大的数字——数百万或数千万。以印度为例，哪怕只有5%的人在说英语，则所谓“讲英语的人”，其数量就已经等同于整个不列颠了（真实的数字肯定比这要大得多）。对那些固囿于“标准英式英语”的人，这个数目多少有些骇人听闻。虽然全世界有15亿人在说英格兰的英语（English of England），但它仍然只是“世界英语”（World English）中的一个很小的少数方言，而且还以十年一个台阶的速度在继续变小。对此，我们同样“啥也没见”。

身份的概念自然比地域概念更加复杂。“你是谁？”［Who are you？］的问题就不能降格于“你是哪儿的人？”［Where are you from？］，尽管后者也无疑是极端重要的。这是因为对它的回答有多种可能，比如“我是个医生”、“我是个锡克人”、“我是个少年”、“我是个女人”等等，而每个回答都意味着不同的身份，对说话者所用的语言——或以前曾经使用的语言，在表达方式上都有直接的影响。社会语言学是一门探索有关身份问题的语言变体的本质的学科。在过去的50年里，社会语言学获得了空前的成功，揭示了现代社会中的大量口头变体和书面变体。少数民族的口头语言，破天荒地受到了人们的严肃对待，比如美国的非洲裔美国人所说的英语、不列颠王国的加勒比人所说的英语等。与此同时，那些区分男性话语模式和女性话语模式的语言特征，也同样得到了较为彻底的探究。

我们知道，这些区别都是客观存在的，我们可以做这样的猜测，类似的区别一定也存在于过去。在这个意义上，社会语言学家都是语言的“均变说者”（uniformitarians）——这是人们用以指称詹姆斯·哈顿的观点的一个术语，哈顿是18世纪的苏格兰地质学家，其均变说指出，那些控制地壳演变的所有过程，都属同一个种类，横贯地质时间的始终，与今天一样。在过去的2000年里，人的本性并没有很大的变化。我们今天所面对的同类型的语言变体，也一定存在于英语的整个历史进程之中。英语将一如既往地由少数人以其特有的方式来使用。作为语言的使用者和解释者，妇女也将一如既往地在语言的形成过程中扮演自己的重要角色。但在标准英语的故事中，你却对此无从知晓。

各种全新的标准，各式各样的非标准，多层次的非正式性，外加身份认定。本书有关真实的英语的故事，迄今为止还未曾有过系统讲述。

1　这里对方言的评价，见Wyld（1927）第3版第209，211页。关于这一传统的更多分析，见Milroy（1999，2002）。

2　经典的英语语言史包括Jespersen（1905），Brook（1958）和Baugh（1935）。我自己的早期作品也属于这一传统：Crystal（1988，见2002a；1995，见2003：第1部分）。偶尔也有人尝试突破这一方法，如Strang（1970）的倒叙方式，便始于“鲜活记忆中的变化”，而后回溯200年的发展，直至最后一章才是古英语的起源，但她的重心依旧是标准英语。

3　见Wyld（1927）第5,6,7页。在一个等级森严的社会里，任何人在写作中可能有的偏见，在该书都能全部找到，而且该书一以贯之的主题就是诋毁任何非标准的东西。即便那些“精明的村民”，他断言说（第211页），也都远远不如“牛津某旅馆的公共休息室或某个警员的脏话”；至于“城里的粗人，他们口中的那种标准语”则“与最精美、最优雅的语言相去甚远”。

4　其他从社会语言学角度对英语史的讲述包括Smith（1996），Fennell（2001），Watts and Trudgill（2001），Mugglestone（待出），以及Richard Hogg主编的六卷本Cambridge Histo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1992－2001）中的很多章节。以全球视野强调语言变体的新气象的例子见McArthur（1998）。英语文学中的非标准语见Blake（1981）。有关“标准”概念的一般性讨论见Bex and Watts（1999）。文集有Bolton（1966）和Lass（1969）。有用的数据资源有Burnley（2000），Cusack（1998），Diamond（1970），Dickins and Wilson（1951），Mitchell（1995），Rigg（1968），Sisam（9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