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头进城，一头坚守

1.裂变中的农民工

说完满川田的特产和风俗，该说到满川田村民了。

在刻画满川田的人物谱之前，有必要回顾一下近三四十年来席卷整个中华大地的民工潮。因为满川田及满川田人的现在和未来，是这波大潮下的乡村缩影。20世纪后20年至21世纪前20年，是中国从传统的农业社会走向现代的工业化、城镇化社会的裂变时期。毫不夸张地说，整个社会在这40年中发生的巨变，超过以往5000年的变化。

就农村而言，开始于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大规模向城镇的转移，以及“文革”后恢复的农家子弟以升学和参军方式进入城市的这两股潮流，构成了近40年城镇化的主要风景。在这支“农”转“非农”的队伍中，抛开通过升学参军途径融入城镇的不算，那些本身是农民身份而进城务工的人，也就是俗称的“打工仔”、“打工妹”，除了个别有资源有能力有运气，在城市里立住了脚，进而在城里置业把家人带入城市就业或求学的以外，2000年以前，绝大部分打工者都是两头在外（工作和生活在城市），根在村里（家安在农村，在村里还有承包地），像定期在城市和乡村之间来回飞翔的“候鸟”。

时间往前推30年，1984年10月13日，国务院发出《关于农民进入集镇落户问题的通知》，要求各级人民政府积极支持有经营能力和有技术专长的农民进入集镇经营工商业，公安部门应准予其办理常住户口，统计为非农业人口，口粮自理。自此，农民被剥夺了近30年的自由流动权得到恢复。

尽管国家早在1984年就放开了农民外出务工的限制，但却没有马上导致民工潮。从那时起直到90年代初期，从全国范围来说，进城打工的农民是极少数。土地承包责任制实施后爆发出的巨大生产力，让此前吃饱饭都困难的农民有了饱饭吃，甚至有了一点余钱，“土性”十足的农民轻易不愿意离乡背井；始自上世纪50年代的粮油凭粮油票供应的政策，也让以种地为生、手无粮油票的农民几乎无法外出谋生。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随着物质不断丰富，各类商品票证已逐渐失去存在的必要。1992年，国家取消工业券，1993年，粮油实现敞开供应，全国取消粮票、油票和城镇居民粮食供应证，“票证时代”正式终结。随着粮票、油票、布票等退出历史舞台，阻碍农民进城的最后一道藩篱消失了。

1992年以后，我国突然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打工潮，当年就有4000多万农民工流入沿海和城市打工。到了90年代中后期，随着中央分税制财政体制的实施，基层财政出现收不抵支的状况，无计可施的基层政府只能把负担转移到农民头上，加重了农民负担。在一些税负重的地方，农民辛辛苦苦种了一年地，年底一算账，却收不抵支（包括生产上的投入和税费支出），更多的农民不得不外出务工找钱（李昌平所著《我向总理说实话》一书中对此有翔实记录）。从那时开始，两头在外的生存方式逐渐成了农民主要的生活形态。上亿的农民工，就像天上的候鸟，平时飞往祖国的四面八方，过年飞回自己的窝，回乡与家人团聚。每年一次的春运大战，就是亿万“候鸟”跨越千山万水回家时上演的人口大迁徙。

应时飞翔的“候鸟”在21世纪初又有了改变，新一代的农民工有着与上一辈的农民工完全不同的追求。如前所述，从80年代中后期开始的两头在外的务工者，除个别情况外，基本的运行轨迹是，家庭壮劳力外出打工补贴家用，挣出供子女上学、在农村盖房的费用，子女上完学或房子盖好后，打工者最终的心理预期是回归乡村，继续耕种承包地，直到六七十岁或更大的年龄，体力不支干不动了为止。这是出生于上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的传统农民工通常的打算和做法。他们即使长年在外务工，家里的地也不会撂荒，在适当的时候或找不到合适的就业岗位时，便回乡务农，这是一个很自然的过程。农活是他们驾轻就熟的把戏，即使20来年没有耍过也不会生疏。打工只是为了阶段性改善家庭经济状况，他们从来没有把城市当成最终的归宿，他们只是城市里的过客。这种意识从他们外出打工那一天起就树立了，根本不做他想。

2000年以后，新一代农民工进入打工者行列，情况发生了改变。

年轻一代农民工，尽管出身农村，却有着与他们的父辈完全不同的精神面貌和未来预期。与父辈不同，新一代的农民工，兄弟姐妹不多甚至没有，成长的过程中即便不是娇生惯养，也是过着相当优越（非物质方面，指精神层面）的生活。他们可能没有独立干过农活，一路读书，出了校门便进入城市从事二三产业。对于农活，他们不感兴趣，大多数也吃不了那种日晒雨淋的苦。比起上一辈，他们的吃苦精神差得多。无论从哪一方面来看，新一代的农民工都不可能再沿着上一辈农民工的生活轨迹行走。

据说在陕西农村，流传着这样的顺口溜：“70后”不愿种地，“80后”不会种地，“90后”不谈种地。对城市生活的向往和对农耕生活的陌生与畏惧，决定了新一代农民工不再是城市的过客，他们希望自己能像城里人一样生活。而计划生育背景下兄弟姐妹偏少的事实，使得尚未老去的父辈有可能对不多的一两个子女在城里安家落户、成家立业，给予尽可能的经济支持。因此，新一代农民工基本的走向是：如果没有能力在打工的城市置业，就在家乡的县城或集镇买房置业。他们的目标十分明确：要过像城里人一样的生活。在他们的人生规划里，从来没有在五六十岁干不动的时候还要回农村务农的计划。

新一代农民工的这一思想动态，在“80后”陆续走进而立之年的2010年以后表现得尤为明显。近些年农民工工资收入持续增加，经过近10年的打拼有了一定的经济基础（年轻一代农民工普遍很早就投入打工生涯，多数是在十五六岁初中毕业后，高中毕业十八九岁外出打工都算晚的），他们敢于将在城镇购房的设想落到实处。这些新生代农民工普遍的做法是，在老家县城按揭一套商品房，夫妻俩在外挣钱供房，孩子放在老家由老人代养或自己带在身边。

始于90年代末的商品房按揭贷款政策，也让普通打工者有了购买商品房的可能。2000年以后各地出现的商品房销售热，有年轻一代农民工的推动。社保制度近些年的完善，使得一般的打工仔与城里人一样有了职工医疗和养老保险，可保生病和养老这两项留居城市最需要考虑的事情无虞。从各个层面来说，新一代农民工都可以顺利完成社会学意义上的“泥腿子”上岸过程。这拨生于1980年代及更晚的新生代农民工，经过十几二十年的打拼，完全可以通过在城镇就业和置业的方式，最终将自己的全部生活重心逐渐转移到城市和集镇，按部就班地上班，交着各种社会保险，最终拿着退休工资退休，绝无临到老了返乡重新从事农业生产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