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民主观念的变迁

黄晨[1]

“民主”可能是当代中国政治中最重要的关键词之一。谈起民主，或许每个人都略知一二，却少有人能摸清它在中国语境中的确切含义；我们常常看到官员和领袖高呼民主，不过他们的实际作为却千差万别；对整个中国的民主实践，可能赞扬和批评的声音都很多，但其中宣传和谩骂要远多于平实分析。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一部分在于中国民主建设的缺陷，另一部分在于民主这套政治观念本身的复杂性。特别是，民主作为一个西方舶来的名词，它在当代中国的复杂变迁中是否已经扎下根来，有没有发生内涵上的变化，这些变化对未来中国发展有何影响。如不深入思想史和政治史的脉络，而停留在静态的理论辨析和表层的政治吁求中，这些问题恐怕永远难以解决。

当前学界对改革开放以来民主观念的研究，并不令人满意。问题之一是带意识形态色彩的宣传和批判远多于客观的学理分析。这里的“意识形态”不仅指主流话语的宣传灌输，也指那些批判者在西方话语的影响下，削足适履地考察中国——无疑这两种做法都是远离事情真相的。问题之二是宏大叙事和总体描述远多于对具体历史过程的考察。最热门的话题往往是“中国是否民主”“中国人是否懂民主”或“中国何时民主化”，殊不知民主的传播和发展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绝非某种静态的特征，亦非在一个时间点就能发生突变的。海外中国研究界擅用理论和统计工具，或能做出更可靠的宏观描述，但他们对思想观念和政策形成过程却过于轻视，很多人在态度和资料上都落后于国内的历史学者。问题之三，即便是难得的思想史研究，学者们也对某几位精英人物和主流话语赋予了过分的重视，缺乏更大范围、对更多阶层观念的考察。这样以偏概全的叙述不足以称为“当代中国”的思想史，也很容易出现误判。一旦领导人和知识分子宣讲的“民主”根本就不是同一个东西，而普通百姓接受的“民主”又有所不同，我们将如何解释呢？

与这三个问题相对应，本文试图做到三方面：一是不预设某种特定含义的“民主”，一切解释都从思想史中呈现；二是尽可能利用当时的一手材料，还原每次争论的具体过程；三是综合中央政府、知识界和基层三个群体，考察群体内部的观念和群体之间的上下互动，以达至对中国思想较全面的再现。

一　20世纪80年代——自上而下的观念更新

（一）思想解放与民主思潮的复苏

1978年是改革开放公认的起点，也是各大思潮和观念或解禁或上位或重释的一个契机，民主观念就是其中之一。

这一年传遍全国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可以说是思想解放的一个标志，此文的内容和意义无须赘言，这里更值得注意的是其背后的权力格局和观念格局。当时正值“凡是派”[2]掌握着文宣大权，因此邓小平等的观念表达难免要借助一些边缘的甚至社会性的渠道。《实践》一文本为南京大学教师胡福明应《光明日报》邀请所作，文章首先刊登到了中央党校内刊《理论动态》上，[3]第二天以“特约评论员”的身份发表在《光明日报》上，[4]此后才得到了新华社和其他重要媒体的传播。后来汪东兴的批判和邓小平等的支持，都已经是事后了，此时《实践》的观点已经在各地传播开来。[5]当时这种借助报刊、公开讨论的做法，一方面有利于党内改革派的斗争；另一方面在社会开创了一个较为良好的风气，因为观念是可以上传下达的。

到了1978年年末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改革派的路线开始占据主流，对民主真正意义上的讨论也开始复苏。邓小平的主题报告专辟一节讲“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他明确表示：“一个革命政党，就怕听不到人民的声音，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6]这个表态为民主讨论的解禁开了口子。1979年1—4月，胡耀邦主持了全国理论工作务虚会，来自中央和各地理论宣传单位的数百人开始了进一步的讨论，其中不乏大胆之言。时任中国历史博物馆党史研究室主任、此后负责中宣部理论局的李洪林就是一例，他说：“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当家做主的是人民。人民会通过社会主义民主的程序，选出国家的领导人，不应由前任领袖指定后任领袖。”[7]李洪林的发言一年多后得以在《人民日报》上连载刊登[8]，同样在社会上引发了热议。

党的高层的表态和党内理论干部的带动，使沉寂多年党外知识分子也开始了尝试。但在最初几年，整个社会，包括知识界都尚未走出以意识形态为纲，行文政治化、口号化的风气。从讨论的内容上看，除了对中央政策的呼应，大部分言论都是借为近现代中国的重要人物和一些西方重要思想家“翻案”，来表达对民主和改革的诉求。哲学家贺麟终于可以为饱受批判的“唯心主义哲学家”辩护了，他论证费希特的人学其实是一种反压迫的民主思想；[9]而近代史家袁伟时试图摘掉评价孙中山的唯心主义帽子，认为其属于“为民主服务的唯物主义”[10]。思想的解禁已属不易，对民主的深入理解和建设性意见自然少之又少。当时对列宁的一个命题“民主是一种国家形态”曾有过一场争论[11]，如果我们照本宣科地搬用革命导师的那几句话，显然就会带来这样的认识：民主既然由国家的阶级属性决定，那要么就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要么属于资本主义国家，不存在中间状态，也不需要相互学习。而且照此看来，发展民主也只能通过阶级斗争了。后来有一些敏锐的学者从马列经典中发掘出了民主的另一面——“社会民主”或“非国家形态民主”[12]，埋下了观念革新的伏笔，但对具体理论和民主实践的深入探讨，仍有待一次新的思想启蒙。

在北京、上海这样的核心城市，民间的民主思潮也开始兴起。继“四五事件”中的天安门广场之后，“西单民主墙”成为传播民主观念另一个标志性平台。1978年，民主墙上的大字报很多都是要求给“四五事件”平反的，很多作者也是当年的积极分子，但对什么是民主涉及得并不多。[13]年底中央给运动平反之后，一些人转而成立组织，创办民间刊物[14]，这才开始讨论和批评中国历史和现行政策。还有一些人本来就是大学生，他们回到学校，积极参加人大代表的选举。据亲历者吴伟统计，1979年务虚会上的发言，与民主墙上的文字“惊人地相似”，可见当时党内党外、会内会外是上传下达、相互促进的。[15]

不言而喻，一旦民间贴大字报成风，上面什么内容都会出现，尤其是对毛泽东等领导人的攻击和“实行资本主义”这样的词句，是高层所不能容忍的——无论是改革派还是“凡是派”。当时我党这样认为，“今年社会上也有股小小的思潮……有的举大标语游行，提出‘反饥饿，反迫害，要民主，要自由’，和外国人挂钩，一谈四个小时……这些人的思想，是不是民主个人主义倾向？我们党提倡的是人民民主，是民主集体主义，或民主集中主义，反对民主个人主义。”[16]显然，民间思潮的冲击，反过来促使党内明确表态：改革是要有“底线”的，而且必须不断强调。

那么这一底线是什么呢？邓小平在1979年上半年多次发表讲话回答这个问题，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当属3月30日在务虚会上所讲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第一，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第二，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第三，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第四，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17]这四条“并不是新的东西”，为什么又要重新强调呢？邓小平接着说道：“因为现在一方面，党内有一部分同志还深受林彪、‘四人帮’极左思潮的毒害……另一方面，社会上有极少数人正在散布怀疑或反对这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潮，而党内也有个别同志不但不承认这种思潮的危险，甚至直接间接地加以某种程度的支持。”[18]这就是说，“四项基本原则”既是改革开放在保守派面前的护身符，对于过激的人而言，又是一条不可触犯的底线。

符合四项基本原则的民主具体该如何引导呢？首要的一点就是必须符合现行社会秩序，这就要求人们与“文化大革命”时期的造反运动和“大民主”划清界限。在1980年2月的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上，中央决定向全国人大建议取消宪法中“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第45条，[19]在9月的五届人大三次会议上，将其正式改为“言论、通信、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罢工的自由”，并向全国公布。[20]政府对出版、结社和游行的实际控制比宪法条款更为严厉，1981年2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又联合发文，责令各级政府取缔所有违反四项基本原则的“非法刊物”和“非法组织”，[21]民主墙引发的风潮渐息。由此，党内高层的民主观念初具雏形并传达给了社会。民主要在“社会主义”“法制”和“党”这三个前提下发展，这一思想可以说是高层改革力量的共识，直接支配了整个80年代的政治变迁。

（二）新启蒙：党外与党内

我们看到，在改革的最初几年，全社会用以讨论民主观念的知识基础和话语资源仍未超出旧意识形态。要走出这一牢笼，需要依靠新知识的输入。正是在这种背景下，80年代中期整个社会掀起了新一轮的启蒙运动。很多人认为，这一轮启蒙承接的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未竟的任务，所以称为“新启蒙运动”。当时的思想旗手之一李泽厚提出了一个经典命题：“救亡压倒启蒙”。也就是说，五四以来国家民族的外部危机日渐深重，使得自由、民主、权利等启蒙的主题被救亡这一“主旋律”压倒，启蒙的任务延宕至今。[22]80年代对各种新思想近乎狂热的学习讨论，正是在这一目标下复兴的。

新启蒙运动掀起了几大热潮，如哲学热、文化热和“寻根”热，在当时的书报上和校园内外，也经常可以见到萨特、弗洛伊德等西方思想家的名字。不过，启蒙的广度与热度不等于研究的深度。当时哲学热衷的“哲学”、文化热衷的“文化”，其实都是很宽泛的概念，其中自由、平等、民主无所不包，很多论著中也是从古到今无所不谈。这种写作风格与新文化运动时期很相似，“主义”谈得比“问题”多，每个人都在呼吁民主，不过具体的理论和经验研究却很少。启蒙中的活跃人物甘阳曾做如下解释，一来西方意义上的社会科学尚未成形，二来当时的学者都有追寻宏大理论的理想，“文学的人比较肤浅，历史的人比较慢，哲学比较深刻嘛”[23]。至于认识的深度，另一位局中人陈丹青坦诚，当时“从19世纪的假想中被猛地扔到后现代”，后来才知道“我们从来没把西方弄清楚，不论是传统还是现代”[24]。无疑，要求中国思想界在短短十年内理解从启蒙时代到后现代的西方知识是不可能的。因此，当时很多人并没有认识到，启蒙这一现代性的诉求，正在热议的后现代思想之间存有强烈的张力；在现代性价值内部，自由与民主之间也有着说不清的矛盾。海德格尔、萨特等对20世纪西方的观念和社会制度并不赞同，更不用说福柯、法兰克福学派这样的反对派了，也就是说，80年代引入的思想资源中是埋藏着“隐患”的，再进一步就会看见观念的分裂。当时的知识分子之间巨大的共鸣，并不在于自由或民主等某一种具体价值上，而是在一个共同的目标之上，即建成一个现代化的中国。重点在于“要启蒙”而非“怎样启蒙”，这可以称为一种“态度上的同一性”。[25]

对于政治观念而言，启蒙不能止于知识界内部的思想更新，同样重要的是知识界与党政高层间的互动。事实上，如果没有之前几年公开讨论思想、党内笔杆子带头的风气，党外知识分子也很难获得如此大的言论空间。如今中国经济学者们津津乐道的莫干山会议，就是当年这种风气的产物。据统计，近180名参会代表中，既有部委干部和地方首长，也有企业、媒体和科研院所中人，甚至不少在校研究生也获得了发言资格。[26]会上讨论形成的“价格双轨制”等建议被直接上呈国务院领导人，也有很多参会的青年才俊如王岐山、孔丹、张维迎、周其仁等，后来成为政界和学界的领军人物。在当时思想解放而科研管理体制也未严密化的情况下，这种党内外、各阶层互相交流的情况相当常见。而在政治领域，对上层最有影响、最能推动观念上传下达的群体，首推“理论务虚会派”。这一名称得自1979年的“理论工作务虚会”，所以其成员基本上有一定的行政级别，而且负责的就是文宣部门，如周扬、胡绩伟、于光远等。他们在80年代中期最著名的贡献，就是1983年时任文联主席的周扬在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大会上的报告：《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

在这篇长文中，周扬首先强调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学说”，我们对它的正确把握必须通过具体实践，而不能靠教条或者“语录”。[27]这实际上是对5年前《实践》一文的呼应。后半部分对人道主义的肯定是周扬真正的贡献，人的解放是马克思主义的最终目的，而解放的对立面就是所谓的“异化”。周扬举例说：“由于民主和法制的不健全，人民的公仆有时滥用人民赋予的权力，转过来作人民的主人，这就是政治上的异化，或者叫做权力的异化。至于思想领域的异化，最典型的就是个人崇拜。”[28]周扬此说其实已经超出了马克思的异化观，在哲学上并不严谨，[29]但他举的这些例子句句针砭时弊，直入人心。当时《人民日报》的几位负责人王若水、秦川等都是党内的开明派，周扬的话在他们心中也引发了共鸣，在秦川等的努力下，3月16日的《人民日报》用两个版面全文刊登了这篇报告。这样，一个官方报告成了整个社会的热点。与新引进西方思想相比，马克思主义内部的批判和修正或许更为重要，因为当时大部分干部和群众能听懂、能运用的知识资源，首先就是他们浸淫了数十年的马克思主义。周扬等的努力，使得“用民主克服异化”这样的字句在非知识分子中传播开来。

如果我们对新启蒙时期做一个自下而上的纵切，顺次呈现出来的是知识界、党内理论家和高层领导人，观念革新的强度依次减弱，但其政治影响力依次增强。如果说党外知识界更关心纯粹的理论话语，那么党内领导人要应对的则是写在宪法、党章和政府文件上的政治话语，而“理论务虚会派”这样的党内理论家起到的就是沟通理论话语和政治话语的作用。

80年代中期，随着经济的改革，政府简政放权、计委等部门职能转变等攻坚任务被提上日程，改革自此进入了政治领域。到1986年前后，政治改革成为邓小平等领导人谈话的核心内容，“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30]。一年后，党内理论班子的主要任务就是为年底的十三大起草政治报告等重要文件，这期间的重要谈话和文件有很多都进入了十三大。“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31]起草了一篇著名的《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十二届七中全会“讨论并原则同意”了，并决定“将这个文件的主要内容写入中央委员会向党的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32]。在7月1日建党节这一天，各大媒体重新刊登了邓小平1980年的讲话《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除了这些重要文件，起草组还多次下发草案向党内征求意见，最终形成的成果就是十三大上的政治报告。

这篇报告首次专列了“关于政治体制改革”一节，详谈了党政分开、下放权力、改革政府工作机构、改革干部人事制度、建立社会协商对话制度、完善民主建设、加强法制建设七点。[33]不过可以看出，有些领域的说法很紧迫，如“建议国务院立即着手制定改革中央政府机构的方案”；有些领域则明确提出怎样改革，如建立公务员制度；在民主建设这一点上，显得相对保守，谈的还是“加强”人大、政协和群众团体的工作，并没有明确的指示。反倒是“协商对话制度”引人注目，这是党内高层在民主上的一大创新，报告没有将其列入“民主建设”中，或许正是为了突出其重要性。报告写道：“当前首先要制定关于社会协商对话制度的若干规定，明确哪些问题必须由哪些单位、哪些团体通过协商对话解决。”而且，这种制度“应分别在国家、地方和基层三个不同的层次上展开”，并“通过各种现代化的新闻和宣传工具”加强公开报道。[34]当时执政者已经注意到了外国的经验，即人均收入在1000—4000美元阶段是社会矛盾高发期，因此，执政党必须将不同集团的不同利益反映到党内来，通过协商予以解决。[35]在二中全会的报告上，我党将协商对话单列为一部分，强调“在当前和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都要重视。[36]从这一创举可以看出，今天热议的协商民主已经有了萌芽。

不过总的来看，十三大提出的政治改革，其重点仍然在于跟经济发展配套的行政和计划领域。到了民主这样涉及国家制度的领域，具体设想就少得多。其实“研讨小组”和十三大后正式组建的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提出了不少具体方案，但大多没有了下文，或在最终文件中被缩略为简单几句，《总体设想》就是一例。民意调查是发展民主的一项基础工作，在当时也没得到太多重视，在上海市政府牵头的一次“关于市政府为人民办实事”的民调中，有受访者感叹“三十多年来还是第一次”，[37]这反过来说明具体的操作在当时有多么匮乏。

可以说，政治上“要改革”也只是高层的一种“态度共识”，而“怎么改”“改到什么程度”是不确定的，甚至是浅尝辄止的——这与知识界的状况也颇为相似。那为什么会如此呢？十三大前后的政治改革将民主观念推进到了何种程度呢？这就需要进入当时“既反左，又反右”的思想语境。

（三）既反左，又反右：高层民主观的定型

很多研究者注意到，80年代的高层政治有某种不稳定性，经常是上半年推进改革，下半年清查批判。其背后的逻辑有二：其一，党内一直存在经济政策上的争论，邓小平等主张的改革以商品经济和市场调节为主轴，而有的主张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原有经验。[38]双方都是改革开放的推动者，也很少直接对抗，只是对“怎么改”的设想不同。于是我们看到，当打破旧计划体系时是改革派唱主角，而每当市场和物价出现紊乱，保守派便会牵头搞“治理整顿”。其二，无论是改革派还是保守派领导人，都有共同的底线，尤其在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四项基本原则是不可动摇的，资本主义国家政治体制的绝不可接受。可以说，四项原则在经济领域中可能比较“软”，某些市场化改革已经突破了原有的“社会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框架，但在政治领域中是比较“硬”的，“党的领导”这一地位和“人民民主专政”这一提法在当时是不可退让的。所以总的来看，80年代的“反左”是指旧经济观，而“反右”则是我党共同把控住思想政治观念的大局。

在这种格局下，邓小平为政治改革的标准定了调：“我们评价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政治结构和政策是否正确，关键看三条：第一是看国家的政局是否稳定；第二是看能否增进人民的团结，改善人民的生活；第三是看生产力能否得到持续发展。”[39]实际上后两条都是为经济发展服务的，第一条则加上了一个秩序的框架，而类似理解在十三大前后曾多次出现在邓小平的讲话中，我们可以把它概括为“稳定+经济”——这就是当时政改的大前提。所以，十三大报告在论述基本路线时，就给民主加上了这项限制条件：“必须以安定团结为前提，努力建设民主政治”，因为“在初级阶段，不安定因素甚多，维护安定团结尤为重要”。[40]正是这个框架与启蒙思潮的碰撞，形塑了党内的民主观。

早在政治改革启动之前，周扬的报告就曾碰过红线。当年主持过“反修”的理论家邓小平一眼就看出周扬把异化讲得太宽：“马克思在什么范围内讲这个，清清楚楚。”对他而言，周扬批得过火了：“社会主义异化到哪里去？异化到资本主义？异化到封建主义？”因此，“这不是马克思主义，这是对社会主义没有信心，对马克思主义没有信心”[41]。终于，在10月的中共十二届二中全会上，邓小平发表了以胡、邓的起草为基础的重要讲话。在这篇讲话里，邓小平为人道主义明确划了界：“宣传和实行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当然应该，但离开具体情况讲“抽象的人”、讲“资本主义的人道主义”就不行了，“这实际上只会引导人们去批评、怀疑和否定社会主义”。[42]除了人道主义，其他思想问题也应当这样思考，邓小平接下来就讲到了民主：“宣传抽象民主”，或“把民主同党的领导对立起来”犯的都是同样的错误，背后都是对四项基本原则“抱怀疑态度”。[43]二中全会可以说将胡、邓等保守派的想法统一成了全党的共识，纪委、文宣部门、团中央和各大媒体迅速反应[44]，“清除精神污染”运动由此而来。直至12月，胡耀邦等担心影响到经济和科技领域，运动才逐渐平息。

1986年的精神文明建设是“反左”与“反右”的又一次碰撞，如果说在“清污”中民主观念只是作为人道主义和异化论的附属品有所涉及的话，那么在这一次旨在全面部署，抓四个现代化的“另一只手”[45]的行动中，“民主”二字就开始成为主题词了。9月的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其中一节名为“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纪律的教育”，明确将“民主”分为“资产阶级民主”和“社会主义民主”两种观念，前者是在反对封建主义的斗争中成长起来的，“是为维护资本主义制度服务的”；而后者是在批判资本主义的斗争中更进一步，才是“消灭阶级压迫和剥削”的根本手段。[46]这无疑是一种线性进步的观念史，在这个发展轴中，从“社会主义民主”向“资本主义民主”倒退，自然是一种反动，是“根本违背人民利益和历史潮流”的“资产阶级自由化”。[47]

《决议》打下了限制民主的思想基础，到1986年底，学潮的爆发刺激政府把思想宣传变成了实际的批判行动。这个时候，一方面由于经济社会矛盾不断显现，另一方面也由于重提政治改革，环境比较宽松，大学和知识界的言辞越来越激烈。他们的主要观点可以总结为“四个不满”：对改革进展缓慢不满；对民主权利太少不满；对党内腐败不满；对知识分子政策落实状况不满。由此又生出了“四个反思”：反思中国革命，认为没有经过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反思社会制度，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在经济上比资本主义落后，在政治上不如资本主义民主；反思传统文化，认为中国文化应当学习西方；反思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48]应当说，这些不满和反思都是有一定道理的，是党内可以协商、引导并批判吸收的，而且像“先经过资本主义发展，再进入社会主义”这种观念，正是基于马克思主义的线性思维，在知识型的意义上与高层是一致的，这恰好证明了这几十年思想教育的一种体现。但把矛头直接指向我党和社会主义观念本身，必然会触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条红线。

当观念表达的形式从演讲、讨论转变为游行和法律已经取缔了的大字报，发生冲突和误解的可能就更大了。12月初，由于对地方人大选举中的某些不民主的做法不满，合肥的大学生率先开始贴大字报和游行，数日之内，北京、上海、武汉等核心城市的大学纷纷响应，讨论变成了学潮。在学潮的冲击下，邓小平与12月30日约见了胡耀邦等主要领导人，态度强硬地发表了又一篇著名演说：《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邓小平虽然认为学生“大事出不了”，但背后的思想性质是“很重大的”。什么思想出了问题？他谈的主要就是民主：“我们讲民主，不能搬用资产阶级的民主，不能搞三权鼎立那一套。”而出现这种认识的根源，就在于“几年来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旗帜不鲜明、态度不坚决”[49]。这样一来，资产阶级的民主观念和对其民主制度学习的大门被正式关闭，因为这是造成动荡的根源。[50]

作为对中央决定的回应，各级政府一方面迅速制定维护秩序的法令；[51]另一方面，在思想领域再次强调“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知识界同样反应迅速，我们可以看到，在1987年初的正式报刊上，学者们几乎异口同声，讲民主的时候头一句都是区分“社会主义民主”和“资本主义民主”。[52]王若水、张显扬被勒令退党，苏绍智、孙长江被撤职。

1987年中起草的十三大报告，正是在这种“既反左又反右”的大气候定型之后，《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一文的重刊和宣传也是到了此时才启动，这也并非巧合。邓小平曾对草案提出要求：“我们不照搬三权分立，你们也没有写要三权分立，但是是不是也搬了一点？主要问题是使行政机构能够有效地工作……这是我们的优势……不能迁就要求民主化的情绪。”[53]这一要求也限制住了民主党派分权的念头，其中一位领导甚至认为他们的政治参与“有无法律约束力”不重要，重要的是“批评、建议本身的质量，是否切合实际，是否能解决问题”[54]。这些话典型地反映了当时民主党派守好政治界限的心态，当年那种企图分权的“政治设计院”[55]绝对不会出现了。这就是十三大报告的“民主”板块以改良现有制度为主，而创新只有一段“协商对话制度”的背后逻辑。

这种民主观对全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包括处于新启蒙运动之中的知识界。80年代后期流行起来的“新权威主义”学说，与其说是学者们的创造，不如说是他们对高层理念的总结或对接。新权威主义的一些代表人物，本身就是党内知识分子，例如，以一篇《新权威主义述评》[56]引起学界热议的吴稼祥当时就在中央办公厅任职，而同样强调“政治稳态”[57]的王沪宁则在几年后调入中央政策研究室任政治组组长。这些学者或分析现状，或引述国外理论，或评说历史，但其核心主张十分明确，在逻辑上由两个方面组成：第一，要在稳定的秩序之下发展经济，而在中国保障秩序最有效的途径就是依靠强有力的领导人；第二，在市场经济成熟到一定程度之后，以选举和竞争为核心的真民主政治才会相应地发展起来。对于很多知识分子，恐怕他们想要的还有后一点——经济发展带来民主政治。无论是党内的吴稼祥还是党外的萧功秦，后来都承认权威是一个过渡性设计，最终的目标是宪政和民主化。[58]所以，“权威”二字也在传播中改变了内涵，领导人和知识界对其核心观点可以说是分别取而用之。不过，大部分党外知识人仍然持新启蒙运动的基本立场，对新权威主义的批评远多于肯定。[59]知识界和党内高层截然不同的立场，也预示着“反右”的政治运动远没有结束。

（四）“民主”二字泛化与真实含义

当我们检视完80年代民主观念的变迁史，很容易会发现中国人谈论民主时的一个特点——泛化。也就是说，“民主”二字常常出现在各个领域的各个主题中，但其含义变化多端，什么都可以叫民主。以至于，谈论民主的人未必是在讲选举和政治参与这些民主的具体内涵，甚至隐藏着对民主的误解和反对。这种话语习惯在80年代的改革和启蒙中表现出来，一直影响到今天。

前文曾谈及，在当年改革派对抗“凡是派”的时候，“民主”二字就是一大武器。对于当时的邓小平、叶剑英等而言，“民主”指向一种平等、不专断的作风。对那篇《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其主要起草者邓力群曾回忆，邓小平写文章的目的是就批判党内的封建主义，以对抗当时华国锋的“兴无灭资”[60]，而封建主义主要的表现就是家长制。在这一目标下讲民主，针对的自然是官僚主义、权力集中、家长制、终身制和特权者五大弊病。[61]反过来说，民主的正面内涵就是不摆官僚架子、权力分散、党内平等、任期制和权利平等。与后来所讲的“民主”不同，当时的重点并不在于政治制度。

到了十三大前后的政治改革，“社会主义民主”同样是核心词汇，但其内涵又发生了变化，首先指向一种高效的、开明的领导方式，其次才是对人大、政协等制度的发扬。时任副总理万里发表了一篇引发热议的讲话《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课题》。他主张“把决策变成集思广益的、有科学依据的、有制度保证的过程”，所以民主就是其中的“集思广益”，具体而言，是一种“调查研究、民主讨论、集体领导的作风”。[62]在效率导向的环境下，再加上很多“右”的东西不能碰，“发扬民主”立足于行政上的效率和作风，自然是合乎逻辑的。由此也不难理解，为什么十三大后的政改中，行政领域的成果远大于政治领域。广受好评的“两公开，一监督”[63]等行政改革，虽然现在看来属于政务公开，但在当时的文件和报刊上，就是“民主”的成效。

当然，在经济改革唱主角的80年代，可能“经济民主”是出现频率更高的一个词。邓小平在三中全会上的报告虽然谈了不少“民主”，也激发了全社会的热情，但就其本意而言，更多的篇幅是在“着重讲讲发扬经济民主的问题”。他所讲“经济民主”，一方面是“发挥国家、地方、企业和劳动者个人四个方面的积极性”，是“更多的经营管理的自主权”；另一方面则是工厂和生产队中的民主权利，“包括民主选举、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64]但这两个方面差异甚大：前者强调个人或组织对生产资料能够更自由地支配、获取收益，其实是“经济权利”或“经济自由”；后者提到的选举、管理和监督，其主体是工人和农民，强调每个人对经济事务的参与甚至当家做主，这才是典型的“经济民主”。经济自由和经济民主不仅是两码事，而且常常发生冲突，因为前者强调财产权优先，而后者强调共同体自治优先，财产权只是从属的。[65]而三中全会之后，农村的承包制改革和城市中的企业经营权下放，拓展的显然是经济自由，而非民主。

当然，以工人参与管理为代表的经济民主，作为马克思的一大理论和共产党的理想之一，也一直受到官方的肯定。但这里要说的是，这些观念在政治实践中的命运不能只看报告中的“应然”要求，还要看当时的“实然”情形——当它与经济自由尤其是效率产生矛盾的时候，就很容易被放弃了。如果说最开始的农村改革是以家庭承包为核心，将经济自由“化公为私”，并不涉及太多集体和民主的事情，那么1984年以后就不一样了，此时改革重心转移到城市中的国营经济和集体经济，这必然要涉及经济自由和民主管理的取舍。随着国企改制的推进，主流观念变成了效率优先和厂长负责制。用当年《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的话来说，这是因为“现代企业分工细密，生产具有高度的连续性，技术要求严格，协作关系复杂，必须建立统一的、强有力的、高效率的生产指挥和经营管理系统”，所以“只有实行厂长（经理）负责制，才能适应这种要求”。而职工代表大会等民主制度，要做的是“审议企业重大决策、监督行政领导和维护职工合法权益等方面”，并不居于主导地位。[66]到了地方的实践中，两者的地位差别更是明显。北京市总工会曾发表一篇《试行厂长负责制与加强民主管理》的报告，但提到职代会时基本都是在提“怎样体现职工意志”这种问题，反倒是党委和厂长的工作有了“可喜的成就”[67]。而另一份基层企业的报告为“加强民主管理”送上了四条经验，但其实全是在讲计件工资和奖励办法，它们可以“使群众更积极”[68]。但这与民主又有什么关系呢？无怪乎一些单位在汇报成绩的同时承认，“民主评议”往往变成了“走形式”和“花架子”。[69]

如果我们把目光投向知识界和社会，会发现对“民主”二字的含义更庞杂，被泛化理解的现象更多，可以说“民主”二字传播有多广，这些误解就有多常见。除了在官方思想引导下的经济民主、党内民主和决策民主，还可以看到一些独特的“民主”概念：学者们高呼“学术民主”，[70]艺术家们颂扬“艺术民主”，[71]其实指的都是独立思考、创作和发表的自由；法官将当事人的诉讼权利称为“人民的民主权利”，将法制的健全归入“社会主义民主进步”之中，[72]说明连法律界也尚未形成严格的权利和法制意识；甚至在最讲求时效、机密性，与民主最不相容的军事领域也这么讲，在解放军编纂的政治工作总结中，也常常将抗美援朝战争中的将领们的讨论和商议称作“军事民主”。[73]

为什么人们习惯将一切正面价值都称为“民主”呢？其中一个原因当然是思想解放不久，很多文论全面有余而深入不足，如前所述，这正是新启蒙的特点之一。另一个原因更值得注意，那就是在现代中国政治中，总有一种“打旗号”的话语习惯。“民主”作为一种崇高的象征和旗号，总有巨大的能量和号召力，无论它是否真的在施行。因为一旦打上了民主的旗号，就意味着站在“人民”或者绝大多数一边，有着天然的合法性和道德高度。[74]这种打旗号的做法，在政治运动中会形成“多数暴政”的道德压力，给异见人士带来无法反抗的迫害。此外，民主这种公认的理想也会为改革和良政赢得话语权，争取党内左右翼、社会各阶层的支持，例如80年代的历次政改。不过，到了真正建设民主的时候，这种空泛理解的局限性就会表现出来了：似乎每位官员都在搞民主，但总会有人觉得他做的不是民主，或不符合启蒙思潮中模模糊糊浮现的西方民主的面貌；似乎每个提意见的人都懂民主，但其内容却很少涉及民主的具体制度。说得严重一点，这是一种恶性循环，表面上的热闹不仅掩盖了真实观念的肤浅，还会将改革的调门越抬越高，说得极其完美，实践上却难以满足也难以沟通，结果对抗越来激进。

在80年代末的学潮等社会运动中，这一点表现得最为明显。对于抗议者而言，所谓“民主”的要求往往是“打倒××”或“××下台”，而很少是选举、三权分立和这些具体的制度诉求；对于政府官员而言，他们可能觉得自己干了不少“民主”的事情，但却与民众的呼声相去甚远。1988年的一次抽样调查显示，大部分民众眼中的政改目标是“廉洁”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建立民主制度”排第三，只有14.5％的人支持，而选择“保障公民自由和权利”的人只有5.7％；当问及领导人需要什么条件时，超过80％的人看重“廉洁奉公”和“富有才干”，而“遵守法律”只有8.1％的人选择，其他要求就更少了。[75]可以说，当时的民众最关心、最了解的都是官员腐不腐败、经济好不好这些实用性的结果，而非程序性的民主。

无独有偶，法国哲学家巴迪欧近来也提出了一个类似的命题：“民主的象征化”（democratic emblem）。他讽刺道，无论你怎样批判社会，无论你对政治懂与不懂，只要以“民主”为名，你似乎就站在了真理一边。这种象征性的民主是虚伪的，只能满足一时之欲，其实是对真实世界（le monde）的逃避。[76]作为西方左翼思想的领袖，巴迪欧此言自然是为了批判当今代议制民主，憧憬一种每个人脱离了资本统治、真正独立行动的政治生活。虽然巴迪欧言辞略显偏激，设想也有些不现实，但他看到的这一规律无疑入木三分。我们可以接着他说下去：民主的空泛化、象征化并不限于资本主义世界和代议制，在中国这样正在建设民主的国家中也很常见，甚至一个完全专制的国家也有可能处处打着民主的旗号，因为民主在今天已经成为一个神圣的象征。而且在转型国家中，民主空泛化的负面作用可能更大，因为那里往往缺乏一个基本的公共空间和互动机制去消化这些口号和情绪——即使是象征性的选举民主。巴迪欧所说的“虚伪”更应该看作一把量尺，如果说代议制这种“不完全”的民主算是“比较虚伪”，那么完全缺乏制度和观念支撑的口号式民主，在他的眼中定是“十分虚伪”。回过头来，中国的民主观念能否克服泛化与“虚伪”的困境呢？是逐渐落实到具体的政治实践，还是继续南辕北辙呢？这已经不是浅尝辄止的80年代能回答的问题了。

（五） 80年代的终结与特点

1989年的政治风波宣告了80年代的终结，也导致了人大差额选举、党政分开、协商对话制度等很多政改措施暂停甚至后退。对于官方，四项基本原则不可动摇，而且随着一次次的“反右”，他们对“民主化”“三权分立”这些词汇[77]越来越警惕；而对于民主派，他们也没有积累出“中国特色”的民主话语用以和官方沟通，“民主”二字的泛化使他们的所指和官方常常相去甚远。在这种错位的语境下，人们很容易认为抗议者的思想全被“西方”俘虏，或者想搞宏大而不切实际的全盘革命。这加剧了双方的互不信任，也加剧了运动中话语的攻击性和激进化。而此前最擅长沟通观念、最适合出面实行“协商对话”的党内改革派和政改室、“三所一会”[78]等官方智囊，其党内行政身份既是便利，也是风险，往往使他们直接面对保守派的责罚，最后这几个机构及其核心人物全部成了风波的牺牲品。

更重要的是，所有人都刚从乌托邦理想和激进政治运动中走出，而除人大选举外的民主尝试又遭到限制，这无疑使得运动双方都缺乏对话和妥协的技艺，激进的口号和强硬的手段总会赢得更多听众。[79]总而言之，在新议题面前缺乏政治成熟。诚如阿克顿所言，“妥协是政治的灵魂”[80]，参与者众的民主政治尤其如此。民主观念的进一步发展，需要具体而微的自由争鸣和基层实践的培养，这一任务至今仍然紧要。

最后，在80年代的民主观念变迁中，可以看到如下三个特点。第一，民主观念历经意识形态化讨论、西化启蒙、规制引导和泛化消散等几阶段，“民主”二字逐渐变得家喻户晓。不过政治口号多于深入分析，言谈多于具体实践，在实践上主要做的仍是恢复和健全现有的制度，新观念转化为具体制度并存续下来的很少。民主观念的深化和落地，既需要高层的进一步思想解放，也需要与改革中不断增多的组织及其具体利益结合起来。

第二，观念的传播、引导和限制，都强烈表现出自上而下的趋势，这是由于中国刚刚开始从全能主义模式中走出。在“左右震荡”的政治进程中，改革派与“反左”占主流时，这种自上而下、党内知识分子带头讨论的风气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有利于上层的观念传至知识界和基层、吸收意见，也有利于下面的新观念影响党内、形成具体制度；但在保守派和“反右”占上风之时，自上而下的控制同样严厉，知识界和基层很即使存有不同意见，也很难有空间发声，只能等到下一轮改革时“释放”出来。这种上层影响力大于中下层的结构也影响了当时的民主观，无论是偏保守的新权威主义，还是激进一些的民主运动，他们的所有希求都寄托在执政精英身上，要么希望他们自我改革，要么希望他们出面对话、回应民众的要求。当90年代逐渐发育的市场和社会改变了这种结构，这种观念将发生较大的改变。

第三，“民主”二字的具体所指，远比一般想象的要多。从党内作风、行政效率到经济分权，从自由、权利到法制，常常都以“民主”为名。这也要求任何考察都必须深入当时的政治语境和具体实践中，而不能在纸面上“就观念谈观念”。或许这是中国这个大国的独特之处，政治观念在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的传播过程中，泛化、变异和被利用在所难免。这种不同内容甚至不同立场的政治实践利用同一份文件和同一个名词来谋生存的现象，将持续存在于此后的政治过程之中。

二　20世纪90年代——社会中层的崛起与分化

（一）整顿、反思与潜流

1989年之后是改革开放以来政治领域最保守的一段时间，而此时严峻的国际政治气候又加剧了这种保守化认识。1989—1991年，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都发生了民主化的改革或政变，变化的突然性和广阔程度超出了当时东西方所有观察者的预料。东欧各国之间的社会抗争和民主化都在相互影响、相互激励，这被亨廷顿称为“滚雪球的示范效应”[81]，而刚刚度过危机的中国领导人，担忧的正是这种示范效应。在邓小平看来，“西方国家正在打一场没有硝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要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82]正是这种“国际的大气候和中国自己的小气候”共同造就了危机。[83]在风波刚过去的6月9日，邓小平在代表中央接见戒严部队干部时肯定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和十三大的路线，但着重强调的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84]的讲法；在总结问题时，强调的主要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失误。[85]也就是说，他们将问题界定在了政治和思想领域，而经济领域的改革与危机没有本质性联系，是可以坚持的。在此后的6月24日，十三届四中全会召开，刚刚接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江泽民明确表态：接下来中国的民主法制建设，“决不能离开社会主义的方向和轨道，决不能引进西方资产阶级的那套所谓民主、自由的制度”[86]。与此同时，《人民日报》发文《旗帜鲜明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87]各大媒体也集中刊载邓小平等领导对此的谈话，各级政府、单位、企业也立即组织学习。短时间内，整个社会被画了一道思想红线。

不过面对政府久未有过的合法性危机，只“堵”不“疏”绝非解决问题的办法。如果说“四项基本原则”是党内高层在思想和政治领域的“堵”，那么“改革开放”仍跟以前一样，意味着经济和行政领域上的“疏”。1989年7月，中央宣布要“做几件群众关心的事”，第一件是经济领域，清理整顿公司以“解决分配不公”；而其他6件全部指向政府的腐败：制止高干子女经商、取消食品特供、按规定配车、禁止请客送礼、控制领导出国以及查处贪贿案件。[88]而在11月的五中全会上，中央通过《关于进一步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决定》，承认“党中央、国务院对我国经济生活中出现的困难和问题负有重要责任”，决定用接下来的“三年或更长一些时间”进行治理整顿。而治理整顿的六大目标全部在宏观经济领域：降低通胀、控制货币、平衡财政、保持增长、改善产业结构以及完善宏观调控体系。[89]“腐败”和“经济”两项议题在学潮中的戏份不亚于“民主”，而且前面可以看到，对于知识界以外的大部分民众，腐败和物价这种看得见、摸得着的社会后果，往往比泛化而抽象的观念更令人关心。[90]应当说，党内高层将工作重心放在这两个领域，显然也是对风波中的抗议和教训有所吸收，这样的宣传对于争取大多数城乡民众的认同也颇有成效。只不过，经济调控和腐败问题只是相对不敏感、好操作，而不意味着容易解决。在当时“计划—市场”双轨制的大背景下，执行政策的党政干部本身就是最容易钻空子的群体，在暂时没有成熟的政治和法律制度的情况下，一轮一轮的政策和号召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91]

与基层民众不同，知识界和大学再次成为“堵”和“教育”的对象。根据之前几次会议的基调，中央在1990年下发了一系列关于知识分子的文件，文件强调“四项基本原则同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对立和斗争将长期存在”，而知识分子一方面通过学习“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主观世界，做到又红又专”，另一方面还要坚持“与实践相结合，与工农相结合”。[92]与此同时，很多与风波有牵连的科研单位，如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马列所和政治学所，都进行了人事调整甚至机构重组，很多学术刊物也短期停刊。

整顿教育的结果暂时是成功的，在20世纪90年代的头几年间，国内大多数学术期刊和报纸在谈到民主时，基本都不再发表出格的言论，只在官方设定的主题范围内发声：如重申社会主义民主、人民民主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区别[93]，批判苏东的民主社会主义路线[94]，或强调遵循法制对民主的重要性[95]。这些论著有些是无甚论证的应景之作，但也有一些确有其道理，问题在于，行文中的宣传性语言多于学理研究，讲“坚持”和“加强”的远远多于讲“如何改进”的。

不过，有一类知识群体较少受到国内环境的影响，那就是海外的华裔学人，他们也率先开始了对80年代各式运动的反思。如果说之前的新权威主义是对当下现实的反映，那么这场争论便开始把目光投向了整个现代历史。林毓生在其1979年的英文著作《中国意识的危机》中，批判五四以来全盘否定传统、试图以西化解决一切社会问题的文化激进主义，认为这是造成“文革”等政治灾难的思想根源。[96]此书在80年代末被译为中文，在沉浸于启蒙与“文化热”中的大陆知识分子中引发了巨大震动。1988年，余英时在香港做了一场演讲，与林毓生遥相呼应，认为80年代的新启蒙运动也是一轮激进主义思潮。[97]1992年，余英时等的观点已在国内思想界有所传播，90年代的第一波思想争论随之展开。

评判民主等观念的维度之一就是它们在思维和实践上的激进与保守，事实上也正是80年代的思想和民主运动催生了这场争论。不过很容易发现，这些学者对“激进”和“保守”的定义和论证十分不同。余英时说“保守就是要维持现状”[98]，这是一种态度，只是程度可能因人而异，因此“激进”则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全盘改变现状，甚至推翻传统的态度，这种幻想主宰了20世纪的进程；但姜义华列举的保守主义则泛指各种“封建专制政治的遗毒”，[99]后来他总结出了十一波“政治保守主义”，从20世纪初梁启超的开明专制论，直到新权威主义和1990年以来的保守政治，他们的“共同武器”是“稳定”“秩序”和“效能”，要对抗的则是“政治民主主义”，[100]在这种限制下，“激进”的民主政治自然是“太少了”，而不是像余英时所说的“太多了”。正如余英时在回应中所说的，他关注的只是思想态度，而姜义华论述的“政治保守主义”包含了形形色色的政治专制，两者不在一个层面上。[101]甚至可以说，论辩双方都是赞同民主和现代化、反对专制的，只是对其具体障碍的解读不同。

还有一个最核心的哲学悬疑：保守主义要求我们“保守”什么？诚如保守主义旗手奥克肖特所言，“保守”二字指的“不是一个信条或一种学说，而是一种气质”，它“使用和欣赏现成可用的东西，而不是希望和寻找别的什么”。[102]当这种“气质”移植到中国学者的观念中，而中国学者又处于一个剧烈变革、传统破裂、一切都不确定的时代，问题就来了：我们“可用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对于中国而言，保守的气质只是问题的一半，问题的另一半——“信条和学说”——仍然悬而未决：到底保守古代的儒家传统、启蒙运动中的观念，还是学习奥克肖特寻找英国传统和公民联合[103]？不回答这一问题，争论就只能停留在“态度”和“变革速度”的层面，而难以评判民主这种具体观念、具体实践的对错成败。可以说，这场争论只是沉寂的大陆知识界在海外学者冲击下的一次思想试验，是后面更大规模、更深层次争论的前奏和潜流。

整顿时期埋藏的另一潜流，就是逐渐开始落地生根的基层民主。城市和乡村的民主改革是之前政改的组成部分，经过数年准备，1988年11月六届人大常委会通过了《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隔年又通过了《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104]风波过去之后，中央各单位派遣人员，调查《组织法》的实施情况。其中对坚持基层民主起到决定性作用的，是1989年底由人大、中组部、政研室和国务院各部联合组成的调查组。当第二年民政部将报告拿给已经退休的彭真后，彭真直白地指出：“现在，在基层，有人管工人，有人管农民，但群众怎么管干部？……关于乡政权的设置，要有一条原则，就是要让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管得住，保证人民当家作主。”[105]党内元老在这个问题上的开明态度，给民政部和基层政府吃了一颗定心丸。到三年整顿结束时的1992年，农村民主已粗具雏形，全国有21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配套制定了省级的《组织法》。[106]

在民主缓行的大环境下，农村领域成为一块宝贵的试验田，无论在观念上还是在实践中。政府在这个领域的开放态度激发了部分学者，他们暂时放下对宏大问题的追逐，去基层中做一些小规模的、易于推进的政治活动，这被他们自称为学术的“重心下沉”[107]。更重要的是，对于政府高层而言，赞同改革农村，就意味着他们赞同[108]选举与社会主义教育、与党的权威可以并行不悖，这一认识较之党内保守派和新权威主义那种“选举民主与权威对立”的二分法认识，是一个难得的进步。

社会学家迈克尔·曼对政治权力的运行方式有一个经典划分：精英任意妄为的专制权力和建立在基层制度之上、能够渗透社会的基础性权力，而只有后者才能真正让社会生活“归化”（naturalize）于国家。[109]照此看来，农民们在毛泽东时代闹“退社”和改革时期的小规模骚乱，虽说都起于经济原因，但背后的逻辑都是基础性权力暂时失灵了，无法说服农民相信现行政策，所以只能通过一次次带专制权力色彩的运动来压制或教育，最后往往治标不治本。其实在大部分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基层影响力是很强的，迈克尔·曼在后来研究中国革命时也承认，正是在基础性权力上的建设成败不同，共产党最后才战胜了国民党。[110]事实上彭真等长期负责农村工作的领导人摸索出来的正是这个逻辑，只不过他们用的词是颇具中国特色的“群众路线”。彭真在革命时期建设边区时就致力推广基层选举和“三三制”，[111]将其看成“镇压敌伪汉奸活动和抵抗日寇侵略的民族斗争的武器”和“在政权中占优势的阶级进行阶级斗争的武器”。[112]在80年代，作为改革派元老的彭真在领导《组织法》相关工作时，也常说直选不是“新东西”，而是过去的成功经验，也就是说在意识形态上是安全的。更重要的是，对于国家而言，这是“加强政权建设”的必由之途，因为由政府直接控制每个村的想法，“事实上很难完全处理适当，往往事倍功半，而且根本不能达到扫除几千年封建残余影响的目的”[113]。虽然彭真的话带有很强的工具性意图，但重要的是他认识到了“民主”和“加强政权”的联系。这种开明的观念为推行选举制度奠定了基础，也使得此后，农村成为高层、知识界和民众在“民主”这个敏感领域上难得的共鸣之处和试验场所。

（二）南行带来的共识与分化

如果说1989—1992年的整顿重心是“四项基本原则”，那么1992年春邓小平南行的目的，则是在政治格局稳定之后，重新将“改革开放”这一点放到首位。在南方谈话中，他一方面强调“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114]，另一方面将话题引导了经济改革上：“为什么‘六·四’以后我们的国家能够很稳定？就是因为我们搞了改革开放，促进了经济发展，人民生活得到了改善。”[115]在当时保守风气弥漫全国的情况下，邓小平的南方谈话避免了与高层保守派的直接冲突，借地方领导人和党外媒体之口传达自己的意思，这一点跟1978年很相似。据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的回忆，当时党内质疑改革的声音非常强：“一是借‘农村社会主义教育’的名义，否定农村改革的伟大成果；二是以‘反和平演变’的名义，全面否定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改革开放路线。”[116]邓小平的讲话一出，北京的一些经济工作具体负责人迅速响应他的观点，田纪云在中共中央党校的报告中，将经济问题看作比动乱和“和平演变”更要紧之务：“苏联的垮台……最根本的原因是它那个模式的社会主义没有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没有给人民带来幸福，失去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如果说苏联的垮台是由于出了个戈尔巴乔夫，那么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并没有戈尔巴乔夫，为什么也垮台呢？”[117]

社会上首先报道邓小平讲话的仍然是较自由的香港媒体，而相对谨慎的《人民日报》到了2月末才发表社论，传达邓小平“改革胆子再大一点”的号召。[118]到了3月末，《深圳特区报》对邓小平的长篇报道《东方风来满眼春》被新华社等海内外媒体大规模转载、讨论，而田纪云等互相呼应的讲话也在社会上传播开。此时，整个中国社会都已收到了明确的信号：重启经济改革。到1992年10月的中共十四大上，经济改革成为不可动摇的总路线。江泽民的报告将社会主义的“本质”解释为“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119]。相关的论述不仅成为党章总纲的主题，也逐渐占据了新闻和报刊，写进了大、中、小学的教材和各单位的考核大纲，至今已成为大部分中国人谈论政治的标准话语。

南方讲话精神的直接效果就是将经济领域各项或明或暗的自由化改革，尤其是“市场经济”这个提法合法化，市场红利也迅速给各个阶层带来了大量的财富和享受。到了90年代中期，全社会从上到下再次形成一个基本的共识，而且这一共识不是态度上的，而是有着严格的指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但政治领域的改革，除了对现有制度的例行汇报，就很少再出现了。邓小平和江泽民本是为了避开保守派关于在“姓社姓资”和“计划市场”上无休止的炮火才提出“不争论”，但“不争论”在逻辑上有两个结果：一是对于已在推行的事情不要怀疑，放手去做，在经济领域就是如此，如邓小平所言：“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120]二是对于此前明令禁止的事情，“不争论”也不怀疑，似乎就意味着什么都不做了。尤其是“民主”二字，似乎已被大家有意无意地忘记了，“稳定+经济”的观念较之80年代更具支配性了。在最初市场和物质主义几乎给每个人都带来收益的情况下，诚如高层所预测的那样，经济发展带来了稳定和群众的支持。

财富的增长同样覆盖了知识界，但平均收入的增长并不意味着内部差距不大，更不意味着社会地位的提高。况且，很多知识分子不会仅仅因为物质进步而满足。对于知识界而言，经济利益与其说带来了共识，不如说埋下了分裂的种子。一方面，随着学术共同体的扩大和复杂化，学者们的知识积累和观察视角也产生了分化。大学和科研机构与日俱进的专业化、市场化、指标化，使他们变成了不同的“专家”，每个人往往只负责某个学科的某一领域，很少有人能像80年代那样纵横捭阖，行文跨越各个领域。而经过多年整顿之后，纯粹的学术研究和“学术界”，也和围绕官方意识形态来活动的“理论界”拉开了距离，之前那种影响力横贯党内外的人物越来越少。当年的启蒙者李泽厚再次敏锐地观察到：“学问家凸显，思想家淡出。”[121]另一方面，知识界内部的地位和立场也拉开了距离，因为他们中间那些接近政治权力之人、熟识商界富豪之人以及本身就是领袖的著名学者，与其他人的经济收入和社会地位差距越拉越大。当知识与外界的权力和资本运作联系得越来越紧密，一个更大的改变发生了，“知识不再以知识本身为目的”[122]，而是可以在某种供求关系的支配下，完成申请、预订、生产乃至包装推销等环节。[123]

1993—1995年，文学界的“人文精神”讨论就是这一市场化过程激发的思想反叛。这场争论虽然与学术研究和社会科学没有直接联系，但似乎预示着市场化过程将在各个领域引发巨大的思想风浪。一言以蔽之，大声疾呼人文精神的王晓明、张承志等人，将市场化和物质主义视为其失落的根本原因；[124]而作为反方的王蒙明显表示出对人文精神可能导致当年那样的“文化专制”的警惕，在他看来，以王朔为代表的“不歌颂真善美也不鞭挞假恶丑乃至不大承认真善美与假恶丑的区别的文学”颇有新意，[125]而市场经济对当下中国发挥着解构乌托邦、肃清专制遗毒的积极作用。[126]显而易见，双方对当时中国主要问题的不同界定，导致了他们对文学角色的不同看法。如果文学的问题在于道德和真善美的沦丧，那么当然应该倡导人文精神，只不过不能以专制的手段强加于人；如果文学的敌人是政治和思想上的专制，那么创作自由和市场化自然是最佳的选择，但与此同时，市场化会不会也有某种意义上的压制和扭曲，也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知识界的分化带来了不同的视角，发现了不同的问题，于是产生了不同的解决方案和新观念。相同的逻辑很快就在“民主”这个被暂时遗忘的老问题上应验，这便是20世纪90年代末21世纪初的“左右之争”。

（三）左右论战：自由民主与大众民主之间

90年代的独特变化在于，少数知识分子已经能独立生产有影响力、能与官方竞争的观念和知识了。同时，学术研究和媒体传播的专业化和多样化，也改变了80年代那种“改革”与“保守”二元对立、“姓社”的民主与“西方”的民主二元对立的简单格局。此时知识界的左右之争，早已不是态度上“要不要改革”的争论，而是关于“在哪个领域”“怎样改革”和“谁来改革”的争论。而被高层和社会[127]淡化了的民主改革，被知识界重新提上了日程。

对于大多数学者而言，重新研究民主首先意味着更客观、更深入地吸收国外的经验，而20世纪下半叶西方发达国家的主流民主观正是“自由民主”，即以保护个人自由为目的、以宪政法制为框架、以代议制为公民参与手段的现代民主制。这一经典自由主义理论的很多重要思想家及其著作，从十八九世纪的柏克[128]、托克维尔[129]、贡斯当[130]，到20世纪的熊彼特[131]、哈耶克[132]、萨托利[133]，都在90年代前后被集中引入国内。另外，当时的市场化大潮使得全社会对经济自由和财产权的问题最为关注，知识界又刚刚经历了反思激进、“告别革命”[134]的思想洗礼，不得不注意到民主对自由和秩序的潜在威胁。在这多重语境的作用下，自由民主观的流行可谓恰逢其时，它也迅速成为知识界乃至一些开明官员和企业家中的主流话语。

自由派学者的论著众多，他们在阐述这一观念时使用过间接民主、代议民主、法治民主、有限民主、精英民主和现代民主等很多词，但其核心逻辑是相似而且明确的。自由派主力刘军宁给出了一个贡斯当式的区分：“自由主义是现代的，而民主作为一种政体却是古老的”，在以个人权利为本位的现代社会，实行的应当是两者相结合的“自由的民主”，同时反对古希腊那种“不自由的民主”。[135]这种民主如何运行呢？就政治参与的形式而言，它是“公民通过自己的同意所选举出来的代表来负责制定法律和管理公共事务”的间接民主；[136]就参与政治的主体而言，可以直白地称其为精英民主，只不过“公民可以和平地任用和解雇他们的‘老板’”，绝不同于中国人此前当家做主、直接参政的“大民主”理想。[137]当然，很多左派会说这种受限民主的参与不充分、不完美，有待改进，但徐友渔辩护道，任何新的民主形式都“必须在自由民主的宪政平台上活动”，“自由主义是社会民主主义的基础和前提”。所以，当下首要的任务是“让我们共同搭建自由主义的宪政平台”。[138]

受限制的民主也是为了与现代社会的其他价值相融合，如前所述，在邓小平南行之后的中国，自由尤其是经济自由的价值被全社会推向首位。因此，除了专研民主理论的政治学家和公共思想家，经济学界和那些有余力在思想领域发言的企业家、技术官僚们，也有不少人赞同自由民主的理想，他们也属于广义的自由派或右派。20世纪90年代自由派的重要刊物《公共论丛》出的第一期，就是由经济学家和政治学者们合著的《市场逻辑与国家观念》。在这本文集中，经济学家张曙光言简意赅地主张：“在没有确立个人独立和自由权利基础之上建立的国家权力，是一种独裁或专制制度；在确立了个人独立地位和自由权利基础之上建立的国家制度，是一种民主制度。”[139]在经济领域之外，大多数法学家和他们培训出的新一代法律从业者也赞同这种民主观，因为法治正是现代民主和自由的保障。当时旅日的法学家季卫东，和国内的张文显、童之伟等人同声相应，他们都主张在现行宪法和社会秩序的前提下，落实人大等现有制度，通过法治手段将公民参与制度化，最终实现民主。[140]不过值得注意的一点是，无论是经济权利还是法制，在自由派的论述中都是民主的“前提”和“限制”。也就是说，他们把更多的篇幅用在了“规范”和“限制”民主之上，在行文中也处处可见对“文革”和“大民主”的反省。这同时也留下了一个问题：我们知道了如何“限制”民主，但又如何“推动”民主呢？靠党内高官的再次启蒙，靠经济市场化自发催生，还是需要其他社会因素？

一些偏重社会理论的学者较早地意识到，中国的民主还需要一大基础——市民社会（civil society）。如果说80年代的民主诉求总是被单一地寄托在上层精英身上，寄托在国家的全盘变革之上，那么此时的思想界已经意识到，民主除了上层的变革，还需要将基层公民组织起来的现代社会形态。邓正来和景跃进在1992年率先发文，希望中国通过国家撤出和市场发育这两方面作用，形成“独立的”“自治的”市民社会。[141]到左右之争展开后，双方学者也相继论及社会领域。自由派继承了斯密、贡斯当和哈耶克等思想家的经典论证，认为“在自由的市场之下，私人的利益会造就公共利益”[142]，这一由分散知识到合作制度的“自发秩序”（spontaneous order）过程就是资本主义的本质规律。[143]

从当时的左派到如今一些批评者，很多人都将自由主义民主观批判为“精英民主”甚至精英操控，认为他们忽略了下层社会和阶级问题。其实不然，公允地说，市民社会观的勃兴是中国自由主义者走出的重要一步，“社会”的加入替代了80年代那种“个人”与“国家”直接打交道的简单构想。如果说有什么问题的话，并不在于他们不关注社会，而在于，社会、公益和公共空间被划到了市场秩序之内，或者看作市场化的随附品。此时自由派所论的“市民社会”，其实往往是国家推出、市场进入的“市场社会”，并没有太多政治内涵，也不成其为“公民社会”。[144]事实上，市场化在推动社会壮大的同时，也存在一些负面作用。首先，在市场化尤其是中国这种强政治干预下的市场化中，各个组织和集团的规模和权力可能极不均衡，它们之间的关系可能是合作、缔约，也可能会有垄断、压迫；其次，更重要的是，像此前的“人文精神”辩论提到的那样，金钱和物质主义对很多公民都有一种“去政治化”的力量，这一点也被汪晖等左翼学者敏锐地指出。正因如此，邓正来在后来的回顾性文章中，意识到要对“洛克式传统中‘外于国家’的市民社会观”进行修正，“不仅仅只是对市民社会与国家二元结构的主张，更实在可欲可行的基础上强调市民社会与国家的良性互动”[145]。同属自由派的许纪霖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家的启发下想得更远，他注意到，西方学界讨论的“市民社会”是“不仅实现了与自然状态的分化和与政治系统的分化，更进一步实现了与经济系统的分化”，如果中国忽视这一点，或许会看到一个与市场发展不相称的公共领域。[146]

与思想资源统一、观点明确的右派不同，几乎同时崛起的左派，更像是一个松散的思想联盟。一些学者习惯自称为“新左派”，是为了区别于80年代以来“左的思想”；这一称号也是右翼学者对汪晖等人的批判中流行起来的。[147]他们与自由派面对同样的社会现实——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90年代，但观察的侧重点不同。就像前面多次提到的，双方最明显的差异对当下中国问题来源的界定不同[148]：右翼更注重经济改革中国家权力带来的问题；而左翼更注重经济改革中市场化和资本本身的问题；而像秦晖这样对两类问题都有所批判的学者，往往会成为“自由左派”或者某种中间立场的支持者。

正因如此，新左派在论述民主乃至整套政治哲学之前，都要阐明，90年代以来的市场和资本主义如何改变了中国的政治和观念结构。[149]那篇点燃左右之争的《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中，开篇就亮明了他思考的“前提”：“1989年事件没有改变中国自1970年代末期以来的改革路线……通过生产、贸易和金融体制的进一步改革，中国日益深入地加入到世界市场的竞争之中。”[150]当社会经济和学术观念成为资本主义全球化的一个部分，中国人思考的“现代性”就变成了西方化，所以汪晖问道：能不能既汲取现代化经验，又克服资本主义模式之弊，思考一条“反现代化的现代化”之路呢？与汪晖放眼全球体系相比，90年代思想发生“左转”的甘阳则具体指出了中国自由主义到底缺什么：“在这种版本的自由主义中，民主是奢侈的，平等是罪恶的，反倒是弱肉强食成了自由主义的第一原则。”[151]他认为自己并非反对自由主义，而因为中国市场取向的改革走得太过，如果说在80年代知识界需要呼唤自由，那么在市场体系开始释放自由的90年代，则需要重视平等，以及通向平等的政治手段——民主。

民主是新左派政治关怀的交会点，也是他们在具体主张上与右派差异最大的地方。他们质疑与现代资本主义配套的自由民主制，继而提出了众多民主理论，其中最流行也最富争议的当属“大众民主”。相对温和的甘阳，认为这种民主是现代自由主义的题中之义。以托克维尔的《论美国的民主》为界，思想史的主流已从英国式的贵族共和走向了美国式的全民民主，右派常说的“英美自由主义”一词其实模糊了两国之间的重大转变。他们也没有注意到，托克维尔、伯林等自由主义者在反思法国大革命的同时，对革命中的启蒙和民主观是支持的。[152]甘阳后来又基于韦伯的“政治民族”说，阐发了这种民主观的制度和组织基础——大众政党和全民普选，前者“不是局限于某一特定集团之内，而是致力于沟通不同阶层、不同集团、不同地区的局部利益”，而后者“为利益千差万别以致彼此冲突的社会各阶层提供相互了解、谋求妥协的机会”。[153]在甘阳这几篇文章中，引述最多例证就是美国，他认为美国是一个将大众民主和私人利益相结合的典范，公允地讲，这些思想资源和论证并非如很多右派所说，是“欧陆传统的凌空蹈虚者”而与英美传统无关，[154]而是与他们“同题不同解”。

更加引发右派不满并将左派打入乌托邦传统的导火索，是大众民主的另一种言说方式，即以汪晖、韩毓海等为代表的“社会主义民主”再阐释。汪晖的核心命题“反现代化的现代化”常以毛泽东的实践为佐证：“他一方面以集权的方式建立了现代国家制度，另一方面又对这个制度本身进行‘文革’式的破坏……他一方面以公有方式将整个社会组织到国家的现代化目标之中……另一方面他对国家机器对人民主权的压抑深恶痛绝。”[155]而90年代诞生的“新自由主义”既受制于国家在政治风波以后的保守，又拒斥“文革式”群众运动，这两方面合力造成了他们反民主的思想特征。[156]韩毓海说得更为具体，他认为毛泽东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退居二线并时不时批判一线领导人的做法，是政治“管理权”与“解释权”和“监督权”的分离，毛的批评和监督是以个人权威代表了民主意志。如果说“文革”象征着这种实验的终结，与其说是毛泽东的理论失败，不如说是他没有找到适当途径将其制度化。[157]以韩为代表的重评毛泽东、重评“文革”之风[158]触怒了一些右翼知识分子，徐友渔斥责他们是“为祸害中国的极左路线招魂”，在右派看来，“文革”等政治运动“有什么合理因素可言”？[159]不过这样的争吵并不能为大众民主这一理论盖棺定论，究竟美国是不是如此，中国的毛泽东时代是不是也如此，这都要随着历史事实的清晰化才能得到确切的认识。

左派民主的另一类主张围绕市场和经济分配展开，这首先体现在他们对前述“市场—市民社会—民主”这一逻辑的怀疑上。早在国内学界引进市民社会概念之初，身在美国的王绍光就批判道，“市民社会”具有政治属性，译为“公民社会”才能完整反映其内涵。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纯粹由市场推动公民参与是不可能的，这只会导致富人拥有更高的地位、更多的信息以及更大的政治发言权，人人平等的民主政治自然会受到威胁。[160]那么如何超越右派的一局限呢？答案不仅仅是大众民主，还要有经济领域的民主。按王绍光的理解，经济民主就是“劳动者支配资本”，这种反资本主义的权力关系使劳动者能够自己管理自己，而且与强调再分配的政治民主不同，它在初始分配阶段就能追求平等。[161]但这种愿景如何达成呢，当时旅美的崔之元补上了微观角度的理论支撑，即20世纪下半叶西方企业中兴起的，以灵活生产、下放管理权力为核心的“后福特主义”。崔之元的文章并不止于介绍，他还将后福特主义与社会主义实践联系起来，认为列宁式的中央计划是彻底的福特主义，而毛泽东赞赏的“鞍钢宪法”则是后福特主义的中国资源。[162]应当说崔的观察是很敏锐的，但同时也留下了两个易受攻击之处：首先，“鞍钢宪法”这样的资源在中国究竟是普遍现象，还是一时口号；其次，左派将经济民主放在批判市场、寄望国家和政治传统的地位上，是否忽略了行政干预、国企垄断这些国家权力本身对民主的危害。或许既警惕资本权力，又警惕国家权力才能构成坚实的经济民主，同时与企业家和右派达成共识。

抛开那些论争中的极端言论和历史想象，我们可以说，新左派提出的大众民主和经济民主，虽未形成一套像自由民主那样的整全理论，但对其具有巨大的补充作用。当右派将问题来源界定为“政治权力”、左派界定为“资本权力”之时，不难想到，两种问题在当时中国政治保守化、经济自由化的态势下同时存在。正如民主理论家赫尔德的精辟总结：“共和主义对君主和诸侯权力的怀疑，自由主义对所有形式的政治集权的怀疑，以及马克思主义对经济权力的考虑，三者之间具有互补性。”[163]

总的来看，右派在这场论战中分贝最高，他们在学界和中层精英中的支持者不仅多于左派，也多于那些“中间道路”。毕竟“文革”的惨痛经历刚刚过去，而市场化带来的全民红利还未明显消退，大部分人一旦听闻大众民主、经济民主等一系列“高要求”，不仅有乌托邦的感觉，还会联想到那些政治灾难，这些情绪的冲击力和传播范围是远大于学理论证的。[164]不过这里明显有一个问题，右派的影响力，亦即左派所谓新自由主义的“统治性地位”[165]，是否覆盖了整个国家。在学界的民主讨论热火朝天、日渐深入之时，政府和民众是否也如此呢？左派和右派的这些观念传播到他们那里去了吗？

（四）割裂的互动：“不争论”的代价

事实上，此时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活动重心仍然是市场化改革以及相关的立法工作。在公开的重要文件中，对民主的关注与知识界完全不成比例。其实根据80年代的经验，在民主这个问题上最能达成上下共识风险也最低的领域就是人大、政协和党内民主等现有制度的改良。但除了前述的一些法学家外，在大多数学者那里看到的都是抽象的理论和宏大的叙事，并未言及中国的具体制度，民主集中制这种中共的核心制度，在左右论战中几乎没有出现。反过来讲，政府高层也几乎没有吸收知识界关于民主的建议，[166]在“不争论”和稳定压倒一切的背景下，也很难再看到像80年代那样自上而下的大讨论了。

以党内民主这个既有意识形态下讨论空间最大的话题为例，在十五大政治报告中的比重也非常低，只有一句“保障党员的民主权利，疏通和拓宽党内民主渠道，充分发挥全党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接下来的内容就变成了“维护中央权威”，以及“防止个人专断”等80年代已经解决了的问题。[167]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是最为敢言的中顾委元老李锐，他在现任领导人谈起党内民主时，也只是建议“反对封建主义”“建立良好风气”而已。[168]对比而言，这些期望比改革之初邓小平的要求还要低。知识界也有一些学者在严肃地考虑党内民主，但一涉及具体制度或者竞争性的派系便立即止笔，只留一句“形成一个制度性的解决办法”[169]。党内外都如此谨小慎微，这并不是巧合，因为政治风波之后高层最大的经验就是党内要“团结”。

上层和中层的互动减弱，也加剧了80年代末那种民主话语泛化的趋势。十四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建设几个重大问题的决定》将党内民主建设作为一项主要内容，不过文件中提到的手段主要是决策民主化、维护中央权威、坚持集体领导和遵守党纪四项，这与知识界大谈的选举几乎没有关系。[170]然后我们看到，有的学者自觉接受了这种话语风格，将行政改革、效率提高等举措都表扬为“民主的广泛实践”；[171]但那些讨论自由民主和直接民主的左右翼学者，他们讲的都是“政治民主”而非行政和经济，这无疑是在创建另一套甚至另几套话语体系。知识界讲的“民主”官方不予理睬，而官方做的“民主”知识界也不予接受，由此形成了两种不同的民主观念。观念的分化并非坏事，但在中国政治权力控制政治实践场域的情况下，知识界的民主话语与上层不符，就意味着他们无法得到实践的机会，也无法在实践中检验优劣。

相对来说，知识界与高层和基层观念互动最频繁、实践机会最多的，仍然是业已成型的农村民主领域。在这个领域，不仅案例研究丰富，而且村民的丰富实践也启发学者思考各种具体制度，如不同层次的村民代表大会[172]、村民公决[173]乃至选举中的政治作秀[174]。这些论著讨论问题之细微、支撑案例之多样，夸张点说，这看起来像是在成熟的民主国家调研所得。一些乡镇级政府的试验也刺激学者开始思考，如何调和党委、人大等既有制度与普选制度的矛盾，例如，以“三轮两票制”结合人大与普选，以“增量民主”改变现存制度[175]，以“两委合一”将基层党委和基层政府统合在选举之下[176]。其实这个矛盾存在于各级政府的改革中，如何克服它是民主化过程中的关键一步，在流行的宏大叙事逃避了这一问题的情况下，正是基层的试验和创新，给了知识界和上级政府难得的启发。不过，村级民主毕竟有其层级上的局限，不少学者也意识到，上级政府的制度供给不足是选举民主进一步发展的瓶颈，[177]如果要看到完善的基层民主，就必须使其成为“全社会民主政治的有机组成部分”，而非一个个孤岛。[178]可以说，民主实践的程度决定着民主观念的推广和更新进步，基层民主的讨论因村级民主的放开而深化，反过来也会因乡镇级民主的停滞而浮浅化。彭真当初曾设想：“他们把一个村的事情管好了，逐渐就会管一个乡的事情；把一个乡的事情管好了，逐渐就会管一个县的事情。”[179]这在20世纪90年代并没有实现，成了留给21世纪的任务。

所以毫不奇怪，到了城市和城乡结合地区，学术界立刻就失语了。虽然左右论战中很多人在谈市民社会，但我们已经看到，基本都是对先发国家的经验总结和批判，也很少超出市场和中产阶级这些议题。但此时的城市基层结构已开始发生深刻的转变，城市化带来的失地农民和单位、国企改制带来的下岗工人，正在形成一支承载了转型代价，也正在走向抗争、走向组织化的大军。正如卢汉龙等少数人观察到的，全能主义时代的“单位”和“地区”两个控制系统，前者的行政色彩越来越淡，而后者的行政化色彩却越来越强，尤其是街道和居委会的领导关系。[180]在这种制度束缚下，国家与社会高度重合，居民深感“人微言轻”。[181]基层组织的民主训练远远滞后于矛盾的积累，城市给21世纪留下的难题，似乎比农村紧迫得多。

（五） 90年代的终结与特点

21世纪初，市场化给全民带来普遍红利的时期已经过去，全民“不争论”的年代也将很快终结。邓小平当初曾预言道：“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182]诚然如此，从中国选择经济优先的那一刻起，就迟早要面对贫富差距的问题和政治领域的重新争论。随着21世纪以来社会各阶层的变化和传媒技术的进步，民主的这种转变已经悄然开始。

在这个“不争论”与“争论”并存的90年代，我们可以看到民主观念发生了如下变化：第一，经济改革和社会壮大的进程，使中国自上而下的各个阶级、各个群体之间的发生了分化、重组和疏离。政府高层、商业中产阶级乃至基层民众都专注于财富的增长，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在国家机器的强制宣传下成为大部分人的共识。逐渐壮大的知识界成为观念上的搅局者，他们对民主的理解逐渐深入、逐渐多元化；但遗憾的是，他们对上层和基层的观念影响不增反降。第二，知识界在民主这一议题上的孤立处境，也使党内外的民主话语开始分道扬镳，其结果是，80年代作用显著的观念互动结构日渐弱化。表面上的“不争论”并不能掩盖深层意图上的冲突，因为对经济改革的态度性共识只是暂时的，迟早要面临不同阶级和不同观念的挑战。第三，在这些争论背后，潜伏着经济发展与民主究竟是何关系的谜题。90年代的中国正是这个问题的一个复杂解答：右派发现的机制是，经济改革只要走上正轨，民主政治所需的观念和社会基础会应运而生；左派发现的机制是，资本主义和物质消费拥有一种解构政治动机的力量，这种力量一旦与政治压制相结合，会使社会变得更不平等，积累更深的矛盾；高层心中所盼望的机制似乎与前两派都有相通之处，他们既希望市场和技术进步促进社会矛盾的消融，但又担心有些矛盾会不消反涨，更不愿意这种矛盾上升到“政治化”的层面。90年代的经济改革，消融了一部分民主的能量，同时将另一部分推到了下一轮改革之中。

三　21世纪——基层的抗争与观念的异变

（一）从新问题到“三个代表”

世纪之交，中国以经济主导的改革路线遇到了新的挑战，经济结构不合理、贫富差距拉大、城乡分化、官僚寻租等问题相继浮出水面。因此，在1998—2001年的历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相关文件中，“经济调整”“结构优化”和“协调发展”等说法高频率出现。2001年3月，朱镕基在向全国人大报告“十五”计划时称：“坚持把结构调整作为主线。我国经济已经到了不调整就不能发展的时候。”而报告中提到的几个重点领域，如农业、产业升级、西部开发和社会保障等，几乎全是90年代以来相对被冷落的主题[183]，可见调整形势之紧迫。

而就在此时，中国正式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深度加入了全球自由市场之中。经济国际化程度和对外依存度的提高是“改革开放”后两个字的题中之义，大量资金、企业和技术的涌入也成为中国经济新的推力，但这同时也把90年代留下来的问题扩大化了。一方面，中国在国际分工中仍是较低端的“制造工厂”，与绝对收益增长相伴随的是相对收益的低微，而低工资、破坏环境、社会二元化等问题也是这种下层国家的常态，这无疑是将高层所担心的、左右论战中所设想的很多问题现实化了，变成了铺满整个社会的现象。另一方面，与国际社会日益频繁的互动把很多此前不太重视的问题摆在了中国政府面前。中美关系中向来有所谓台湾、人权和贸易三大问题，此时都开始频繁出现在外事活动和媒体上。以与国内政治关系最密切的人权问题为例，中国政府既要对外有所学习，又要坚持既有的政治立场，反击美国等发达国家的指责。于是我们看到，政府接连签署了联合国的《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从1999年起，国务院新闻办不仅连续发布人权白皮书，还发表《美国的人权纪录》，与其争夺话语权。[184]

江泽民提出的“三个代表”思想正是诞生于这一背景下。它既是对此前两个时段改革经验的总结，也是在当前未解决的问题面前，对未来提出的几项要求。2000年2月，江泽民在广东考察党建工作时，首次对外公开了这一提法：“我们党之所以赢得人民的拥护，是因为我们党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重视代表着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着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185]自此直到卸任的近两年中，江泽民在各级会议、各个场合强调这一思想，这三句话立即成为整个政府系统内学习和宣传的重点。从2000年3月《人民日报》的三篇文章[186]起，全国的宣传系统和主要报刊也迅速响应，将信息传达到了社会的各个角落，许多学者也纷纷表态支持。到十六大，“三个代表”已经被加入了党章总纲的第一段，成为定义中国共产党性质的一句话。[187]

这对中国的观念格局意味着什么？首先是中共政治代表性的扩大。[188]我们知道，在治理整顿时期，中央曾多次下发文件强调注意队伍的“纯洁性”，不仅要清除政治上的自由化分子，经济领域的“先富”阶层也受到波及。江泽民等主要领导人都对私营企业主入党的问题做过表态：“如果让不愿放弃剥削、依靠剥削生活的人入党，究竟要建成一个什么党？”[189]可以说，在整个改革时期，“代表工人阶级”和“国有经济”一样，是党内保守派即“老左派”不可放弃的重要话语。而随着90年代社会中层的崛起和老左派人数的减少，寻求一种既代表工农又能容纳新兴阶级的指导话语成为高层的重要任务，所谓“代表最广大人民”就是一个合逻辑的结果。“三个代表”传达的另一个信息是，高层施政的重心开始变化。因为90年代占据统治地位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只相当于“代表先进生产力”这一项，后两项“文化”和“广大人民”都是超越市场化改革的新任务。“代表先进文化”，意味着要在物质文明之外，创造精神文明意义上的财产，掌控观念领域中的话语权，也就是说，新的“争论”恐怕是必要的了。而“代表最广大人民”的任务看似庸常，实则艰巨，因为经济改革迟早会与一部分人甚至大部分人的利益相冲突，此时国家就应当重思改革的策略和领域了。不过这两个变化仍然在邓小平时代所定义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框架内，“代表人民利益”只是一种目的，讲到“民主”这种“代表”的手段时，仍然保持着同90年代的延续性。江泽民在宣传“三个代表”的同时，也在反复强调四项基本原则：“人民民主专政”要坚持，而社会上一些言论，如“主张西方的多党制和议会民主”则是错误的，“决不能让它们泛滥起来”。[190]

在国内外格局变化的冲击下，“三个代表”象征着高层观念的谨慎变化。在中央领导编纂的学习资料和官方报刊的解读文章中，对每一重“代表”都不厌其烦地从马克思、列宁、毛泽东和邓小平的著作中寻找依据，唯其如此方能保证官方意识形态的连续性，避免给干部和民众带来过大的冲击。而学术界则与高层完全不同，经过经济改革中技术性研究的磨炼和左右论战的洗礼，很多学者已经习惯跳出意识形态话语，抽象地、直接地评判各种主义与问题的对错。而中国正式融入经济全球化体系后，这些主义与问题不可避免地融入了国际大环境，左与右的抽象观念争论开始变为中国的具体发展模式的争论，变为中国在世界观念大潮中所处位置的争论，21世纪民主观念正是这样出场的。

（二）基层抗争、知识分子公共化与民主的策略转向

中国的社会矛盾在增多，基层民众对社会矛盾的表达、抗议和寻求解决的努力也在增多。一个明显的特点是，不仅法律诉讼、信访这些体制内表达的数量大幅增长，体制外的社会抗争也层出不穷。官方将未经公安机关允许的、成规模的社会抗争统称为“群体性事件”或“治安事件”，在公安部2000年出台的规定中，这属于“聚众共同实施违反国家法律、法规、规章，扰乱社会秩序，危害公共安全，侵犯公民人身安全和公私财产安全的行为”[191]，可见其在官方的观念中仍然是不被允许的。但事与愿违的是，群体性事件的数量和影响一直在增长，据估算，1995年事件数量的增长速度约为10％，但1997—2004年，平均增长速度已高达25.5％。[192]

新的领导班子很快意识到了这一点，在2003年全国公安会议上的讲话中，胡锦涛改变了对群体性事件的定义：它们“总的来说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性质”，只是“一些群众要求的合理性又同反映形式的违法性交织在一起，同时还存在违法犯罪和敌对分子插手的问题”。[193]我们知道，在党内的话语中，干部、群众和知识分子的抗议和反对一旦被界定为“人民内部矛盾”，那就是承认这是现行政治框架中可以接受、有待解决的问题，与“敌对分子”“分裂分子”的罪行有着本质上的不同。此后，中办、国办开始委托学者研究群体性事件的成因和对策，研究报告也被下发到各级政府。[194]在新的理解中，群体性事件由政治、经济和社会矛盾而起，也需要以法律途径来解决。相比之前对抗争的抵触态度，这至少在观念上取得了巨大的进步。

高层不再讳言社会矛盾和民众抗争，使其成为各级政府、学者和民众可以互相对话的公共议题。[195]此时，知识界的生态也开始发生变化，一些人从之前沉浸于宏大理论，甚至“自说自话”的状态中走出来，像90年代的农村研究一样，投入具体问题的实践中。学者们或是参与到民众的维权、上访和选举活动中，或是就这些问题向政府提出切实易懂的建议和报告，因为政府也越来越意识到专业研究的重要性。于建嵘是其中的代表人物，其学术论著几乎全部源自对底层民众抗争和信访等政治行为的田野调查。在他看来，90年代以来的政治稳定可以称作“刚性稳定”，以政治权力的排他性和对社会运动的严格控制为基础，但这种稳定是以不断升高的财政成本与悬而未决的权力合法性问题为代价的。真正的稳定是通过“县政建立以行政分权和政治分权为基础的民主自治”而达到的“韧性稳定”，在此，民主自治等于是把非常规的运动和抗争制度化了，以民主的方式去消解民主的暴戾。[196]当然，以民主促稳定的理念并非于建嵘的独创，这毋宁说是许多学者的共识，只不过大家的知识来源和案例支撑不同。[197]我们也可以看到，在以民主消解社会矛盾这一点上，左右翼学者和各级政府干部已形成了某种程度的共识，只不过他们眼中的“民主”就像以前一样，具体制度指向不同，在解决方案中所占的分量不同。

与那些具备同样观念、得出类似结论的传统学者相比，于建嵘等人的不同之处或许在于，他们的影响力更大了，更经常地出现在上方民众和政府干部面前。政治学者张鸣后来甚至略带夸张地称赞道：“到目前为止，能够通畅而频繁地进入官场，而且大放厥词者，据我所知，唯有于建嵘一人。所以，就官场而言，‘改善我们的学习’的重任，就只好由于教授一个人来承担了。”[198]考虑到庞大的官方理论界以及高校学术界与政府越来越多的项目联系，有此影响力的学者当然远不止一人，张鸣如此说，或许是在表达对这些人的批判性和“改善学习”的效果的不满。但反过来理解，此话正说明了在学者心中，向高层传达并革新政治观念，有多么稀缺和重要。2012年，曾活跃于80年代的学者荣剑发表了一篇广为流传的文章：《中国自由主义“第三波”》。文中讲到，21世纪自由主义的瓶颈就在于自说自话，所以中国的自由主义学者“要不断地学会和官员特别是高级官员沟通”，以具备“建构政治的能力，特别是建构高层政治的能力”。[199]

如果说知识界与高层的合作关系在十余年后仍难令人满意，那么知识界向基层民众的观念传播能力，则因传媒技术的更新而显著提高了。右翼学者王怡和徐友渔都将2003年的“孙志刚事件”[200]作为知识界正式介入社会的起点；[201]当然，左翼学者更愿意提及2004年由经济学家郎咸平掀起的“郎旋风”。其实严格来说，两者分别代表了知识界转型的两个阶段：在孙志刚事件中，学者们主要是向政府上书和在媒体上刊文；而2004年以后的郎咸平，则代表了一种新型知识分子——公共知识分子的诞生，他的畅销书和亲自主持的电视节目，使一名知识分子自己成为传播观念的媒体。郎的观点十分简明： TCL、海尔、格林柯尔等国企改制过程中，由于监管不健全而存在官商勾结、低价购股的现象，经理人将本属于全民的国有资产窃为私有。[202]这些言论引发了媒体的广泛报道，随后，不少左翼经济学家和90年代成名的右翼经济学家纷纷表态支持或反对，大有左右之争复燃之势。这些批判并非第一次出现，实际上在90年代末，一些左翼学者就已发出过类似的警告。[203]数年后的郎咸平之所以不同，一方面是无孔不入的新媒介引发了民众的介入；另一方面，正如早先的实证调查反映出的，贪腐、收入和股市这些经济议题，总是大部分民众谈政治、谈民主的主要话题和诉求所在。在此之后，当初停留在新左派笔头的经济民主和福利平等问题，已融入全社会的公共话语和政治诉求中。

传媒技术的进步和知识分子的公共化，带来的最重要的改变就是基层民众的政治认知状况。在这个过程中，以惊人速度崛起的互联网成为最大的互动平台。在1997年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第一次调研时，全国的互联网用户仅有62万人；但仅仅过了3年，这个数字已经突破了1000万人；到2014年中，全国网民已达6.32亿人，占全国总人口的46.9％，而手机上网也有5.27亿人。[204]虽然日常联络和经济事务是网民们最初的目的，也是互联网迄今为止最重要的用途，但新的社会场域和公民网络一旦形成，就不可避免地会涉及政治问题。尤其在中国的城市，这里既是网民的集中之处，[205]也是基层政治参与的匮乏之处，这种结构上的契合使得网络的政治功能迅速膨胀，发挥着弥补和替代现实参与渠道的作用。正是在这种环境下，不仅各大商业性门户网站和“天涯”“猫扑”等综合性论坛上随处可见对国内政策乃至制度的道德介绍、议论和抨击，还兴起了像“乌有之乡”“中国选举与治理网”和“共识网”这样专门进行社会政治讨论的网站。也正是自孙志刚事件以后，基层民众的抗争和申诉越来越多地被网络化，一旦某个案件、骚乱事件或者对官员的举报被推上那些大网站，不仅有利于突破地方权贵的压制，引起高层政府的重视的可能性也会大大增加。如今已家喻户晓的厦门反PX事件、邓玉娇案和钱云会案，其发展过程莫不是如此。

2005年后相继兴起的博客、微博和微信等自媒体带来了又一次变革，因为它们吸引了一大批知识分子的参与，也创造了一批比论坛中的发帖者更具影响力的意见领袖，如今他们中的活跃者都至少拥有一个自主发布信息的平台以及一批稳定的读者。法学家桑斯坦将网络媒体形象地称为“我的日报”（the Daily Me）和“大家的日报”（the Daily Us），意即在这里每个人都能自主挑选自己偏好的信息，而发布信息的意见领袖也更为便利，他们无须像以前一样依赖政府或报纸。[206]随着2010年以后微博和微信的普及，大部分城市居民和一些农村居民已经主动或被动地卷入了一个新型的公共空间之中。2013年的一项调查显示，网民中支持自由民主的右派占50.3％，支持政府干预和毛泽东遗产的左派[207]占7％，而中间派（包括回答“不清楚”的人）占42.7％，总体上呈一条温和端多于两极端、而两极之中右多于左的“倒U型”分布曲线。[208]与之相应的是，各大微博上自由派公共知识分子的关注者越来越多，他们发布的信息尤其是对热门社会事件的意见，其转发和评论数往往也很高，“大V公知”[209]已成为人气仅次于娱乐明星的群体。可以说，知识分子的观念传播至少在网络上产生了显著的效果，而网民政治立场的分布状态也与知识分子群体大体一致。

知识分子的公共化无疑是中国观念结构的又一次大变化，虽然结构性的变化看起来并不影响观念的学理内涵，但公共化、接近民众抗争这种行为，本身就意味着一种思考民主观新方式。因为此前在知识界中占据主流的自由民主观念是带有精英主义色彩的，对大众的抗争和参与都或多或少持保守态度，但21世纪以来，右派在某种意义上“左倾”了，虽然他们追求的总体目标仍然是自由民主，但他们对底层民众、社会不公和政治抗争更为关注了。一些学者甚至更进一步，他们暂时远离宏大的、理想化的应然描述，开始重视过程化的、策略导向的行动言说。刘军宁如今反复说，在中国“再怎么强调自由都不过分”，因为我们言说的语境——中国社会——本身就是自由过少而公权力过强的。[210]也就是说，中国当下是什么，就应当强调什么，观念因现实需求而变。因为中国的分配不公和大众参与的问题确实严重，所以经济民主和抗争民主就是左右派都应当接受的。如果说在90年代末只有汪晖等少数人如此思考，坚持以民主为工具，“左手要福利，右手要自由”，诉求内涵因时而变，那么在2010年后由公共论坛和社会事件建构的观念讨论中，这种策略化的思维方式已经越来越普遍。近来，自由主义学者高全喜甚至略带不满地评论道：中国的自由主义“在学说理论与学术研究方面的日趋教条化……但现实社会行为中的自由主义，诸如维权抗争，社会批判，以及新的启蒙，等等，却蔚为壮观，颇有发展”[211]。

（三）和谐社会、中国模式与民主的绩效转向

如果要在“三个代表”之后，为中共高层寻找几个政治理念的关键词，那应该是“科学发展”与“和谐社会”。自1992年党的十四大以来，历次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的主题已形成了一些惯例：一中全会自然是党内人事交接，二中全会讨论国家机关的人事和行政改革，三中全会议定最重要的经济政策，四中全会是加强党建，五中全会则到了制订下一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六中全会一般有关文化和精神文明建设。科学发展观第一次进入中央文件，正是在2003年10月的十六届三中全会的经济讨论中。胡锦涛在第二次会议上做了题为《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演讲，延续了“三个代表”扩大施政重心的逻辑，他谈道：“……增长并不简单地等同于发展，不重视质量和效益，不重视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协调发展，不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就会出现增长失调、从而最终制约发展的局面。”[212]继而在全会最后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里，“坚持统筹兼顾，协调好改革进程中的各种利益关系，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成为新的“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和原则”。[213]

如果说科学发展观是对经济增长政策的矫正，那么于十六届六中全会正式提出的和谐社会，则是在经济领域之外，对政治、社会和文化发展的设想目标。按照全会《决定》的定义，和谐社会是在马列主义等一系列基本前提下，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以“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为总要求，以“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为重点，实现“社会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协调发展”的发展目标。[214]抛开意识形态前提不论，这一陈述放到任何一个国家都是极高的理想，可以说从这时起，高层已经开始正面回应此前缺失的、政治和文化建设的问题。

2005年10月，国务院新闻办发表了《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白皮书。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发表的第一份关于民主政治建设的政府白皮书，此举象征着政府对民众、知识界和国际压力的态度由避重就轻转向了正面回应。除去惯常用来开篇的历史合法性叙述，白皮书的民主建设叙述包罗了人大、政协、民族自治、基层民主、人权、党纪、行政和司法八个板块。[215]这篇庞大的论证表现出了两个明显的特征：其一，被命名为“民主”的板块远多于人们的直觉，也多于西方发达国家的现有经验，像司法板块中提到的律师制度和法律援助制度，虽然确有巨大进步，其实与民主没什么关系。这样包罗万象，不仅仅是政府写作班子的一种彰显成就的宣传策略，也是多年来民主观念泛化的结果。其二，对民主建设的列举和论证看起来“一强一弱”：关于实际绩效的论据翔实，尤其是在经济社会权利方面，自然是成效显著；而关于民主程序的列举，除了已经成熟的农村层级，大多是对条文的重复或者对民主精神的强调。就连最重要、最成熟的人大制度也着墨空泛，谈到监督权讲的是“通过备案审查，撤销违反宪法和法律的法规、规章，督促有关制定机关纠正不适当的条文”，却对审查、撤销和督促的结果和力度只字未提；谈到人事任免权也只是几句“有权选举、决定、任免、撤换、罢免有关国家机构组成人员”，对任免最重要的民主程序和差额情况却被略过了。[216]白皮书在程序民主论证上的薄弱显然有写作班子用例不全、文风陈旧的原因在，因为学术界和各级政府对人大等制度的调研和数据其实很多。但这并不是主要原因，中国自邓小平南行以来的施政重经济、轻民主，重实绩、轻程序，才是论证薄弱的根本原因。这也是民主话语泛化到经济、法律等领域的原因，因为政府回应人民需求，创造合法性的政绩就集中在这些领域。

在这一背景下，政府需要在两种话语中做出选择：如果继续默认“民主”等于西式的选举和分权，不仅不符合党内的意识形态传统，而且会在话语权上吃亏，因为这是目前的弱项；如果将“民主”的定义放大到经济绩效和法律、社会权利上，那么无疑这是中国政府的高光之处。2005年的白皮书，其说服力不强的困境就在于对“民主”的理解夹在两者之间。但到了后来几年，尤其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而中国经济仍然维持高增长[217]以后，中国政府对“绩效”的自信越来越强了。

就像我们在20世纪90年代的经济进步中看到的那样，金融危机以来的经济社会绩效在知识界中产生了极大的回应。但与90年代不同的是，中国经历了入世和发展模式争论，又在国际风波的冲击下展开思考，此时的知识界中，已经形成了一种名为“中国模式”的观念归属意识。90年代只有学者曾论及以新加坡为代表的“亚洲民主”，就像经济学界的“东亚奇迹”一样。但在这些言论中，大家仍然认为该模式比西方的民主程度“有差距”，也就是说只有“量”的不同，并无“质”的特殊，这与自由派的主流论述并无二致。[218]连当时的新左派，似乎也很少反对西方选举民主和三权分立的观念，只是嫌其不够“全面”。但在以强国家和高绩效为基础的“中国模式”论述中，“民主”二字的内涵和思考方式，似乎开始发生了“质”的改变。

在那些有关“中国模式”的论述中，一些不严谨的言说方式似乎占据了上风。首先是过强的特殊主义立场，将中国的一切政治制度和文化视为独特的，并往往在情感上引以为豪。如张维为所谓中国的“四超四特”，即从超大的人口、疆域、历史、文化一直列举到独特的语言、政治、社会、经济，[219]但历史和文化的久远影响又岂止中国一家？政治的“选贤任能”和经济的“宏观控制”又怎么可能不是成功国家的普适经验？显然这样的排比并非严格案例比较的结果，其中掺杂了太多研究者的个人情感，并不足以判别中国孰为特殊，孰为普遍。否认普遍规律的特殊主义，无法解释30年开放和学习的历程，与极端的西化论者实在是殊途同归。另一个值得警惕的取向是过于庞大的时段界定，似乎今天的现象都可以跑到几千年前去找出原因。如潘维将政治、经济和社会三大领域的观念都上诉到儒家那里，称之为千年不变的“民本主义”，与西方的“民主主义”并肩而立，[220]张维为更是时常将传统帝国制度与新中国制度相提并论。这种短小篇幅内拉开的宏大连线更像是联想而非论证，如要形成论证，至少要解决两个问题：第一，今日的“民本”与孟子、朱熹和黄宗羲的“民本”在话语上相似，但其逻辑相同吗？其实前面我们已经看到，仅仅是“和谐”与“和”这一个侧面，现代观念和传统德行就有多么大的不同。第二，即使逻辑相同，这种所谓“文化”上的联系是如何在传统几经倾覆之后建立的？显然，不考察在精英和民众心中起作用的实际观念，这些结论就只能反映这几位学者的情感意图，而无法概括整个中国的思想图景。

相对而言，那些就事论事，不持极端特殊主义，同时又把考察对象集中于当代的学者，提炼出了更为客观的知识。在“民主”这扇观察中国政治模式的主要窗口中，政治学者王绍光和杨光斌等人反叛了流行的抽象叙事和西方“自由民主”的标尺，转而总结当下经验，试图与政府的“绩效”变化相对接。早在左右论战中，王绍光就是一个注重国家能力的“异数”。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强大的国家和左派当时主张的大众民主是不相容的。但到了最近几年，中国在社会绩效上的成功给了他融合两者的启发。王绍光引述美国学者皮特金的代表理论，认为“代表”是“以实现公众最佳利益的方式行事”，而选举只是其手段之一。如此一来，便可以将西方偏重选举程序的民主观称为“代议型民主”（representative democracy），而中国偏重实质绩效的民主则为“代表型民主”（representational democracy）。[221]另一位政治学者杨光斌同样强调了中国强国家、弱社会的现实，这使得中国的民主路径不太可能复制西方的“社会中心主义”，而是以国家为主导。民主的核心就是政府对人民的回应，在这种结构下，中国的民主自然应当是“国家的‘自主性回应’，而不是社会中心主义脉络下的自由民主理论家讲的被动性回应”[222]。

王绍光、杨光斌等的文章不仅针对着“民主”二字的定义和诠释，更重要的是，在他们看来，中国人30年来思考政治观念的习惯需要改变。杨光斌进一步指出：“由于话语设置的原因，我们已经习惯以‘民主’代替或淹没自由与法治，或者说把自由与法治的事项都笼统地纳入民主政治范畴。……由于我们已经习惯于用‘民主政治’这种‘元叙事’或宏大叙事来回答问题，结果我们自己就掉进了自己设置的困境中而不能自拔。”[223]杨光斌所谓的“民主的元叙事”，正是我们自80年代以来看到的泛化理解。当民主被描述成一种包罗万象的万灵药，不仅其自身无法实现，还会使人无法理解自由、法治和社会绩效这些已有的成就或者问题。

如果说21世纪初自由派的“抗争—策略”转向是右派“向左转”，那么几乎同时兴起并在此时发展壮大的国家主义和“中国模式”思潮可以看作是左派“向右转”。我们知道，在西方思想史中向来是“左”为激进而“右”为保守，在中国的左右论战中也可以看到，左派对民主的陈义远高于右派。汪晖和陈燕谷所定义的左派民主，实际上是既反国际霸权，又反国内强权，但是在中国经验与国际浪潮的冲撞中，王绍光等左派和杨光斌这样无关乎左右的实证主义者拥抱了中国经验。所以在持自由民主观、不承认中国经验通往民主的右派看来，转向后的左派只继承了90年代左派的一半，“反”国际却不“反”国内了。按西方左派的标准来看，中国的左派一点也不“左”，反而是右派更加“民主”了。所以自由主义者许纪霖批判道：“他们虽然反对官僚国家，却没有像西方左派那样对国家有天然的警惕，相反地，他们将希望寄托于一个民粹式国家，一个以人民的名义实现统治的回应性威权。”[224]右派认为左派定义的“民主”脱离了民主本身，而左派同样认为右派的“民主”无法描述中国，双方的矛盾出在了定义上。这也正是如今从知识界、政府到网络中，每个积极分子都自称“民主”，都在争夺民主话语权的背景。

于是这里留下了一个重大的问题，双方的争论真的不可沟通吗？倘若真的如此，中国就只能要么像80年代一样埋下冲突，要么像90年代一样拖延争论。但如果我们承认中国的真实经验并不像特殊主义者所说的那样隔绝于西方，如果我们认识到农村的政治选举和城市的绩效民主都同时存在于庞大的中国土地上，那么中国就有可能找到一种中西兼收、左右并重的民主观念。

（四）复杂工程中的次序问题：一种整合的可能

对学术界的“中国模式”转向，更确切的评判应该是一种“保守主义化”。许纪霖使用的“国家主义”在描述意义上当然成立，但国家主义还意味着在价值立场上重国家、轻社会和个人，这就不适用于那些高呼民生和传统文化的左派了。这里的“保守”是前述奥克肖特意义上的保守气质——“使用和欣赏现成可用的东西”[225]。也就是说，这些学者希望利用现有的制度平台和强政府的，将抽象的、规范性的理论建构转化为实证性的描述和修补建议。其实，这与右派同民众和不公正事件的接轨有着某种共性，因为都是双方反思后的结果。所以90年代至今，自由主义只是成为知识界[226]和网络平台上的主流，而左派和“中国模式”的经济政治论述，在知识界之外，尤其是政府和官方媒体处获得了更大的支持。

那么民主观念是否能被规约到左派所讲的“绩效”之中呢？也就是要回答，中国人，尤其是广大的基层民众，是否有除社会经济利益以外的、政治性的要求。现在的舆论情况似乎是，当民众遇到了某些不公正的事件，那么“民主”二字和对政府的制度批判便走上前台，右派的程序性理解自然占据上风；当民众处于波澜不惊的日常生活中，“民主”二字其实很少出现，大家即便有不满，往往是指向房价、教育和生活安全这些社会经济指标，这极为符合政府和左派的预测。按华裔政治学家史天健的统计，当中国民众被问及“什么是民主”时，多达42％的人选择了“不清楚”，24.6％的人赞同程序性定义，还有14.1％的人则倾向于民本主义的选项。[227]正是这样的民主认知，使得中国人在高呼民主、赞同民主的同时，又对缺乏程序性选举的现实比较满意。那些因为“民主”二字在中国各阶层中不绝于耳，而预测中国将快速转向选举民主的西方政客和学者，似乎想得太简单了。

其实中国人既关心绩效，也关心选举的态度并不是什么特殊现象，全世界哪个国家的民众不是如此呢？发达的经济、丰富的社会生活和有效能感的政治参与，都是现代公民诉求的一部分，只不过在不同的国家，这几个部分受重视的程度不同罢了。民主化的理论与实践发展至今，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发现，民主是一个包含了多方面内容的系统工程。就民主的实现形式而言，有选举、协商、监督和政府回应等多种渠道；就民主化的过程而言，有转型、巩固、深化、绩效提升等多个步骤。一个成功而稳定的民主政府，往往要在这些方面都做得不错。这样看来，右派强调的选举程序和左派强调的治理绩效，与其说是两条对立的道路，不如说是宏大民主化工程中的不同侧面、不同步骤。

对民主化的这些步骤而言，有一些次序是不可违反的。如今国际学术界已普遍认为，只有在一个稳定、有能力的国家基础上实行民主化，才能实现稳定的转型。曾在90年代初高呼“历史终结于自由民主”的日裔政治学家福山，近来就有此反思。他写道，如果在现代官僚体系成形后再发展以公民权（franchise）为标志的大众民主，那么民主化会平稳而有效，德国就是典型的例子；一旦大众民主的扩张早于国家建设，就可能滋生腐败和庇护主义，比如希腊和意大利；而美国的经验更为复杂，19世纪的弱政府使庇护主义丛生，20世纪的现代行政改革则孕育了高效的民主。[228]其实中国的经验不也是如此吗？从毛泽东时代过分的大众民主，到邓小平以后国家构建优先于民主权利、行政改革优先于政治改革的转变，是不是和福山笔下的美国有些相似？杨光斌在2012年的一篇文章中设计了一个民主的“词典式序列”：“法治民主”在先，“分权民主”次之，最后才能进行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229]当然这几个名词的内涵可能引发争论，但杨光斌对民主化的定序和近来中央高层对国家能力的重视，[230]无疑与福山等西方学者旨趣相投。这与其说是学者在研究上的巧合，不如说是中国和欧美殊途同归的成功经验，催生了殊途同归的理论总结。

与此同时，民主化的另一些次序未有定论，是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应该大胆创新的地方。层出不穷的乡、村民主实验一直在启发学者思考民主的新道路。例如，在选举民主受限的情况下，可不可以先普及决策、协商、监督等过程的民主化呢？如果说先发国家的民主化是先以选举民主解决权力来源上的问题，到20世纪下半叶再拓展广泛的社会民主，以解决权力行使方面的问题，那么中国是否可以“逆序”而进呢？在景跃进看来，无论是基层社区的民主建设、乡镇干部的公选，还是行政听政、民主恳谈、政府开门决策、民意收集技术的发展，都表明，中国基层正在尝试这样一条道路。[231]王绍光更是将这些做法总结为民主的“四轮驱动”：选举、抽签、公众参与和群众路线。这其中有选举有决策参与，有国家主导也有社会自发——虽然四者不无相互冲突的可能，但这无疑是对未来道路一个最完备的展望。[232]近来的政治文化研究一直在揭示，与民主相关的“自我表达”价值观，和工业化带来的经济价值观可能是两种独立的逻辑，自我表达对民主观念的促进作用，也常常超出经济发展的影响。[233]虽然与欧美相比，中国仍然比较缺乏自我表达的文化，但这些发现启示我们，围绕当地民众关心的议题，适时地推进相应的民主决策形式，也未尝不会成功。中国农村的民主实践，不正是最有力的证据么？

在这一视野下，“能力—绩效”民主观和“选举—程序”民主观或许可以互相弥补，有所整合。福山最近以二者为衡量标准，设计了一个衡量各国治理状况的坐标系，中国处于国家能力强但程序约束弱的一端，与美国正好相反。[234]其实这个衡量坐标仍然太宏大，中国是一个大国，各地、各级政府的治理状况有所不同，各地、各阶层民众对这两种观念的需求也有所不同。例如，在很多选举程序已经成熟的农村，可能缺的是招商引资、开发土地的政府能力；而对于一些强大的高层级政府，当然如福山所言，缺的是选举和协商的制约。总的来看，一种包容性的民主观念，既是总结中国复杂经验的需要，也是指引宏大民主工程的需要。

不过，如今很多人仍然停留于中西二元对立、两种民主观二元对立的意识形态之中。[235]其实中国特色的民主经验和民主理论一直都是世界民主大潮中的主角之一，如果我们固守某种囿于“绩效”或者“民本”的特殊主义视角，不仅无法概括中国的实践经验，在理论上也只是一种“反西方中心观”而已，比强行推广单一政治模式的“西方中心观”高明不了多少，更不利于中国抢占世界民主的话语权，建设对外的软实力。以美国为首的霸权国在亚非拉“输出民主”的同时忽视了国家能力建设，造成无数失败国家，难道中国就应该反其道而行之，为了国家能力而轻视甚至牺牲民主吗？经得起考验的民主观，必然是一种包容性的经验总结，对实践持开放态度，而不是以教条去束缚实践。

（五） 21世纪的特点

在21世纪至今的十余年里，“经济—稳定”优先的改革路线仍大体延续。但社会阶层与技术的变迁再次改变了中国的观念结构，自下而上的社会抗争和自上而下的知识公共化，造就了一个越来越庞大的、有能力发声的基层群体。至此，中国社会的“政府—知识界—基层”三元观念结构正式成型。

这一结构不同于90年代，其特点包括如下三个方面。

第一，如果从“民主”二字的普及程度来说，中国已经非常高了。占半数人口的网民，加上超过半数人口的、拥有直选权的村民，可以说全体中国人都已经跟“民主”密不可分。但从观念的理解深度和共识程度上来说，便又是一副面貌。高层理解的民主以治理绩效和既有制度为先；知识界的左右分立则加深了，有坚持自由民主者，亦有赞同高层的保守主义者，着眼于矛盾和抗争的左翼也未见衰弱；基层民众同样变得复杂，他们仍然关心经济社会收益，在矛盾面前他们也会倾向于政治民主，但大部分人远未达到协商合作的要求。

第二，知识界分化的背景是，部分右翼助力启蒙和抗争，形成了“向下”的公共化，而部分左翼基于政府的成功经验，形成了“向上”的保守化。这固然使独立的学术研究更加薄弱，但政治知识的特殊性就在于，它们从来就不是独立于社会的抽象研究。换个角度看，知识界在实践上与政府和民众接轨，这正是21世纪超越20世纪90年代，以“否定之否定”的方式回归80年代的可能性。

第三，哪一种民主观念会占据上风，或赢得更多的民众？在目前看来，中国的主流仍然是政府和保守知识分子共同创造的“治理绩效—中国模式”话语，至今维持增长的经济和大致稳定的社会为其提供了最有力的论据。但是长远来看，选举民主对权力制约的作用不可忽视，庞大的地方政治场域也随时在创造新的民主形式。一旦中国经济出现震荡，这几种民主观念的格局必然会发生改变。

总之，民主化是一项宏大工程，中国也是一个超大国家，我们需要将这些对立性的民主观糅合为互补性的共识，因时因地投入实践。在社会比较稳定、基层创新迭出的今天，我们应当有这样的胸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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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系博士研究生。

[2]传播最广的经典表述“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出自《人民日报》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人民日报》1977年2月7日。

[3]《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理论动态》1978年5月10日第60期，后注“《光明日报》社供稿，本刊作了些修改”。

[4]本报特约评论员：《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光明日报》1978年5月11日。

[5]党内各领导对此文表态的记载和具体时间参见杨继绳《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Excellent Culture Press 2004年版，第87—93页。

[6]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4—145页。

[7]理论工作务虚会简报组编：《第二组简报》第36期。

[8]李洪林：《领袖和人民》，《人民日报》1980年9月18日、19日。

[9]贺麟：《费希特的爱国主义和民主思想》，《哲学研究》1979年第5期。

[10]袁伟时：《为民族民主革命服务的唯物主义一元论——试论孙中山哲学思想的性质》，《中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79年第4期。

[11]支持列宁者如新华社特约评论员《坚持社会主义民主的正确方向》，《人民日报》1980年1月21日；聂运林《列宁的民主概念不“全面”吗？》，《江汉论坛》1982年第6期。批判者如甘自恒《民主是国家形态吗？——关于民主概念的探讨》，《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80年第2期。

[12]如刘德厚《对民主含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思考——兼论社会主义民主的社会本质》，《武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1984年第6期；贠文贤《论非国家形态民主》，《理论学刊》1987年第10期。

[13]对运动积极分子的回忆与介绍参见陈子明《历史大视野中的四五运动（七） ：运动的产儿：思想解放运动与体制外力量》，http://www.aisixiang.com/data/ 62853.html？ page =1。

[14]主要有《四五论坛》《中国人权》《探索》《北京之春》《沃土》《人民之声》等。

[15]吴伟：《中国80年代政治改革的台前幕后》，新世纪出版社2013年版，第19页。

[16]《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61—62页。

[17]邓小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64—165页。

[18]同上书，第165—166页。

[19]《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公报》，《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10页。

[20]《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四十五条的决议》，《人民日报》1980年9月11日。

[21]《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处理非法刊物非法组织和有关问题的指示》，《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22]李泽厚：《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走向未来》1986年创刊号。

[23]查建英编：《八十年代——访谈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195页。

[24]同上书，第91页。

[25]此语出自许纪霖、罗岗等《启蒙的自我瓦解： 1990年代以来中国思想文化界重大论争研究》，吉林出版集团2007年版，第8—12页。

[26]柳红：《历史之棱镜——莫干山会议三十周年再记》，《经济观察报》2014年9 月8日。

[27]周扬：《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人民日报》1983年3月16日。

[28]同上。

[29]马克思所谓“异化”原指“工人在劳动中耗费的力量越多，他亲手创造出来反对自身的、异己的对象世界的力量就越强大，他本身、他的内部世界就越贫乏”这样一种规定性。即使讲得普遍一点，描述客观物反过来统治人本身，也应当符合这一规律。参见卡尔·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三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91页。

[30]邓小平：《关于政治体制改革问题》，《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76页。

[31]研讨小组和十三大报告起草小组的成员，有很多（如于光远、鲍彤等）是“理论务虚会派”的成员或持同样立场的理论工作者，这也证明他们在党内外观念互动方面的确作用巨大。成员名单参见吴伟《中国80年代政治改革的台前幕后》，新世纪出版社2013年版，第615—620页。

[32]《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公报》，《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474—1475页。不过要指出，“讨论并原则同意”这一提法说明党内还是有反对意见的，最终的十三大报告相关章节也的确没有像《总体设想》中那么具体。

[33]《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34]同上书，第44页。

[35]转引自吴伟《中国80年代政治改革的台前幕后》，新世纪出版社2013年版，第292—293页。

[36]《党的建设》1988年第5期，第8页。

[37]丁水木、陆晓文：《抽样问卷调查是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好方法》，《社会科学》1987年第4期。

[38]陈云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就是这种“审慎的计划经济”的主导人物，其国营经济、计划生产和国家市场“三个主体”，个体经营、自由生产自由市场和“三个补充”的划分影响极大，参见陈云《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的新问题》，《陈云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39]邓小平：《怎样评价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13页。

[40]《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页。

[41]同上。

[42]邓小平：《党在组织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迫切任务》，《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1—42页。

[43]同上书，第42页。

[44]例如《人民日报》就连续发表评论员文章：《高举社会主义文艺旗帜坚决防止和清除精神污染》，《人民日报》1983年10月31日；《清除精神污染也是一种思想解放》，《人民日报》1983年11月12日；《建设精神文明反对精神污染》，《人民日报》1983年11月16日。

[45]“精神文明”和“经济建设”是四个现代化“两手”，是邓小平在1986年初的说法，参见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的讲话》，《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54页。

[46]《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183页。

[47]同上书，第1184页。

[48]船夫：《十年学潮纪实》，北京出版社1990年版，第138页。

[49]邓小平：《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94—195页。

[50]当然还有经济矛盾等其他原因，邓小平也并未轻视过。但值得注意的是，邓小平在以“反自由化”为主题的讲话中往往做一种较单一的归因，很少提及经济原因。

[51]如《北京市关于游行示威的若干暂行规定》，1986年12月26日北京市八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三次会议通过，1986年12月27日起施行，http://law.npc.gov.cn： 87/home/begin1.cbs。

[52]如李稼蓬《树立正确的社会主义民主观念》，《学术界》1987年第1期；徐育苗《科学地比较两种民主制度》，《社会主义研究》1987年第3期；许明龙《从选举制度看法国的资产阶级民主》，《世界历史》1987年第3期。

[53]出自吴伟的回忆，参见吴伟《中国80年代政治改革的台前幕后》，新世纪出版社2013年版，第223页。

[54]《发挥民主党派的监督作用——访民建中央主席孙起孟》，《瞭望周刊》1988年第11期。

[55]这是“开门整风”时期民盟领导人章伯钧的想法，参见章伯钧《关于成立“政治设计院”的发言》，《人民日报》1957年5月22日。

[56]吴稼祥：《新权威主义述评》，《世界经济导报》1989年1月16日。

[57]王沪宁：《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生态分析》，《天津社会科学》1988年第3期。

[58]萧功秦：《新权威主义如何走向民主》，《凤凰周刊》2014年第4期；吴稼祥：《从新权威到宪政民主——探索中国特色政治改革理论》，蔡定剑、王占阳主编《走向宪政》，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

[59]吴稼祥后来列出了一个很长的批评者名单，而且当时政治思想界“大部分泰山北斗式的人物尽在其中”，他也自嘲这场争论为“一边倒的思想战争”，参见吴稼祥《从新权威到宪政民主——探索中国特色政治改革理论》，蔡定剑、王占阳主编《走向宪政》，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

[60]即“兴无产阶级思想，灭资产阶级思想”。

[61]邓小平：《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27—332页。

[62]万里：《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课题》，《人民日报》1986年8月15日。

[63]即公开现行法规，公开办事结果，群众有权依此监督，是政改室调研之后向中央汇报的经验，参见吴伟《中国80年代政治改革的台前幕后》，新世纪出版社2013年版，第301—302页。

[64]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5—146页。

[65]Robert Dahl，A Preface to Economic Democracy，Polity Press，1985，pp.162－163.

[66]《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576—577页。

[67]北京市总工会：《试行厂长负责制与加强民主管理》，《企业管理》1984年第11期。

[68]大连第一建筑工程公司工会：《实行经理负责制后如何加强民主管理》，《施工企业管理》1985年第1期。

[69]佟玉春：《民主评议干部中存在的问题》，摘自齐齐哈尔钢厂职工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编《政工通讯》1986年第4、5期。

[70]如徐震《扫除学术民主的障碍》，《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 1979年第2期。

[71]如《人民音乐》在1978年末为学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而召开的“发扬艺术民主加强艺术实践”座谈会，而当时几乎所有文艺组织都在热议“艺术民主”。

[72]沈宗汉：《增强民主观念和法制观念改进审判作风》，《人民司法》1982年第9期。

[73]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争政治工作经验总结审编小组编：《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争政治工作经验总结》（第一册），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

[74]当然，上述“文革”中的对话双方之所以竞相宣称自己符合“大民主”，除了“人民”的道德压力，毛泽东的政治压力也是重要因素，只不过这里强调的是前者。

[75]张明澍：《中国“政治人”：中国公民政治素质调查报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46—47页。但后一个调查需要指出，缺少“经过选举”这一代表“民主”的选项，而强调作风和能力的选项过多，也可能导致调查结果有偏误。但这也说明，或许连研究者自己都不能时时意识到民主程序的重要性。

[76]Alain Badiou，The Democratic Emblem，in Giorgio Agamben et al.，Democracy in What State？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11.

[77]在中央编辑并随后向社会公布的学潮材料中，“三权分立”和“多党分权”再次成为批判的焦点，参见中共中央宣传部编《动乱真相与“精英”的表演》，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08、125页。

[78]即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农研中心发展研究所、中信国际问题研究所和北京青年经济学会，这些机构均由党内理论干部牵头，其成员兼收党内外知识分子。

[79]对激进派压倒温和派的过程讨论，参见邹谠《二十世纪中国政治——从宏观历史与微观行动的角度看》，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79—195页。

[80]［英］约翰·阿克顿：《自由史论》，胡传胜等译，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第181页。

[81]［美］塞缪尔·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刘军宁译，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54页。

[82]邓小平：《坚持社会主义，防止和平演变》，《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44页。

[83]邓小平：《在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时的讲话》，《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02页。

[84]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坚持改革开放。

[85]邓小平：《在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时的讲话》，《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62页。

[86]江泽民：《在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上的讲话》，《江泽民文选》（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87]《人民日报》社论：《旗帜鲜明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人民日报》1989年6 月23日。

[88]《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近期做几件群众关心的事的决定》，《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89]《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决定》，《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90]赵鼎新在20世纪90年代进行的回访也得出了类似的结果，市民在运动中更关心绩效合法性，而知识分子和大学生要加上意识形态和选举合法性，参见Dingxin Zhao，The Power of Tiananmen： State-Society Relations and the 1989 Beijing Student Movement，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1。

[91]当然，按制度主义的经验，“政策”做得多了也会变成稳定的“制度”，但这是一个漫长而充满偶然的过程，绝非两三年的强行整顿可以完成。参见［美］詹姆斯·马奇、［挪威］约翰·奥尔森《重新发现制度：政治的组织基础》，张伟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版。

[92]《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知识分子工作的通知》，《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93]如李培湘《简论两种民主的根本区别》，《高校社会科学》1990年第5期。在学术会议上，这也是必须首先声明的基调，如蒋兆康《中国法学会法学基础理论研究会第四次年会综述之一》，《中国法学》1990年第5期；肖少秋、张进勇《全国党校纪念建党70周年理论研讨会观点综述》，《党校科研信息》1991年第19期、第Z2期。

[94]如周新城《民主社会主义若干理论观点评析》，《学习与研究》1991年第9期；俞思念《“民主社会主义”的缘起与本质》，《社会科学研究》1992年第4期；杨苓华《浅谈民主社会主义的“走红”》，《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1992年第2期。

[95]如孙国华《民主建设必须纳入法治轨道》，《中国法学》1990年第5期。

[96]Yusheng Lin，The Crisis of Chinese Consciousness： Radical Anti-traditionalism in the May Fourth Era，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1979.

[97]余英时：《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激进与保守——香港中文大学25周年纪念讲座第四讲》，李世涛主编《知识分子立场——激进与保守之间的动荡》，时代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

[98]同上书，第3页。

[99]姜义华：《激进与保守：与余英时先生商榷》，（香港）《二十一世纪》1992年4月号。

[100]姜义华：《20世纪中国思想史上的政治保守主义》，李世涛主编《知识分子立场——激进与保守之间的动荡》，时代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

[101]余英时：《再论中国现代思想中的激进与保守》，（香港）《二十一世纪》1992 年4月号。

[102]［英］迈克尔·欧克肖特：《政治中的理性主义》，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版，第126页。

[103]公民联合基础之上的法治正是奥克肖特所保守的内容，可见真正的保守主义者并非不关心“东西”本身，更不是无条件地承认现状。参见Michael Oakeshott，On Human Conduct，Clarendon Press，1991。

[104]《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1987年11月24日六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三次会议通过，1988年6月1日起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1989年12月26日七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1990年1月1日起施行。均引自中国法律法规检索系统http://law.npc.gov.cn： 87/home/begin1.cbs。

[105]《彭真年谱》（第五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459—460页。

[106]统计出自梅丽红《当代中国民主政治建设——中国共产党探索之路》，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67页。

[107]出自徐勇《重心下沉： 90年代学术新趋向》，《社会科学报》1991年11月14日。

[108]至少是“希望”，抱着试试看的心态。

[109]［英］迈克尔·曼：《社会权力的来源》（第二卷上），陈海宏等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7年版，第68—72页。

[110]Michael Mann，The Sources of Social Power，Volume 3，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2.

[111]即在基层政权的领导岗位中，共产党员、党外进步分子和中间分子各占1/3。

[112]彭真：《晋察冀边区各项具体政策及党的建设经验》，《彭真文选》，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7页。

[113]彭真：《通过群众自治实行基层直接民主》，《彭真文选》，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10页。

[114]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0页。

[115]同上书，第371页。

[116]杜明明、徐庆全：《田纪云谈1992年中央党校讲话》，《炎黄春秋》2009年第3期。

[117]田纪云：《中国农业和农村的改革与发展问题》，《中国农业和农村的改革与发展》，中国农业出版社1999年版，第689页。

[118]《人民日报》社论：《改革的胆子再大一点》，《人民日报》1992年2月24日。

[119]江泽民：《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江泽民文选》（上），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19页。

[120]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4页。

[121]李泽厚：《致〈二十一世纪〉杂志编辑部的信》，（香港）《二十一世纪》1994 年6月号。

[122]此语出自让－弗朗索瓦·利奥塔《后现代状况》，湖南美术出版社1996年版，第36页。

[123]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将这一逻辑推至极端，认为学者都成了不同权力和资本所有者的“代言人”。如前所述，很多分化是因为个人认知的局限和价值认同的多元化。

[124]王晓明：《“人文精神”论争与知识分子的认同困境》，陈清侨编《身份认同与公共文化：文化研究论文集》，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125]王蒙：《躲避崇高》，《读书》1993年第1期。

[126]王蒙：《人文精神问题偶感》，《东方》1994年第5期。

[127]当然，开始尝试选举的村民除外，这里的民众更多指城市精英和中产阶级。

[128]［英］埃德蒙·柏克：《法国革命论》，何兆武、彭刚译，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这些经典著作版本越来越多，这里列出的都是中国大陆第一版的出版时间，以下同。

[129]［法］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董果良译，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旧制度与大革命》，冯棠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

[130]［法］邦雅曼·贡斯当：《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之比较》，刘军宁等编《公共论丛·自由与社群》，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

[131]［美］约瑟夫·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吴良健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

[132]［英］弗里德利希·冯·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邓正来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通往奴役之路》，王明毅、冯兴元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

[133]［美］乔万尼·萨托利：《民主新论》，冯克利、闫克文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134]出自李泽厚、刘再复《告别革命》，（香港）天地图书公司1995年版。

[135]刘军宁：《为什么民主必须是自由的？》，《共和·民主·宪政——自由主义思想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

[136]刘军宁：《直接民主与间接民主：近义，还是反义？》，《共和·民主·宪政——自由主义思想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01页。

[137]燕继荣：《现代民主与中国民主观念的反思》，《探索》1996年第2期。

[138]徐友渔：《自由主义还是社会民主主义——浅议宪政原理》，《江苏社会科学》2003年第6期。

[139]张曙光：《个人权利与国家权力》，刘军宁等编《公共论丛·市场逻辑与国家观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版。

[140]参见季卫东《中国：通过法治迈向民主》，《战略与管理》1998年第4期；张文显《建立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法律体系——政治法应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法学研究》1994年第5期；童之伟《论法治民主》，《法律科学》1998年第6期。

[141]邓正来、景跃进：《构建中国的市民社会》，《中国社会科学辑刊》1992年第1期。

[142]刘军宁：《市场与宪政》，刘军宁等编《公共论丛·市场逻辑与国家观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24页。

[143]汪丁丁：《论公民社会与“资本主义”的实质》，《经济发展与制度创新》，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144]当然，王铭铭、杨念群等关注历史上的宗族和自治的学者除外，他们受海外汉学影响，较早地开始反思中国是否存在西式二元对立的市民社会。不过他们并未直接对当下中国社会发言，其思想立场也并不属于自由派。

[145]邓正来：《国家与社会——回顾中国市民社会研究》，张静主编《国家与社会》，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77—278页。

[146]许纪霖：《从范型的确立转向范例的论证》，张静主编《国家与社会》，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147]汪晖在访谈中曾提到，“新左派”最初是一个诋毁性的标签，他本人更愿意接受“批判性知识分子”的称号，参见Wang Hui，Fire at the Castle Gate，New Left Review，2000，Vol.6。本文在接下来的叙述中，不再区别使用“左派”与“新左派”。

[148]许多研究者称右派“亲西方”，左派“反西方”或者试图“超越西方”，这种区分并不可取，因为汪晖、甘阳、崔之元等的文章中随处可见对西方左翼理论的继承。他们反对的“西方”应当是“作为资本主义体系的西方”，这仍然是问题界定的差异。

[149]本文最早于1994年刊载于韩国期刊《创作与批评》，但在1997年重刊于海南思想杂志《天涯》后才在国内广泛引发反响。据汪晖说是因为之前国内“没人敢发表”，参见Wang Hui，Fire at the Castle Gate，New Left Review，2000，Vol.6。

[150]汪晖：《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天涯》1997年第5期。

[151]甘阳：《自由主义：贵族的还是平民的？》，《读书》1999年第1期。

[152]同上。

[153]甘阳：《走向“政治民族”》，《读书》2003年第4期。甘阳在结尾处注明，此文作于1996年。

[154]朱学勤：《1998：自由主义学理的言说》，《南方周末》1998年12月25日。

[155]汪晖：《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天涯》1997年第5期，第136—137页。

[156]汪晖：《“新自由主义”的历史根源及其批判》，《台湾社会研究季刊》2001年第42期。

[157]韩毓海：《漫长的革命——毛泽东的社会主义》，公羊主编《思潮：中国“新左派”及其影响》，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

[158]类似的观点还有崔之元《发挥文革中的合理因素》，《亚洲周刊》1996年3月26日。

[159]徐友渔：《三评90年代“新左派”：“新左派”的学风》，公羊主编《思潮：中国“新左派”及其影响》，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81页。

[160]王绍光：《关于市民社会的几点思考》，（香港）《二十一世纪》1991年12月号。

[161]王绍光：《效率、公平、民主》，（香港）《二十一世纪》1991年12月号。

[162]崔之元：《鞍钢宪法与后福特主义》，《读书》1996年第3期；《经济民主的两层含义》，《读书》1997年第4期。

[163]［美］戴维·赫尔德：《民主的模式》，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385页。

[164]当代认知科学也不断证明，情绪和直觉对人类判断的影响力，不仅先于，也强于理性和论证。参见Jonathan Haidt，The Emotional Dog and Its Rational Tail： A Social Intuitionist Approach to Moral Judgment，Psychological Review，2001，p.108。

[165]这种说法很常见，如汪晖《“新自由主义”的历史根源及其批判》，《台湾社会研究季刊》2001年第42期。

[166]在学界，即使是主张统合主义、认为知识分子参政机会“大大拓展了”的康晓光也不得不承认，“尤其是那些致力于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经济学家的建议，受到政府的重视和鼓励”。换句话说，术业在“经济”和“稳定”之外的知识分子，就没有那么受政府重视了。参见康晓光《经济增长、社会公正、民主法治与合法性基础——1978年以来的变化与今后的选择》，《战略与管理》1999年第4期。

[167]江泽民：《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江泽民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4页。

[168]李锐：《接受历史教训，加强党内民主——关于防“左”的感想与意见》，本文原为李锐写给中央领导人的信，后发表于《改革》1998年第1期。

[169]如胡伟《党内民主与政治发展：开发中国民主化的体制内资源》，《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 1999年第1期。相对而言这种探路性的话语更常见，像应克复一样构想代表大会常任制等具体制度的论著要少得多。但即使是这种难得的思考，也并未超越20世纪80年代政改室的框框。参见应克复《党内民主的关键是健全党的代表大会制度》，《唯实》2001年第Z1期。

[170]《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建设几个重大问题的决定》，《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171]如孙学玉《政务公开——社会主义民主的广泛实践》，《社会科学》2000年第6期。

[172]郎友兴、何包钢：《村民会议和村民代表会议——村级民主完善之尝试》，《政治学研究》2000年第3期。

[173]于洪生：《村民公决：一种鲜活的基层民主形式》，《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00年第4期。

[174]贺雪峰、仝志辉：《民主如何进入乡村社会》，《社会科学研究》2000年第2期。

[175]俞可平：《增量民主：“三轮两票”制镇长选举的政治学意义》，《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0年第3期。

[176]党国英：《“两委合一”乡村民主政治的重要发展》，《中国改革》2001年第5期。

[177]唐兴霖、马骏：《中国农村政治民主发展的前景及困难：制度角度的分析》，《政治学研究》1999年第1期。

[178]党国英：《“村民自治”是民主政治的起点吗？》，《战略与管理》1999年第1期，第94页。

[179]彭真：《通过群众自治实行基层直接民主》，《彭真文选》，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08页。

[180]卢汉龙：《发展社区与发展民主：我国基层社会的组织重建》，《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1999年第3期。

[181]孙柏瑛等：《社区民主参与：任重道远——北京市区居民参与社区决策情况的调查与评析》，《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01年第2期。

[182]《邓小平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364页。

[183]朱镕基：《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的报告》，《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184]参见国务院新闻办网站的白皮书汇总，http://www.scio.gov.cn/zfbps/index.htm。

[185]江泽民：《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更好地做到“三个代表”》，《江泽民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页。

[186]《人民日报》评论员：《始终代表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论关键在党》，《人民日报》2000年3月5日；《始终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二论关键在党》，《人民日报》2000年3月7日；《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三论关键在党》，《人民日报》2000年3月9日。

[187]《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的决议》，《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45页。

[188]当然，这里的代表性当然不是自由主义语境下，自下而上的“选举式”的代表；而是列宁主义语境下，自上而下的“使命式”代表。详细区分参见景跃进《代表理论与中国政治——一个比较视野下的考察》，《社会科学研究》2007年第3期。

[189]江泽民：《在全国组织部长会议上的讲话》，《新时期党的建设文献选编》，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42页。另见宋平《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原则，把我们党建设得更好》，《新时期党的建设文献选编》，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190]江泽民：《关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江泽民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31页。

[191]公安部：《公安机关处置群体性治安事件规定》（公发〔2000〕5号）。

[192]胡联合、胡鞍钢、王磊：《影响社会稳定的社会矛盾变化态势的实证分析》，《社会科学战线》2006年第4期。

[193]胡锦涛：《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妥善处置群体性事件》，《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5页。

[194]中共中央办公厅：《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中央处理信访突出问题及群体性事件联席会议〈关于积极预防和妥善处置群体性事件的工作意见〉的通知》，（中办发〔2004〕33号）。

[195]当然，各方在群体性事件的利弊影响和解决手段上仍然存在巨大的分歧，对话和沟通的效果也未必立竿见影，但问题能够摆出来，能有共同的话语，已是进步。

[196]于建嵘：《从刚性稳定到韧性稳定——关于中国社会秩序的一个分析框架》，《学习与探索》2009年第5期；《压力维稳的政治学分析——中国社会刚性稳定的运行机制》，《领导者》2010年第7/8期。

[197]类似的见解如任剑涛《从冲突理论视角看和谐社会建构》，《江苏社会科学》2006年第1期；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社会发展研究课题组《以利益表达制度化实现长治久安》，《领导者》2010年4月号。

[198]语出自于建嵘《安源实录：一个阶级的光荣与梦想》，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199]荣剑：《中国自由主义“第三波”》，http://www.21ccom.net/articles/sxwh/ shsc/article_ 2012111571062_ 3.html。

[200]2003年3月，湖北青年孙志刚因无证被广州收容人员救治站强行收留，不久后被殴打致死。此事引发了媒体的大规模追踪报道，众多学者也接连上书人大审查收容遣送制度。

[201]王怡：《从民权到民主：自由主义的渐进思路》，凤凰周刊编《中国意见书》，中国发展出版社2011年版，但原文最初发表于2004年；徐友渔：《进入21世纪的自由主义和新左派》（上），引自http://blog.sina.com.cn/s/blog_ 475942ab01000aku.html。

[202]参见郎咸平《海尔变形记：漫长的曲线MBO全解析》，《财经时报》2004年7 月31日；郎咸平《在“国退民进”盛宴中狂欢的格林柯尔》，曹兼善主编《郎咸平旋风始末》，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203]如何清涟《现代化的陷阱》，今日中国出版社1998年版。何清涟也因此被一些人看作新左派。

[204]分别参见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1997年10月）》《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2000年7月）》《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2014年7月）》，http://www.cnnic.net.cn/hlwfzyj/hlwxzbg/。

[205]城市和农村之间的电子鸿沟是极大的，到2014年，中国网民中农村人口仍然只占28.2％。参见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2014 年7月）》，http://www.cnnic.net.cn/hlwfzyj/hlwxzbg/。

[206]［美］凯斯·桑斯坦：《信息乌托邦：众人如何生产知识》，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7—9页。

[207]这里定义的“左派”不仅推崇平等和毛泽东时期，而且强调大政府和国家权力，这与80年代和左右之争中已经有所不同了，这一转变将在后文详细讨论。

[208]马得勇、张曙霞：《中国网民的“左”与“右”》，（香港）《二十一世纪》2014 年4月号。

[209]微博上大部分意见领袖都通过了网站的VIP实名认证，故得名“大V”。

[210]刘军宁：《再怎么强调自由都不过分》，萧三匝编《左右为难——中国当代思潮访谈录》，福建教育出版社2012年版。

[211]高全喜：《中国自由主义的政治成熟》，《思想》2012年第21期。

[212]胡锦涛：《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484页。

[213]《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465页。

[214]《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650页。

[215]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引自国务院新闻办网站，http://www.scio.gov.cn/zfbps/gqbps/2005/Document/308065/308065.htm。

[216]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引自国务院新闻办网站，http://www.scio.gov.cn/zfbps/gqbps/2005/Document/308065/308065.htm。

[217]当然，2008年以来以“四万亿”为代表的经济政策在刺激增长上确有成效，在经济结构上却不甚健康，尤其是偏重政府国企和基础建设的资金流向，与政府缓解贫富差距、扩大民众内需的吁求是相悖的。本节的重点不是评判经济政策，而是在于，表面上的高增长的确激发了部分政府官员和学者的信心，国外政界和学界对中国表现的总结和赞扬参见Shaun Breslin，The“China Model”and the Global Crisis： From Friedrich List to a Chinese Mode of Governance？ International Affairs，2011，87 （6）。

[218]如罗艳华《对亚洲民主的几点思考》，《国际政治研究》1997年第4期；李路曲《论“亚洲式民主”》，《战略与管理》1999年第6期。

[219]张维为：《中国震撼：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65—84页。此节后面的“八大特点”同样有此问题。

[220]潘维主编：《中国模式——解读人民共和国的60年》，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年版，总论部分。

[221]王绍光：《中国的“代表型民主”》，《中共杭州市委党校学报》2014年第1期。

[222]杨光斌：《治理民主：民主研究的新进程——对话杨光斌教授的民主理论研究》，《中共四川省委省级机关党校学报》2014年第5期。

[223]杨光斌：《社会权利优先的中国政治发展选择》，《行政论坛》2012年第3期。

[224]许纪霖：《进入21世纪以来的国家主义思潮》，《当代中国的启蒙与反启蒙》，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53页。

[225]［英］迈克尔·欧克肖特：《政治中的理性主义》，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版，第126页。当然，如前所论，这种“东西”到底是什么，在不同国家里肯定不一样。

[226]不包括理论界。

[227]Tianjian Shi and Jie Lu，The Shadow of Confucianism，Journal of Democracy，2010，Vol.21，No.4.国内外还有不少实证研究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如张明澍《中国人想要什么样民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不过张明澍著中的问题选项设置似乎不太合理，不如史天健及其经常引用的“亚洲民主调查”（ABS）。

[228]Francis Fukuyama，Democracy and the Quality of the State，Journal of Democracy，2013，Vol.24，No.4.

[229]杨光斌：《作为民主形式的分权：理论建构、历史比较与政策选择》，《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2年第6期。

[230]最能反映当前这一趋势的论述当属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参见《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新华网，http://www.sn.xinhuanet.com/2013－11/16/c_ 118166672.htm。

[231]景跃进：《关于民主发展的多元维度与民主化序列问题——民主化理论的中国阐释之二》，《新视野》2011年第2期。

[232]欧树军、王绍光：《超越“代议制”的民主四轮驱动》，《社会观察》2012年第8期。

[233]Ronald Inglehart and Christian Welzel，Modernization，Cultural Change and Democracy： The Human Development Sequenc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5.

[234]Francis Fukuyama，What is Governance？ Governance，2013，Vol.26，No.3.

[235]如杨晓青《宪政与人民民主制度之比较研究》，《红旗文稿》2013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