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从施努来到夏曼·蓝波安
认识夏曼·蓝波安是在1986年夏初，那时候他的名字叫做施努来，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地方户政人员任意给达悟人（雅美人）
安上的汉名。1986年9月，施努来的长子在台北中兴医院出生，后来命名为施·蓝波安（汉语音译）。“施”乃是达悟族人婚前或婚后尚未生子的泛称，蓝波安才是名字。施·蓝波安出生后，施努来依达悟族群习俗从长子名，成为蓝波安的父亲，达悟语就叫做夏曼·蓝波安。不过，这些汉译的姓氏，都是在20世纪90年代经过“原住民正名运动”的争取后才有的结果。在这一层意义上，夏曼·蓝波安不喜欢听到不知情的朋友还叫他施努来。
1984年，“台湾原住民权利促进委员会”所推动的“台湾原住民运动”，曾广泛地唤起并吸纳了台湾各族群之中接受现代教育的高层知识分子，特别是游离在统治势力所刻意培植的族群知青系统之外，对统治者未有人身依附而深具反抗意识的青年。1986年之后几年，施努来在台湾北部地区干各种零工，开计程车谋生。那时节也正是80年代中至末期台湾各个范畴的社会运动勃发旺盛的时期，广泛的“原住民民族运动”自然也不例外。就在这样的社会情势之下，施努来的生命走上了达悟人追求自主的漫长而艰困的道路。他开始逐步参与了针对达悟人世居地——兰屿——于1988年春节过后展开的反抗核废料储存兰屿的运动。
“原住民运动”在当年，由于各级议会皆由统治势力所培植的人选把持，反对力量在政治经济的总体压制下难有作为。另一方面又因运动的推动者，绝大多数是滞居于都会边缘谋生的各族群知青，他们本身自少年时代即被切断了母文化孕育时期的脐带在外求学，以至于除了血统和遗传之外形成了与母文化之间的巨大断层和隔阂。当年的都会运动形式，由于推动者与母体文化和生存课题脱节，逐渐暴露了运动能量涣散、目标凌乱分歧等残酷的现实。相对于这样的困境，一场自我价值与运动意义的质疑、反省与追寻，也悄悄地在各族群渗透进知青的思维中，激荡着他们的心灵。80年代末进入90年代初，施努来经历了一场严肃的自省，决定从台湾回到兰屿。这个重大的决定大概涵括了双重的意义：其一是在台湾现代商品经济的维生困境与挫伤中，寻找存在于母文化自然经济中的力量；其二是从日渐老迈凋零的父兄身上，追寻少年时期被斩断、日后蒙上污名的母文化精髓，从中学习并吸吮它独特的滋养，从而清洗污名，重建人的尊严。
返乡后不久，施努来经过一番与户政人员的斗争后，正式改名为夏曼·蓝波安，开始默默地为自己的小家庭建造家屋。一面从父执辈的口述中记录整理族群独有的口传文学；一面苦苦地思索童年与成长的往事。正如他在《台湾来的货轮》一文中所说的：“我已回到兰屿定居了，依然思考回想儿时60年代的情景。”“货轮承载雅美孩童的希望，年轻人的彷徨，老年人的焦虑。”蓝波安试图清理童年岁月中，是何种诱因驱使生命背离传统的古老价值。
直到蓝波安开始学习潜水射鱼，具体地接受海洋生产者的洗礼，他的生命才开始正面挑战来自施努来时期所遗留的包袱和阴影，揭开了身为夏曼的生存斗争序幕。这个时刻，夏曼·蓝波安已经和他的达悟父祖一样，顽强而尊严地立足于人类原始生产者的坚石上了！
《冷海情深》一书所收录的十二篇文章，从写作内容与时间秩序读来，大致可以描绘出从施努来到夏曼·蓝波安，从兰屿到台湾再回到兰屿的过程里，战后的达悟父亲，从蒙尘到清洗与再造的轨迹。
《夏本·米多力的故事》属于达悟人的口传文字，《台湾来的货轮》前面已概略提过。其余的十篇作品皆集中于以下的几个互为表里、不可分割的主题：
（一）回乡后透过与父执辈的接触、引导，实际参与达悟族群至今仍维系在父执身上的传统社会活动：历法、生产作息、人际互动、生产分配、祭祀、礼仪、生产工具的建造（雅美舟）等。从实际参与的个人经验，累积自己与父兄们以母语对话的内容，分享并学习经验世界中的教训和智慧，同时进入族人传统的生命价值、生存态度与思维的广大世界。
（二）潜水射鱼的劳动过程，促成了人对海洋与各种海洋生物的认识。这一层独特的生产方式，不仅收获了物质上的劳动成果，同时确立了猎食者与被猎食者共同的对生命的尊重和深刻的爱惜。
（三）在原始共产社会的自然经济中，劳动者的智慧与尊严，极其深刻地对照了现代商品经济中劳动者的窄化、异化与固定化。夏曼·蓝波安从独立的个人依附于现代社会的政治与经济构造上的重重网罟中突围，挣扎着试图夺回达悟族人与人的尊荣，清洗被汉化、被异化、被窄化的人的屈辱。
《冷海情深》乃是夏曼·蓝波安返乡多年的生存斗争，展现在文学领域上的成果。就“原住民运动”的角度来看，这项成果的力量不仅突破了80年代末的运动困境，更坚决地挑战着近年来“原住民祭典”观光化、“原住民文化”珍奇化与消费化的社会愚昧。
就文学创作而言，本来没有什么“原住民文学”，有的只是人的文学，是人面对悲喜无常的生命过程所呈现的各种各样的容颜。夏曼·蓝波安近年来的创作，不仅在“有海洋气味的作品”上独树一格，深具特异的魅力，更重要的是他作为一个人，作为一个达悟人，在现代台湾社会的政治经济构造中被裹挟、压迫与控制的深刻难题中，显现了敢于斗争的本色。他曾隐忍地听到父亲说他已退化的评语；他第一次射获浪人鲹，疲惫地在小岛礁岩上孤独地呐喊；妻子对他不善于赚钱养家的责难；他的无怨无悔……他的喜悦与悲伤、呐喊与沉默，都出于对生命的至诚，撼动人心。
1996年底，在夏曼的家里，他提起出书的事情，又提起要我代序的事。我自认无力把序作好，却又无法推辞，只有读者与作品对话才是最实在的事情。
关晓荣
1997年1月20日 台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