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中国的日本国民性研究成果的内容特色

一 褒多贬少，述而少作

这是笔者对截至20世纪末这段时间所发表的研究成果内容之主要特色进行的概括。

所谓“褒多贬少”，即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大多都是争相对“日本人”或者作为日本人“身份”的对象而存在的“日本文化”的特殊性，进行礼赞或者说是肯定性评价的文章。在公开发表的711篇日本国民性研究文章中，仅题名中含有“日本型”、“日本式”的论文就占了绝大部分，这就是最好的例证。当然，也并不是说所有题名中含有“日本型”、“日本式”的论文都是一味地对日本人或日本文化进行礼赞，其中有的论文虽也会兼带提到一些“日本型”、“日本式”的负面之处，但还是肯定多于否定，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另外，这一时期中国的日本国民性研究成果，大多是对日本、美国学者的日本国民性研究成果的复述，或者是从他人的著述中阐发微言大义，或将其改头换面，形成所谓的“创见”；特别是由于受《菊与刀》的研究范式的影响，研究者们大多喜好尝试用几个关键的概念，将日本人或日本文化总括性地作为一个同质的整体来加以把握，并在与外国和异文化的比较中进行讨论。如“罪文化”与“耻文化”、“集团主义”与“个人主义”就曾一度成为这类文章的关键词，但从学术创意上超过《菊与刀》的文章并不多见。在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中，崔世广的研究成果还是颇具独创性的。崔世广首先在其论文《日本传统文化的基本特征——与西欧、中国的比较》中提出“西方文化是知的文化，中国文化是意的文化，日本文化是情的文化”的观点，^[18]继而又撰文《意的文化与情的文化——中日文化的一个比较》对上述观点进行了论证。^[19]2004年，“意的文化与情的文化”还被直接用作国际研讨会论文集的名称，在日本出版。^[20]当然，也有学者从心理文化学的视角对此提出了商榷意见，指出“将文化这样归类未必妥当，但如果‘情’是指与人的自然情绪相联系的‘感情’，‘意’指与道德、信仰、修养等相联系的‘意志’，那么这种差异至少在主流意识形态层面是存在的。从我们的视角看，这种差异反映了中日两种文化对自然感情的不同评价取向和遵循着不同的控制机制”。^[21]类似这样颇具建设性的学术研究成果实在是凤毛麟角。所以说，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内容的主要特色，虽然不能说是“述而不作”，但概括为“述而少作”当无大碍。

二 毁誉掺半，省旧探新

这是笔者对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的日本国民性研究成果内容之主要特色的概括。

所谓“毁誉掺半”，即在这一时期的日本国民性研究成果中，虽然依旧可见对日本国民性进行礼赞性的文章^[22]，但从大多数文章的内容来看，进入21世纪以来，研究者对待所谓的日本国民性特点的学术态度已经开始发生变化。当论述到某一具体的日本国民性内容时，开始逐渐摆脱往日因对日本国民性优点的盲目探求而一味给予溢美之词的做法，已经基本能够做到对日本国民性予以一分为二地剖析，甚至有的还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出现了一些缺乏严谨的学术论证，对日本国民性的批判过于意识形态化的文章。此外，也有的文章虽然还是在重复梳理既往的研究中提到过的日本国民性的一些特点，但已几无礼赞之词，而更多的是学理分析。^[23]当然，这些学者依旧将“实用主义”、“集团主义”、“等级秩序”视为日本国民性，这种看法是否妥当则有待商榷。其实，对诸如此类的日本国民性论，早在1995年，杉本良夫与罗斯·摩尔就已经进行过严厉的批判，并且他们一再强调指出，“日本社会与其他产业社会之间并不存在根本差异，即欧美社会也有集团主义倾向，日本社会也存在不少个人主义因素”，那些曾被认为是日本人自然形成的共同价值观，其实“是社会结构和制度规范的产物”。^[24]

所谓“省旧探新”，即自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学界也开始步入了对日本国民性研究的反思期。目前，中国的日本国民性研究的独创成果虽然尚不是很多，但在这段时期发表的研究成果中，论文题名冠以“日本式”、“日本型”之类的论著已经明显有所减少。尝试运用新方法，运用具有深厚学理支撑的新的分析工具，来对日本国民性进行更为客观的分析和研究的成果渐有增加。例如，尚会鹏先生通过对许烺光心理文化学的研究方法的完善，而展开的对日本人的情感模式、交换模式、自我认知、个人化等问题的研究，^[25]以及有些学者运用心理文化学的方法，通过对日本具有代表性的艺术文化、游戏规则的剖析来探讨日本国民性的做法，都是比较新的尝试，并获得了学界的一定评价。^[26]

此外，有些学者为了推介国际上先进的研究方法和全面介绍国外的研究情况，积极译介出版了一些高质量的翻译成果，如上文已经提到的青木保、南博、杉本良夫和罗斯·摩尔的著作中译本的出版。另外，在“附录二”里列举的711篇文章中也包含着多篇中国学者翻译的日本学者的论文，这也可谓是该时期中国的日本国民性研究成果内容的特色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