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耗羡归公以后

雍正皇帝即位以后，鉴于政府财政亏空严重，除了要求三年内完补清楚外，并由山西、直隶、河南、山东等省开始推行耗羡归公的制度。^[62]耗羡，或作火耗，是州县政府征收钱粮时，在正额钱粮之外所加征，以弥补销铸银两的损耗的部分。由于清代地方财政困乏，额定存留数不足以支付州县政府的办公费用，私征的耗羡成为地方财政的主要来源。雍正皇帝除了将私征的耗羡归公作为官员的养廉银并用其弥补亏空外，也将部分拨作地方公用。此举固然将耗羡完全合法化，解决了州县地方政府的财政问题，却也剥夺了州县官的自主财源。在耗羡归公实施前，州县地方火耗完全由州县官私征私用。州县官在提解额定的数目给省后，其余的部分则由其自行支配。然而在耗羡归公实施的同时，雍正皇帝接受了山西布政使高成龄的看法，要求州县地方将火耗全额提解给布政司藩库，再由布政使计算地方的需要后，拨交一定数额给州县地方公用。他认为：“与其州县存火耗以养上司，何如上司拨火耗以养州县乎？”^[63]

火耗由暗化明，由私转公后，州县地方官失去了自有财源的奥援，其间的困窘情形可以想见。下面的例子或可间接说明。湖南宝庆府邵阳县龙口溪地方一向设靛行，每年纳税银一两二钱五分。乾隆二十八年（1763），原来的行户病故缴帖，冒充领帖的衙役又被控详革后，该地靛行因而无人接充。宝庆府知府因为每年一两二钱五分的牙税无着，于是谕令各染户轮年代纳。各染户因为买靛染布，可免纳行佣，而且代纳税银无几，都乐意配合。^[64]每年一两二钱五分的税银并不多，但知府衙门也不愿放弃，显然失去了火耗的收入，地方财源是锱铢必较。

没有了一份自主财源，除了锱铢必较外，州县官自然要寻求替代资源。牙帖税的税额虽然微不足道，但牙纪牙佣的收入应该相当可观。前面提到的刘李氏就曾将恩赏所得的两张药材行牙帖租给亲戚杨八与董九承充，每年得租价银二百八十两。若非获利丰厚，何以有人愿意出如此高价承租牙帖。

也有学者指出，徽州人之所以热衷于经营牙行，是因为这一行业可以给他们带来厚利。许多徽人富商，如阮弼、李廷芳、章健德等，都是牙行经纪出身。^[65]嘉庆十三年（1808）六月间，顺天府尹刘权之（1739—1818）奏请将经纪杨继昌私抽牙佣应行入官的二千五百七十二千余文制钱作为普济、育婴二堂的生息经费。^[66]这项请求后经议准，“此项入官制钱二千五百余千，即交大兴、宛平两县生息，作为该堂经费之用”^[67]。这二千五百多千的制钱不是一笔小数目，相当于雍正时贵州按察使一年的养廉银。^[68]很遗憾，我们无法得知这是私抽多少时日的佣金的结果；但依常理判断，应该不会是超过一年以上的时间。

既然牙佣的收入可观，当州县财源萎缩，开源无由时，通过牙行应差以节流的考虑自然应运而生；而如能增加牙行的数目，州县衙门不仅可以增加牙税的收入，也可以增加可供需索的对象，开源与节流两个目标都可兼顾。这也是为什么州县官会不顾禁令，甘冒被降调的危险私给牙帖的原因，因为唯有如此才能增加自身可资运用的财源，以应付办公费用以及上司的需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