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父亲的纪念集，似乎应该在周年祭的时候编成，但彼时情绪恶劣，难以理事。父亲走的第二年，勉强为他编辑出版了诗词集——《止止居诗词草》，终因情志孱弱，匆匆便向俗事中仓皇逃遁了。而今痛定，且因亲友一再敦促，遂下此意。附录的征稿函，可见缘起。

本书分四辑。第一辑为先父文存（有些文章的文献征引注释或与现在的学术规范不符，因无从核查原参考文献，今一仍其旧），下设四栏：1．辑录先父著作或编著的前言后记。观此可知父亲一生著书之概。2．选录先父文学、艺术方面的代表性论文。这些文章散见于期刊报端，向未结集，亲友当多所未见。3．选录父亲与本职相关的杂文，从中可管窥其编辑理念与忠于职守。4．选录父亲与家乡（出生地浦江与居住地杭州）文化建设有关文章，以见其热心桑梓的拳拳之意。第二辑辑录父亲生前师友的序跋、书评、荐函、专访。第三辑收录父亲身后亲友故交、乡贤弟子的怀念文章和诗词挽联，皆以观父亲在世人心中的“众生相”。第四辑列父亲讣告之后媒体消息、单位与个人致唁电，献鲜花、花圈、奠仪的名单（名单恐有遗漏，在此谨表歉意，尚望海涵），以表谢忱。父亲遗箧中尚留有千余封函札，其作者，不少乃当今大家名流，曾打算理董一部分出来，辟为“飞鸿”一栏，既可见当时学人交往之生态，又可添学坛一段掌故，转思信札之中多涉私事，又有著作权侵权之嫌，为维护私领域尊严计，旋作罢。或许以后为父亲编年谱时，可以有选择地摘入。

一、玉树葳蕤春秀早 勤耕苦种拚华年

父亲早慧，祖母、乡邻、叔叔姑姑们口里，曾流传着不少故事（见吴战堡《才略出少年》）。这固然与天资脱不了干系，但我以为最关键的，还在于父亲启蒙早，从小爱读书。

父亲出身书香门第（参见吴敢《吴溪流泽长》），十岁前还是可以看到不少家中的藏书。随着新中国之后山林尽归国有，又加之祖父早逝丧失唯一的经济来源，父亲志学之年家中已是赤贫。祖母卖尽了金银细软、古帖字画等一切可以换钱的物件以维生计，藏书自然也散失殆尽。父亲能够上大学，除了他自身争气得到天佑人助之外，与读书人家庭给予祖母的识见与信念也有极大的关系。父亲大学毕业，不顾夏承焘先生让再读研究生的挽留，即参加了工作，每月工资收入泰半寄给祖母以尽长子养家之责，扣留最基本的生活开支外，便所剩无几。他就从这点钱里做文章，千方百计地细抠买书（当时书价大多几毛）。父亲大三时开始谈恋爱，恋爱费用都由母亲承担，婚后，母亲亦帮着贴补他那一大家子。父亲藏书的“原始积累”，回思起来在我小学时便已初告战捷（因为在那时，我已经发现我家与别家的区别是书多，浦江老家的衣柜里、杭州安吉路家的架子上都有成批的书）。我判断母亲的经济援助，实于其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否则在饥荒年代，以命换书的惨烈程度似乎难以想象。此后四十年，父亲在与物质需求的日渐宽松的搏斗中，不断地积攒着藏书，满足着他日益增长的精神需求。终于在他有生之年，坐拥万卷，延续了“书香门第”的名号。

书对于父亲当然不是摆门面的装饰品，而是他赖以生存的必需品。父亲几十年如一日的勤奋已经成为了一种习惯，在我的记忆里，他在家的时光，不是在看书，就是在编书、写书。家对于很多人而言是一个休闲的所在，对父亲，则是他做学问的主场（在单位里他身为编辑，职责在于为人作嫁）。父亲的所谓休息，只是将文字训诂换作了唐诗宋词，或是将二十五史换作了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他觉得只要换一种门类的书进行阅读，脑子就已然得到了休息。无所事事、空手垂肩的日子，对他来说是不可想象的。“无一日释卷”这句话用在他身上，实无半点夸张的成分。“寒窗苦读”和“挑灯夜战”，是知识分子的群体影像，也是父亲沉淀在我脑海里挥之不去的记忆。

天道酬勤。父亲的勤奋，给他的学习与工作都带来了丰硕的收成。其成果大抵可从三个领域而言：

1．古籍整理与诗词研究。父亲从夏承焘先生学，以治中国古代诗词为专业，五十岁之前多费力于此。研究颇从文献整理与校注着手，有《唐诗三百首续编》《西湖散曲选》之编注，有《千首宋人绝句校注》《元曲三百首》之校注。《唐诗三百首续编》为补《唐诗三百首》“遗珠”之憾而作，被誉“能继其长而补其短，踵其事而增其华，所附的注释与辑评，阐微抉隐，多所发明，备见编选者的识见与学力，处处表露出编选者学殖深厚的鉴赏水平与审美情操。这样的‘正编’与‘续编’，合则双美，分则彼此独立，各有传世的存在价值”（吴熊和《<唐诗三百首续编>前言》）。《千首宋人绝句校注》“考订精审”“征引精赡”“注释精当”“品赏精妙”“校注与鉴赏相结合，具体与抽象相结合，感性与理性相结合”，是继钱锺书名著《宋诗选注》后“又一部独运灵光、唯精是求的宋诗选著”（肖瑞峰《独运灵光 唯精是求》）。又有《元曲三百首续编》以补《元曲三百首》之不足。父亲也长于义理，《文艺欣赏漫谈》《听涛集》《中国诗学》，立足于审美实践以总结文艺鉴赏规律，沉吟浸淫、含英咀华，得中国诗学之三昧。

诗词而外，父亲对宗教等传统文化多有涉猎，曾编辑《道教三经合璧》《佛学入门》，点校注释《佛教三字经佛教宗派注》，著有《佛教宗派述析》等。

2．编辑出版。父亲大学毕业后分配到浙江人民出版社，浙江古籍出版社成立后又到该社工作，直至退休。一生累计编书近百种，曾获国家、地区、省级各种荣誉证书。择其要者有：策划与合力主编大型书籍《夏承焘集》（八卷本）（与吴熊和、吴常云一起）、《宋濂全集》（四卷本）（与罗月霞等一起）、《中国文化史词典》（与杨金鼎一起）、《吕祖谦全集》（十六卷）（与黄灵庚一起）。主编《天风阁学词日记》《中国文史百科·艺术卷》《吴文英词欣赏》《名人笔下的老杭州》《说不尽的西子湖》等。责编《唐宋词通论》《古小说论稿》《诸葛亮形象史研究》《贩书经眼录》《方凤集》《李渔诗词集》《闲情偶寄》以及“两宋名家词选”丛书、“历代笔记小说选译”丛书等。编辑的图书曾获得过业内奖项无数，如国家图书奖提名，全国古籍优秀图书一等奖、二等奖，多届全国图书“金钥匙”奖，华东地区古籍优秀图书特等奖、多届浙江省优秀图书编辑奖一等奖、多届浙江省树人出版奖等等。本人曾获国家新闻出版署颁发的中国出版工作荣誉证书，多次获浙江省出版系统先进工作者荣誉称号。

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父亲还参与了《汉语大词典》的编辑。《汉语大词典》是经周恩来总理批准的国家重大出版工程，由著名语言学家、出版家罗竹风担任主编，由吕叔湘及14位国内语言学界一流学者专家担任学术顾问，汇聚山东、江苏、安徽、浙江、上海、福建五省一市近500名专家、学者、编辑任编委（在上海设立总编纂处），相关工作人员更是多达千计，历十数载而完成的特大型词典（13卷本）。词典本身的容量前所未有，词典的编撰也成为“文革”之后的一宗文化盛事，颇具文化复兴之象征意味。每位与身其列的人都深以为荣。父亲不仅是词典的“编辑委员”与“主要编纂人员”，还是最后“负责定稿”的49位编委之一，为第一、六、七卷的责任编委。

3．古玩赏鉴。父亲五十前后开始对文物古玩发生浓厚兴趣，十载浸淫，在鉴定陶瓷、古砚、书画等方面眼光精到。著有《图说中国陶瓷史》《鉴识古砚》《鉴识青花瓷》等，长于援文史以证器物，释悬解疑，究实正误，发人所未见；又理论联系实际，识真用、摄精义，为收藏爱好者指南。

父亲在同辈人中可谓声名早著。“文革”十年，正好作了他的修藏期；“文革”一结束，他便在文化复兴的浪潮中崭露头角。他的“走红”，颇从京、沪影响及全国。他是伴随着京城一批文化杂志（如《文史知识》《文献》等）创刊成长的老作者（《文史知识》创刊号即载有他的文章），他还应邀担任过《文艺报》的特约评论员，他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阅读与欣赏》栏目的常邀撰稿人。随着《阅读与欣赏》广播的家喻户晓，随着《文艺欣赏漫谈》和《听涛集》的相继出版，他在20世纪80年代初便已声名鹊起。坊间有“江浙三吴”（另二位为吴功正、吴泰昌；一说为吴功正、吴熊和）之称，实是从那时便打下的底子，这其中有他们在多种国家级文化期刊、报纸活跃度的成份，与20世纪90年代后以某一方面的专长而著称的纯学院派专家有所区别。随后《千首宋人绝句校注》与《中国诗学》的出版，更奠定了他在相关领域的学术地位。

父亲以余事创作诗词，颇得赞誉，如茅盾先生称“寄托深远，笔力健举”；吴熊和先生称“纵横才略几人存，傲兀诗风迥不群”，谓父亲诗在柳州（柳宗元）、宛陵（梅尧臣）之间；周笃文先生称“雄深雅健，思笔俱超”，颇有瞿翁（夏承焘）之意味；陶然先生则谓父亲诗有“杨诚斋活法”“陈简斋气象”。父亲辞世后，我们为其整理出版了诗词集《止止居诗词草》。

父亲另有论文、杂文、鉴赏文章数百篇，课艺、论著多种未及整理结集，主编的《中国古代词曲欣赏辞典》亦未出版。深圳“天下名人馆”曾设立专柜收藏父亲著作和有关资料。父亲传略被收入《中国出版人名录》《中国当代古籍整理研究学者名录》《浙江省出版志》《中华人物辞海》《中国文学大辞典》《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著译录》《中国现代作家词典》《宋词大辞典》等。这一个个简单的印记，从一个侧面表征了父亲作为文化人的一点存世价值。

如果将父亲的编辑职事与他的著书立说相绾合来看的话，父亲的几十年，无疑是极其充实而忙碌的。

父亲忙碌一生，退休之后节奏反更紧张。书当然是要继续读的，活到老，学到老，晚年他因兴趣转到收藏上，添了大批与收藏有关的书籍。书当然也筹划着继续写，他总说等忙完《夏承焘全集》，就要安心来写自己的书了。他一直想在《中国诗学》的基础上，扩充开来写一部60万字的《中国诗学大系》，已拟定章节提纲；他还有心纂一部《中国玩具史》，已收集了不少出土的历代玩具。除这两项书生行当之外，他还被《中华大典》（这又是一部以国家的名义和力量来组织编写的中华古籍大型系列类书，是一部可以和明朝《永乐大典》相媲美的中国古典文化的集成）浙江编写办公室返聘，每天工作半日——红舞鞋穿了数十年，退休后依然解脱不下。他爱收藏，常要跑文物市场、博物馆、展览馆、考古场；不时淘几样东西，斗室摆不下，放办公室，搬来搬去，乐此不疲；又要应对络绎不绝来请教与求掌眼的人，来者不拒。他与黄灵庚先生一起主编《吕祖谦全集》，往来杭金间，在浙师大一住，少则经旬，多则逾月；他任中国美院书法系客座教授，整学期整学期地开诗词课，备课、讲课、带学生，一丝不苟；他是恒庐讲堂的五位元老之一，与卢坤峰、童中焘、吴山明、金鉴才诸先生一起谈艺说诗，谈古论今，弘扬传统文化。每到毕业季，他为浙大的研究生审阅论文、参加答辩会，一本一本越写越厚的论文，他从头到尾细看，在旁批注，修改到标点符号。他谋划编辑出版七百余万字的《夏承焘全集》，可怜为经费事四方化斋，上下奔走（晚岁事参黄灵庚《疑义奇文谁与裁》、张如元《西湖雁荡寄相思》）……这许许多多的事，便是草草应对，已然应接不暇，更何况父亲从来都是一个认真的人，对任何事都不敷衍，他所耗费的心血也便可想而知了。

父亲走后，熟知他的朋友叹惜他虽殁于非命，实伤于劳瘁。母亲则感慨父亲这辈子没有享过福。是的，父亲这辈子没有穿过一件像样的衣服，吃的也是粗茶淡饭，生活上可谓简朴之至。但是他也有“物欲”，藏书癖、收藏癖，便是他对物的追求，他借此进入到他的精神世界。在这个世界，他是富有的，他满足而快乐！若九原有作，对此一生，他当无悔！

二、根从两浙萌新蘖 径取杂家忘旧筌

父亲的本职是图书编辑。他认为编辑的修养，需要做到“杂”又“专”。他在《“杂”说》一文中说：“从现代科学文化的发展来看，各门学科相互交叉、相互渗透的现象十分普遍，出现了高度综合化的趋势。这就要求人们有一个广博的知识结构去适应文化科学发展的需要。……现代化所需要的‘通才’，在某种意义上正是‘杂家’型的人才。唯其‘杂’，才能满足多方面的需要，具有灵活的适应力，也易于在交叉学科和学术的边缘地带获得新的发现，进行创造性的突破。”父亲后来把这种“杂”与“专”的关系，形象地概括为“T”型理论：编辑应该是杂家，知识面要广，就像“T”的那一横；编辑也要成为专家，在自己的专业领域有较深的学术造诣，就像“T”的那一竖。杂与专相辅相成，不可偏废。骆丹先生认为父亲的这个“T”型理论，丰富了罗竹风、赵家璧等先生“编辑是杂家”的内涵，在一次全国编辑修养大会上提出来后，受到了编辑学界的重视（见骆丹《追忆吴战垒先生》）。

“杂”而“专”，既是父亲的职事理念，也是他的治学理念。正如他在《图说中国陶瓷史·后记》中说：“中国的学问许多是相通的，治学也贵在能通，打破间隔，四通八达。”这是他毕生的追求。

清代浙江学术的精要，章学诚概括为两句话：浙东贵专家（治史），浙西尚博雅（治经）。因而父亲的“杂”而“专”，某种意义上亦可视为对两浙学术的一种传承。清人又将学问、文章归为三件事：义理、考据、辞章。王先谦谓“义理为干，而后文有所附，考据有所归”（《续古文辞类纂序》），这三者自然当统一才好。现代人文学术的研究，依然脱不了这三角格局，只不过三者的概念相对于传统而言有所扩大而已。如果将“专”而“博”的“两融”视为战略指导的话，那么“义理”“考据”“辞章”这“三分”可视为战术方针，父亲之学，亦可借这三分法而稍加观察。

父亲上承两浙之学，乃经由夏承焘先生的指引。世人因夏先生有“一代词宗”之称，常误以为其学偏居辞章一隅，实则夏先生援两浙经、史之术运治词学，故其词学堂庑之宏大，堪称独步。传统经学的一般方法有传、注、疏、笺、考、辨，其核心便是“注”。弄通字句，明其本义，这是一切学问的基础。父亲大学期间，即在夏先生指导下开始校注《龙川词》（整理作家作品文本，辨版本、作校对、作笺注，可谓治古典文学者获取实学根基的不二法门，夏门弟子辈如吴熊和先生等，以及再传弟子辈如沈松勤先生等，皆承此法脉）。父亲不惑之后数年浸淫于《汉语大词典》的编纂，更是对文献、文字、音韵、考据等传统学术功底有了集中的强化与训练。他的《唐诗三百首续编》《千首宋人绝句校注》等一系列著作，均费力于笺注。父亲以余事治学，虽然不能像学院派专家那样有计划、有步骤地规划与构筑自己的学术体系，但综合他的成果来看，仍然可以看出其有着以时间为线索上下条达以及从中“择肯綮”“判大要”的要点相结合的史法格局。以他最早从事研究的古典诗学领域而言，唐诗、宋词、元曲，通常被认作是各代的代表性文学而视作中国文学史上的三座高峰，其中唐诗、宋词，人们普遍接受度高，父亲避熟就生、避易就难，于《唐诗三百首》外，“继其长而补其短，踵其事而增其华”，选辑了《续编》。同时，为纠正学界对于宋诗的贬抑，父亲对《千首宋人绝句》进行了校注，也显见出父亲对王国维等人“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简单概念法的某种校正。父亲于宋词则取最难研治的梦窗词，综合了内容、风格、体式等多方面因素，从三百四十余首梦窗词中遴选了五十首作品，组织专家进行赏析，成为第一本梦窗词欣赏专集。元曲相对唐诗、宋词稍显生僻，父亲于此用力亦更勤，既有《元曲三百首》之订补校注，又有《元曲三首续编》之作，还有专题性的《西湖散曲选》（杭州为元曲的两大中心地之一；西湖之选，又以地域而贯元、明、清三代）之选注。总之，父亲对于唐以后的古典韵文，有着通盘梳理的格局，并且这种梳理，不是浅尝辄止，而是下了一番“考据”的基本功的。

夏承焘先生在总结自己的学术时曾经自谦，认为自己缺乏新的理论，写的文章大多以资料作底子。到父亲辈学人，对文艺理论的重视程度较诸他们的前辈普遍有所提高（另一面，也以实学的丢失为代价），但具体到古典文学研究领域，依然十分缺乏。父亲在理论方面有着较高的自觉程度。他的文艺理论的涉取，大致可分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文革”结束前的“革命”理论。马、恩、列、斯、毛有关文艺的文选，曾经在父亲书架上居于醒目位置，也是他熟稔于心的。他早期的文章、论著，其立场、观点及方法都受到了影响。比如阶级分析的方法，就在他评《红楼梦》、评鲁迅的多篇论文中采用。这在特定的年代，恐怕是不可避免的。值得一提的是，父亲尽管自觉地接受着自上而下的意识形态的洗礼，但是，他不是政客，从来不会在自己所熟悉的知识领域搜罗材料为论证革命理论的正确而锦上添花，他只是一名学者，理论于他而言只是学术的工具而非目的，他总是从自己最擅长的、真正有所见解的场域出发，表达着“本色当行”的学术见解。这是父亲学术的一个重要的支点，也正因如此，今天看来，即便是特定时代的旧文，有些理论观点难免“过时”之嫌，但因有着“本色当行”的真材实料，至今也依然足有可观，甚至因时光的检验而更显其难能可贵者（请详下节）。

第二个阶段是“文革”结束后以美学所开启的一系列新人文学理论。父亲在这期间购买了大量美学、哲学、心理学、文艺学的书籍，除了宗白华、朱光潜、蔡仪、李泽厚、叶秀山等名家的专集外，还有当时影响力极大的一批丛书，如商务印书馆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三联书店的《现代西方学术文库》、上海译文出版社的《二十世纪西方哲学译丛》等。西方的视角、多元化的理论思维以及方式方法，对于接受了传统文艺理论的父亲来说无疑意味着一场思想的大启蒙与大解放，不仅极大地开拓了他的眼界，影响了他看待世界、看待事物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还对他的文艺评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父亲的《文艺欣赏漫谈》，写于1979年秋，以漫谈的方式，阐述文艺欣赏的基本原理和规律。中心出发点是艺术辩证法，提出“欣赏和创作互为主体和对象”“两者相互联系，相互渗透，相互印证”“是统一体的两个矛盾侧面”。这套丛书的编辑指导思想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针”，因此父亲的书中也多沿袭他第一期的理论累积，援引《马克思恩格斯论文艺》、马克思《经济学—哲学手稿》、恩格斯《自然辩证法》、列宁《哲学笔记》、《毛泽东选集》等思想观点，但是值得注意的是，父亲此时已经通过朱光潜《西方美学史》、李泽厚《批判哲学的批判》、伍蠡甫《西方文论选》等津梁，对黑格尔、康德等西圣的哲学美学发生了浓厚兴趣，书中常援引以为文艺欣赏的共鸣。吴功正先生因谓：“那时他就以哲学思想论文艺欣赏，可谓先知先觉。”（吴功正《战垒兄，我想你》）

父亲的《听涛集》，吴调公先生评为：“文艺鉴赏和接受美学园地中别具一格的花朵。她源于文艺鉴赏的实践，但也是对艺术美的精细探索；是作者沉浸于诗、文、绘画境界中的甘苦之言，但也是运用就实论虚方式而写成的一本文艺美学漫谈。”（吴调公《立足于审美实践的文艺鉴赏——读<听涛集>》）

父亲的《中国诗学》，试图从美学的角度揭示中国传统诗歌所独有的本体特质。全书的结构首二章提揭总纲：诗的本质是什么？诗来自何处？从诗的抒情性质以及由此决定的形式上韵律化的特点，父亲将诗界定为“经过心灵纯化和韵律化的情感的语言表现”。同时，情志是有来由的，情因感物而生，触物以兴，因此，诗之所以成诗，还需要“打通心物的间隔，寻找外物与内心相契的机缘”。如果将诗视作一种“美”，那么诗不仅是主体和客体的统一，它还必须以实践来作为联结主体与客体的桥梁从而获得，因此第二章的“寻诗”，实际是“实践”范畴在探索诗本质中的运用，这应当是受到李泽厚先生“实践派”美学观的影响。第三章、第四章分别从中国古典诗歌的两个重要的范畴“意象”和“意境”来分章揭示古典诗歌的本质美。父亲认为这两个概念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意境是由意象群组合而成的，它浑融诸意象，而又超越于意象之和；无论就内涵或外延来说，意境都大于意象。如果说意象是主观情志和客观物象个别性的融合，意境则是二者整体性的融合，并且因这种整合而产生了虚实相生的结构效应。”第五章论“诗之理”，是对于诗的抒情性的本质属性的派生，因诗中之情，实乃经过理性的过滤，并非纯粹情感的体现。这一章实际上试图解答两个问题：一个是情与理在诗中的对立统一问题，这是普世的诗歌艺术理论所存在的普遍性问题；一个是在我国诗歌发展史上的特殊阶段以理取胜的特殊性问题，比如“主理”的宋诗，这是中国诗歌发展史上“诗分唐宋”无从回避的现象学问题。这特殊性唯其置诸普遍性上才显得更有张力，更具价值，因此这一章，也是揭示中国古典诗歌之美无从舍弃的本体性命题。第六、七、八章分别从声律、语言、体式等形式载体来多层面阐述中华汉语古典诗歌的独具的美。全书理路井然。在极有限的篇幅之内，这样的结构安排可谓得中国诗歌美之概念属性的精要。

父亲的这三本书，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便是以丰富多彩、令人应接不暇的审美实践与鉴赏对象作底子，文学从诗歌、散文讲到小说、戏曲，艺术从书法、绘画讲到建筑、雕塑，诗歌则历朝历代的诗词歌赋名家经典如同探囊取物，在此基础上脱略高致，进行理性的思辨，总结文艺鉴赏规律，揭示中国艺术的美学特质。这种审美“实践性”，内应了美学发展史上“实践派”新理论的建构，成为转型时期探索新美学与文艺理论的一种典型的外化。

父亲的文章，于“辞章”上亦多讲究。其学术论文往往次序井然，条理清晰，文笔洗炼；诗文赏鉴则词采绚发，着笔成春，联类无穷；所作旧体辞赋，则在古雅与现代的衔接上浑然天成，娴雅可颂，庶几可免当代绝大部分仿古之作的夹生之嫌。

综上所述，则父亲于义理、考据、辞章三者皆有费功力。父亲生前，对南北学风之短长常有所警戒：既喜北学之发扬蹈厉、议论风发，又虑其蹈于空疏；既爱南学之质朴厚实，又惕其沦于饾饤。故义理、考据、辞章三者并重，正是他对自己学术的一种期勉与要求，也是父亲所追求的“通”学之一义。

父亲不在科研体制序列，这种身份，客观上使他的成果表达形式更多的不是学院派式的鸿篇巨制，其读者对象更多的是大众，因此他所要努力达到的境界就是“深入浅出”。真正要做到“深入浅出”其实很不容易，它不是降低了学术层阶，而是提高了要求。正如叶秀山先生在“美学袖珍丛书”前言中所说：“只有在相当‘深入’之后，才能真的‘浅出’；在‘深入’基础上的‘浅出’，才是真的‘通俗’，而不是‘浅薄’和‘庸俗’。所以‘浅出’的作品，当是很见功力的作品。”我想父亲的书，是当得起“深入浅出”这四个字的；而数十年来市场的反应，也充分验证了这一点。自80年代初出版第一本著作，父亲的书再版率极高，有的一个版权期未过，就有另外的出版社预约再版，具有很好的社会效应。

父亲是一个喜欢体验新鲜事物的人，不喜欢重复自己。“创新”二字，是父亲所追求的“通”学之另一释义。他评价现当代画家：吴茀之“具有自觉而强烈的创新意识，不屑步趋前人，而强调‘宁作我’”；张岳健“不甘于步趋古人，不屑于重复今人，也不愿意重复自己”；吴山明“不拘于一家一派，转益多师，取法多方”，“达到一种艺术创造的自由境界”。都十分着眼于这些艺术家的“创新”意识。父亲很多成果，都是改革开放新文化浪潮下的第一拨产物，具有开风气意义。比如《文艺欣赏漫谈》，新编方志《杭州志》“文学评论”条，将之列作建国后最早产生的几种著述之一。又比如《听涛集》出版后，文艺理论批评家吴调公先生在国内最高级别的文艺理论期刊《文学评论》上刊发书评。一本随笔类的著作能得此厚遇，这在今日不可想象，只能归功于它在当时的创新与领先。父亲晚年转辟新域，以一生所学，用于收藏之道，更是以活到老、学到老的精神，很好地践行了他“在交叉学科和学术的边缘地带获得新的发现，进行创造性突破”的理念（再详下节）。

三、学海听潮歌踏浪 凤山集翠舞翩跹

在20世纪最后三十年中，父亲曾躬逢多种文化思潮与学术思潮并参与其中。简而言之，有五六十年代的“红学热”“鲁（鲁迅）学热”，有改革开放以后的“美学热”“鉴赏热”“文化热”以及“收藏热”。

“红学”与“鲁学”在新中国成为显学，应该说都与政治有莫大的关系。“红学”在解放前就有蔡元培索引派之“旧红学”，与五四后胡适、顾颉刚、俞平伯实证派之“新红学”。但它在解放后为广大老百姓所熟知，却已非关学术。1954年，新红学代表人物俞平伯发表《<红楼梦>简论》，受到“两个小人物”的攻击，引起最高层关注，随后兴起了一场自上而下的轰轰烈烈的“批红”思想文化运动。1973年，毛泽东又发表重要讲话，认为《红楼梦》是政治小说，爱情是用来掩盖的。“四人帮”从而生发，兴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评红运动”。“鲁学”的兴盛也是如此。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就已将鲁迅的方向推为“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给了鲁迅“九最”“一将”“三家”的至高无上的评价。1975年底到1976年初，毛泽东又强调，要在一两年内“读点鲁迅”，于是，鲁迅研究也便蔚然成风。这种自上而下袭卷式的浪潮，无人能够抵挡，包括父亲。

父亲对《红楼梦》、鲁迅的兴趣，可追溯至他的高中、大学年代。高中时，父亲在校内组织过鲁迅文学社，进行创作活动和课余演出（他一生曾拥有多个版本的鲁迅全集，其中一套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的单行本24种如今由我珍藏）。大学时，父亲就尝试注释《红楼梦》诗词。可见父亲对《红楼》、鲁迅的喜爱，源发于读书人对经典的追慕之心。“文革”后期的浪潮，客观上激发了父亲向有的兴趣。这两个课题，也成为父亲这一阶段花费心力最多的中心课题。

父亲《红楼梦》研究的成果，集中体现于一部未刊书稿。中国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2013年春季拍卖会“古籍善本”类，曾拍出“吴战垒《红楼梦》研究”1函3册共208页，1975年写本。其中上下两册为《红楼梦》诗词“注释”与“简评”，另一册毛笔写本为《红楼梦版本简解》与《红楼梦诗词略论》。这部书稿，不知是父亲寄示京城友人的，还是投向哪家出版社的。如果是投稿，那么对照一下当时的“评红”取向，这整部书稿显然不太合时宜，因为父亲没有号准政治的脉，他还在书生气十足地试图做学问。《红楼梦诗词略论》单篇刊发于《浙江文艺》1975年第4期、《语文战线》1975年第3期，浙江图书馆工人业余评《红》组于1975年4月编印《<红楼梦>诗词评注》，将此文作为“代前言”，未审是何种因缘。父亲的《红楼梦》研究文章还有《评探春理家》一文，刊于《思想战线》1975年第3期（后来这篇文章被罗织罪名谓有影射周总理嫌疑）。

父亲继《红楼梦》之后研究鲁迅的情景，可引吴功正先生回忆父亲的一段话：“我们相约合作撰写和出版鲁迅研究论著，他拟好近三十个题目，他写鲁迅诗词、序跋、美学思想等，我写鲁迅小说、杂文、文学史观等。我俩信函交流心得全是鲁研，那时，也正好毛泽东号召要‘读点鲁迅’。各自先在通读全集的基础上制作卡片，先易后难，并已进入实际的写作程序。他在上海《文艺论丛》先期发表的鲁迅研究论文，从《鲁迅书信集》里率先发现了‘江南秀气是秀气，但小气’等说法，由此论述了鲁迅独特的审美取向和审美个性。比起后来的专门研究鲁迅美学思想的论著所运用的同类资料和见解，早了好多年。”（吴功正《战垒兄，我想你》）吴先生说的这篇论文，指父亲的《论鲁迅诗歌》。父亲研究鲁迅的文章，还有《鲁迅小说的诗意美》《画眼睛》《与其防破绽，不如忘破绽》三篇，后收入《听涛集》中。

当时的“评红”文章，正如后来评论家所言，“实际上就是为‘最高指示’做注疏、找例证，虔诚地从一些口耳相传、语义含混的只言片语中寻觅‘微言大义’”。在政治高压的笼罩下，庸俗社会学与旧红学索引派沉渣泛起，“其流毒所及，远远不止是造成了风靡一时的‘红学文章一大抄’的八股化倾向，而且使整个研究工作走上了反科学、反艺术的歧途”。父亲一万二千余言的《红楼梦诗词略论》，却没有落入“评红”的政治阴谋中去。诚然，这篇文章沿用了最高指示所定下的《红楼梦》政治主题的说法，也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但是最可宝贵的，它坚持了学术的立场，对小说的诗词艺术进行了有学术分量的分析与评论。文章分几个层次论证了《红楼梦》诗词对于揭示小说的主题和刻画人物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最有见地处是一篇的主旨，即认为“《红楼梦》诗词是小说思想内容的有机组成部分，它从一个侧面标志着中国古典长篇小说从宋元话本以来已经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在内容和形式的统一上更趋于成熟了”。这完全是学术史的批评眼光。1979年，红学家蔡义江先生的名著《红楼梦诗词曲赋评注》由北京出版社出版，其中亦颇持此论。父亲的这篇文章发表于1975年。所谓学术乃天下公器，英雄所见略同，此之谓也。但也至少从一个侧面说明，父亲的这篇评论《红楼梦》诗词的文章，是较早的系统考察《红楼梦》诗词的艺术成就、并对此作出较准确判断的论文。

当时的鲁迅研究，关注点多在鲁迅的国民性、反传统上，亦即鲁迅的进步的思想性上，研究小说、散文的相对要少得多。因此父亲说：“一些研究鲁迅思想发展的评论者，似乎很少注意他的诗歌，我以为是一个缺憾。”从父亲当初拟定的鲁迅研究的篇目来看，这是一个体系性的学术研究框架，其学术导向是很明显的。父亲一万八千余言的《论鲁迅诗歌》，发表在《文艺论丛》1980年第11期，引起学界关注。那一年的《鲁迅研究年刊》所载《述略》将此文引为值得关注的两篇“诗歌”类论文的首篇：“值得注意的文章有：吴战垒的《论鲁迅诗歌》（《文艺论丛》1980年第11期）从‘诗史’和‘心史’的角度，即从反映时代真实和诗人思想发展的两个方面考察了鲁迅的诗歌的思想意义，从‘楚骚遗响与讽刺锋芒’考察了鲁迅诗歌的艺术风格与文学渊源关系。”

父亲后来没有坚守这两个阵地，但是这两篇长文还是昭示出某种迥出时流的学术品质，因而他的这两段经历，实在值得纪念。

父亲还在研究鲁迅的当头，“文革”结束了，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序幕拉开，一大波新的文化浪潮汹涌而起，并掀起了一个又一个新的浪花。父亲亦恭迎其盛，踏浪而歌。

这波新文化的领头潮是20世纪70年代末以“形象思维”的讨论而开启的美学热。美学因着与社会发展的普遍联系，对“文革”后意识形态的转型起到了独特的引领作用，与之相关的哲学、文学、艺术等人文社科领域的思想解放运动也随之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掀起了20世纪的一个文化高潮。美学的这一充当促进社会变化的公共论坛的角色，一直持续到80年代中期。在这一段时期，中国社会科学院创办了几个对全国美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的学术集刊，即由李泽厚主编的《美学》、蔡仪主编的《美学论丛》以及叶秀山主编的《外国美学》。父亲有幸，在那段时候与李、叶两位先生多有往来，尤与叶先生交游最密，也因此得见一些引领文化潮流的重要人事的发生。叶先生1979年致父亲的信中说：“泽厚已提升为研究员、美学研究室副主任。该室编辑《美学》集刊，估计不久即可出版，其中有泽厚、书城诸友之作，我亦有一篇存稿论悲剧的，届时当请你指教。”（《美学》第一期，1979年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李泽厚先生1980年元月致父亲的信中说：“《美学》书评请写好后寄秀山即可，此事由他负责办理。该刊三辑拟今夏集稿，望惠赐宏文。”（1980年1月15日）叶先生1979年信中说：“我编《外国美学》，发愁没有文章，如有发现，望推荐一二，中西文化比较的，也很欢迎。”（《外国美学》第一期，1981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叶先生1982年信：“蔡仪主编的《论丛》也已出版，内容未得见。美学从此可以热闹起来。只是目前报纸上这类文章还不如六十年代多，如果哪家报肯于带头恢复，当受到欢迎。据我的粗略了解，美学在欧美各国并不流行，刊物及研究人员都很少，就数量来说，我国算是名列前茅的。”（《美学论丛》第一辑，1982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这一波潮流对于父亲的学术思想造成了很大的冲击，也深刻地影响到了他的文艺评论，这在上节已有所述。这里可以补充的是，父亲的《中国诗学》，是叶秀山先生组编的“美学袖珍丛书”中的一本。丛书策划于美学百花齐放之际，因种种原因拖延至1991年方得出版，虽然大环境已然春意阑珊，但丛书的反响却不错，1997年由东方出版社再版。丛书有十一种组成：《美的哲学》《审美心理学》《审美社会学》《电影美学》《戏剧美学》《音乐美学》《小说美学》《绘画美学》《建筑美学》《中国书学》及《中国诗学》。父亲的《中国诗学》最初定的选题是《诗词美学》，后来写成了《中国诗学》。“中国诗学”是一个大题，此前海外有刘若愚做过，在大陆父亲算得第一个吃螃蟹者。此后这个选题有众多的学者介入，出了一批专著，还出了“中国诗学”的集刊，足见此题关乎宏旨。父亲的《中国诗学》出版后，国内再版过一次，在台湾出过一个繁体字本，又被译介成韩文在韩国出版，影响较大，引用也颇繁。

父亲的《文艺欣赏漫谈》也出自一个丛书系列，由此亦可见证20世纪80年代出版事业之繁荣。这个系列是上海文艺出版社郝铭鉴先生组编的“文艺知识丛书”，颇收名家之作，如朱光潜《谈美书简》、钱中文《果戈理及其讽刺艺术》、冯天瑜《上古神话纵横谈》等等。父亲的《听涛集》收录一部分诗文鉴赏文章，多数是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阅读和欣赏》专题而撰写的，这又见证了20世纪80年代的古典文学作品鉴赏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这个专题在当时可谓家喻户晓，这些广播稿随后又编成了同名系列的集刊，陆续出版，引领了国内的鉴赏热。三十年过去，那批鉴赏文章中的一些被作为名家鉴赏经典而多方编收征引，如父亲赏苏轼《承天寺夜游》的《一首清冷的月光曲》，赏张岱《湖心亭看雪》的《诗的小品，小品的诗》等等，并被引作基础教育教辅材料编撰的用资，发挥着持续而深远的影响。父亲为多部鉴赏辞典写过稿子，他自己还曾主编过一本《中国古代词曲欣赏辞典》，约请了国内许多专家学者撰写。因部分稿件拖延，错过出版的好时机，眼看后来各种鉴赏辞典越出越多，父亲也便意兴寥落起来，当然可能出版经费也是关键问题，这部辞典最终遗憾地未得刊出。

父亲对于文化动向的感知是敏锐的。1983年，父亲在阅读报刊上的一些文章时，常常发现一些知识性的错误，有感于十年内乱所出现的“文化断层”现象，以及预感到实行开放政策后，中外文化的交流和撞击，必然会产生对传统中国文化的反思，遂起意编一部《中国文化史词典》。这个念头得到了出版社领导的支持。父亲与上海师大古籍研究所的一位朋友谈妥，请该所同志通力合作，共同完成这个项目。父亲谈了大体的设想，决定取“广义文化”的思路，既着眼于意识形态的文化，又包罗物质形态的文化。划下大致框框，请编写组拟定详细提纲，着手编纂。初稿出来后，父亲通读全稿，发现问题多多，遂化大力组织本社人补目、改写、修正各种错误，最后由自己完成终审，对立目、分类、相关条目等进行统一处理，并修改润色全稿，统一释文风格（《<中国文化史词典>编余琐谈》）。这部46个门类4000余条一百万字的词典于1987年8月由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热，前四年为酝酿阶段，后五年为高潮阶段。父亲编这部《中国文化史词典》，从发意到编成，正好踩在节点上。这部一百万字的词典，也成为我国第一部文化史的专科辞书，既为文史工作者采资，亦为此后全国各地的文化史编撰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热同样面临着古今与中西两大碰撞。父亲在20世纪80年代与90年代初校注整理了一系列古籍文献，为大众呈献了一批较为优秀的读本，一方面固然从所学的专业兴趣出发，另一方面，也是有感于在“断裂”之后，国学的普及亟需有专业素养的人做出努力。同时，在接触大量出版物的过程中，也对国学“复兴”过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表示了担忧和警觉。通过《谈选本》一文，父亲提出了如何甄别古籍优劣、如何精选、如何根据不同的读者对象来提供合适的传统文化读本的问题。在《用现代意识把握“流逝中的存在”》一文里，父亲更是对如何正确对待历史存留、文化遗产提出了自己的思考。总之，在国学热初起的年代里，父亲本着他的理性辨识和文化担当，更用他的实践，默默地做着最基本的工作。国学普及任重而道远，反观当下“国学”的种种喧嚣，“国学家”满天飞的乱象，父亲所代表的这种认真严肃的态度和踏实的作风都值得尊敬。

父亲五十前后突然玩起了古玩，并颇痴迷于此道，出乎许多人意料。其实从社会环境、人文地理、文人传统以及父亲的个性绾合而看，这事也是顺理成章的。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物质财富大幅度累积，催生了艺术品市场的繁荣和相伴随的收藏热；富庶的江浙，历来有藏宝于民的积习；浙江又有河姆渡文化、跨湖桥文化、良渚文化、上山文化等丰富的考古文化遗存，又是我国瓷器的重要发源地和主要产区之一；而文房清玩、碑帖篆刻、秦砖汉瓦，又是历代文人的一贯爱好。喜欢探索新事物的父亲，也便在第一时间赶上了我国有史以来的这第六次收藏热（晋唐至北宋、北宋徽宗时期至南宋、晚明、康乾盛世、清末民初，改革开放至今），兴致勃勃地玩开了，并一发而不可收拾。

父亲玩陶瓷是从拣瓷片开始的。拣了好几年瓷片，装了几大麻袋（有些有代表性的，父亲后来拍成图片，用在了《鉴识青花瓷》一书中作为例证）。父亲后来对人说：你要玩陶瓷，一定要玩瓷片，瓷片断面外露，可以清晰地察看胎釉、内里等工艺情况；最好自己去拣，从哪里找到也有讲究，感受也更深切。这都是他的经验之谈。父亲收藏的种类后来由陶瓷扩充开去，其中以古砚最具规模。《鉴识古砚》里，除部分注明出土时地和公私收藏者外，均为父亲的收藏成果。很多人搞收藏是为了博取利益，父亲搞收藏却是为了研究，所以他挑选器物的侧重点不是落在商业价值，而是取它的文化价值。比如他曾收购过一批泥人俑、泥面具。母亲说，这灰头土脸的，又难看又不值钱，收它作甚！父亲却说，这东西有来历。离我家住地不远的孩儿巷，南宋时开有很多作坊店铺，就是制作和销售泥孩儿的；当时城里还有泥面具铺卖面具。这些都是小孩儿的玩具，却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了南宋时杭州经济高度繁荣、人民生活水平普遍富裕。父亲后来在《图说中国陶瓷史》中，就用了一组陶塑头像作资料。

父亲经十年藏修，终于应友人之邀，于第二个千禧年为李希凡先生主编的“图说中国艺术史”丛书撰写了《图说中国陶瓷史》，为王敬之先生主编的“中国古玩鉴识系列”撰写了《鉴识古砚》和《鉴识青花瓷》。这三本书，秉承了父亲一贯的实学之风。后两种言简意赅，提要钩玄，指点津梁，具有很强的实战指导性；前一种理论联系实际，更显出父亲以平生所学融于收藏之道的“游于艺”的风采，在父亲的晚学阶段，颇具代表性。

私意以为，父亲的《图说中国陶瓷史》，有着“文人画”的标格。近代陈衡恪认为，“文人画”有四个要素：“人品、学问、才情和思想，具此四者，乃能完善。”脱略匠气，而有性灵游走于笔墨之间，有神韵留响于文字之外。这也是父亲的书有别于同类著作的明显特征。洛地先生以为此书是一本“寻索陶唐氏的灵运”的著作，亦是有感于书中神理。

在揭橥中国陶瓷史的发展轨迹时，父亲尤为关注其人文背景和文化内涵，对各代陶瓷的美学风格的揭示尤见精彩。如揭示两宋陶瓷“淡雅清秀”的主体审美风尚时，认为它与当时的哲学思想有关：“宋代佛教最兴盛的宗派是宣传‘明心见性，立地成佛’的禅宗。而崇尚清虚玄远、清静无为的道教也博得统治者的青睐。宋真宗把道教尊为始祖的老子封为‘太上老君混元上德皇帝’，并亲率文武大臣到亳州去进谒供奉老子的太清宫。宋徽宗则自称‘教主道君皇帝’，宠信道教方士，在京师和各州县大建道教宫观，甚至改佛教寺院为道教宫观，授道士以俸禄，给宫观以良田，对道教的崇信几乎到了狂热的程度。至于宋代理学则以‘心性义理’为本，讲究修身养性，清心寡欲，与佛、道声气相通。凡此种种，反映在艺术上就是追求自然本色，反对人为藻饰。”又引其他造型艺术乃至诗文的审美特征来显示同时代的审美风潮的同向性：“如山水画中‘霞不重以丹青，云不施以彩绘，恐失其岚光野色、自然之气也’（见宋韩拙《山水纯全集·论云霞烟霭岚光风雨雪雾》）。在建筑上，甚至连皇家御苑也‘皆仿江浙白屋，不施五采’（见《续资治通鉴》）。在诗歌中，则追求一种深沉静穆的理趣。”所以父亲的结论是：“宋代的青瓷、白瓷和青白瓷的美学风貌与这种时代的审美思潮是一致的。”“汝官器的釉色以天青为尚，天青是‘天’的本色，也是‘道’的本色。《老子》说：‘天得一以清。’所谓‘得一’即得‘道’。”“同时汝官器在整体上所显示的那种含蓄沉静温柔敦厚的风格，也深契儒家的审美规范。因而难怪被誉为瓷坛的魁首了。后来朝廷设置官窑，也基本上遵循汝窑所确立的审美规范，其影响十分深远。”“即使像钧瓷那样灿若霞彩的窑变釉，其红彩也是自然烧制而成，而不是外在涂抹上去的，因而仍属一种本色之美；而且其底色仍为天青或月白，绚烂之极复归平淡，依然透出一种静穆之光。较之唐三彩的缤纷陆离、浪漫热烈，仍是两种境界。”像这样的论述，既高屋建瓴，触类旁通，又落于实处，不堕空泛。

至若谓“唐代陶瓷如颜真卿的法书，结体肥硕，真力弥满；宋代陶瓷则如宋徽宗的瘦金体，结体瘦长，线条挺拔”，亦同此机杼。谓“司空图《诗品》二十四品首列‘雄浑’，有云‘大用外腓，真体内充。返虚入浑，积健为雄’，借以形容唐代陶瓷的造型风格，庶几似之”。又拈来清人诗句“夕阳紫翠忽成岚”，来形容钧瓷色彩的变幻多姿，皆妙会天成，得其神理。而谓“哥窑的开片釉，则是有意利用烧成中的缺陷而‘因病成妍’的杰作，如西子捧心而颦，不觉其丑，反增其美。在青碧的釉色上，裂变出纵横交错粗细不一的线条，如静穆的深宵飘来幽雅的笛韵，如澄碧的秋空中袅袅摇曳的晴丝，如有意无意之间的抽象画，使人产生无穷的遐想”则以诗笔绘意境，所到之处，自非干枯的教条所能企及。

父亲援一生所学悉以治瓷，诸若文字学、音韵学知识，诗文训诂以及职官典章等等，颇借之以证误辨伪，或为陶瓷史提供坚证，或对某些悬而未决的问题提出自己的见解，或对一些定论置疑。例一：父亲考证经眼的一件浙江上虞出土的东汉晚期青瓷盘口壶，肩下刻有“平年”三个隶字款。父亲说：“按，‘’为‘喜’字的俗写，即将‘喜’字上下两‘口’之间一横中的两点移向两旁并下行成为两条直线。这种笔划挪移变化的写法，在古代民间俗字中并不少见，直至清代民窑瓷器的款识中还有类似的现象。”“我国古代帝王年号只有‘熹平’而无‘喜平’，但‘熹’字写作‘喜’，在早期陶文中已有先例。”“这种同音假借的现象，在汉代帛书、简牍中相当多。在早期越窑刻款中也不少见。”父亲又援同类例证“熹平年”当为“熹平元年”（《东汉熹平年款青瓷盘口壶》）。这样，这件有着明确纪年的器物，便是一件难得的标准器，“它以自身的纪年雄辩地证明了瓷器产生的年代，而且成为迄今所见最早具有纪年款的瓷器”。例二：对唐五代的“秘色瓷”“秘色”二字的含义作何解，陶瓷界一直意见纷纭、莫衷一是。父亲认为“秘色”是指青碧色。“秘”即“碧”的同音假借。“古无轻唇音，‘碧’、‘秘’音同。书‘碧’为‘秘’，则有一种贵重珍秘之感，且以区别于一般之民用青瓷，殆文人有意之修辞”。例三：清蓝浦《景德镇陶录》载“流霞盏”之色“明如朱砂”。父亲为此说追源溯本，乃出明李日华《紫桃轩杂缀》卷一所载本事。李日华赠与当时制瓷名家昊十九的一首诗：“为觅丹砂到市廛，松声云影自壶天。凭君点出流霞盏，去泛兰亭九曲泉。”父亲指出李诗“为觅丹砂到市廛”中的“丹砂”是指炼丹隐居，蓝浦却误解作了瓷色如朱砂。又根据李诗小序记载“余以意造五彩流霞不定之色，要十九为之”，指出“五彩流霞不定之色”乃出李之想象，意欲十九为之；至于后来昊十九究竟有没有应邀而制，并没有史料记载。因此，父亲非但指出了“流霞盏”之色“明如朱砂”乃出误会，更进一步对陶瓷史上艳称的明代“流霞盏”是否真实存在过也提出存疑。例四：在介绍北宋钧窑器时，父亲说：“北宋宫廷用钧瓷，还见有‘奉华’及‘省符’两种刻款，‘奉华’系宋宫殿名，汝窑、定窑亦有此铭款。‘省符’款过去不解何义，有种种猜测，或以为系‘祥符’之误。按，‘省符’本指尚书省下达的命令。《新唐书·百官志》:‘凡制敕计奏之数，省符宣告之节，以岁终为断。’宋承唐制，钧瓷上的‘省符’刻款，当指尚书省命制之器物。”

父亲以文史与器物互证，常能发人所未见，如讲述唐代长沙窑时说：“宋以前的写意纸帛画，存世者稀如星凤，而长沙窑却保存了许多唐代的写意瓷画。过去研究中国画史者，往往局限于纸帛画和壁画，而很少涉及瓷画，实在是一大损失。长沙窑的釉下彩绘，为研究中国绘画史特别是写意画的发生和演变，提供了十分可贵的实物资料。”又说：“除了绘画外，长沙窑还以书写诗歌、警语作为装饰，可以考见唐代诗歌广泛普及的情况和社会文化心理之一斑。”父亲还考引了长沙窑瓷器上所刻的一些诗作，指出其中不少题诗为《全唐诗》所无，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

父亲在书中记载，他曾淘得一只内底刻有“老虎洞”三字的仿哥窑大盘，当时虽不知老虎洞在何处，但判断此盘不可能为居家日用之物。半年以后老虎洞窑址发现，果为南宋官窑所在。考元代亦曾于此烧制仿官器物，父亲乃依《南窑笔记》所载，将此盘断为明末清初之仿物。并说“曾以示友人张浦生教授，他认为是乾隆年间的产品。若然，则老虎洞窑延烧的时间就更长了”。读这段文字，我可以感受到父亲在得知凤凰山麓的那个叫“老虎洞”的官窑遗址被发现、手中器物得到印证之际恍然大悟的惊喜之情，也能感受到同道之间“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求同存异的切磋之乐。这种“有得”的喜悦，不时从文字间跳脱出来，让我感受到一种真实的生气。这种真气，在那些辗转贩抄、貌若科学严谨的书籍中，是不可能存在的。

父亲说：“从历史和审美的角度来看，陶瓷作为时代文化思潮的一种物化存在，是可以触摸的历史，给人的感受最具体，也最真实。”这揭示了他晚年治瓷乐瓷的原动力。以器物证文史、通过实物触摸文化的脉搏、倾听历史的呼吸，这种愉悦，远胜于书本所能给予。所以父亲忍不住在后记中说：“我曾写过几本书，都是专业兴趣范围之内的，这一本却纯然是‘业余’的，写作心态有所不同，较为放松舒展，有如戏曲票友之自拉自唱，不计工拙，而自觉兴味盎然。”这种“放松舒展”“兴味盎然”，活画出父亲晚年治学“乐游”的境界。《礼记·学记》中说：“不兴其艺，不能乐学。故君子之于学也，藏焉修焉，息焉游焉。”郑玄注：“藏，谓怀抱之；修，习也；息，谓作劳休止之息；游，谓闲暇无事之游。”古之善学者，通经史，习六艺，藏器于身，方能达到从容闲雅、挥洒自如的境地。父亲说：“治陶瓷史者，固应专精，却又不可拘守一隅，而宜旁涉博览，以瓷证史，以史证瓷，庶可求其通而窥其全。”又于《后记》中说：“我虽不敢望‘通人’，却在玩陶瓷的过程中，多少也尝到了一点‘通’的滋味。有时从陶瓷而翩然联想文史，有时从文史而豁然返顾陶瓷，二者相互启发和印证，似乎对一些规律性的东西有了更深的体认。”则父亲，不过是见贤而思齐。而以《图说中国陶瓷史》所代表的父亲晚年之学的“优游”境界，也无非是向古之“君子之学”的一种回归罢了。

四、情怀桑梓留鸿影 襟抱冰壶碧水间

父亲天性纯良，我祖母认为她的八个子女中，长子是“最忠厚”的。天性之外，物理学的能量守衡定律也能解释父亲这一类的书生气：他们的能量大都用于看书、做学问、钻研业务，余事皆不甚了了。什么世故人情、权谋治术，都应之以赤子之心。这自然让父亲屡陷于不利乃至危险的境地，却也让父亲收获到了生前融融的友情与身后的清誉。

父亲为人，“真”字当头。他不会说假话，年青时不免得罪人，年龄渐长，锋芒有所收敛，知道沉默是金，但一开口，本性难移。他待人真诚，从不虚与委蛇、假装客套。又有古道热肠，不染“文人相轻”的恶习，“平生不解藏人善”，屡做曹丘生，逢人说项斯。有关他举荐人才、帮朋友出书发表文章、对请益者倾囊相授不藏私的例子很多，集中陈祖美、王翼奇、江兴祐、尚佐文等先生亦多有褒忆，似不必赘言。惟可注意的现象是，父亲的善举，无意间为两个圈子的文化生态的良好发展助了一臂之力。一个圈子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古典诗词研究队伍。老杭大接举夏承焘词学大旗的吴熊和师的代表作《唐宋词通论》，初版乃由父亲联系在浙古出版，父亲亲任责编，此书获得了1978—1987年全国古籍优秀图书奖一等奖、第四届全国图书“金钥匙”奖、浙江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浙江省优秀图书编辑一等奖等一系列大奖，奠定了吴师在词学界的地位。南京大学词学大纛严迪昌先生的力作《清诗史》，也是父亲作伐在浙江古籍社出版，此书亦获江苏省社科一等奖、国家图书提名奖。另外父亲曾帮助过的陈祖美（见陈祖美《轸怀战垒》）、杨海明、陈增杰等先生，后来亦都成为诗词界的大家名流。另一个圈子则是杭州的社科学术圈。父亲无门户之见，对于老杭大中文系的两大耆宿夏承焘先生和姜亮夫先生，父亲同样尊敬（姜亮夫先生的女公子姜昆武先生是我社科院同事，多少受父亲通达和善的态度的影响，我与昆武先生亦结为忘年交）。对于后来的吴熊和先生和徐朔方先生，父亲亦不分轩轾（我受业于吴熊和师，家弟则成为徐先生的及门弟子）。熊和师的代表作《唐宋词通论》父亲固然有所助推，徐先生的代表作《晚明曲家年谱》申报省里奖项时（获省第十三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突出学术贡献奖”），父亲亦极其认真地撰写评介。父亲不仅与同出夏门的陈铭、陆坚等先生关系融洽，与姜门弟子郭在贻先生亦交厚，尝怂恿其出论文集，联系上海古籍出版社同行朋友为其说项，又努力说动本社出版郭先生著作。对于后辈学人，父亲既愿意为吴（熊和）门弟子沈松勤先生的《北宋文人与党争》写书评（此书获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等），对徐门高足廖可斌先生亦不乏赞誉。总之，湖上学术界的祥和气氛，是父亲所愿意看到的，同时，秉着扬人善与成人美的原则，他也一直在以一己的微力努力营造这样的气氛。

父亲做事认真，哪怕工作再忙，也从不敷衍，为浙大审阅硕博士论文、答辩，他是出了名的严格；晚年以“客座”教授身份为中国美院学生上课，他比“主座”还用心。他一生不担虚名，“顾”而不“问”、“主”而不“编”的事在他身上从未发生，他的每一个署名、每一项兼职都是真实不虚的；倒是有另一种名不符实的情况，比如《中国文化史词典》，父亲只署了一个责编的名“刚如”，以致很多人（包括我）此前都不知道这本书与父亲有多大的关系。还有一些以单位名义出版的书，更是连一个责编的名都找不到了。

父亲奉行“君子不党”，光明磊落，不拉帮结派；以平等心对待所有的人，不谀上，不欺下。浙江民进副主委吴山明先生尝诚邀父亲加入民进，亦遭婉拒。自然，无党无派的父亲，在“党管干部”的现世社会管理制度下，既不能进入党的后备干部序列，亦不能进入统战干部序列，这使得业务上出类拔萃、群众威望高、身为古籍社创社元老的他，始终未能进入单位的管理层，也因而未能享受到一丁点职级带来的便利与好处。非但如此，编书“又快又好”的父亲长年被派与最难的稿子，而福利待遇则与大家一样，劳累之余，有时难免也发点脾气，但终架不住领导以朋友身份来安抚，继续做任劳任怨的良民。能者多劳，不同工却同酬，这是大锅饭年代的不公平现象。父亲既占不到权势所能保障的利益，便只能作为弱势人群吞食“被平均”的苦果了。无官无职也有好处，父亲得以把心思集中到他的专业与兴趣爱好上来，做一个纯粹的知识分子。

父亲不愿攀附权贵，但一生中也数度和政府打过交道，为的乃是“报效桑梓”。

故乡浦江这二十年来打造成了几大文化品牌，如宋濂、郑义门、仙华山、书画街等，每一个品牌的树立后面，都有着父亲的一份心力（参见陈舒平《吴战垒与浦江文化》、方勇《缅怀吴战垒先生》）。

1995年，浦江建县一千八百年，县里启动《宋濂全集》的整理编辑与出版工作。在这项由政府出资的工程中，父亲在具体执行中实起着领头作用（在此之前的1993年，他曾任责编，出版过乡贤典籍《方凤集》），他是学术上的总指导，又在具体工作中事事费力：组建编委、推荐人选、制定体例、联系疏通多个环节为编辑组搜集各大图书馆藏书资料提供帮助、审稿定稿、担任责编、出版事宜乃至出版成本的核算等等。1999年《宋濂全集》出版。为了推进宋濂与“江南第一家”研究，1995年县里又举办学术研讨会，父亲以他的人脉，广邀全国各高校、科研院、出版界的专家学者参加。从人才、规模、学术性等多方面来讲，那次会议都是浦江县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召开的高规格学术研讨会。那次会议还完成了另一项使命——重新推广浦江郑义门文化的专家论证。会议调研阶段，安排专家们参观浦江郑义门。商议论证阶段，有的专家认为“江南第一家”不过如此。也有的专家如杭大徐朔方教授直接对此项目不予认可，认为“义”属儒家的东西，曾经被舍弃的老旧的东西没有必要重拾。徐先生性格狷介，又是学术前辈，他的话很有威慑力。父亲在发言中简述了郑义门的历史，认为郑义门在明代时就已九世同居，事迹载于史册，它在传统文化中的典型性是毋庸置疑的；义门文化明代后继续传承发扬，不曾中断，极为难得；郑氏族法家规是生活化的礼仪规范，不仅维系了家族内部的和谐，也有利于睦邻友好，“江南第一家”对于乡村文明实际上一直起着模范作用，它的家风门风至今为老百姓所景仰，即使“文革”中遭破坏，也消除不了它在老一辈人心中的感召力，这方面是有许多故事好讲的；对于传统文化中的糟粕，当然要舍弃，但传统文化中有好的东西，对于老百姓的行为道德起着劝好劝善的作用，那在今天就有必要弘扬。传统文化在20世纪80年代末已经受到关注，但尚未到热起来的程度，所以观念的分歧是正常的，加上专家们对于郑义门缺乏深入的了解，话说起来自然“隔”了一层。父亲的总结陈词，改变了专家们的看法，也打消了当地官员心中的顾虑，极大地推动了郑义门的研究与开发。会议论文集《宋濂暨江南第一家研究》编成后，父亲又亲自作序。此后，乘着传统文化越来越热的东风，“江南第一家”被广为传扬，从中央到省市各级官员纷纷莅临参观指导。在最近的反腐热潮中，它还被中纪委力推，称自宋朝至清朝173人为官无人贪腐。父亲若看到这一切，当感到欣慰吧。

20世纪90年代初，郑宇民任浦江县委书记，将父亲延为座上客，与商仙华文化开发与书画一条街的打造诸事宜。父亲搜集仙华山传说资料，让我编写成《仙华圣女传》，让舍弟帮忙物色美院画家，为《圣女传》配画，以期画册出版为仙华文化做宣传。仙华山庙宇重修、楹联撰写、景点设立，父亲也多所出力。《仙华文化》杂志首刊，父亲镌上卷首语。识力超群的郑宇民当年即已深谙“文化搭台，旅游唱戏”的道理，整治后的仙华山，成为旅游名胜，后来又开出农家乐，全国各地的游客趋之若鹜，带动了一方经济。

浦江20世纪画家辈出，父亲曾为《浦江籍画家作品展览》作前言。县里决定在龙德寺塔下开设书画街，是为“书画之乡”张目。书画街的尽头，设立了父亲的小叔祖吴茀之先生的纪念馆，开馆之时，父亲作为家属代表发言。为了带动书画街的人气，县里希望父亲也在那里买地筑房开画廊。父亲虽善书法，能鉴书画，但哪懂经营之道，请人勉强维持罢了。2000年，浦江既已申报成为全国首批“书画之乡”，又有吴山明等先生力主家乡书画之事，父亲也就从书画街撤退出来了。

父亲居杭五十载，“此间”的喜怒哀乐，滋味当有甚于少小离别的故乡。曾选注《西湖散曲选》《西湖诗境》，选编《名人笔下的老杭州》《说不尽的西子湖》，无非文人对吾土吾爱的一种骄傲与表达，似乎也谈不上贡献。1995年，浙江省政府在绍兴举行了新中国成立后的首次公祭大禹陵活动，父亲作为专家组主力，起草祭文（见张如元先生《西湖雁荡寄相思》）。2002年，省、市两级政府重修西湖标志性名胜、文物古迹雷峰塔，父亲为省长代笔起草《雷峰塔重建工程要览》序言，又为政府捉刀撰写《雷峰塔重建记》碑文，此碑今立于雷峰塔前。像这些，皆有印无痕，鸿飞不计。

父亲退休后，与卢坤峰、童中焘、吴山明、金鉴才诸先生主讲“恒庐讲坛”，人称“恒庐五老”。“恒庐（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是一家民营企业，主人席君雅好收藏，具人文气息，任事不急功近利。父亲对这样的合作，颇感神清气爽。尝为撰《恒庐丽泽轩记》，记2002年恒庐茗画苑开张，主人邀五老设坛始末。此后两年，父亲曾在此主讲《诗词欣赏》《中国文化的美学品格》《中国文化史丛谈》《古陶瓷的魅力》等。“恒庐讲坛”成一时湖上风会。

杭州文人结社、唱和之风起于南宋的西湖诗社，历元而明，酬唱不断，至明末清初达到极盛，有“小筑”“读书”“登楼”诸社，又有“复社”“西泠十子”“东江八子”等，顺治十七年（1660），清廷严禁结社订盟，结社之名遂绝，但康熙年间的见山堂、绿雪堂、春及堂等处，亦成为名士游访聚会的场所。这些历史上的文人社团，因彼时文人诗词书画诸艺皆通，故内涵并不单一。西泠印社创建于1904年，虽以研究金石篆刻为主题，亦不乏诗文底蕴。此后百年，因传统文化断裂，诗社、印社，便各自独立，不复交合矣。2004年4月，西泠印社恢复中断了57年之久的春祭传统，举行隆重的祭奠仪式，祭辞亦由父亲手撰，由郭仲选先生宣读于华严经塔前。为了恢复和发扬西泠印社“文人结社”的传统与学术氛围，再现当日钻研金石、酬倡诗文的盛况，西泠印社诚邀父亲以特邀社员的身份入社，希望他的加入，能对进一步提升印社的文化底蕴有所裨益。父亲一生多栖于出版界、学界、社科界、陶瓷界，又穿梭于教育界、文艺界、书画界，晚岁落于西泠印社，既是他一生“杂”学的最后一个注脚，也是他以实际行动努力为湖上文人圈向真正的“文人”回归所做的最后一点贡献。

父亲虽也偶作诗词，但并不热衷于参加文学社团，他曾说“诗社立则诗亡，词社立则词亡”，乃是警惧于集社之作每让文学创作脱离真情实意，沦为雁羔之具。然而从中华诗词的传承角度，父亲对于年青一辈结社创作却是抱着支持与欣赏的态度，尤其关注历代以来为诗词渊薮的西泠及越地所呈现出来的网络诗词创作力量，披览从网上打印下来的诗词作品，在任湖州市政府文化顾问期间，约见当地青年作手，对其作品进行指点，给予鼓励。父亲对于诗词文化的普及是一贯的热心，1998年，父亲作为专家组成员参加由浙江省旅游局组织的“浙东唐诗之路”的考察活动，提出“（唐诗景点的设置）要画龙点睛，不要画蛇添足”“有关景点应立碑刻诗，让旅客品味，但一定要高品位、高档次”“要尽快培训一支适应开发浙东‘唐诗之路’的导游队伍，力求一诗一游”等多条意见。2002年暑假，父亲又带领浙江古籍出版社通过征文寻找到的“写古体诗的少年”，重走浙东唐诗之路。父亲对于诗词的启蒙教育颇事费心，早在1992年，他还主编过一本《看画读古诗》，精选唐宋元明清数代诗人的一百首绝句，每首有白话诗翻译。“一首好诗，配上一幅好画，诗情画意，相得益彰”。父亲是想上溯“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诗画一理”的传统审美，使此书兼有“怡情悦性”和“诗画启蒙”的功效。此书开本虽不大，但完全称得上“大家小书”，父亲请了十九位画家组成的豪华阵容来配画，有张岳健、朱颖人、周昌米、孔仲起、卢坤峰、吴永良、童中焘、王重义、刘国辉、吴山明、马其宽、徐家昌、吴声等，几乎囊括了当时杭州画坛的精英。这本由台湾东华书局出版的繁体直排的精美的蒙学读物，也成为当之无愧的精品。

叶秀山先生20世纪80年代曾以“少做杂事”与父亲相期勉，可父亲一生，还是做了许许多多的杂事。这些杂事，有些出于父亲“杂家”的理念，有些出于工作的不得已，还有一些，则是出于情义。

父亲重情，难免为情所累。中年以后师友陆续凋零，如夏承焘、郭在贻、孙家遂、周艾文、姜亮夫、钱文斌、徐朔方等先生，父亲接闻噩耗，总是情绪大恶，连日不得缓转。2003年岁末，祖母以脑梗阻并发症骤殁，父亲摧心大恸，除夕作《悼慈母》并序，回想祖母壮岁寡居，含辛茹苦，抚养子女八人成长往事，益觉肠断。自此往后，父亲如失魂魄，公干回家，每于祖母遗像前黯然枯坐，设香坛果馔，常日供奉，宝藏祖母遗钱，睹物思人，悲情难以化解。阅一载，竟撒手人寰、随母西归矣！

父亲六十六岁的人生，于精彩处戛然而止，留下许多怀念与惋惜。王立嘉先生以为，父亲身上“具有古代君子仁人之风，体现了传统知识分子的操守和优秀品质”。吴山明先生以为“他的治学精神和学者风度，是当代学术界不可多得的典范”。若父亲的道德文章，尚能取以为同时代学人的代表的话，那么父亲的人生际遇、学术历程，当可见出时代的讯息，而他的勤奋笃学、清标自守、成人之美的操行，亦是老一辈学人的共相。父亲走后，浙地父亲的生前友好，又有吴双连先生、吴熊和先生驾鹤西归，在本书编辑尾声，家山老宿张文德先生亦归乎道山，让人慨叹老辈频凋、风流云散。故以此篇，向父亲致敬！并借以向逝去的前辈学人致敬！愿父亲安息！愿前辈安息！愿你们的精神长存于青天碧水之间！

吴蓓 2015年暑间于城西香樟公寓

吴蓓（1965— ），吴战垒先生长女。博士。浙江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文化所所长，浙江省151人才，浙江省“五个一批”人才，浙江历史文化研究中心首席专家，两浙词社社长。师从夏承焘弟子吴熊和先生治中国词学，著有代表作《梦窗词汇校笺释集评》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