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大学智库是大学发展的新使命
当今，智库已成为国家软实力和国际话语权的重要象征。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和知识经济的初步形成，世界各国面临政治、经济、能源、环境、生态、文化、战争、反恐与安全等大量全球性问题，综合国力竞争中智库的地位和作用更加凸显，智库成为各国决策者在处理政治、经济、社会、科技、军事、外交、文化等问题时所倚重的一支重要力量。从国际上看，智库在当代国家的发展和治理中均发挥着重要作用。西方国家政府或政党提出政纲和各类法案、议案，通常会与智库进行深入讨论和反复论证，有时直接采用智库的建议方案。美国大西洋理事会在里根执政期间完成了《今后十年的对华政策》，报告中的主要观点成为当时美国政府处理中美关系的重要依据。美国兰德公司对朝鲜战争中国出兵问题、苏联第一颗卫星发射时间、越战撤军、中美建交、古巴导弹危机、德国统一等国际重大事件的成功预测和战略研判，奠定了其在美国政府决策中的地位，为其赢得了世界著名智库的声誉。可以说，“二战”后美国政府推出的每一项重大战略的背后，都可以找到智库的影子。大学智库作为智库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战略研究、政策建言、人才培养、舆论引导和公共外交等领域正发挥着日益重要的功能和作用。
一 大学功能新的拓展
（一）大学从单一功能到四功能说
现代大学出现新的发展态势，大学教育走向大众化、注重国际交流，知识经济时代社会作用突出。大学智库是智库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学智库功能为大学服务社会和文化传承创新两大功能注入新的内涵，是大学功能的新拓展。
大学功能是个逐渐演变的过程。大学功能经历从单一个功能说到双功能、三功能、四功能等多功能说。
大学自产生以来，就是人类智慧、知识和精神产生、汇集，向外界辐射、散播的场所。经济社会发展对大学的新要求不断提高，大学的功能也随之不断扩充。单功能说是早期大学的功能界定：教学（传授知识培养绅士），也即人才培养。1088年成立的波罗尼亚大学最早提出传播知识、培养人才，那个时代大学教育的内容以神学、法学、医学、文学为主，大学的职能是教书育人。
德国人洪堡等提出大学双功能说：教学、科研，也即人才培养、科学研究。1810年，德国的洪堡创建柏林大学，提出大学要有独立的学术精神、学术自由，“洪堡精神”给大学的职能注入了新的内涵——科学研究。随着时代的发展，20世纪30年代，以美国为代表的现代研究型大学兴起，以威斯康星大学为代表，提出“踩在牛粪上的教授才是最好的教授”，增加了社会服务的功能，以培养人才服务社会，以提供的技术服务社会。大学更全面地介入社会生活，“服务社会”成为大学的第三功能，“三功能说”也是当代中国高等教育界的主流观点。有学者提出大学第四功能说：文明文化的交往。[19]
2011年，胡锦涛同志在清华大学建校100周年的讲话中，进一步丰富了大学职能的内涵。他指出，“高等教育作为科技第一生产力和人才第一资源的重要结合点，在国家发展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和作用。不断提高质量，是高等教育的生命线，必须始终贯穿高等学校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创新各项工作之中。我们必须适应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推动社会和谐进步的要求，坚持走内涵式发展道路，借鉴国际先进理念和经验，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不断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强有力的人才保证和智力支撑”。他指出，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的传承与创新是现代大学的四项基本职能。[20]因此，大学四功能说主要是指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和文明文化交往或文化传承创新。
从认识论与政治论的角度看，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的传承与创新这四项职能如同一辆汽车的四个轮子，而社会服务功能是驱动轮，助推社会发展靠科技，而引领社会前进靠思想。大学既是社会进步的发动机，亦是把握社会发展方向的智库。大学应该自觉地承担起以学术、知识、道德、精神、思想、文化来引领社会的历史责任，使大学成为社会的灯塔、创新的活水、真理的福地、文化的酵母、知识的源泉、道德的高地、良心的堡垒。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大学已经成为“近现代社会的轴心机构”，是国民经济建设的“发动机”。国家、民族的复兴都要求大学要服务社会。而当今的大学也早已走出象牙塔，实行开放式办学，与社会各界保持着物质、能量、信息、制度、时空的交换。
进入21世纪以来，大学为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智力支撑。“十五”期间，大学作为第一承担单位承担了“973计划”项目89项并在其中担任首席科学家，占立项总数的57.05%；承担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393项，占立项总数的63.3%；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23000余项，接近立项总数的80%；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近600项，占立项总数的55%以上。“十五”期间，全国大学累计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75项、技术发明奖64项、科技进步奖433项，分别占全国可公布奖项目的55.07%、66.4%、53.57%，大学这些重大原始性创新研究成果获国家科技三大奖份额全部超过50%。[21]
大学智库的作用初步得到显现。经过“985工程”“211工程”“2011协同创新计划”、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繁荣计划等的建设，我国高校科学研究事业取得了极大的发展。近年来，大学紧密围绕国家需要，积极建言献策，一批优秀成果及时转化为政府决策和政策。2008—2013年，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承担了600余项国家部委的调研和培训任务，直接参与了《民事诉讼法》《食品安全法》等多部重要法律的起草和修订工作，累计有1600余份咨询报告被国家有关部门采纳。高校科技专家和研究机构为国家行业产业发展、科技战略规划提供了有力支持。教育部社科委、科技委、专业学会、研究中心向有关部门呈报了系列专家建议。2013年，首批认定的14个国家协同创新中心，其中文科有两个，各地各高校也建立了一批自己的协同创新中心，为国家的战略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据教育部社科司统计，2011—2013年，我国高校社科界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民主决策提供咨询报告和政策建议2.4万份，其中1.3万份被采纳，承担企事业单位委托研究项目5.6万多项。[22]
（二）大学教育走向社会大众
大学自其设立存在伊始就是为少数人群所服务的，旨在培养少数的精英人才。随着时代的发展，特别是知识经济的时代，高等教育的普及化、多样化、多层次化和终身化，已成为社会的趋势，也成为大学的基本办学方针。这就让原本针对于精英阶层的大学教育在培养少数尖子人才的同时，也需要培养大批生产和服务领域等社会第一线的应用人才，成为同社会大众的生产和生活密切相关的社会化学习机构。
西方发达国家在20世纪60年代舒尔茨人力资本理论的影响下，广泛开展对教育投资回报率的研究，研究的结果逐步使人们从根本上改变了高等教育价值观。这主要表现在：高等教育不再是某个贵族阶层和智力精英享有的特权，而是每个人发展都应享有的一种普遍的权利；高等教育既可以培养一般的劳动者，又为人的全面自由的发展提供各种选择机会和实现途径。
随着高等教育价值观的根本转变，发达国家开始加大了对高等教育的投资，其目的是希望通过教育提高全民素质，促进国家的经济发展。这使高等教育的规模急剧扩大，高等教育的对象不仅是年轻一代，而且在职成人也被纳入高等教育的范畴。高等教育的形式已不局限于正规化的学校教育，各种非正规化的教育方式为各阶层各个年龄段的社会成员提供充分的享受高等教育的机会。高等教育的内容已不仅包括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而且包括了人类现代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在几十年的时间内，高等教育就由精英教育阶段向大众教育阶段迈进。
高等教育大众化首先发端于19世纪下半叶的美国。19世纪60年代美国建立了一批赠地学院，开拓了高等教育大众化的道路，尤其在“二战”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世界民主潮流的推进，使高等教育大众化趋势有了明显发展。马丁·罗特从大学毛入学率（高等教育在校人数与适龄人口之比）来评价大学教育发展阶段，低于15%为精英化高等教育，超过15%、低于50%为大众化阶段，当毛入学率达到适龄人数的50%时，高等教育将迈入普及化阶段。发达国家大学教育率先进入大众化和普及化阶段，许多发展中国家高等教育处于追赶阶段，也发展迅速。美国1940年大学毛入学率达到15%，达到大众化阶段；1980年达到50.6%，进入普及化阶段；2009年，美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89%。英国、法国和日本2009年高等教育入学率分别为59%、55%和59%。阿根廷在1970年，大学毛入学率达到了14.2%，2009年已达71%；智利1998年毛入学率为35%，2009年达到59%；巴西在2000年毛入学率达到16%，2005年为25.5%；印度在2006年毛入学率首次达到12%，开始向大众化迈进。中国2003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超过15%，达到17%，进入大众化教育阶段，2014年毛入学率达37.5%，处于普及化过程之中。[23]
如今知识经济在世界范围内的蓬勃兴起，全球网络技术的普遍使用，慕课等新教育方式已进入大众的生活，人们不再受学校教育年龄和学年的限制，在任何时候任何年龄阶段都可以接受高等教育，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和普及化趋势大大加快。
（三）大学国际交流日趋活跃
随着新科技的快速发展，全球一体化是必然的趋势。在经济方面：国际贸易持续增长，对外投资规模日益扩大，金融资本的跨国流动加快，国际间和地区间的经济合作日益加强，世界经济向国际化和一体化方向发展。科技方面：科技人才的国际性交流，科研项目的国际合作，科研方法以及先进技术、设备的吸收和引进等标志着科技向国际化方向发展。国际化促使大学的关注焦点从国内问题转向了国际问题，大学的国际交流也越发频繁。
大学作为知识聚集的高地，越来越重视与国际社会产生互动与交流。高等教育和大学国际化是学生的国际化流动、教职工国际化流动、大学课程设置的国际化、培训的跨国流动、跨国性伙伴关系和国际化研究合作、设立海外分支学校或其他合作培训、研究机构等。
日本临时教育审议会在《关于教育改革的第四次咨询报告》中强调教育要适应国际化的需要，培养新一代富有“国际性的日本人”。欧洲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曾召开关于高等教育国际化方面的学术研讨会，倡导欧洲的大学要确立培养有国际理解合作精神和能力的人才的教育目标。韩国为适应21世纪国际化进程的要求，提出大学要提高学生的“国际性认识”，加深对世界各国社会文化知识的理解，扩大对国际问题的研究领域，强化国际学术交流与合作，从而促进本民族的发展，提高国家的竞争力。
根据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统计数据，全球留学生人数由2000年的208.8万人，增长到了2012年的452.8万人，增幅达到116.9%。美国的高校国际化发展最早，也最迅速。在20世纪中叶，美国已成为国际学术教育中心。2007年，美国高等学府中国际学生占比3.24%；耶鲁、杜克大学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等研究型大学，2007年国际学生的比例分别达到17.7%、13.6%和9.3%；2009年秋美国国际留学生数量达到69.1万人。在派出留学生方面，1998—1999 学年美国出国留学人员不到13万人，到2008—2009 学年美国的出国留学生人员增加了一倍，达26万人。[24]
中国目前已经是全球最大的留学生输出国。2014年度中国出国留学人员为45.98万人，较2013年增加了4.59万人，增长约11%。从1978年至今，累计出国留学总人数达到了351.84万人。在吸收留学生方面，统计显示，2015年全国共有来自202个国家和地区的39.8万名各类外国留学人员来到中国高等学校、科研院所和其他教学机构中学习。[25]
（四）大学的社会作用日渐突出
追溯大学的发展历史，可以发现大学因社会需要而产生、壮大，社会因大学的独到贡献而进步、繁荣。大学与社会是一个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协调互动的统一体。大学在教学、科研活动过程中与社会发生的联系，在推动社会进步方面所起到的作用，在深度和广度上都已经与传统的大学不可同日而语。
21世纪是知识经济日益繁盛的世纪。知识将成为这个时代最为重要的战略资源。大学作为思想、理论和知识的“创造源”“人才库”、文化的传播者和知识型产业的孵化器，是知识经济形成的基础和动力。因此，大学成为世界各地关注的焦点，加速大学教育的发展亦成为国际社会参与国力竞争的首选战略。我国著名高等教育家潘懋元教授指出：农业经济时代，大学游离于经济社会之外；工业经济时代，大学处于经济社会边缘；而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大学将被推向经济社会的中心，进入经济运行过程，直接参与经济活动。[26]
随着知识经济的持续发展，国家的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能力将越来越取决于教育发展、科技进步和知识创新的水平。大学作为传承、传播、发展和创新知识的社会单元，已贯穿了知识经济的每个环节，成为知识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人们日益达成共识：作为承载高等教育重任的大学，在社会中将发挥“创造源”“人才库”“孵化器”的重要作用。
良好的市场经济软环境是发展经济的基础。在知识经济时代，大学对社会的推动作用一在创新，二在营造环境。创新是社会经济发展的源泉。随着我国高等院校体制的改革，大学逐渐从传统的传道授业单一模式发展出科技研发、科技转化等社会服务功能。纵观全球，英国的剑桥科技园、美国的硅谷、中国北京的中关村，都是依托高校的技术支持建立起来的。
（五）大学智库对大学功能的新拓展
现代大学早已经走出大学校门，大学教育走向大众化、普及化、国际化，日益介入和深入到科技、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社会生产和生活领域。这为大学发展提出了新的挑战，也提供了新的机遇。大学智库的提出和发展为大学更好地培养人才，更好地实现科研与应用的结合，更好地服务社会，更好地发挥文化传承创新功能，更好地促进国际交流与合作提供了新的契机。
高等教育大众化、普及化和国际化交织在一起。一方面，在教学和科研过程中的人才培养，对社会接受大学教育的知识体系、理性与科学思维、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产生深远影响；另一方面，对提升人才跨国文化交流与对话、培养全球视野和人类情怀产生重要的潜移默化的影响。
高等教育国际化是跨国界、跨文化整合到高等教育的教学、科研以及社会服务中的一个动态过程，其背后是全球化、科技和竞争等大学外部因素和大学内部的文化组织等因素共同的驱动。各国大力推行高等教育国际化的背后是对全球人才、提高科技竞争力、发展留学经济、培养领导力、争夺和维护世界地位或影响力，增强国家软实力的竞争。
大学智库建设是在大学教育大众化、普及化和国际化背景下，更好地服务社会和文化传承创新功能的深化和拓展。加强大学智库建设，可以充分发挥大学学科齐全、人才密集和对外交流广泛等自身优势，更好地利用大学智库的相对独立特性，加强前瞻性研究、预判性研究和战略研究，促进理论研究、基础研究向政策研究的转化，充分发挥大学智库在战略研究、政策建言、人才培养、舆论引导、公共外交等方面的重要功能，促进跨国跨文化交流。大学智库建设可以为政府、企业决策提供信息服务，为解决国家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问题提供科学的解决方案，为国家重大发展战略，为加深不同文明文化交流和对话，为提升国家的软实力，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贡献自己的力量。
二 走出象牙塔：大学服务社会的新使命
（一）从教学科研走向社会服务
大学使命是人们对大学必须承担的社会责任的一种认定和要求，其中蕴含着大学的自我定位、价值诉求、发展愿景和社会期许。现代大学是社会逐步发展的产物，在其漫长的发展历程中，大学的使命也不断地发展和丰富。伴随着大学从社会边缘向社会中心发展的历史进程，大学的新使命也特别凸显了其对社会的影响力与改造力。一般说来，高校的发展具有较强的“正外部性”，大学开展的科学研究、理论创新、技术创新、人才培养、国际交流、区域合作等活动对相关者或公共领域会产生溢出效应。一所高水平大学的外溢性就表现为科学的正外部性，思想、理论的正外部性，文化传承创新的正外部性，技术的正外部性和人才的正外部性。
当今，大学与社会联系更加紧密，社会各界要求大学不能把自己束缚在象牙塔内，而是要走出象牙塔，关注社会问题并提出解决方案。对大学而言，之所以要承担责任，不仅仅因为其在社会系统中的存续，更是为了使自身有良好的发展机会。大学作为社会中最主要的教育机构，引导社会经济发展并成为其重要的动力来源是其责任之一。大学的社会地位日益突出，承担的社会责任越来越大，社会各界给予的关注也越高，社会资源集聚能力也越强。过去的社会机构诸如城市、社区、教会、商业和贸易区都没有建立一种团体感，各种团体各司其职，并没有能够创造性交流的模式，而这种创造性的交流和团体感正是现代社会急需的，它是建立一个基于普遍的相互依赖、信任和尊重的新型集体的核心。而走出象牙塔的高校通过知识转化，有能力将这些机构与资源全部串联起来，形成推动社会发展的统一力量。
除了社会单元，社会、政府部门也对大学走出象牙塔寄予厚望。在美国，服务社会和公民的责任是高等教育最独特的主题。大学与社会的关系极为紧密，历史证明，大学顺应了社会的需求，社会也塑造了高校。大学把知识加以传播并加以利用，来满足社会特定的需要，这已经是美国大学一项长期的重要的任务。在美国的高等教育早期就提出了《毛利尔赠地法》和《威斯康星计划》，自此，美国大学就承担起为社会提供特别服务的职责。大学与它所服务的社会之间存在着一个不断发展的社会契约，社会支持大学发展，为它们提供资金，接受它们的学术与职业评判，并赋予它们独特的学校自治与自由。而作为回报，大学有责任有义务提供公正的奖学金、高度的职业素养以及对培养人才的承诺和对社会需求的敏感。
（二）从社会服务走向引领社会发展
大学要为社会服务，但也不能仅仅定位于为现实服务，要实现从支撑向引领转变。英国高等教育家埃里克·阿什比说：“如今在所有的社会组织机构中，能胜任人类远大目标的指导任务和人类未来利益的管理任务的，似乎以大学最为适宜。如果这是大学恰如其分的职能，那么，大学为公众服务最需要的工作……是把大学独具的多种学科的多类智慧，用到解决适应社会变化的研究中去。”[27]因此，高校从“象牙塔”中走出来，投入社会发展中，是现代高校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时代赋予高校的新使命。
当今时代，是全球化进程总体趋势不断加深的时代，是资本、人才、信息跨国大流动时代，是大学教育从大众化走向不断普及化的时代，是大学国际化加速时代。人类社会面临各种共同性挑战：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低碳节能与环境保护、反腐败与国际合作、恐怖主义与反恐合作、区域稳定威胁与和平……各国的竞争越来越表现为人才的竞争、科技的竞争、文化的竞争、创新能力的竞争。全球经济和社会发展，各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更加错综复杂的形势和巨大的不确定性。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大学需要适应新的时代需要，走出象牙塔，走向社会，需要更好地服务社会，更需要引领社会发展。大学智库建设是时代赋予大学的新使命。大学智库是中国智库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汇聚了大量专业人才，学科齐全，对外交流活跃。大学智库需要充分发挥自身特色和优势，促进跨国、跨文化对话和交流，发挥公共外交的功能，促进跨国科研交流和合作；大学智库要努力成为思想理论创新的发源地，科技和技术创新的重要推动力量，创新人才培养的重要摇篮，文化传承创新的主要力量。
在当代中国，大学智库要肩负起建设有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重任，按照两办《意见》和教育部《中国特色新型高校智库建设推进计划》部署和要求，在中国崛起过程中，在对外交流和合作过程中，服务国家战略，增强咨政建言能力，为提高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升国家软实力；为发出中国声音，提高中国在国际学术界、理论界和全球的影响力和话语权采取有力行动，有所作为，不辱时代赋予大学的新使命。
三 大学智库是大学智力资源服务社会的重要途径
从智库的起源和发展来看，智库产生的主要宗旨就是试图成立独立性的公共政策研究机构，利用智库的研究成果解决公共问题并影响政府的政策制定，促进和引导社会发展，服务社会。[28] 20世纪中期，美国新成立的著名的智库兰德公司，成立的时代背景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受国防部委托，就战略性和政策性问题进行研究，服务美国国家战略。
（一）服务国家战略发展的重要载体
“服务国家发展”，是我国大学的责任和使命，大学为社会服务的现代形式之一是大学的智库，大学智库是体现大学多元化功能、服务于国家和社会的一种现代形式。当前，我国正处于全面深化改革的攻坚期和经济增长阶段的转换期，世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所面临的发展机遇和严峻挑战前所未有，无论是改革方案还是重大政策制定的社会利益相关性、复杂性都不亚于以往任何时期，党中央、国务院对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以及决策正确度的要求越来越高，大变革的新时代发出了呼唤智库、彰显能量的最强音。大学作为第一生产力和人才第一资源的重要结合点，需要打造大学思想创造、优秀成果传播、高端人才聚合和研究与决策需求对接的载体，而大学智库就是最佳载体。大学智库可以充分利用学科、人才、智力等先天优势，紧扣国家急需，对国际国内政治、经济、社会的重大现实问题和理论问题开展战略性研究，不断提升专业水平，成为党和政府“用得上，想得到”的“外脑”，为战略决策、破解改革发展难题、治国理政提供重要的思想产品和智力支持。
（二）理论创新的重要来源
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不断提升，在国家应对世界格局和全球秩序转型的机遇和挑战中，迫切需要理论、制度和政策的创新，迫切需要文化、精神和价值观的引领。“一所大学，或者说大学的智库，所能贡献给社会、贡献给国家、贡献给世界的，除了战略和对策，除了思想和智慧外，更根本的是精神和理想，这就是大学智库的使命。”[29]大学自产生以来，就是人类智慧、知识和精神产生、汇集，向外界辐射、散播的场所，在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大学精神”所蕴含的创造精神、批判精神和社会关怀精神，始终引领着人类进步和社会发展。当前，面对复杂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对国家面临的问题、发展前景作出系统的思考和理论论证，用正确的、被国际社会所认可与理解的理论来解释重大决策，做到“中国故事，国际表达”，扩大中国在世界上的话语权，得到更多的国际理解和认同尤为重要。在这方面，大学智库不仅有人才集聚的优势、国际交流平台的优势，还有引导舆论、对社会公众进行政策传播和普及的优势。大学智库可以通过学术成果发布、撰写文章、出版论著、发表评论、开展研讨等推进中国人文社会科学以至思想文化走向世界，成为国家软实力的创新来源和全球视野下中国文化发展、传播战略的推动力量。
（三）提供和储备国家高端人才的重要平台
大学智库不仅是人才培养的重要基地，还是高端智库人才交流和储备的重要平台。从美国智库的发展历史来看，人才交流形成了特有的“旋转门”现象，在美国政府人才提供与储备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一方面，美国智库为政府输出具有丰富专业知识的人才，使这些学术精英“摇身一变”成为决策者；另一方面，智库又为政府换届后的去职官员提供重要的栖身之处，这使美国智库积蓄了丰富的人脉资源。前任美国国防部长阿什顿·卡特（Ashton Carter）曾长期在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贝尔富中心任教，并在斯坦福大学国际安全与合作中心（CISAC）担任访问学者。克林顿时期的国防部长威廉·佩里后来长期在CISAC担任高级研究员。小布什总统时期的国家安全顾问赖斯曾在CISAC工作，现在斯坦福大学的胡佛研究所担任高级研究员。这种人事制度设计加强了大学智库和政府相关部门的联系，一方面使得研究更加有的放矢，另一方面也可以使好的智库产品找到合适的用户，有利于发挥实际效果。
（四）实现协同创新的重要渠道
大学智库的出现为打破高校与高校、高校与科研机构、高校与政府部门间的界限，加强协同创新提供了新的重要渠道。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是国内第一家致力于中国对非战略研究的新型高校智库，是教育部区域和国别研究基地、浙江省2011协同创新中心、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该智库以非洲研究为核心，汇聚国家外交部、商务部、教育部、国家开发银行、新华社非洲总分社、中国与非洲多个著名智库、浙江地方政府与民间资本等综合性资源与要素，集对非学术研究、人才培养、政策咨询、汉语推广、社会服务、国际交流诸功能为一体，以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成果服务国家外交重大战略需求，推进新时期中非在政治、安全、贸易、投资、教育、农业、文化、科技等领域的全方位合作为目标宗旨的协同创新平台。该智库促进了跨学科、跨部门、跨地区的优化组合，不断提高创新活力，不仅及时为党和政府决策提供良好的决策基础、研究资料和重要政策解决方案，还积极引导舆论，特别是在国际场合能够发出“中国声音”，从战略高度解决国家发展面临的重大问题，为新时期中非各领域合作提供一流学术成果、高级专业人才、高端咨政服务。[30]
[1] 参见［美］詹姆斯·麦甘恩、理查德·萨巴蒂尔《全球智库政策网络与治理》，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0页；薛澜、朱旭峰《“中国思想库”：含义、分类与研究展望》，《科学学研究》2006年第3期。
[2] ［加］唐纳德· E.埃布尔森：《智库能发挥作用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0年版，第11页。
[3] James A.Smith，“The idea brokers：The impact of think tanks on British government”.Public Administration，1993：8.
[4] ［美］安德鲁·里奇：《智库、公共政策和专家治策的政治学》，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0年版，第6—7页。
[5] ［美］詹姆斯·麦甘恩、理查德·萨巴蒂尔：《全球智库政策网络与治理》，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9—20页。麦甘恩、麦甘是同一人，只是译法的差异——编者注。
[6] 薛澜、朱旭峰：《“中国思想库”：涵义、分类与研究展望》，《科学学研究》2006年第3期。
[7] 王莉丽：《旋转门：美国思想库研究》，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2011年版，第26页。
[8]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部办公厅：《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若干意见》，2015年。
[9] 刘宁：《智库的历史演进、基本特征及走向》，《重庆社会科学》2012年第3期。
[10] 参见［美］詹姆斯·G.麦甘《2015年全球智库报告》，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6年版。
[11] 张东刚：《发挥高校优势打造新型智库》，中国教育新闻网（http://www.jyb.cn/talk/ftjb/201403/t20140324_575221.html）。
[12] 陈英霞、刘昊：《美国一流高校智库人员配置与管理模式研究——以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为例》，《比较教育研究》2014年第2期。
[13] 李卫红：《大学在新型智库建设中的使命担当》，《人民日报》2014年2月16日（5）。
[14] 根据教育部历年《教育部关于公布年度长江学者特聘教授、讲座教授名单的通知》情况统计。
[15] 李燕萍、吴绍棠：《人才强国战略与中国特色的人才资源开发》，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61页。
[16] 据教育部统计进行汇总，来源网址：http://www.sinoss.net/tongji/。
[17] 资料来源：Julia Olmos-Penuela，Elena Castro-Martínez，Liney Adriana Manjarrés-Henríquez.Knowledge Transfer In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Groups：The Relevance Of Organizational Factors.INGENIO（CSIC-UPV）Working Papers.2010。
[18] 国家发改委：《中国科技成果转化率10% 远低于发达国家》，《经济参考报》2015年3月29日。
[19] 章仁彪：《走出“象牙塔”之后：大学的功能与责任》，《中国高教研究》2008年第1期。
[20] 胡锦涛：《在庆祝清华大学建校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1年4月25日（2）。
[21] 《“十五”期间中国高校累计获75项国家自然科学奖》，中国网（http://www.china.com．cn/chinese/TEC-c/1087137.htm）。
[22] 张东刚：《发挥高校优势打造新型智库》，中国教育新闻网（http://www.jyb.cn/talk/ftjb/201403/t20140324_575221.html）。
[23] 数据来源：李立国：《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模式的转变》，《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14年第2期；《中国高等教育水平与美国还有多大差距？》，侨报纽约网（http://news.uschinapress.com/2016/0407/1060208.shtml）。
[24] 数据来源：曾满超等《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的高等教育国际化》，《北大教育评论》2009年第4期；丁玲：《从联邦政府的行动透视21世纪美国高等教育国际化》，《高等教育研究》2011年第4期。
[25] 《2015年全国来华留学生数据发布人数稳步增长》，中国教育在线（http://gaokao.eol.cn/news/201604/t20160415_1387607.shtml）。
[26] 潘懋元：《走向社会中心的大学需要建设现代制度》，《现代大学教育》2001年第1期。
[27] ［英］阿什比：《科技发达时代的大学教育》，人民教育出版社1983年版，第7、149页。
[28] ［美］安德鲁·里奇：《智库、公共政策和专家治策的政治学》，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0年版，第31页。
[29] 杨玉良：《推动大学智库成为国家创新来源》，《中国教育报》2011年10月31日（2）。
[30] 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网站（http://ias.zjnu.cn/introdu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