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国际援助领域的思想论争与中国实践的理论总结

中国的对外援助从总体上可以看成是当代南南合作的一个组成部分，遵循着南南合作的基本精神与原则，同时，中国的对外援助又有自己的民族特点与国家精神，诸如“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兼济天下苍生的开阔情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不干涉他国内政与事务的君子待人之道；“入乡随俗”、“和而不同”的尊重他国选择自主发展道路的谦卑态度；“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的帮助受援国能力建设与提升的坦荡胸襟，等等。这些精神与情怀，体现着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与当代政治实践特色，并且通过自己的民族实践丰富和完善着当代南南合作的一般性原则与核心内涵。

随着中国与外部世界特别是与发展中国家合作关系的深化，随着中国日益成为对全球人类合作模式产生影响的新兴国家，中国对外援助合作进程中形成的这些具有原创性、现代性品质的精神与原则、价值与理念及其背后蕴藏的文化内核，将在越来越广泛的层面上成为现代人类相互合作、共同发展的重要思想源泉，成为被世人所理解和接受的具有普世价值与全球意义的现代人类精神财富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　国际援助领域的思想竞争与合法性角逐

2009年，长期供职于世界银行和美国高盛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的赞比亚裔经济学家丹比萨·莫约在企鹅集团出版了新著《援助的死亡》。这部对西方主导的国际社会对非援助政策作尖锐批评的著作一经出版，就在国际社会引起广泛关注，莫约给本书书名加了一个由两个尖锐问题组成的副标题：“为什么援助不起作用？非洲的出路在哪里？”（Why Aid Is Not Working and How There Is Another Way for Africa），表明作者试图透过对援助政策失效及其原因的分析，来揭示抑制非洲发展的障碍，探讨非洲实现发展的新出路。[94]

作为一位来自非洲而在西方金融机构工作的学者，莫约长期关注非洲的发展问题，特别是对非洲自20世纪90年代初普遍实行多党制后的发展进程与国际金融机构对非援助有深入的研究。按照她自己的说法，多年来困扰她的一个核心问题是：“当其他新兴地区从谷底走向了经济繁荣时，为什么非洲却失败了？”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一个涉及众多复杂领域的难解的问题。在过去六十多年间，西方国家及西方主导的国际援助机构向非洲提供的援助积累起来已经达到数千亿甚至上万亿美元的规模，可是这些援助似乎并没有帮助非洲实现发展，非洲依然贫穷落后。在莫约看来，援助已经走入死胡同，援助不但无效，而且是造成非洲发展失败的根本原因。因为这种带有外部支配性、居高临下的恩赐式的外部援助，事实上已经在非洲造成了严重的抑制发展的结构性障碍，不仅让非洲灾难性地形成了对于援助的严重依赖，包括公共财政来源、GDP增长动力、政府运作基础直到社会心理与国家文化特质等，都深陷对外部援助严重依赖的泥潭，这从根本上抑制了非洲人民自己的进取心与自立精神，既造成非洲大陆普遍而严重的腐败，更断送了非洲自主发展的任何可能与机会。[95]她认为，现在已经到了非洲痛下决心，彻底摆脱对外部世界援助的信赖心理而寻求新的自立发展与独立道路的时候了。因为只有这样，未来的非洲才会真正自立起来，发展起来，最终“让非洲成为一个不需要援助的世界”[96]。

那么，非洲的机会在哪里？非洲还要不要援助？莫约认为，非洲还有机会，而这种机会可能来自东方世界，可能来自中国、印度、巴西这样的新兴国家。这一来自东方、来自中国的新的机会，将不再是西方传统的那种带有政治附加条件的，那种恩赐式的人道主义捐赠，而是条件平等、互惠互利的贸易、投资、金融领域的合作伙伴关系。在莫约看来，这种南南合作框架下的贸易、投资与金融合作，在开发非洲自然资源、矿产、土地、劳动力、市场的过程中，既会给东方、给中国带来巨大的赢利机会，满足其不断增长的发展需要，也同样能给非洲本身带来全新的发展机会，并将撬动非洲与外部世界的关系结构。莫约明确提出，非洲应该认真向亚洲、向中国学习，通过形成良好的国内金融制度与政治环境，努力汲引外部投资并与世界进行广泛的贸易，培植创新精神与企业家竞争意识，用自己的努力开发本土资源，走出自己的经济发展道路。按照这样的思路，莫约认为借助国际投资与贸易领域的拓展，非洲能够利用自己的优势、自己的资源，通过与东方国家、亚非国家的发展合作来提升自己的国际地位，创造自己的发展机遇。

为此，莫约还在书中专置一章，以“中国人是我们的朋友”为题，就中国的对非政策及中非关系做出了独到的分析。她认为，中国的快速发展对非洲是个机会，今日的中非正形成一种互补的发展结构，中国有非洲国家想要的，非洲也拥有中国所需的。尤其是不断增长的中国对非贸易和投资，对非洲而言是重要的发展机遇。她在书中详细地分析了中国为什么会取得快速的经济发展，为什么与中国的经济合作能为非洲带来发展的新机会，为什么中国的对非政策不同于西方。她认为非洲国家应该大力鼓励中国继续在非洲开展基础设施建设和投资，这将为非洲的长远发展奠定基础。她还认为，中国对于非洲的特殊意义还体现在中国的发展过程和经历可能给非洲带来的启示与激励。

另一位美国学者黛博拉·布罗蒂加姆在其研究中国对非援助的著作《龙的礼物：中国在非洲的真实故事》也对西方媒体流行的对中国对非援助的种种非议做了解析。她在书中明确指出，中国的援助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援助是很不一样的，“这种不同既体现在内容方面，又体现在援助活动的标准方面”。在她看来，“中国是截然不同的捐助者和战略伙伴。因为中国本身也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而且是作为一个在近期拥有类似经历的伙伴。中国在发展上所取得的成功（比如说中国在快速经济转型和减少贫困方面的成功）使它具有了很大程度的可信性。”[97]

莫约和布罗蒂加姆这些学者的著述已经涉及国际援助的性质、意义与功能，及国际援助与非洲自主发展道路选择的一些根本性问题。事实上，在过去数十年间，围绕当代非洲发展问题而形成的理论与政策主张，在世界各国争鸣不已，可谓是流派纷呈，形态互异，各家各派攻伐论战难得共识。但是，经数十年的理论争议与实践尝试，人们现在大体上还是得出一个共识，即非洲的发展虽然应该得到国际社会的援助，需要有一个更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与条件，但从根本上说，非洲的发展问题最终还是只能从非洲内部、由非洲人民通过自己的意愿和努力来加以解决。任何完美的理论模式与发展计划，任何善意的政策主张与援助方案，真要能在非洲取得成效，它终究必须基于非洲社会的本土实际，必须经由非洲人民自己的努力而转化成一种本土性发展（Indigenous Development）与内源性发展（Endogenous Development）的动力。过去年代，国际社会和非洲自身都太过于重视外部因素，或者将非洲发展不足的原因归结为外部环境，或者将非洲发展的希望寄托于外部世界。而外部世界各种强权力量也将非洲视为推销自己政治经济制度的对象，借援助之机对非洲提出种种要求，给非洲开具各种药方，非洲自己也习惯于在外部主导下支配下，或在对外依赖下，放弃自己独立发展的权利、责任与意愿。外部的援助渗透得越深，其对非洲经济与社会机会的侵蚀就越深，非洲国家对援助的信赖心理和文化形态就越持久僵硬。这样的援助应该结束了，非洲需要的不是施舍和教化，不是带着说教、同情、怜悯和附加条件的援助，非洲需要自立，需要的是平等的经济合作，需要的是可以开发非洲这块大陆巨大经济潜力的投资、贸易，需要通过投资与贸易提升非洲资源的价值和培植本土发展能力与企业精神，需要建立可以支持这种发展的金融体制与公共机构，特别是在亚洲推行的那种帮助穷人获得发展能力的小额贷款和平等的贸易权，让非洲的农民可以更有利的方式出售他们的产品，并最终让非洲经济摆脱对援助的信赖。

当今世界，发展的问题还远未解决，但发展已是一个世界性的现象，由发展而来的政治经济冲突也逐步成为新的世界冲突焦点。对于后起的、在发展模式与道路选择上可能或必须选择有别于西方道路的非西方国家、发展中国家来说，对自我发展道路与模式的自我识别、体认、解说及理论化能力，对自主发展权利的阐释能力，将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影响这些国家后续的发展。今天，发展中国家的内部发展与国际环境已日益交织在一起，当问题与影响日益具有超越国家的全球化性质时，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发展合作不仅日益重要，而且也会面对越来越复杂的挑战。面对挑战，我们需要新的理论与智慧，其中当然包含西方已有理论中正确的原理与经验，但更需要有基于我们自己的经验与需要的新的理论，包括新的发展理论、国际关系理论与全球史基础理论。中国的学术思想界应结合中国视域与非洲视域，结合历史与未来，形成宽广而深邃的思维新天地，打破西方知识长期的国际垄断，摆脱自己对西方原创思想的依赖趋随，以原创方式，形成自己新的全球化理论与现代性理论，去创造和建构中国自己的现代性跨文化多元知识话语。

二　如何理解中国对外援助的时代背景与逻辑起点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特别是冷战结束以来，国际形势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世界主要力量的对比发生了重大改变。世界经济中心从西方向非西方扩散，经济发展重心正从西方传统大国向亚非新兴大国转移，国际经济金融秩序正从主要由西方大国主宰向西方与非西方、发达与发展中国家共同协调的方向转变。非西方的发展中国家成为新的国际体系中日益关键而重要的角色。从总体上看，以西方为主导的国际体系逐渐向全球平衡发展的体系发展，由西方主导支配的所谓“单向度”的、“中心边缘型”的世界体系逐渐向“多向度”的、“网状平行型”的多元文明沟通的形态转变，国际政治生态开始向着一个更平等、更和谐的方向演进。[98]这种国际政治体系的转化趋势在冷战结束后更加明显，特别是最近十多年来，中国、印度等新兴经济体的快速崛起，世界体系的政治、经济结构正在发生日益重大的结构性转换。美国前国务卿赖斯2006年1月在乔治敦大学外交学院发表了所谓“转型外交”演说，指出在21世纪，新兴大国如印度、中国、巴西、埃及、印尼和南非等国家对历史的进程正在发挥越来越大的影响。[99]这一转型不单表现为世界的政治经济开始向这些新兴的国家转移，而且还表现为向所有不发达的非西方国家的政治、经济转移和扩散。

建立在新地缘政治图谱基础上的新国际体系，极大地改变了15世纪以来以西方发达世界为中心、亚非欠发达国家为外围的传统国际体系格局，国际体系的这一深刻而影响深远的历史变革，使得世界政治经济中心正逐步向欠发达的“南方”国家转移。中国的对非援助就是在这一历史大背景下展开的。在世界体系的中心逐渐向南方国家转移的同时，在国际援助领域也发生了同样的趋势，出现了新兴国家或崛起的南方国家向其他南方国家提供援助的新模式和新途径，而南南援助在国际援助领域的重要性也在逐渐提升。

在北方国家主导国际援助的时代，作为南方国家的中国向非洲国家提供援助，其所具有的历史意义远远超出了援助本身所具有的特定含义，而被赋予了更深刻的国际关系内涵，它改变了资源由北方国家流向南方国家的绝对主导态势。在南南合作的大背景下，中国的对非援助也突破和超出了西方主导的传统援助理论体系的范畴。

20世纪下半叶，非洲各国轰轰烈烈地开创民族自强和复兴的历史，作为南方国家的非洲国家得到了同样来自南方国家的中国的援助。对于民族独立斗争中的艰难和辛酸，中国与非洲国家感同身受，因此，在自身经济非常困难的情况下，中国依然给予了非洲国家力所能及的无私援助。这种援助虽然数额不大，但中国的援助不仅是一个拥有同样历史命运的国家对一个正在遭受同样命运的民族的深切同情，是中国对非洲民族走出殖民阴影、实现民族独立的鼓励和坚定支持，而且成为南方国家在非洲民族解放和独立运动中的鲜明态度和立场，这种南南之间的互相扶持为非洲民族国家的民族解放事业提供了另一层面的精神鼓舞，对非洲民族解放产生着某种正向度的影响。赞比亚总统卡翁达称赞，中国对莫桑比克、安哥拉和津巴布韦等国解放斗争的援助，对这些国家的解放“起了决定性的作用”[100]。

自中国与非洲国家建立外交关系伊始，中国便站在南方国家的独特立场和角度理解中非关系的性质，推进中非双方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进程。作为这一努力的具体体现，中国对非援助始终奉行平等援助的原则，充分尊重非洲国家的主权和利益。1963年发表的《中国政府对外经济技术援助的八项主张》是中国早期发表的有关援助的政策文件，其所倡导的平等、互助、尊重、真诚等原则随后成为中国援外的核心精神，直到现在依然是中国对外援助坚守的准则。“中国政府一贯根据平等互利的原则对外提供援助，从来不把这种援助看作是单方面的赐予，而认为援助是相互的。”[101]到2006年的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宣言中，这一原则进一步归纳为“政治上平等互信、经济上合作共赢、文化上交流互鉴”的三大原则。[102]“中国领导人强调尊重（非洲国家）的国家主权，不干涉他国内政作为其外交政策的中心宗旨。对很多非洲人而言，特别是对非洲的政治精英来说，这些原则为他们在西方大国和捐助体制内提供了受欢迎的选择。”[103]

这些原则及其实践从一个侧面表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南南援助具有不同于发达国家对不发达国家援助的逻辑起点。平等原则既是精神的，又是现实的，然而对于南方国家而言，在援助领域很难与北方国家进行相互平等的交往。应该说，只有共同的历史经历和现实需求，南方国家之间才会从精神到行动层面具备平等对话和平等交往的可能。那些主导了北方国家援外的话语体系因忽视了不同国家国情与发展程度的差异，事实上并不具有普世性。

三　如何理解中国外援的传统文化基础与当代话语形态

中国对外援助的独特性来自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质，这种特质与中国的外交理念相融合而形成了当代中国自己的援助政策与理念，成为中国外交理念中独特的话语形态的基础。

国际援助与国际合作总是免不了文化上的接触与碰撞。在文化交往领域，中国人历来主张“入乡随俗”，也知道时移事易，凡事当“随遇而安”、“因地制宜”，不可强求一致。不仅主张“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即使“己之所欲，也不宜强施于人”。因而中国人不太有强烈的传教意识与宗教统一热情，而是主张“和而不同”，各处其安。这样的对待异源民族与文化的包容心态与平和心态，使得中国在现代国际交往中往往不会追求霸权与绝对领导地位，而是努力去对他国文化、制度相互尊重、交流和借鉴，在求同中存异，相处中共同发展。秉持这样的文化理念，中国的对外援助也不会附加严苛的政治经济条件，而是充分尊重受援助国家的政治制度和发展模式，坚持认为援受双方都是平等的交往伙伴，援助并非一方对另一方的“恩赐”，而是援受双方的一种相互取长补短的行为，双方在援助中实现取人所长、补己之短的双赢。[104]鼓励亚非各国人民根据本国的特点，摸索一条适合自己国情的发展道路。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人与人交往还有一些基本的准则，诸如“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当1949年新中国成立，中华民族获得国家主权和独立解放后，中国人民就尽自己所能，支援亚非人民的民族解放事业与国家经济建设。20世纪六七十年代，虽然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刚刚起步，国内百废待兴，但中国已开始向非洲国家提供援助。70年代初期，为修建坦赞国际铁路，中国对外援助达到高峰，中国援外支出一度达到财政支出比例的6％-7％。[105]即使在那时，中国依然在对非交往中抱有低姿态和平常心，表现出对受援国家充分的尊重，没有像西方国家一样高高在上，附加种种政治条件。可以说，无论是1963年的《中国对外经济技术援助的八项原则》，还是2000年中非合作论坛成立后通过的各个宣言与行动计划中所倡导的援助原则与合作精神，都是约束和规范中国自己的，而没有一项是向受援国提要求的。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中国有着与非洲相同的历史处境和殖民遭遇，对非洲国家和人民始终有着一种“同为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的天然的亲近感。中国人民的这种坦诚，也同样得到了非洲人民的高度认可与回报。正如坦桑尼亚前总统尼雷尔曾表示的：“无论是中国给予我国的巨大的经济和技术援助中，还是我们在国际会议的交往中，中国从来没有一丝一毫要左右我们的政策或损害我们国家主权和尊严的企图。”[106]

中国传统文化强调“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的助人原则。为此，中国根据非洲国家发展的实际情况，在给予援助的同时，努力帮助受援者获得这些知识的技能和方法，改善其自力更生、自主发展的能力，提升其“造血”机能，最终实现受援国家自身经济能力的成长。20世纪90年代以来，为了让非洲国家获得“渔”的能力，中国重点援助对非洲经济发展极为关键而西方不愿援助的基础设施建设。在非洲，中国的石油开采投资和援助项目是与“旨在改善这些国家的基础设施的项目联系在一起的，特别是道路和港口设施”[107]。中国大量援建的公路、铁路、港口和机场为非洲发展奠定了基础。为了让非洲获得经济发展所需的技术，中国注重对非技术援助，对非洲国家提供经济发展所需要的技术援助，定期派遣专业技术教师、农业专家等赴非洲实地指导，传授中国的先进核心技术。这种“鱼”与“渔”兼有的双层援助方式帮助非洲国家克服了当前的经济困难，更重要的是，获得了独自解决这种困难和问题的能力，增强了自主发展经济的能力。在中国的技术援助下，苏丹由一个石油进口国变为石油出口国，而且拥有了一套集勘探、生产、炼制、运输、销售于一体的现代化石油工业体系，经济面貌焕然一新。与之相对的是，在尼日利亚，英荷壳牌石油公司开采了50多年的石油，但尼日利亚至今仍是一个石油输出国，没有建立起自己的石油生产加工体系。这显然并非中国在技术上有优势，根本原因在于“西方国家从未打算转让技术……但中国却愿意转让”[108]。

此外，中国传统文化还主张人心可通，与人交往当“将心比心”、“重情重义”，所谓“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中国人民在自己民族国家复兴的最困难的年代得到了十分弱小的非洲国家的援助与支持，这些穷兄弟一只手一只手合作起来“将中国抬进了联合国”，对于此种恩情中国人深知当永世铭记，切不可“富贵则相忘”，背信弃义，遗忘历史。所有这些传统文化及其精神与信念，自然会深植于当代中国对非援助实践中，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的援非政策。唯其如此，六十多年来，中国对非洲国家的政策虽然有过调整和转变，但其内在精神与原则却是一以贯之，前后相续的。

四　如何看待中国对外援助的全球影响与理论创新

从历史上看，西方与非洲有了长达几个世纪的密切交往，远早于当代中国与非洲关系的发展。然而凭借自认为先进的援助理念和巨大的援助数额，西方并没有给非洲带来真正现代意义上的发展，而中国60年的援非中所体现和展示出来的某些原则却得到了非洲国家的认同，援非在非洲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日益凸显。中国援非对于非洲和整个世界的意义，并不仅仅在于促进传统的非洲投资和贸易，中国在援非中所隐含的一种新的亚非交往模式正在改变整个世界的国际关系交往模式。这种交往模式的触角将遍及亚非国家之间交往的众多领域，使得这种当前仅存在于亚非世界的交往模式深入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

当前这种新援非模式本身的能量虽然还是有限的，但其在亚非世界中所传达的理念直接挑战了传统的西方世界对外交往模式。伴随这一模式影响力的彰显，中非关系不再是简单的中国与非洲国家之间的关系，而是超出了中非双边范畴日益具有多边关系的性质与意义，牵涉到包括各个西方大国在内的许多在非力量。实际上，早已有人关注到“中国以一个关键角色出现在非洲，其出现对传统在非经济上占优势的势力形成了全方位的挑战”[109]。对于中国过去几十年在非洲发展问题上所作出的持续艰辛努力，一些西方人士并未给予特别的关注，而当中国在非洲地位迅速发展与提升、影响力日益呈现时，当中国在援非中创造性地添加了某些先进的理念和异乎传统行为方式的内涵时，他们依然固持旧有的经验、知识体系和评价标准来解释和衡量，或者降至视为对传统西方主流观念的挑战。这些批评者坚持，中国的援非必须沿用西方的价值观念，并遵循西方援助非洲的一些既有模式。[110]因此，当这种亚非世界新的交往模式挑战了在原有世界体系中处于优势地位的西方世界时，中国在非洲的援助和合作遭到了他们自卫式的反感和抵制，他们指责中国在非洲的援助和合作为中国“掠夺”非洲资源，扣上所谓“新殖民主义”、“新帝国主义”的帽子，宣扬“培育了非洲国家的政治腐败，巩固了某些专制国家的政权”等等。[111]

西方的指责和误解，一方面反映了西方对中国援非的偏见，另一方面则在于中国缺乏一种成系统的理论体系来解释当代中非的这一援助关系。实际上，中国在非洲从理念到实践，从方式到手段都完全不同于西方国家，这些理念和方式本身已经超出了西方模式所能涵盖的广度和深度，不能在传统的西方模式和框架下得到合理的诠释。

在某些方面，中国的援非行动远远领先于理论，这其实正可以解释为什么西方的国际援助理论、概念或标准都难于对中国的援助实践的真实意义和性质做出合理的诠释。在现实主义理论的视野里，对外援助的动机都是为了本国的国家利益。现实主义大师摩根索直言，任何形式的援助，“本质上都是政治的，都是为了促进和维护国际利益”[112]。新现实主义的代表人物肯尼斯·华尔兹则坚持，对外援助是援助国谋求霸权、建立世界秩序的工具。[113]这种援助主要通过附加政治条件的途径来实现和谋求援助国的国家利益。比较激进的现实主义还主张通过对外经济援助，积极输出本国的价值观念，保证本国的利益，表现为有条件的援助理论。奥拉维·斯多克就是其中的重要代表，他认为，与对外经济援助挂钩的经济条件包括经济体制改革、市场化等；与对外经济援助挂钩的政治条件主要表现为“民主、人权和善治”三个方面，其本质是“通过压力（指以停止外援为压力），使受援国接受本来不会接受的条件”[114]。这些附加条件成为援助方干涉受援国内政的有效工具，从根本上讲是为援助国的国家利益服务的。与现实主义的附加条件不同，20世纪60年代的“八项主张”就明确指出，“中国政府在对外提供援助的时候，严格尊重受援国的主权，绝不附带任何条件，绝不要求任何特权”[115]。

但是，中国政府所承诺的不附加任何条件的援助却不是西方的人道主义援助理论所能阐释的。强调道德在国际援助中的重要性的人道主义援助理论认为，对外援助的标准是国际道德，而不是国家利益。[116]或者发达国家有利益和责任帮助发展中国家人民实现基本的需求。[117]与人道主义论不同的是，在中国的援非中并不讳言自己的利益，只是实现国家利益并不通过附加政治条件的方式，也不以牺牲或者剥夺受援国的利益为代价。对于援非过程中中国的恰当利益问题，可从中国文化中的“义利观”中得到理解。中国文化并非主张禁欲主义的宗教偏执，而是对人性欲望与利益持一种温和、中庸的理性态度，强调“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既非一味强调“奉献”，也并不基于“道德原则”来否定援助双方通过合作追求自己利益的合法性与正当性。中国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对援外工作的改革，也是汲取了早期外援中的教训，提出要讲求实效，因地制宜，援助要有可持续性。中国传统文化“义利兼顾”原则，成为推动中国外援改革的文化基础，强调在援助中援受双方获益，即“互利共赢”。

今天，中国的对外援助规模还在逐渐扩大，中国承担的国际责任也在增加。通过有效的援助来承担和履行中国的国际责任，为中国的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是中国援外工作的基本目标。从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而世界的发展问题远未解决的角度说，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责任期待与要求在未来还会增强，但中国履行和承担国际责任，应该是基于中国自己的发展现状，积极有为而适度量力。目前，中国承担国际责任应大体上遵循如下原则：一是要坚持内外负责原则，即坚持对本国民众负责和对国际公共事务和公共利益负责相结合的原则；二是要坚持发展原则，即解决好国内的改革、发展、稳定问题，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国家；三是要坚持量力而行原则，即根据“责权对等”的原则，与本国国力和自身能力相适应，从实际出发承担责任，反对不切实际地夸大责任和包揽责任；四是要坚持利益兼顾原则，即以开放的心态和胸怀界定自身利益，在了解自身利益所在和维护自己利益的同时，不应狭隘地界定本国利益，克服完全从一己利益出发的片面性，不光考虑自己，也要考虑他人；五是要坚持较大贡献原则，即在可能的条件下，要努力为国际公共物品的提供作出较大的贡献。[118]长远来看，中国承担和履行国际责任的范围，将不只是维护本国或地区性的利益，而是要在全球化范围内推动人类的和谐发展与共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