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南宋《周礼》学述论
南宋《周礼》学，继承北宋《周礼》学开创的成果，在《周礼》学观点上继续以辨疑为特色，在《周礼》解释方法上继续以义理、议论解《周礼》，《周礼》“宋学”范式得以最终确立。在《周礼》学史上，《周礼“宋学”研究范式可与《周礼》“汉学”研究范式分庭抗礼，二者各擅胜场。
我们以下将分三个时段论述南宋《周礼》学的发展，分别是：建炎（1127—1130）至绍兴（1131—1162）年间，隆兴（1163—1164）至开禧（1205—1207）年间，嘉定（1208—1224）至南宋末年。
一、建炎至绍兴年间
北宋哲宗亲政的绍圣（1094—1098）、元符（1098—1100）年间和徽宗统治时期（1101—1125），当权的奸臣蔡京等人声称坚持王安石新学借此打击政敌。靖康之变，宋室南渡后，投降派奸臣秦桧也有意抬高王安石新学，借此打击洛学政敌。在这样的背景下，建炎（1127—1130）至绍兴（1131—1162）年间，不少有正义感的士大夫对王安石变法评价很低甚至将北宋灭亡完全归咎于王安石变法，他们批判王安石新学，并具体化到对《三经新义》的批判，由于《周官新义》是王安石亲自撰作的，还曾作为熙宁新法的经典依据，故所受批判最为严厉。学界由对《周官新义的批判，扩大至对《周礼》的检视，论争涉及对《周礼》真伪的评价、作者的辨疑和制度的辨疑，提出的有些观点对此后的《周礼》研究产生了影响，所以我们将建炎至绍兴年间独立出来，作为南宋《周礼》学发展历程的第一阶段。
建炎至绍兴年间，学界关于《周礼》的议论不少，但传世的《周礼学著述很少，较为重要的有林之奇《周礼讲义序》[1]、胡宏《极论周礼》[2]、范浚《读周礼》[3]。传世著述虽有限，但林之奇、胡宏和范浚在《周礼》真伪、作者问题上的观点各不相同，我们从中也可探知此时期《周礼》研究的特点。
在《周礼》真伪上，此时期主要形成三种观点：一是尊《周礼》为经，林之奇持此论，他认为《周礼》荟萃三代之礼，设官有“立天下之本”的宏大规模，分职有“尽天下之事”的琐细卑近，有周公制作法度在其间；二是怀疑《周礼》非经，范浚持此论，他认为《周礼》设官分职缺乏周公应有的仁民爱物之心，怀疑《周礼》“不尽为古书”；三是诋《周礼》为伪书，以胡宏为代表，他主张《周礼》是“乱臣贼子伪妄之书”是刘歆为了迎合王莽嗜欲伪造的，不配忝列经典之列。我们以为，此时期学界在《周礼》真伪上，或者怀疑《周礼》不堪为经，或者攻击《周礼是伪书，多是受政治影响，为了攻击王安石变法，就极力贬低《周礼》论证以《周礼》变法不能兴致太平，只能造成混乱。在《周礼》作者上此时期主要形成三种观点：一是主张《周礼》非周公所作，但与周公关系密切，林之奇持此论；二是主张西汉人作《周礼》，范浚持此论；三是主张刘歆伪造《周礼》，胡宏持此论。其中，胡宏提出的“刘歆伪造《周礼》”说，是两宋关于《周礼》作者最惹人瞩目、引发争论最多的观点在《周礼》流传上，胡宏首倡“《冬官》不亡”说，质疑《周礼》“汉学”研究范式论定的西汉发现的《周礼》缺失《冬官》一篇，主张《周礼》简编错乱，《冬官》诸职散布五官之中。总之，南宋关于《周礼的辨疑在不断扩展。
整体而言，建炎至绍兴年间，学界在《周礼》真伪、作者上承续熙宁至靖康年间已形成的多元化的认识倾向。在《周礼》真伪上，怀疑、甚至否定《周礼》的经典地位，占据了当时认识的主流；在《周礼》作者上一方面无人再提周公作《周礼》了，另一方面胡宏首倡刘歆伪造《周礼说，表明当时学界出于彻底贬损《周礼》的需要，正有意识地剥离《周礼》与周公的关系。牵涉政治原因，此时期学界对《周礼》的评价跌至谷底，是宋代《周礼》学史上对《周礼》评价最低的一个时期。
二、隆兴至开禧年间
隆兴（1163—1164）至开禧（1205—1207）年间，主要是孝宗、光宗和宁宗统治前期。开禧之后，即是嘉定元年（1208），学界认为嘉定元年是南宋政治史分界的标志[4]，也可视为南宋文化发展分界的标志嘉定（1208—1224）以前，学派纷呈，大师辈出，宋代文化发展达到了鼎盛；嘉定以后，宋代文化开始衰落，程朱理学最终确立了官学的地位。[5]在《周礼》研究上，隆兴至开禧年间，《周礼》学著述较之以前丰富很多，不少学界大师虽无《周礼》著述传世，也在《周礼》真伪作者、制度方面进行了积极探讨，形成的观点对后世《周礼》研究不乏启示。因其如此，我们也以嘉定元年作为划分南宋《周礼》学史的节点，将嘉定元年以前的隆兴至开禧年间，作为南宋《周礼》学发展历程的第二阶段。
隆兴至开禧年间，是宋代《周礼》学史上《周礼》学著述颇丰的一个时期，传世的就包括洪迈《周礼非周公书》、朱熹《周礼》学说[6]、吕祖谦《周礼》学说[7]、王炎《周礼论》[8]、陈傅良《进周礼说序》、楼钥《书周礼井田谱》[9]、黄度《周礼说》[10]、陈亮《周礼》[11]、叶适《周礼》学说[12]、陈埴《木钟集》卷七《周礼》、俞庭椿《周礼复古编》、易祓《周官总义》[13]、叶时《礼经会元》、郑伯谦《太平经国之书》。这些著述在《周礼》解释方法上，肯定并承袭了北宋庆历以来开创的新风气，如黄度《周礼说》、易祓《周官总义》侧重采用义理阐释的方法解释《周礼》，叶时《礼经会元》、郑伯谦《太平经国之书》侧重采用议论的方法解释《周礼》他们都批评或驳斥郑玄《周礼注》，都以通经致用为目的，都将解释重点放在经义阐发上。在《周礼》“宋学”研究范式下，批评并驳斥郑玄《周礼注》，以义理、议论解《周礼》的方法得到了进一步地巩固。
隆兴至开禧年间，在《周礼》真伪上，学界形成了三种观点：一是尊《周礼》为经，郑伯熊、张栻、薛季宣、吕祖谦、楼钥、郑锷、陈亮、陈淳、易祓、叶时、郑伯谦、《周礼详说》作者持此论；二是在尊《周礼为经的前提下怀疑，朱熹、王炎、陈傅良、陆九渊、叶适、俞庭椿持此论；三是怀疑《周礼》非经，洪迈持此论。此时期学界在《周礼》真伪问题认识上，表现得更为尊崇《周礼》。在《周礼》作者上，学界主要形成三种观点：一是主张周公作《周礼》，王炎、薛季宣、易祓、叶时、郑伯谦、郑锷、《周礼详说》作者持此论；二是主张《周礼》非周公所作，但与周公关系密切，朱熹、叶适持此论；三是主张刘歆作《周礼》，洪迈持此论。在《周礼》流传上，程大昌、俞庭椿附和了胡宏的“《冬官》不亡说，俞庭椿作《周礼复古编》，以“复古”为名，提出了《周礼》学史上第一个《冬官》补亡方案。由于“《冬官》不亡”说的流行，又衍生出《考工记》补亡《冬官》合理性的问题，南宋关于《周礼》的辨疑在逐步深化。
整体而言，隆兴至开禧年间，学界在《周礼》真伪、作者认识上延续了多元化的认识格局，关于《周礼》流传的辨疑在深化，在《周礼》解释方法上，继续批评并驳斥郑玄《周礼注》，继续以义理、议论解《周礼》这些都使《周礼》“宋学”研究范式得以巩固。我们以为，此时期在《周礼》真伪上，尊崇《周礼》成为主要观点；在《周礼》作者上，“周公作《周礼》”说回归了，且持论者众，都表明胡宏对《周礼》极端的诋毁言论引发了学界对《周礼》有意识地尊崇，当时学界对《周礼》的尊崇达到了宋代《周礼》学史的顶峰。
三、嘉定至南宋末年
嘉定（1208—1224）至南宋末年，主要是宁宗统治后期、理宗、度宗、恭宗、端宗和末帝，此时期是南宋《周礼》学发展历程的第三阶段。
此时期的《周礼》学著述颇丰，与隆兴至开禧年间仿佛，也是宋代《周礼》学史上《周礼》学著述相当多的一个时期，传世的就包括真德秀《周礼订义序》[14]、魏了翁《周礼折衷》、方大琮《周礼疑》[15]、章如愚《周礼类》[16]、赵汝腾《周礼订义后序》[17]、陈藻《周礼》[18]、朱申《周礼句解》王与之《周礼订义》、黄震《读周礼》[19]、林希逸《鬳斋考工记解》、王应麟《周礼》[20]、黄仲元《周礼》[21]、《六经奥论》卷六《周礼经》。这些著述在《周礼》解释方法上，一方面继续批评或驳斥郑玄《周礼注》，将诠释重点放在义理阐释上，如魏了翁《周礼折衷》、王与之《周礼订义》、林希逸《鬳斋考工记解》无不如此；另一方面则肯定、甚至大量采纳郑玄《周礼注》，如魏了翁《周礼折衷》、王与之《周礼订义》、朱申《周礼句解》林希逸《鬳斋考工记解》皆如此。这一现象是否说明当时学界出现了对《周礼》“宋学”研究范式下经典解释方法的否定呢？
我们以为，正相反，此时学界肯定、采纳郑玄《周礼注》是为了纠正以义理、议论解《周礼》的偏颇，完善《周礼》“宋学”研究范式的经典解释方法。郑玄《周礼注》是《周礼》“汉学”研究范式下最权威的《周礼》注解，采用训诂名物、考证制度的方法解释《周礼》，取得了后世难以超越的成就，是历代学人读懂《周礼》的必读书。但郑玄《周礼注》不是完美无缺的，也存在许多问题，北宋庆历以来学界对其的批评驳斥并非全无道理，可即便如此，也无法抹杀此书重要的经学价值，若想正确理解《周礼》经文，确实离不开郑玄《周礼注》，所以，两宋的《周礼》学著述都不乏对郑玄《周礼注》的征引。北宋熙宁以后，伴随《周礼》“宋学研究范式的确立，学界在《周礼》研究上也出现了弃注言经的情况，因为《周礼》属于实学，涉及名物制度甚多，弃郑玄《周礼注》之训诂考证只措意于义理阐发，便出现了新义横生、议论太盛而“经义反淆”的偏颇。我们以为，嘉定至南宋末年，学界在《周礼》解释方法上对郑玄《周礼注》的吸纳超过了两宋此前的任何时期，如王与之《周礼订义》，是宋代流传至今的唯一一部集解体《周礼》学著述，此书以对宋人《周礼》学著述、学说采摭广博而著称，可是此书对郑玄《周礼注》的征引高达2166条，居此书征引诸家著述规模第二大者。[22]由此可知，嘉定至南宋末年，学界在《周礼》解释方法上更加注重对郑玄《周礼注》的吸纳，是为了完善以义理、议论解《周礼》的方法，意图将义理的阐发建立在更扎实的学术基础之上。我们以为，嘉定至南宋末年，学界在《周礼》解释方法上，一方面继续扬义理、议论解《周礼》之长，另一方面则纠义理、议论解《周礼》之偏，使《周礼》“宋学”研究范式的经典解释方法更加完善，这甚至远启了清代考据、义理并重的《周礼》解释方法。
嘉定至南宋末年，学界在辨疑《周礼》真伪上再次形成四种观点：一是尊《周礼》为经，真德秀、章如愚、阳枋、赵汝腾、陈汲、李叔宝、王与之持此论；二是在尊《周礼》为经的前提下怀疑，魏了翁、方大琮、陈振孙、《礼库》作者、陈藻、王应麟、黄仲元持此论；三是怀疑《周礼非经，黄震持此论；四是诋《周礼》为伪书，包恢持此论。此时期学界对《周礼》真伪认识的主要观点仍是尊崇《周礼》为经，但对《周礼》的怀疑较之隆兴至开禧年间有明显的增加，黄震更是集两宋怀疑《周礼》之大成。在《周礼》作者上，此时期主要形成了六种观点：一是主张周公作《周礼》，度正、真德秀、朱申、赵汝腾持此论；二是主张《周礼》非周公所作，但与周公关系密切，蔡沈、王柏持此论；三是主张战国人作《周礼》，林希逸持此论；四是主张秦或汉初人作《周礼》，魏了翁持此论；五是主张西汉人作《周礼》，黄震持此论；六是主张后学编纂历代之书成《周礼》，陈汲、黄仲元持此论。其中，“后学编纂历代之书成《周礼》”一说，持折中立场，不偏主一端，颇具理性，代表了两宋辨疑《周礼》作者的最高水准。在《周礼》流传问题上，“《冬官》不亡”说流行开来，王与之、胡一桂继踵俞庭椿，各自著书阐发“《冬官》补亡”的方案，黄震则从《周礼》内容研判角度，质疑补亡之举。“《冬官》不亡”说，此时期又衍生出两个问题：一是《考工记》补亡《冬官》合理性问题；二是《考工记》非《周礼》附庸，是独立古书问题。学界对这两个问题的辨疑、研究，又共同促成了《考工记》专门研究的兴起。
整体而言，嘉定至南宋末年，是宋代《周礼》学的总结期，也是《周礼》“宋学”研究范式的定型期。我们以为，《周礼》“宋学”研究范式在《周礼》学观点上，打破《周礼》“汉学”研究范式下认识《周礼》真伪作者问题的一元论，最终形成以四种真伪观、六种作者观为格局的多元认识论，同时打破《周礼》“汉学”研究范式对《周礼》流传的认识，通过辨疑，提出“《冬官》不亡”说，初步形成“《冬官》不亡”派；提出《考工记》是独立古书说，《考工记》的专门研究随之兴起。《周礼》“宋学研究范式在《周礼》解释方法上，突破《周礼》“汉学”研究范式以训诂名物、考证制度解《周礼》的方法，以义理、议论解《周礼》见长，并不断完善，有意识地将义理阐发建立在扎实的训诂考据基础上。
注释
[1]参见（宋）林之奇：《拙斋文集》卷一六，见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40册。
[2]参见（宋）胡宏：《五峰集》卷四，见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37册。
[3]参见（宋）范浚：《香溪集》卷五，见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40册。
[4]参见张其凡：《试论宋代政治史的分期》，见《宋史研究论文集》，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93。胡昭曦：《略论晚宋史的分期》，载《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1）。
[5]杨世文先生《走出汉学———宋代经典辨疑思潮研究》中“第六章 宋学的演变与经典辨疑思潮的发展”有相关的论述，我们采纳杨世文先生的观点，主张嘉定元年也是南宋文化发展分界的标志。
[6]载（宋）黎靖德：《朱子语类》卷八六，北京，中华书局，1994。
[7]载（宋）吕乔年：《丽泽论说集》卷四《门人集录周礼说》，见文渊阁《四库全书》第703册。
[8]载（宋）王炎：《双溪类稿》卷二六，见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55册。
[9]载（宋）楼钥：《攻媿集》卷七〇，见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52～1153册。
[10]原书已佚，此为清人陈金鉴辑佚本，收入《续修四库全书》，第78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11]载（宋）陈亮：《龙川集》卷一〇《经书发题》，见文渊阁《四库全书》，第703册。
[12]载（宋）叶适：《习学记言》卷七，见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49册。
[13]原书已佚，此为清人辑佚本，收入《四库全书》“经部礼类”。
[14]载（宋）王与之：《周礼订义》卷首。
[15]载（宋）方大琮：《铁菴集》卷二六，见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78册。
[16]载（宋）章如愚：《群书考索》卷四《六经门》，见文渊阁《四库全书》，第936～938册。
[17]载（宋）王与之：《周礼订义》卷八〇。
[18]载（宋）陈藻：《乐轩集》卷六，见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52册。
[19]载（宋）黄震：《黄氏日抄》卷三〇，见文渊阁《四库全书》，第707～708册。
[20]载（宋）王应麟：《困学纪闻》卷四，见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54册。
[21]载（宋）黄仲元：《四如讲稿》卷四，见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83册。
[22]参见夏微《〈周礼订义〉研究》（长春，吉林出版社，2011）第三章“《周礼订义》引用汉唐诸家考”中“第四节 郑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