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言

咸丰十一年六月二十六日（1861-08-02）辰时，也正是太平天国的武装力量活跃于江浙一带的时候，数千金钱会会众大举拥入浙江温州府瑞安县十七都林垟地方团董陈安澜家中，倾屋劫财，焚书毁物；随后并焚掠附近民居三十余所，包括附生谢作申、监生谢锦爵等人住处，而陈氏戚族所受的祸害最为严重。^[1]这次事件于是揭开了金钱会在平阳、瑞安、泰顺（浙江）和福鼎（福建）等地起义的序幕。在后来的六个月期间，金钱会会众不仅攻入了以广西学政在籍办理团练的孙锵鸣（1817—1900）所建的“安义堡”，而且一度攻陷福鼎县城，两度进攻温州府城，而后还包围瑞安县城一个多月。最后，在闽浙总督水陆两面的夹击下，金钱会寡不敌众，会首赵启远走他乡。整个事件很快在同治元年（1862）年初暂告落幕。^[2]

金钱会活动的时间虽然短暂，不过，它在清代会党的研究上却独具意义。我们对会党的研究一向仰赖官方的档案资料，如此一来自然限制了我们观察的角度。金钱会事件由于涉及不少平阳、瑞安等地的士绅，因而除了当时地方官的相关奏折外^[3]，还留下了一些比较详细的私家记载。大陆学者聂崇岐将这些个人的记录整理编辑，以《金钱会资料》为名，由上海人民出版社于1958年出版。1957年与1979年出版的《近代史资料》还分别刊载了在平阳钱仓（曾名前仓）及北港一带收集到的民歌。^[4]这些民间资料恰好可以弥补过去依赖官方档案所带来的缺憾，使我们对于会党在地方上的活动可以有比较清楚的认识。本文主要是通过这些私家记录，探讨清代会党在地方政治运作上所可能扮演的角色，尤其着重在会党与地方士绅、地方士绅与官府，以及士绅与士绅之间的互动关系上。^[5]

从早年张仲礼^[6]、何炳棣^[7]的研究中，我们了解到士绅在地方社会上扮演着极重要的角色，举凡地方保甲、公益慈善、纠纷仲裁，几乎无役不与。而在太平天国起义期间，地方治安的维护更是士绅努力的重点。像金钱会这样的会党组织正是地方士绅声讨的对象。美国学者孔飞力（Philip A. Kuhn）把这种现象称作“地方社会结构的军事化”（militarization of local structure）^[8]。最近更有学者指出，地方士绅由于角色重要，同时自主性强，在地方事务上享有相当大的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空间。^[9]

然而，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会党组织不仅未因团练的普及而消失，反而有愈演愈烈之势，对各地的治安都构成了相当的威胁。根据我先前的研究，在919件会党案件中，有一半以上的案子是发生在同治朝以后的。^[10]这个数字当然不是绝对的，但至少可以显示出会党的活动并没有大幅度减少的趋势。清代会党猖獗，历久不衰的原因很多，地方保甲与团练绩效不彰固然是其一，清代社会经济的发展对会党的兴盛也不无影响。不过，会党在地方政治运作上所扮演的角色似乎也是应该考虑的因素之一。否则，我们无法解释何以会有不少生员、监生一类的下层士绅列名会党案件的口供中。金钱会事件正好为这个观察提供了一个验证的机会。

通过对金钱会事件的观察，我们可以看到，瑞安士绅在面对会党的威胁时，也像其他地方的士绅一样，在奉命在籍办理团练的孙锵鸣的领导下，纷纷兴办团练，保卫家园。然而平阳地方的县令却在部分士绅的怂恿下，不仅在事发前将金钱会收编为团练，而且在事发后也与若干士绅一起出面为其讲和。瑞安以及温州府的官员也都应声附和，采取相同的立场。孙锵鸣等人的讨“贼”团练，在他们眼中，变成了激起事变的罪魁祸首。因此，本文要强调两点：第一，在地方情势动荡不安的情况下，金钱会等会党与地方士绅间的政治生态可能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弱势的一方可能会倚重会党，以与强势的一派相抗衡，不过，这些士绅也未必能完全控制这些会党的所作所为；第二，士绅在地方事务中扮演角色的合法性或正当性完全取决于地方行政首长的态度，换言之，士绅在地方事务上的自主性有其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