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言

作为买卖双方中介的牙或牙人，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古老的行业。据学者研究，战国以前可能已经有了牙人的出现，只是当时用的是“驵僧”一词；而牙行的出现是在明代。^[1]事实上，清代官给印信文簿，要求牙行记录客商籍贯、姓名、路引字号、货物数目，每月报官的做法，即为直接沿袭明代的规定。^[2]以下是一位牙行经纪的口供，可以让我们有机会对清代牙行的运作有较直接的观察：

龚会鲁供，小的是枣阳县人，开猪行生理。今年七月二十八日萧起云在小的行里卖小猪，谢成名也来到行里，凭小的赊了萧起云一个猪，讲定四百五十文钱，许到八月初二日送钱给他。到初二日，不见谢成名送钱来还，初三日萧起云叫小的同他去讨钱，还驼着几个猪沿路卖。有晌午时候，才到谢成名那里。萧起云在路边树下坐着，小的去叫谢成名。他女人说不在家里，在后冲田里割谷。小的一人走到田里，才叫谢成名回来。成名只给了萧起云三百八十个钱，萧起云说还少七十个钱，你到几时找我。谢成名说我止有这三百八十个钱，若要找钱就把猪退还你罢。萧起云说原讲定四百五十个钱，如今你把猪赶来，过了几天，怎又要少钱退猪呢？^[3]

上述引文具体而细微地呈现了牙行在清乾隆年间商业行为中扮演的角色——评定物价，中介买卖。龚会鲁是湖北枣阳县人，猪行经纪。萧起云则是河南新野县人，以贩猪维生。乾隆五年七月二十八日（1740-09-18），萧起云“驼了几个小猪子在龚会鲁行里发卖”。龚会鲁为了做成生意，不仅作保，让手头不宽裕的谢成名赊账买猪，而且当买主未能按约定时日还钱时，还陪同卖主一起前去讨账。而官方似乎也如此认定，以此为标榜的字眼也一再在官方文献，尤其是上谕中出现：“贸易货物，设立牙行，例给官帖，使平准物价”^[4]，“以评物价，便商贾”^[5]，“民间贸易，官为设立牙行，以评物价，所以通商便民，彼此均有利益也”^[6]。

可能受到这些文献的影响，讨论清代牙行的学者也多将注意力集中在这两项功能上。例如，有学者指出，“牙行在产销之间，在批发商到零沽小贩之间，是确实起过一定的桥梁作用，成为当时农工商业流通的渠道之一，连一些省一级的地方大吏也说，‘设立牙行，所以便商民而通财货’”^[7]。

不过，牙行本身的记载却透露出不同的讯息。例如，有一烧酒行经纪在他的禀状中写道，他请领牙帖，开烧酒行，是“代客买卖，输纳税课，供应恩辕、理民两署差务”^[8]。一个杂粮行户的诉状也写道：他请领部帖，是“代客买卖生理，应办道、府、理民捕府、恩辕及经厅、捕厅六宪需用胡豆差务，上纳国课，毫无违误”^[9]。另一个杂粮行规则称：“兹予等颁领部帖，开设杂粮牙行，代客买卖，上裕国课，应纳道、府、江北、巴县驿马差徭。”^[10]显然，清代牙行除了中介买卖，代收税课外，尚有承担官府差徭的任务。牙行不仅是生产者与消费者、客商与小贩之间的桥梁，而且是衙署人力、物力资源的提供者。官方与牙行的文献在这方面有明显的落差。是什么因素造成这样的差异？官方是否要刻意淡化牙行在这方面的角色？果真如此，原因为何？本文尝试利用档案，尤其是四川巴县档案，从雍正年间赋税与牙行制度的变革入手来探讨这个问题。

本文主要论证，雍正年间的税制改革导致州县衙门失去对耗羡银两的掌控，不得不借牙行的供奉来填补自主财源的损失，因而不顾州县衙门不得颁给牙帖的禁令，持续颁给牙帖，于是造成所谓“官给私帖”的乱象。然而，清廷并不认可这样的作为，牙行应差的字眼自然不会在上谕等文献中出现，形成双方在文字表述上的明显落差。如果说前人重视的是牙行与商人间的关系，本文则指出牙行与政府间的关系也值得我们注意，如此方能较全面地掌握牙行在传统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