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孙锵鸣与白布会

这些情况看在当地士绅，尤其是以广西学政在籍帮办团练的孙锵鸣眼里，自然恻怛不安，气愤难平。孙锵鸣字韶甫，号渠田，瑞安人，道光二十一年（1841）进士，二十四年（1844）任散馆编修，三十年（1850）任广西学政，咸丰二年（1852）十一月奉准回籍省亲，咸丰三年（1853）春，奉命在籍帮办团练。孙向当时的温州府知府黄维诰力争，认为以赵启等人为团练，必重蹈当年以淮北苗沛霖为团练的覆辙。黄不为所动。孙又上书当时的浙江巡抚王有龄（1810—1862）。王就此事要求黄解释，黄就以赵启等人已改团练作答。王虽然要求必须“悉献伪钱乃听为练”，也就是金钱会会众必须先出会，而后才能入团，但是后来仍不了了之。^[41]鉴于官府不可恃，孙锵鸣因而一心办团。

其实，孙氏在奉命办团的第二年的七月间就在家乡筑堡办团练，历时九个月，也就是在咸丰四年（1854）四月间堡成，并命名为“安义堡”。^[42]当然，孙氏的筑堡并不是针对金钱会而来的，他只是遵奉朝旨举行乡团而已。由于太平军自广西举兵以后，以秋风扫落叶之势，由广西而湖南，湖南而湖北，并于咸丰二年（1852）十二月间攻克了湖北省城武昌，咸丰皇帝（1831—1861）遂于咸丰三年正月初八日（1853-02-15）下令各省仿嘉庆年间破川楚白莲教教徒的坚壁清野之法，办团自保；他要求各地方“或筑寨浚壕，联村为堡；或严守险隘，密拿奸宄”^[43]。同年正月、五月、八月间他又重申此令，要各地方实力奉行。^[44]孙氏在家乡办团的情形，目前限于材料，不得而知。不过，在金钱会的威胁之下，孙氏这次的治团显然颇为成功，各处响应办团的，据说是“以数十计”。^[45]孙氏于是以村为单位办团，凡入团者，不许入会；每人并发白布一方作为团勇号衣，上面有“安胜义团”四字，金钱会因而以“白布会”相称。后来凡是有团练与金钱会交战，金钱会都将这些团练称作“白布”，久而久之一般民众也以“白布”称呼团练。^[46]在一般人心中，“白布会”因而成为与金钱会相对峙的团体的代名词，虽然它其实包含了不同地方，如湖石、雷渎、江南、林垟、浦西等地的团练。

这些团练大多是响应孙锵鸣治团的呼吁，同举“义旗”。孙氏以广西学政的身份在乡办团，他的这些盟友也多是地方上的生员、举人，或是捐得功名的富户，与他属于同一个社会阶层。例如，统率瑞安湖石村团练的张家珍就是生员出身，而且还是与孙氏之侄孙诏谷兄弟一同入的学。^[47]根据当地人的描述，张是一个典型的讲义气的江湖型英雄人物。他“为人瘦小，有胆智，吃而好大言”。他虽然“家贫，浪游，喜饮酒博塞（赛）”，但是由于他“仗义好气”，因而“能以气役使乡里”。就凭着他这股豪情，并在大峃、公洋两地富民的资助下，张家珍组织了一个有数千人的团练。^[48]也有人说：“不呼自来者万余人。”张就在家里设局，名为“敬胜”。^[49]

相对于张家珍的“以气役使乡里”，江南与雷渎的团练则是两个以赀财组团的例子。这两个地方的团练可以说是势力最强，剿“匪”最力的地方武力。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色：都是以家族为构成主力。江南团练就是以杨配籛家族为主。杨配籛，贡生，家居平阳张家堡。当时金钱会会众多聚在钱仓，钱仓在横阳江北，张家堡在江南，而江南“饶沃多富民”。先前金钱会会首朱秀三居江南湖前，曾引诱当地居民入会。根据孙衣言（1814—1894）的说法，张家堡杨氏多以赀雄，杨配籛就有田数千亩，他于是与族人商议，对其佃户减租，但以他们不得入金钱会作为交换条件。当地其他富户也都响应，江南居民因而纷纷“入团”，而先前入金钱会的人也都匆匆出会，改入团练。孙氏指出入团人数高达数十万，这也许是夸大之词。不过，以常识判断，在诱之以利的情形下，出会而入团的人数应该很多。杨氏又率领富民出钱购置火药、兵器，并沿江构筑土城，长达数十里，使得金钱会众“不得过江一步”，即或有潜入者，也多为团练所杀，江南白布之名因而大震。^[50]

雷渎的团练则以当地的生员温和均、温和锵兄弟为首。温氏为平阳大姓，“有丁壮数千人”。雷渎位居赵启大本营钱仓的上游，赵启颇感威胁，于是引诱温氏入会。然而，温氏兄弟不仅“义不从贼”，反而“率其族为团练”，成为对抗金钱会的主力。^[51]

就团练领导人的财力而言，如果湖石与江南的团练可以视为两个极端的代表，那么其他地方，如浦西、林垟的团练，大多可能分布于这两个极端的中间。可惜，我们对于这些团练所知极为有限，仅知浦西团练以举人林星樵为首，而林垟团练则以富户陈安澜为主。陈氏就是本文开始所提引发金钱会攻势的关键人物。据孙衣言所述，陈是位贡生，平阳人，不过家住瑞安林垟，家境富有。^[52]孙氏并表示，陈之所以会与金钱会发生冲突，是由于陈受县牒组团练后，林垟与郭巷的金钱会“奸民”纷纷对他仇视，因而“纠其党，拔团练旗，树贼帜”。陈于是告官，官府派县丞前往查案，捕获一名“匪党”。赵启得知同党被捕的消息后，大怒，纠集党羽二千余人，洗劫林垟陈氏及谢氏家族。^[53]然而，其他的资料，无论是官方的报告或是私人的记载都显示，事情的发生恐非如此单纯。陈氏与当地牙户之间的积怨应该是双方冲突的主因。刘祝封就指出，陈安澜“每年粜谷为牙户所抑勒”，而当时牙户“首以禁谷偷漏为名”，都入“金钱建旗”。陈颇感威胁，想“压以官势”，于是派他的生员侄子向当时协助孙锵鸣办团的曾燕卿求助。曾起初有些踌躇，可是在当地士绅朱鼐“何不趁此时，且取多金以作兵费”的怂恿下，就派人“带团勇十多人，差役数人，拔其旗杆以归”。赵启因而“拨匪千余攻之”。^[54]然而，平阳县涉案的知县翟维本则指出，陈与林垟牙户李子荣“先入金钱会”。后来陈在朱鼐的劝导下，同意“改入白布会”；不过，李坚持不从。朱邀同陈至李家，“逼令缴出金钱”。李于是向赵启哭诉，赵因而“纠众将陈安澜房屋拆毁”。^[55]检视这两段叙述，主要人物几乎一样，只是场景、情节不同。这显然与叙事者的立场背景有关。因此，姑且不论陈安澜是否先入了金钱会，如果我们说这起事端是由于陈安澜与牙户李子荣之间的私人恩怨而引起的，应该不为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