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幸福问题的提出

人是这样一种悖论性的存在者:他以经验的方式经验着自己存在的必然性，又以非经验的方式“经验”着自己的非存在的必然性。

存在的必然性是人所无法选择的，在他懂得何为选择并能够作出任何选择之前，他已经获得了他的存在;因此，也可以说，从来都不是人自己选择了存在，而是存在选择了人。在被存在选择了之后，人，只有无条件地“效忠”于自己的存在这一条路可走。[2]然而，很显然的是，作为被选择者的对选择者的无条件“效忠”，必定令“使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意志的和意识的对象”[3]的人感到困惑，甚至无所适从，于是“我是谁?我活着时为了什么?”这样的问题便成了与人类存在永恒同步的“宿命性”问题。每一个人、每一代人，都会试图解决这些问题，但他们都注定了永远不可能根本地解决这些问题——因为这样的问题只有站在人的存在之外，站在比人类存在更高的地方，才有可能获得回答。而存在于且仅仅存在于自身的存在之中的人，是永远无法站到这一位置的。[4]于是，人类存在的第一个悖论产生了:他必然对自己的存在发问，而他的发问又必然无法获得根本的回答。

同时，人的存在无时无刻不受到非存在的必然性的侵蚀。固然，每个存在着的存在者都从来不曾真正经验到过自己的非存在;或者说，非存在从来都是非经验性的。但每个有理性的存在者却都一再地“经验”着自己的非存在的必然性;他深切地明了，非存在的必然性，是“无所逃于天地间”的。然而这异样的突兀于前后的非存在之间的存在，其意义何在呢?如果它没有意义，岂不是说在根本的意义上，人生不必也不能有任何所谓的“追求”;如果它有意义，这意义在时光之旅驶过存在这站之后，又当如何来看待呢?同样地，因为这个问题根本地是着眼于非存在的，存在且永远无法超越自己的存在的存在者，也是永远不可能对这一问题进行根本的回答的。[5]于是，人类存在的第二个悖论发生了:存在者整个的、所有的存在，始终处于非存在对其进行的消解之中;这种消解，直到存在彻底地为非存在置换时方是休。

因此，可以说，人的存在是在存在与非存在这两种极端的必然性之中展开的。无论是存在还是非存在，都各自以自己的方式在不同的意义上否定着人的存在。存在与非存在或曰有与无对人生的双向否定，构成了人的存在的真正意义上的悖论。

然而，作为悖论的现实化的人，大多数情况下却只会在极少的时间里偶尔地“感怀身世”。作为生生不息的天地间的一员，人有一种发自生命底层的、对生命的积极态度，这种积极被叔本华读解为“生命意志”。无论是叔本华还是佛陀，都试图要否定人发自生命的这种本真的“积极”。但就整个人类来看，他们的主张从来都不曾得到广泛的共鸣。纷繁复杂的人类生活，不大允许其成员置其于度外，去专一地考量人生的悖论性，并因为其悖论性，而放弃对生命已有的积极态度。或者说，人生既然成其为悖论，它也就杜绝了自己被彻底解答的可能性。这样，它就迫使人们把自己的价值思考放到人类生活领域，让人们通过追问和解答具体的、可解决的价值问题，来成就自己的价值“智商”。正因如此，在人生问题的提出与解答上再一次地出现了一个悖论:最难以被回答的人生问题，被最简单化地回答了——芸芸众生对人生问题的回答常常是享乐主义、接受社会主导的人生价值观与得过且过。

这样的解答包括其他或许更高明、更深刻的解答，究其实质，都不是好的解答，都没有根本地解决人生问题。然而这类解答仍然具有合理性。其合理性何在呢?在于它们为存在者提供了现实的、活生生能够打动人的价值对象。这样的价值对象对人来说是“善”的。亚里士多德曾总结道:“人的每种实践与选择，都以某种善为目的。”[6]既然人在从事一切活动时都在追求某种他所认同的善即价值目的，又如何能够让人摒弃他所追求的一切价值目的所具有的价值性，并进而坦承人生之无所可求、无所应求呢?如果说人生本然地是一个不可解的悖论，那么这一悖论与人必然的存在方式再一次构成了一个悖论:一方面，人生是悖论性的，由于其悖论性，人是无法进行根本意义上的价值追求的——在根本意义上，人永远都无法获晓他应当追求什么;另一方面，人又在其一切具体的活动中进行着价值追求——在现实的一切层面，人始终都知道他要追求什么。

在这两极之中的人必须做出选择，他要么选择在根本的意义上否定一切价值追求:“虚无”、“无为”、“空”之类的哲学主张正是与这条道路相一致的，要么选择承认价值追求:然则对选择这一道路的人来说，他们就必须问这样一个问题:在一切价值对象中，最高、最大的那个价值对象是什么?亚里士多德回答了这个问题:“无论是一般大众，还是那些出众的人，都会说这是幸福。”[7]但更具体、更明确地，幸福是什么呢?[8]当选择了承认价值追求这条道路的人们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幸福作为问题便被提了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