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中国大学智库发展的优势
与其他几类智库相比，我国大学智库具有学科齐全、人才集聚、理论基础扎实、对外交流活跃等众多优势，在新型智库的建设中，大学智库整合了原有优势，以问题为导向，在决策者关注的各公共领域形成了具有咨政建言能力的特色智库团队，成为我国新型智库中的重要力量。
一 学科齐全，综合优势明显
综合性的学科支撑是大学智库建设的重要优势。置身全球化、信息化、多元化的时代，政府所面临的往往是综合性极强的复杂课题。因此，政策的制定与论证需要考虑到社会的方方面面，必须依赖来自于不同层次、不同学科的思想与建议才能更好地实现政策目的。高校的一大社会职能就是有组织地开展科学研究，在大学更全面、更深入地介入社会背景下，其综合性的学科优势是政府完成决策所需要依靠的重要力量，虽然高校科研和政府决策研究不是简单的对等关系，但却为政策研究创造了必要而雄厚的基础条件。[2]
较之其他类型智库，高校智库有大学强大的学科支撑。一是高校学科门类齐全，分为哲学、经济学、法学、教育学、文学、历史学、理学、工学、农学、医学、管理学十一大类学科，每个学科门类下还设若干专业，这对于解决跨学科综合性问题有很大的帮助。二是强势特色学科、重点实验室大多集中在高校，国家重点实验室有将近一半依托高等院校设立，这为社会领域问题的专业化研究提供了深度。三是长期从事基础研究工作使得高校具备深厚的学术积累，在解决综合问题时能够非常有效率地将相关领域专家召集并进行集体攻关与出谋划策，不同学科背景与知识构成能够在商讨中寻求最适合的政策建议。四是大学的学科交叉优势为大学智库的职能发挥提供了有效平台，大学智库往往建立在具有一定基础的研究平台上，经过已有学科间的交织与互动，最终智库成果的推出就是在原有基础上与政府的需求相对接。现代政策制定凸显综合性与复杂性等特点，任何一个领域的政策研究不仅仅是某单一学科的问题，还是覆盖多学科的理论知识与实践积累。高校学科门类齐全，学科覆盖面广，知识结构多样，有利于解决跨学科的综合问题，有利于做到全盘考虑、科学决策。因此，从学科交叉的角度来看，大学智库显然比其他类型智库更具优势。
综合性是中国大学的主要发展方向之一，随着20世纪90年代中国高校院系大合并，除了建国以来的14所综合性大学外又出现了大量新兴综合性大学，对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进入21世纪，具有较为深厚基础的大学都已基本覆盖了所有学科，大部分大学经过多年的建设与积累，衍生出新学科与新方向，发展成为综合性大学。一方面，传统的理工科大学推动人文学科发展，逐渐成为综合性大学。清华大学作为一所传统的理工科大学，从1984年开始逐步成立了经济管理学院、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法学院、公共管理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等，最终覆盖了大部分学科，成为综合性大学。另一方面，传统的文科大学也逐步发展理工学科，实现综合性大学的发展目标。有深厚文科基础的中国人民大学逐步发展出理工学科，成为以人文社会科学为主的综合性研究型大学。在中国大学的排行榜当中，名列前茅的均为综合性大学，可见学科全面与综合是高水平大学的一个重要标志，也是大学智库发展的良好土壤。
二 人才集聚，思想活跃，独立性强
人才优势是高校智库建设的根本基础。大学汇聚了经历高等教育和系统科研训练的大批专业人员，具有从事科学研究的人力、信息、实验等条件，而且大学精神具有很强的独立性，使得大学研究人员能够相对客观、理性地分析问题。无论在人才数量方面还是在人才质量方面，高校智库的优势显然是其他类型智库所无法比拟的。学者顾岩峰[3]认为，我国高校具有四个方面的人才优势：一是高端人才多数集中在高校，二是具有稳定的长期从事各学科领域研究的教师队伍，三是拥有规模庞大的研究生和本科生队伍，四是拥有具有国际视野的交流学者。一直以来，高校作为知识库与人才库，为社会输送了大量的知识与人才，而作为知识富集的高校教师与研究人员队伍则被凝固在高校体系当中，缺少与社会直接交流的途径。据统计，高校聚集了我国80%以上的社科力量、近半数的两院院士、60%的“千人计划”入选者。[4]因此，通过建设高校智库，产出能够直接影响社会的成果是让高校人才优势发挥作用的良好途径。
大学具有较强的思想活跃度，为智库在高校中生长创造了良好的氛围与环境。与其他几类智库相比，高校智库思想的社会流动性更大，其研究成果往往能够通过媒体发布，获得社会公众的关注，引发智库思想与社会公众思想的互动，进而获得公众的认可与更大范围的关注。2015年，上海高校智库公开发布或发表637篇（部）研究报告、媒体文章、专著等，106篇决策咨询专报被录用或获得批示，承担了164个决策咨询类课题，与126个国内外机构进行交流与合作，共计21人次去政府机构挂职，举办了259次论坛和研讨会活动，[5]只有活跃的思想碰撞才能够实现如此高效率的思想成果产出。
独立性是智库的最基本属性，这是国际共识，也是智库得以产生和维系的基本要素。西方智库的发展经验表明，只有当智库的资金不全部依赖，或者不绝大部分依赖政府时，智库才有可能保证自己机构的相对独立性。[6]在近几年《全球智库报告》排名第一位的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更是将“高质量、独立性和影响力”作为自己的座右铭，这也是布鲁金斯学会成功的三大秘诀。在智库的独立性方面，美国的智库一般都对外宣称机构具有独立性且不依附于政府。与美国不同，德国有80%到90%的智库由政府提供运行资金，其中德国的“政党基金会”就是完全由德国财政支持的政党型智库，是时任德国总理默克尔的主要智囊团之一；阿登纳基金会是基督教民主联盟所支持的政党智库。形成这种差别的原因在于两国对待“独立性”的观念有所不同，美国智库认为要保持智库的独立性必须远离政府；但德国智库认为，要保持智库的独立性必须只接受政府的资助，从而远离利益集团，无论方式如何，维护智库的独立性是两国在理念上的共识。
与其他几类智库相比，高校智库的独立性更强，更有可能代表最大多数公众的利益乃至整个社会的利益。官方智库的主要功能是体现决策者的“长官意志”，需主动揣摩与迎合决策者的决策偏好，需要站在政府或部门立场上产出智库成果，以确保其官方智库所在的政府或部门利益。我国高校智库由于其并不依附于党政机关，所以在工作开展方面比党政军智库、社科院智库具有更强的独立性，这使得高校智库的研究能够较大限度保持政策研究的客观性和相对独立的立场。另一方面，不同于民间智库与政府部门的缺乏联系，高校智库还往往因为管理体制、人事联系、业务衔接、合作关系甚至专家圈子等各种纽带与政府保持着弱联系，使高校智库比民间智库更容易从政府部门获得各种信息、掌握各种数据，更能够把握全面情况、判断宏观形势，从而进行相对准确的分析与研判社会问题，具备民间智库所无法比拟的优势。上海复旦大学前校长杨玉良认为，高校智库既有相当的独立性，同时又与政府保持着良好的关系；这使其有别于政府的智库，亦有别于民间的智库。高校智库与政府之间的这种像“豪猪取暖”一样若即若离又恰到好处的特殊关系，成为得天独厚的优势。[7]
三 专业素养高，理论成果丰硕
一直以来高校被称为“象牙塔”，高校智库身上带着的高校基因使其拥有与生俱来高专业素养的“公众形象”优势。确实，高校智库具备专业素养高、理论成果丰硕的内在特征，使政府、公众在接受其观点时具有信任感。
据教育部统计，2014年度，全国高校总共出版专著27522部，学术论文322274篇，提交研究与咨询报告10659篇，承担各级别科研项目345119项，可以说高校系统蕴藏着我国最多的理论成果；高校中的科研人员高级职称203692人，占高校社科人员总量的近40%，[8]而高校智库的高级职称人员比例则更高。因此，高校智库汇聚了大部分的高校科研精英与理论成果。
高校智库一般在学术与政策结合较为紧密的领域设立，如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该研究院是由知名学者林毅夫创办，主要研究领域为经济管理理论在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中面对的主要问题；由于理论研究扎实，因此在学界有较强的影响力，获取资源能力强，对现实问题敏感。其出版的《经济学季刊》具有较强的影响力，彰显了其专业素养高的特征。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由著名国情专家，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胡鞍钢教授创办。该中心在中国经济和社会、中国政治与治理、中国资源环境与可持续发展、中国与世界等方面有较为深厚的理论研究基础，因此，在对相关领域的公共政策开展研究工作时具有较大影响。该中心发行的内部刊物《国情报告》，是能对国家决策产生重要影响的内参资料。
所有的政策建议都离不开扎实的理论基础与专业化的高素质研究人员。因此，与其他几类智库相比，高校智库在此方面具有优势。
四 对外联系广泛，交流与合作活跃
大学智库依托高校平台，在对外交流与合作方面具有优势，这种对外的开放性包括与国内社会公众的互动、与国外高校的互动以及与国际智库之间的交流等方面。
与官方智库相比，大学智库与国内社会公众有更好的互动性。从研究成果的公开程度来看，高校智库具有与社会公众进行互动并引导社会舆论的相对话语优势。从国内外智库建设的一般规律上看，公开性、互动性、话语权是智库的基本属性。在这些方面，官方智库或者由于历史习惯原因、或者由于管理体制原因、或者由于政府信息保密等原因往往表现得较为封闭，公开性与公众互动性弱，甚至笼罩着“神秘”色彩。英国《经济学家》网站刊载文章认为，“那些在中国最具影响力的智库并不为大众写作，而是为一个规模更小的群体写作。最有权力的研究所会出现在中国最具影响力智库的名单之上，但它们并不与公众互动，或彼此互动，同时也不是独立的”[9]。相比之下，我国高校智库完全有可能基于社会需求独立自主地开展研究，形成科学客观的研究成果，然后通过报纸、杂志、网络、论坛等大众传媒将研究成果广泛传播，充分体现公开性。公开的直接结果是引发高校智库与社会公众之间的互动关系，从而使社会公众的真实意愿得到表达，进而促使高校智库进一步吸收准确的反馈信息，使研究更能够表达社会需求，从而获得社会信赖和实际的话语权。
政策建议的实施效果既取决于决策者对建议的认可程度，也取决于社会公众的接受程度。从研究成果转化为政府决策的过程中可以发现，高校具有催化政策效度的“公众形象”与“公正形象”优势。高校智库因其高校属性而集聚了大量的公共知识分子，使得高校智库拥有了与生俱来的“公众形象”优势，社会公众也更容易信任和接纳高校智库提供的政策研究成果。决策者也乐于借用高校智库的“形象”优势来推动政策的推行与广泛宣传。显然，高校智库的这种优势，同样是官方智库和民间智库所不具备的。
中国高校具有良好的国际交流渠道。学术研究的交流是国际交流中最受欢迎的交流方式，各大高校都已经与各个国家知名高校形成了良好的互动与交流。例如，中国人民大学现已与世界1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52个高校和科研机构签署了合作协议，并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密歇根大学、芝加哥大学、芬兰赫尔辛基大学、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爱尔兰都柏林大学等13所世界著名高校联合建立了孔子学院；地方高校浙江工业大学也已与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加拿大、日本、比利时、澳大利亚、俄罗斯、乌克兰、韩国、土耳其、瑞典、芬兰、奥地利、爱沙尼亚、马来西亚、泰国、加纳等国家和港澳台地区的近80所高校和机构建立并保持稳定的合作关系。由于高校跨国交流与合作已经形成了成熟、多元、综合的形式与渠道，高校智库作为高校的一个单元，借助相关平台活跃开展国际交流合作已是常态化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