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经济结构新视角：工业与金融业分工互动

经济理论要将现实经济系统投射到一个能体现该系统最基本特征的分析空间上。如果长期经济增长受到金融与研发（R&D）的驱动，那么理论分析空间就要包括这个基本特征。通过技术创新与金融创新驱动经济转型发展，促进产业变迁，实现经济追赶甚至超越（比如我国的“十三五规划”和改革开放战略），应当重点研究宏观经济结构的动态规律，而不是渐进的、边际上的效率改进。微观层面的技术创新与金融创新活动，在宏观上会呈现出产业部门的结构性变化，但新古典经济学的总量分析方法不能反映经济的结构特征，由各部门产出加总得出的GDP数据丢失了有关经济结构的信息，难以说明结构转型的发展规律。因此，从宏观视角研究经济发展规律，可以应用发展经济学的结构分析法，为分析金融与研发（R&D）的关系寻找一个比新古典经济学更合理的理论空间。

在发展经济学的早期阶段，结构主义占据主流位置。结构主义认为不存在适用于一切国家发展的经济理论，强调要从发展中国家的特殊结构去分析经济问题。(1)结构主义关注的重点是结构刚性（the structural rigidities）和制度刚性(the institutional rigidities)，并且着力解释某些特定的结构刚性或部门刚性，劳动力二元市场是最常见的结构刚性之一，农业、运输、动力和进出口行业被认为是最具刚性的几个部门。他们还从某些非经济要素，如环境因素、资源总量再配置、技术状况等角度来解释非均衡。在具体分析方法上，结构主义者强调供需的不可分性，反对新古典主义者的线性同质生产函数的假定。例如，罗森斯坦指出，不同部门的生产函数并不都是线性和同质的，这类生产函数不符合现实，如果它们存在就意味着不存在规模经济或聚集经济（economies of agglomeration），没有企业家才能，不存在最低限度的数量即界限（threshold）。(2)

为了研究“转型发展”的结构变迁规律，我们回归到将分工作为增长基础的经济学传统，从部门结构的视角建立增长理论新的研究起点。

一、从结构主义的视角解释经济发展

“结构主义”一词最早出现于20世纪50年代关于拉丁美洲通货膨胀问题的结构主义与货币主义的争议之中，1965年经钱纳里使用后推广流行。(3)余永定认为，结构主义是发展经济学中强调经济的结构特征的一个流派。他引用了几个定义，例如，1983年哈佛大学教授泰勒（Taylor）在《结构主义宏观经济学》的定义“在一个经济体中，如果其制度和成员的行为，使得某种特定的资源配置和演化方式远比其他方式更有可能出现，这个经济就具有结构”；荷兰第尔堡大学的拉（Thijs ten Raa）在《结构经济学》中的定义“经济结构包含三要素：生产者拥有技术、资源禀赋和居民消费偏好”；威廉姆森（Williamson）提出“结构经济学所要研究的是，经济体财富的存量（资本）和流量（收入）的分配不均，对作为整体的经济运行的影响”。(4)从这些定义可以看出，能够呈现出结构性特征或者能称为经济结构的研究对象有很多，因此理论体系显得松散，甚至一些被称为结构主义的发展经济学家都不认为自己是结构主义者。但有一点是共通的，结构主义都会涉及到产业结构，典型的是发展经济学关于工业与农业的“两分法”。例如，德怀特·H.波金斯（Dwight H.Perkins）等指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有一种经济结构变化模式是很清晰的，随着人均收入的增长，工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也会上升……多数人从农业区和农耕职业流向城市和工业岗位(5)。著名的刘易斯“二元经济结构理论”就是一个工农业两部门模型。发展中国家并存着农村中以传统生产方式为主的农业和城市中以制造业为主的现代工业，经济发展理论提出的工农产业结构是现实经济结构的一种映射。此外，在工业部门内部也存在结构变化，走工业化道路的国家，通常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起点，然后转向更加复杂的资本密集型工业。

我们再追溯到古典时代，古典经济学家关注的焦点是分工对经济发展的含义，斯密定理即认为分工是经济增长之源。经济结构也是分工结构，是分工的结果和宏观表现。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出，财富的自然增长次序是，社会资本首先应当投入农业，然后投入制造业，最后才投到商业，这个次序在欧洲所有现代国家中却在许多方面被完全颠倒了。(6)李嘉图也在《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中提出过一个工农业两部门模型。

分工形成产业异质性，是结构分析的基础。如果产业或经济部门都是均质的，就不需要做结构划分。立足于产业异质性的经济分析，在古典经济学时代非常普遍，到新古典时代同质性的经济分析才成为主流。亚当·斯密在《国富论》第十章中以一整章的篇幅论工资和利润随劳动和资本的用途不同而不同的原因，部分是由于用途本身，部分是由于欧洲各国政策的差异。他所做的分析包括各行各业，是一个包括很多部门和产业的经济结构，比如，新行业与旧行业，国内贸易与国际贸易，渔夫、猎人、铁匠、佃农、技工、药剂师、保险、商人等各种职业。(7)马克思的《资本论》有很明显的非均衡和产业异质性的结构分析特征。《资本论》第一卷指出，机器的采用将对旧的手工业和工场工业中的工人带来灾难性的影响。这种“毁灭性的创新”在经济现象上表现为产业结构的变迁，与熊彼特的发展理论接近，技术变革和产业组织变革都有非连续性和动态特征，而且是内部自行发生的变化，不是从外部强加的。(8)马克思也指出，随着信用制度和证券市场的发展，货币资本积累和现实资本积累间呈现出复杂关系，应该从虚拟资本的角度研究货币资本与现实资本之间的关系，着重说明二者之间的区别，以揭示信用制度在经济危机中的作用。以上例子说明，经济系统存在各种产业结构以及结构变迁现象，不同的产业具有不同的功能。

由于发展中国家普遍农业占比高，工业化的经济体作为一个参照系和发展目标而存在，工业与农业的部门分工就构成了发展中国家主要的宏观经济结构，把工农业的关系设作发展经济学主要研究的产业结构，与发展中国家的实际经济系统比较接近。然而，发展经济学不能回答经济起飞之后怎么办的问题，而且中等收入国家与发达国家仍然要继续走结构转型和技术升级的发展之路，在很多国家，农业占比已经很低，资源配置和经济个体决策的外在结构就不能再以工农业两部门关系为基础。当代经济发展与增长理论要在同一个分析框架下研究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就应当根据实际的经济结构来重构理论分析空间，以体现实际经济结构中最基本、最重要的特征。

二、运用两部门分析法研究工业化后经济增长规律

针对工农业的两部门结构模型不能在一个框架内描述经济发展的问题，一个备选的解决方案是按照经济总量相对应的经济结构建立三部门（农业、工业、服务业）的模型，用以同时解释结构与总量的变化。如果能够很好地描述经济总量变化的结构原因，就可以将更多发展阶段包括在内，这个方向仍在努力探索之中。(9)我们还可以将经济系统的结构更加细化，但构造这样的理论很有难度，在三部门结构分析不能取得进展之前，更多部门的结构分析不太可能会成功。而且，行业太多就很难做到模型化和一般化，只能做案例式的对比分析。我们认为，虽然经济理论是经济现实的映射，但绝不可能将复杂的经济系统中每一个变量和参数都纳入经济理论之中。理论要解释最基本、最重要的产业关系，或者是针对某个经济发展主题而言是最基本、最重要的，这种基本关系的构成在不同发展阶段是可变的。

我们建议用另一组两部门关系来取代工农业。选择的两个产业虽然不代表经济和增长的全部，但只要它们之间的关系能够解释起飞后和工业化后的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不必是全部原因），即以技术变迁和结构升级为主要动力的经济发展，我们就可以将分工的两部门结构分析方法应用到工业化后的经济增长阶段。这类似罗斯托提出的主导部门分析方法，把国民经济总量分解为部门总量，反映吸收新技术和创新的主要部门的变动情况。(10)

那么，对发展有影响的内生的结构要素之中，哪些产业应当被看作是最重要的构成？或者说，为方便经济分析，即钱纳里所说的“至少把经济分解为两个部门”，应当选择哪两个产业或者部门作为分析的起点？这是我们接下来要解决的问题。

三、工业和金融业分工对现代经济增长的意义

上一节总结了现代经济长期增长受金融和技术创新的驱动，但是没有给出金融与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现在，我们需要证明这两者之间的互动是工业化之后经济增长的动力之一，这种动力的宏观表现就是工业与金融业两部门之间的关系。新增长理论认为科技进步是经济增长的引擎，而现代技术进步主要是工业的技术进步。因此，工业（Industry）(11)始终是决定经济增长的核心部门之一。我们将另一个部门选为金融业的理由是：第一，重大创新的扩散和产业化必定是个投资问题；第二，金融是现代经济重要的产业或者部门之一，中等收入和发达国家都不可忽视金融业增加值在GDP的占比及其吸纳的就业人数；第三，在市场基本成型的中等收入国家和市场成熟的发达国家，货币信用对工业发展都有重大影响。

金融业与工业两部门结构分析方法有经济学渊源。凡勃伦（Veblen）区分了“金融领导者”和“工程师”。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描述了金融部门与生产部门在资本职能上的分离。他使用了银行资本、生息资本、虚拟资本等概念与现实资本（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商品资本）、产业资本等概念做对比并指出，信用制度加大了资本集中的力度，推动资本兼并过程，一方面加速生产力的发展，另一方面又加深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加剧了各生产部门之间发展的不平衡，引起社会资本再生产比例严重失调。马克思用金融业与实业之间的关系分析经济动态非均衡和结构转换特征，其结论是金融业最终统治工业并带来经济危机。希法亭（Hilferding）在《金融资本》中分析了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分离以及这两部门的关系对资本主义经济产生的影响，他还使用“银行资本与其他形式的资本的关系”、“银行资本与产业资本的关系”、“货币资本和生产资本”作为同等意义的指称。在金融资本家与企业家职能分离的基础上，希法亭广泛讨论了经济结构变化的规律，描述了技术进步与金融之间的关系，以及两者对经济结构的影响。他认为，技术进步、商业方法的改进、市场范围和固定资产更新方式等影响货币资本闲置的数量和时间，这些导致资本闲置的所有因素都变成引发信用关系发展的重要原因，从而促使资本家分离为单纯的货币所有者和企业家。他的理论内生了分工、技术进步、企业组织和金融组织的产生以及经济结构调整，提出了金融调整经济结构的功能，比如把农业资本转入工业资本。由于企业固定资本投资“套牢”和银行的资本优势等原因，银行在经济依赖关系中占优，并且技术进步造成产业集中和银行集中。(12)

金融业与工业的分工以及两个部门相互作用对经济结构产生重大影响，这个观点在熊彼特的经济发展理论中占有重要地位。熊彼特指出，没有信用，现代工业结构就不可能创立，只有依靠货币和信用才能说明资本主义经济组织形式。资本家与企业家分开是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的重要支点。资本是一个发展的概念，信贷的本质是为企业家创造购买力，只有这样才能从完全均衡状态（他称为简单循环流转）中出现经济发展，这种功能是现代信贷的基石；货币市场或资本市场的主要职能是为经济发展筹措资金。他的创新和发展理论围绕着金融业和工业两部门的关系，用内生的动态非均衡分析，描述了收益递增、多重均衡状态（供给与需求曲线相交的多点问题）、不确定性等现代经济发展特征。熊彼特的经济发展理论被称为非均衡分析和制度学派的奠基石，进一步说明金融业和工业两部门分析法有理论的根源。弗里曼指出，熊彼特坚持认为成批的重大创新有赖于金融资本，在他的《商业周期》中谈金融比谈技术的篇幅还要多，但他的后续者忽视了这方面的工作。直到卡萝塔·佩蕾丝（Carlota Perez）开创性地解释了金融资本与技术革命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及这种关系对经济发展和非均衡带来的经济周期的决定性作用。(13)

卡萝塔·佩蕾丝对金融资本和生产资本作出比较清晰的定义，区分了资本在财富创造和财富积累过程中的不同形态，尤其是货币在不同形态中的作用，并把这两部门关系作为模型的基础。在她的模型中，金融资本代表重新配置与重新分配财富的行为；生产资本代表通过生产产品或提供服务（包括运输、贸易和其他提供实现条件的活动）而创造新财富的行为。两者的区别在于：金融资本流动性很强，本质是“无根的”，可以广泛地选择投资领域，面对风险时可以撤离；生产资本则由于设备专用性、特定地理区域和关系网络的限制等原因，被束缚于特定的领域，只有部分流动性。生产资本面对风险时处于路径依赖的情势下，只能在有限范围内寻找可供替代的方案，并且创新者一旦失败，可能一事无成，也就是说生产资本被“套牢”的程度比金融资本严重得多。她指出，尽管进步和创新的概念与生产资本联系在一起，但却是金融资本（无论来自家庭、银行还是天使投资）使新的企业家崛起。在技术革命生命周期，金融资本与生产资本的互动关系是解释技术变迁和经济结构调整，以及经济周期和金融危机的关键所在。(14)

正如熊彼特指出的，企业家和金融家就像相互依赖的“车之双轮”，共同推动创新，我们选择把金融业与工业两部门关系作为研究以技术创新为主要动力的现代经济发展规律的起点，有着经济学传统，而这个传统因为新古典经济学的均衡和边际分析范式以及发展经济学着重于前工业化时期的工农业两部门分析，一直被忽视了。建立起这个新的分析起点，就意味着要探究金融与技术创新之间的因果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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