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乡村知识分子的逆袭

富文在县电视台工作，算是我的同行。

富文是一个得风气之先的人物。70年代末，富文初中毕业后去县城旁边的完全中学上高中，这在那个去县城相当于出了一趟远门的年代，是相当“高大上”的经历。

富文能成为当时村里屈指可数的几个高中生之一，他的家庭是很大的因素——他是那个年代罕见的独生子。

富文的奶奶是一个很有经验的接生婆。当时的农村，没有让临产的孕妇去医院分娩的习惯（估计也没那份闲钱），也没有叫乡村医生接生的习惯，家家户户都是在家请接生婆接生。村里的好多孩子，都是由富文奶奶接生的，包括我。

富文一家个子都很高，女的都往一米七奔，男的都是一米八多。这样的身高在一米六几差不多是成年男子标准身高的那个时代的南方，是颇为鹤立鸡群的。富文的高个子奶奶，生了两女一子。女儿都嫁在本村，儿子找的媳妇也是本村人。印象中富文的爸爸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曾在城市短暂地工作过一段时间，后来不知什么原因回乡务农了。也许是舍不下家里的老人和孩子，也许是受不惯在外工作的约束。五六十年代，城乡并没有天堑似的鸿沟，否则，60年代初因粮食减产出现城市粮食供应紧张的时候，国家动员大批城里人回老家务农的政策，不会那么容易推进。

这样的家庭背景，使得富文初中毕业后很自然地外出读高中，虽然高中毕业后没能考上大学，这一求学经历仍旧改变了富文的一生。1966年开始的“文革”中止了大学招生，致使70年代末80年代初整个社会积攒了太多的青年学子、适龄考生，他们在短短的几年内纷纷走进考场。当时的教育资源像绝大多数其他社会资源一样，处在极其有限的紧张状态中，考取大学非常不易，接近百里挑一，落榜是常态，考上的人真有中了“状元”的感觉。

正因为有这样的社会背景存在，富文的落榜，并不让大家感到意外，他本人也不会像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末大学生扩招政策出台之前的落榜生一样，有“无颜见江东父老”的心理恐惧。当时的社会和当事者本人，都对落榜这一事件抱有相当开明的态度。富文落榜后，来到了我当时就读的村小学，当了一段时间代课教师。印象中这段时间很短，应该是第2年他又复读应试去了。

此后，富文的身份就在农民和乡村知识分子之间摇摆，跟“文革”时被称为“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知青情况类似。他们之间唯一的区别是，由国家统一安排一切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中国已经进入了一个由个人主导自己人生的时代，每个人都可以凭一己之力，在时代的夹缝中谋得一席之地。

又一次落榜后，富文开始在乡间寻找机会。干过一段时间的农活，当过地道的农民。在我读初中的时候，富文终于成为乡文化站的编外人员、业务骨干。

富文在乡文化站干了好几年，最终解决了编制，成为国家正式干部。记得初高中寒假，富文常常拿着油印的资料，发给像我这样的在校生，做着普及乡土人文和历史掌故的工作。那些油印的材料，是真正的“乡土教材”——关于本乡本土的传说与历史。

富文成家的对象，也是有编制的国家干部。回乡知识青年富文，在经过长时间的跋涉后，以自己的勤奋和上进为自己铺平了脱农之路。

富文是一个很有生活情趣的人。即使当年困厄乡下从事农业生产，也始终没有丧失对生活的热爱。他家算是我家的近邻。小时候有段时间，每天傍晚，都能听到他吹的笛声，清新婉转，算是乡间的高雅音乐。

富文的父母都不算高寿，在含饴弄孙后不久前后脚撒手而去。富文的父亲这个智慧的农民在临去之前，给嫁在本村的小妹妹留下了话：“我走了以后，不要让这座房子冷了下来。”因为他知道，他那已经进城的儿子一家不可能回来住这幢房子，要想让房子保持热气，唯有让出嫁的妹妹一家搬回来住。

富文的姑姑姑父一家践诺搬回去住了。说是一家，平常只有夫妻两人在家。女儿已嫁到邻村，并在县城买了房子。儿子成家后与媳妇常年在外打工，估计以后也会像村里的其他年轻人一样，有了孩子后把孩子留在乡间给老人带，小两口常年在外打工。

富文的祖辈和后面将要提到的老辈已经故去、小辈全在外面工作的明达的父辈是本家，两家的房子挨在一起，前后门相通。富文姑姑在住进哥哥的房子时，顺便也替明达家的大房子开开门户，生点人气。明达家是几进几出的大房子，非常气派，曾经人丁兴旺，热闹非凡。在一年有着两三个月梅雨季节的南方，这样的房子，必须得有人进进出出，常开门户，否则会朽烂得非常快。

富文姑姑开了哥哥家的房门，自己的房子又空了。人们常常用“八个锅七个盖”来形容资源和需求的不对等，如今农村的住房问题，却反了过来，经常是“八个锅九个盖”，有太多的房子没有人住。这在10年前都是不敢想象的事情。满川田曾经几户同居一屋，多儿多女户经常为成年子女的住宿操心，为临近成家的儿子的一间婚房发愁，现在竟然出现了房屋过剩的局面，这是时代进步的力量，也是时间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