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 技术进步的类型和非体现式技术进步

2.1.1 技术进步的基本概念和阶段性

关于技术并没有一个严格的定义，伊诺思认为技术是指内含于专利中的技术信息，或以文字为载体的、可交流的技术知识。但是现在看来，这一定义过于简单，不可交流的技术同样是技术。海伦娜认为技术不仅包括法律认可的专利和商标，也包括无法专利化的技术或未经专利化的专有知识，还包括熟练劳动内含的技术和有形商品内含的技术。斯图尔特则认为，技术是指生产、使用和做有用事情所需的所有技巧、知识和程序。费里拉等人在1986年对技术的定义为：技术是指一种创造出可再现性方法和手段的能力，这些手段或方法能导致产品、工艺过程和服务的改进。在ESCAP/UNCTC（1984）的定义中：技术是用于商业化、商品和服务销售的知识，通常被视作建立企业所必需的、可经济有效地用于生产和销售的专有知识、经济和技巧的总和。^[1]事实上，概括地讲，技术是独立于生产要素之外的有可能对增长做出贡献的要素。

技术进步是指经济增长中技术贡献的整体水平的提高，也可以作为整体技术进步看待，体现式技术进步和非体现式技术进步是整体技术进步的两种基本形式。技术只是一种创新，这种创新对增长的贡献具有可能性，而技术进步则使这种可能有了现实性。技术进步的一种形式是独立于生产要素的、非体现式的技术进步，常见的形式是以技术研发、专利等为主的技术创新。技术进步的另一种形式是与要素投入融合为一体的、体现式的技术进步，包括设备更新、技术引进、技术模仿等。整体的技术进步则包含了体现式和非体现式两种技术进步的形式。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技术进步的特点与形式上是不一样的，因为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技术进步的方式是不一样的。由于新技术的研究与开发不仅需要投入，而且同样具有风险，往往越是高新技术，风险越大。开发尖端新技术的投入很大而失败的概率很高；相对而言，模仿和购买技术所需的成本就要低得多。只有资本积累到一定程度，才有条件进行高风险的、商业性的技术开发。同时，由于基础工业的相对薄弱，高新技术的科研成果的转化在发展中国家也要困难得多。^[2]因此非体现式的技术进步，即纯粹的技术进步主要是由发达国家完成的，而体现式的技术进步，即与资本融合为一体的技术进步是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进步的主要形式。因此发达国家的技术进步主要是以技术研发为代表的非体现式技术进步，而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进步则主要是以设备引进为代表的体现式技术进步。

林毅夫指出发展程度不同的国家取得技术进步的方式可能不同，发达国家所使用的技术处于国际技术的最前沿，发达国家的企业要取得技术创新，必须自己进行新技术的研发，而研发的投入在目前通用的生产率的研究中并不包括在投入要素内，依靠这种方式取得的技术进步属于不包括资本投入的技术进步。与此相反，发展中国家可以利用和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以引进技术的方式取得技术创新，发展中国家引进的技术通常包含在新的机器设备里，属于包含资本的技术进步。因此，即使以同样的方式来研究一个国家在不同发展阶段的技术进步特征，也会得出不同的结果，例如，一个国家处于发展早期时，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将会较小，而达到发展阶段后，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将会较大，这个理论推断在美国和日本的经济史研究中得到了证实。^[3]

易纲也指出当新兴市场国家（地区）引进技术购买设备的时候，所支付的价格就包含了发达国家的R＆D支出，并支付了其“创新利润”。事实上，在技术引进的过程中，生产力的效益转移到了发达国家，而成本转移到了新兴市场国家（地区）。^[4]

不仅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当代经济状况的研究证明了这一点，对美国和日本等发达国家不同发展阶段的研究也反映了类似的过程，即发达国家在其工业化初期也曾经历过经济增长主要依靠要素积累的阶段。根据郑玉歆的分析，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有其特殊性：首先，从社会需求的内容来看，在工业化阶段社会需求的内容多为人们的基本需求，以满足这些需求为目的的增长必然是以外延为主。随着资本积累的进行，当人均资本提高到一定程度，产业技术达到一定水平后，人们的基本需求已得到满足，基础设施也趋于完善，即工业化得以实现。这时，增长的内容必然要向技术含量高的产品转变，表现出更多地依靠内涵增长的趋势。其次，从技术进步发生的条件看，技术进步的发生总是以资本积累为先决条件的，而劳动节约型的技术进步从总体上讲只有资本积累到一定程度才会发生。再次，由于基础工业相对薄弱，高新技术科研成果的转化在发展中国家也要困难得多。最后，应看到技术进步是将认知形态的科学知识物化于生产过程中并进而物化于产品中，或者说是转变成物质形态的结果，而这一物化过程的实现需要进行系统的努力。再次，从技术扩散、技术转移的规律看，模仿的成本总是比技术创新低。因此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自然主要来自发达国家，这也正是其后发优势之所在。而发达国家的企业为了追求高利润，也不断地将一些成熟的产品转移到低生产成本的发展中国家去生产。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传统产业及成熟技术从发达国家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在这种情况下，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越来越依靠能创造新经济增长点的高新技术的进步。^[5]

速水佑次郎（Hayami）对不同阶段美国的全要素生产率进行了估算，估算结果也说明，在美国发展的初期，资本的贡献大于技术的贡献，即发展初期技术研发的贡献不大。具体来说，在1800～1855年和1855～1890年，全要素生产率对劳动生产率增长的贡献要大大小于资本—劳动比率增长的贡献，说明在此期间，资本产出比率在提高。这一研究结果证明了在通常人们所认为的美国工业革命开始（19世纪40~50年代）后的初期阶段，资本积累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

以日本为例，经济史的研究也揭示了大致相似的增长类型。按照Hayami、Ogasahara（1995）的研究，假定日本的工业革命开始于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在其后工业革命的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也出现了资本—劳动比率的增长率超过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的情况，因此也同样表明资本—产出比率的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只能解释劳动生产率增长的10%，其余是投入要素的贡献。对日本和美国的研究结果均表明，在随后的工业发展的高级阶段，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逐步提高，资本的份额在达到一个高点后开始下降。^[6]

另外，新经济地理理论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会形成不一样的技术进步模式，尤其是在那些地理位置特别接近的国家。新经济地理理论强调企业集中布局产生的聚合经济，以及城市在扩散新知识和新流程中的作用。该理论特别注意中间产品生产中的规模经济，因为中间产品的集中会使得最终产品也布局在同一地点，扩大了市场规模，并因此鼓励更多的企业布局在同一地点；同时也强调历史的影响：大型制造商的存在往往会吸引供应商在一个国家的布局，从而形成产业集群，但是由于劳动力往往不能像其他生产要素那样在国家间和国家内部自由流动，因此成本结构会驱使产业从大的、高工资的中心向小的、低工资的地区流动，从而带动就近区域的发展，而原有的地区将形成更先进、更精密的产业模式，工资水平和人均收入也会进一步提高^[7]，这就是著名的飞雁式发展理论。

但是近期，西方发达国家技术进步形式的一个相对变化是体现式技术进步相对于非体现式技术进步的贡献率在逐步提高。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非体现式技术进步对发达国家的贡献在逐步降低，体现式技术进步也成为发达国家经济增长中一个重要的促进因素。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国家经历了长期的快速增长和经济繁荣，其中一个最为典型的特征就是非体现式技术进步的贡献，许多最新的科技产生于这个时代，由于全要素生产率包含了非体现式技术进步的成分，这个阶段美国的全要素生产率也在逐步提高。但是1974年之后，美国和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的非体现式技术进步的贡献开始下降，表现为全要素生产率明显下降。

而且有些研究发现，与美国全要素生产率的下降相对应的是，美国的体现式技术进步开始上升。Greenwood，Yorukoglu（1997）通过计算设备的相对价格指数发现美国的资本体现式的技术进步自1974年以来加速上升。分部门的分析也表明，美国自1974年以后的技术进步开始更加倾向于资本体现式，而不是单纯的非体现式。Jorgenson等（1987）是根据Jorgenson，Griliches（1967）所提出的研究方法进行分析测算的，该研究方法是经济学研究中的经典，该研究认为，美国1948~1979年的经济增长因素分析中，资本是最重要的，劳动的贡献是第二重要的，而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排在第三位。^[8]这说明自1974年以来美国的资本体现式的技术进步水平相对于非体现式技术进步水平一直稳步上升。体现式技术进步对美国的增长起到越来越大的作用。

造成这种情况的一个主要原因是新技术的研发费用逐步提高所导致的较高的生产资本成本弹性，由于代表最新科技成果的技术风险非常大，投入也很高，已经不再是工业时代那种普通的中小企业可以完成的，而主要由大公司主导完成。中小企业则主要是通过购买技术以及更新体现最新技术的设备来实现技术进步，技术的扩散效应对经济的推动作用超过了研发支出的贡献。发达国家的很多公司尝试计算机操作系统的开发，但由于风险和投入过大而最终放弃，主要选择从微软公司购买操作系统。世界上计算机所用的大规模集成电路的开发也主要由少数几家公司完成研发和创新技术推动，而其余几乎所有的国家均是购买相关芯片，即使在发达国家内部也不例外。因此，这种情况导致了即使在发达国家，资本体现式的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已经超过了非体现式技术进步的贡献。

体现式技术进步和非体现式技术进步是整体技术进步的两种形式，由于所处发展阶段不同，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进步类型是不一样的，不能因为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进步类型主要为体现式技术进步就断定发展中国家不存在技术进步，否定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在经济发展中的技术进步因素。根据中国当前所处的阶段，体现式技术进步是中国技术进步的主要形式，应该成为研究的重点。即使在发达国家，随着研发成本的大幅度上升以及研究和开发新技术的复杂性，体现式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越来越大。

2.1.2 非体现式技术进步与全要素生产率

非体现式技术进步是技术进步的一种传统形式，新古典增长理论最初认为，技术进步和全要素生产率应该是仅限于非体现式的、外生的、希克斯中性的技术进步，本书把这种技术进步定义为一般技术进步，一般技术进步也就是典型的非体现式技术进步。正如前面的论述所言，新技术的研究与开发不但需要投入，而且具有风险，越是高新技术，风险越大。开发尖端新技术的投入很大而失败的概率很高，相对而言模仿和购买技术所需的成本就要低得多，因此在全球范围来看，非体现式的技术进步过程主要是由发达国家完成。^[9]独立于要素之外的非体现式技术进步有几种形式，常见的类型有技术研发、专利、技术改进等，技术研发和创新是这种技术进步的主要特点。

关于技术创新，创新经济学的创始人熊彼特认为：“创造是企业家对生产要素的新的组合。”伊诺思认为：“技术创新是几种行为综合的结果，这些行为包括发明的选择、资本投入保证、组织建立、制订计划、招工用人和开辟市场等。”英国经济学家斯通曼认为：“技术创新是首次将科学发明输入生产系统，并通过研究与开发，努力形成商业交易的完整过程。”澳大利亚学者唐纳德·瓦茨认为：“技术创新是企业对发明和研究成果进行开发并通过销售创造利润的过程。”弗里曼是技术创新方面的著名学者，他更多地从经济学角度来观察技术创新。他在1982年的《工业创新经济学》修订本中认为：“技术创新就是指新产品、新过程、新系统和新服务的首次商业性转化。”缪尔赛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对技术创新概念做了系统的整理和分析。在整理分析的基础上，他认为：“技术创新是以其构思新颖性和成功实现为特征的有意义的非连续性事件。”^[10]

技术创新是非体现式技术进步的一种主要形式，非体现式技术进步包含了技术创新。经济学意义上的技术进步（technological change）和技术创新（technological innovation）都可以表现为生产函数（production function）的变动，也都可以表现为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从厂商理论来看，厂商的每一项技术进步和技术创新，都体现在它的产品特性和生产过程中，改变了厂商内部的成本——数量价格和生产可能性边界。二者的区别在于，技术进步主要是在一种经济效果的意义上而言的，它要经过技术变革本身市场化的阶段；技术创新更加关注经济总量层次上的效果，它说明了一种经济变化的过程。技术进步可以是技术要素的重新选择和分配，也可以是技术运用、技术组合的不同，但不一定是技术要素本身有了新的变化。技术创新包含技术本身的变革，并导致新产品或新生产过程的出现，这是它的本义。^[11]所有的技术创新都一定能导致技术进步，但并非所有的技术进步都源于技术创新。模仿和扩散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一种特定的技术创新可以引起多少技术进步。技术进步是更广泛的概念，它包括技术创新、模仿和扩散。所以在经济学的意义上，技术创新只有涉及有关新产品、新过程、新系统或新设计在商业上的首次应用才算完成，技术创新并不是技术进步的全过程。^[12]

非体现式技术进步是新古典增长模型中的一种技术进步，是一种纯粹的技术进步，这种技术进步以技术创新为代表，反映了资本和劳动要素投入之外的经济增长来源。

注释

[1]杜长征，杨磊：《技术创新、技术进步与技术扩散概念研究》，《经济师》2002年第3期。

[2]郑玉歆：《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及经济增长方式的阶段性——由东亚增长模式的争论谈起》，《经济研究》1999年第5期。

[3]林毅夫，任若恩：《东亚经济增长模式相关争论的再探讨》，《经济研究》2007年第8期。

[4]易纲，樊纲等：《关于中国经济增长与全要素生产率的理论思考》，《经济研究》2003年第8期。

[5]郑玉歆：《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及经济增长方式的阶段性——由东亚增长模式的争论谈起》，《经济研究》1999年第5期。

[6]Hayami Y.，and Ogasahara，J., 1995: “The Kuznets versus the Marx Pattern in Modern Economic Growth: A Perspective from the Japanese Experience”，Department of Agricultural，Resource and Management Economics Working Paper, No. 127999（Ithaca，NY: ARME，Cornell University）.

[7]世界银行：《东亚复兴：关于经济增长的观点》，北京，中信出版社，2008年，第15~16页。

[8]Jorgenson，D. W. and Z. Griliches, 1967: “The Explanation of Productivity Chang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July, Vol.34, No.3, pp. 249~283.

[9]易纲，樊纲等：《关于中国经济增长与全要素生产率的理论思考》，《经济研究》2003年第8期。

[10]杜长征，杨磊：《技术创新、技术进步与技术扩散概念研究》，《经济师》2002年第3期。

[11]杜长征，杨磊：《技术创新、技术进步与技术扩散概念研究》，《经济师》2002年第3期。

[12]李京文，郑友敬：《技术经济手册·理论方法卷》，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0年，第7～3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