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办真正的银行
政策与市场再定位
成立四年，经第一届领导班子筚路蓝缕的创业，国开行在三峡工程、南水北调、广东岭澳核电站等国家重点项目中初露锋芒，在国内经济金融界声名鹊起。截至1997年底，国开行资产总额已达3811亿元，中长期贷款余额3652亿元，国家重点建设项目中80%以上项目都是国开行支持的。
但这家刚刚度过襁褓期的政策性银行，实际上仍是财政杠杆的延伸，缺乏信贷决策自主权，换言之，它还算不上一家真正意义上的银行。加上内部管理不完善，整个社会的信用观念和信用体系滞后，以及经济形势急剧变化，国开行的问题同成绩一样引人瞩目。
比如，资金来源基本上完全依靠计划分配。全行资金来源中，90%是金融债券，10%是财政资金。由于国开行债券不能上市流通，流动性差，商业银行又没有认购的自主权，逐渐对行政式派购产生了抵触情绪。
再者，资金运用方式也比较单一，资产结构不尽合理。国开行贷款集中度高，全行70%的贷款集中在煤炭、石油加工及炼焦、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电力生产和供应、铁路运输五大类行业。
尤其让这位新行长忧心忡忡的是，截至1997年底，全行不良贷款率高达42.65%，意味着不良贷款超过1600亿元！
“说实话，当我第一次看到开行账本时，思想上还是没有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我没想到情况会这样不理想，面对这么多的不良贷款，我有点头痛。”陈元坦言。
按照五级分类法测算，当时全行信贷资产中：一类（正常）贷款占33.1%，二类（有缺陷）贷款占24.2%，三类（有问题）贷款占25.9%，四类（有严重问题）贷款占13.6%，五类（债权处置）贷款占3.2%。如果不马上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国开行未来的生存和发展都将是个未知数。
经过9次行长办公会、行务会反复讨论，1998年11月，陈元提出了“在市场环境下、银行框架内”办政策性银行的新思路。
那么，何谓“在市场环境下、银行框架内”办行？政策性银行的目标和定位是什么？如何看待政策性银行的政策性与效益性的关系？
陈元从外部环境和经营理念两个方面阐释：“目前开发银行所处的大环境已经是一个市场环境，这没有任何人能够改变；同时我们又是一个银行，要在银行的框架内开展工作。我们在很多方面能够发挥出商业银行力不能及的特殊的政策性金融作用，但我们不能超越市场环境，不能超越银行框架，否则就寸步难行，就无法生存。”(1)
他试图廓清一个基本理念，政策性银行是银行而非财政性机构，需要遵循银行经营的基本规律，讲求贷款的安全和收益。国家不会无限度地为国开行承担损失，如果持续亏损，将难以为继，最坏的结果就是资不抵债、破产清盘。所以，必须树立市场观念和风险意识，防范和化解贷款风险，讲求经济效益，提高投资质量；同时，要摒弃依靠计划选择项目的做法，抵制政府部门的不恰当干预，提高自主决策的空间和能力。国开行原有的信贷业务由“计委挖坑、国开行栽树”，发债靠行政摊派等老路也不能继续走下去。
“简单地说，我们要成为一家真正的银行，而不是一台政府的放款机器。”陈元说。
一场未圆的投行梦
1998年4月召开的行长办公会上，陈元还主持讨论了一个新的话题：开展投资银行业务。这个话题缘何而来？
1998年4月4日，中国在亚洲金融危机中惊魂甫定，刚就任总理的朱镕基在出访英国伦敦时，收到他昔日学生——高盛原执行董事李山的一份《中国国家投资银行筹建草案》，草案建议，“亚洲金融危机表明，投资银行技术对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性，绝不亚于核武器技术对一国军事安全的重要性。中国必须立即着手发展自己的世界一流投资银行，阻止外国投资银行垄断中国资本市场，增强中国经济抵御国际金融风险的能力”。草案后面还附有一份志愿回国效力的海外高级金融人才名单。
朱镕基被这份蕴含着拳拳报国之情的草案打动了，他也早有开办一家高水平投资银行的想法。当时，中央正对国民经济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对上万家国有企业进行战略性改组，需要扩大直接融资，发展资本市场。投资银行能直接服务于政府、企业和投资者，通过资本市场运作将三者结合起来。
几天以后，朱镕基把这个重任托付给了陈元，希望由国开行率先开展投资银行业务，尝试发展投资银行。他还在一次国务院办公会议上正式提出，要求国家开发银行转换职能，办成具有国际水准的投资银行。
陈元受此重托，就有了第一次行长办公会议上的讨论，并决定利用国内、国际资本市场为“两基一支”服务，建立投资银行机构，开展投资银行业务和资本市场运作。
后来接受媒体采访时，陈元回忆了当时的思路：“国开行一直想有更灵活的投资管理机构。国务院曾经希望国开行能办成中国的高盛，我也希望国开行在投资银行业务能力上有进一步的改进和提高。”
1998年4月，李山辞去高盛欧洲企业并购部执行董事的职务，组织香港、纽约、伦敦、东京、新加坡等地多位立志回国服务的投资银行家回到国内。5月，国开行成立了阵容豪华的国家投资银行筹备组，陈元担任组长，李山担任副组长，成员还包括汪潮涌、王兟、葛甘牛、项兵等投资银行家，希望打造“一个国际水准的、与传统的国营金融机构不同的新投资银行”。
国开行董事会秘书陈民也是筹备组成员之一，他回忆，为了吸引海外的金融优秀人才回国效力，国开行还开出了50多万年薪、配车、配房的优厚条件。
按照筹备组的设想，这家投资银行要服务于国有大型企业的发展、收购、兼并等活动，并在境内外提供股票上市、债券发行、贷款、投资等全方位的金融服务，担当政府在资本运营方面的助手。在机构和牌照方面进展也很快，1998年底，国开行将中国投资银行整体纳入，获得一张珍贵的“中”字头投资银行招牌。随后准备向证监会申领资本市场业务许可证。
但事与愿违，受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1999年，全国对证券公司进行清理整顿，要求银行与之脱钩。同年《证券法》颁布，明确规定“银行业和证券业分业经营”，国开行组建投资银行的梦想就此终结。筹备组随之解散，投行家们壮志未酬，失意而散。
但是，国开行始终没有放弃做投行业务的愿望。1999年，国开行第一次开展了财务顾问业务，又趁承销三峡债的契机，向国务院争取企业债券承销资格，2000年获批，并以副主承销身份进入该领域。1999年，国开行的不良资产剥离方案获国务院批准，启动了债转股。为了拓展投行业务，国开行后来还组建了投资业务局。
(1) 戴相龙．回顾1997年全国金融工作会议［J］．中国金融，2010（19-20）：28.
(2) 贾康．欣逢大时代意气论兴亡——忆20世纪80年代中青年经济改革研究活动［J］．中国财政，2008（20）：70-71.
(1) 资料见于http://money.163.com/13/0312/01/8PNTQMHE00253B0H.html。
(1) 摘自陈元同志在1998年11月国家开发银行深化信贷改革动员大会上的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