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 实证结果
4.5.1 基本结果
估计结果列于表41中。（1）~（3）列是系统GMM（SYS-GMM）的估计结果，（4）列是差分GMM（DIF-GMM）的估计结果。Sargan检验支持了工具变量的选取是有效的。同时，AR（1）检验和AR（2）检验也显示差分误差项一阶序列相关，同时二阶序列不相关。
为了与GMM方法相对照，本章还对原方程分别做了固定效应（FE）和随机效应（RE）的估计，Hausman检验支持了固定效应模型。进一步地，为控制变量的内生性问题，本章使用滞后一阶的因变量作为其各自的工具变量，使用固定效应工具变量（IVFE）模型进行估计。Hausman检验支持了IVFE模型的估计结果，报告在了（5）列。由于SYS-GMM的估计量有着更优良的统计性质，本节主要分析前三列的实证结果。
首先，财政分权度dece的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表明随着财政分权度的上升，地区专业化水平会下降。这验证了本章的理论框架，即财政分权会激励地方政府采取逆市场的保护政策，从而导致了地区非专业化。其次，对外开放度open的系数显著为负，随着对外开放度的提高，地区专业化水平会逐步降低。
财政分权和对外开放的交叉项dece×open的系数都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这说明开放会弱化财政分权对地方政府保护行为的激励。随着经济对外开放度的提高，地方政府在分权激励下会减少地方保护行为，倾向于选择专业化利益。具体地看，以（3）列为例，财政分权度每增加1个单位，会降低专业化程度0. 006 5个单位。同时，对外开放度每增加1个单位，财政分权对地区专业化水平的交叉影响是提高0. 007 6个单位。在对外开放度的平均水平0. 285 4之下，财政分权程度每增加1个单位，财政分权总计会降低专业化程度0. 004 3个单位。那么对外开放度增加到多大时，财政分权会提高而不是降低地区专业化程度呢？假设这个对外开放度的临界值是open*，则
即当一个地区的对外开放度超过0. 855 3时，财政分权对地区专业化的影响开始为正，此时地方政府会选择区域市场一体化而不是地方保护。这说明，在经济对外开放度较低时，地方经济相对比较封闭，地方政府会理性地选择通过市场分割来保护本地市场和本地企业，以此来维持地方财政收入和地方经济短期内的增长。而在经济对外开放度高到一定程度时，该地的进出口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都比较活跃，经济外向度较高，地方政府进行市场分割的成本较高，而收益却相对较低，因此地方政府会选择通过放松甚至放弃地方保护来获取专业化利益。
对于经济发展水平对地区专业化的影响，本章的实证结果显示，人均GDP的二次项系数为负，一次项系数为正，说明地区专业化和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倒U形的关系，这与Imbs和Wacziarg（2003）运用跨国数据得出的实证结论恰恰相反。本章认为，中国省份之间的这种特殊性，可能与中国过去的计划经济和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是直接相关的。改革初期，中国各省份都有着完备的重工业体系，这表现为地区专业化程度低。而改革至今，经济最为发达的省份，往往也有着齐全的工业门类，这也表现为低地区专业化。因此，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省际地区专业化水平先提高后降低。
在其他控制变量方面，私有化程度变量priv并不显著，这说明私有化改革对地区专业化程度并没有显著的影响。经济规模pop在10%的水平上显著，说明经济规模更大的省份，会有更加多样化的产业结构，与Kalemli-Ozcan等（2003）运用跨国数据得出的结论比较一致。此外，交通设施条件tran的系数符号为负，但是显著水平并不高。
4. 5. 2 使用Hoover系数的检验
最后，本章还用Hoover专业化系数作为被解释变量，使用同样的计量模型验证了本章的结论。结果报告在（6）列和（7）列。我们可以看到财政分权度dece同样在1%的水平上显著地降低了地区专业化水平。对外开放度在10%的水平上对地区专业化水平有负的影响。财政分权和对外开放的交叉项dece×open的系数在10%的水平上显著为正。其他控制变量的符号和显著度也与使用Krugman专业化指数的回归基本一致。这为本章结论的稳健性提供了支持。
4. 5. 3 分税制改革导致的跨时差异
1994年中国进行了分税制改革，在“统一税法、公平税负、简化税制、合理分权”的原则下，划分了中央税、地方税和共享税，分设国税、地税两大征收机构，确定了中央和地方的事权和支出范围。分税制改革通过对中央和地方财政收入与支出责任的明确划分，规范了中央和地方的分权行为。为了检验分税制改革前后，财政分权对地区专业化的不同影响，我们在模型中加入了交叉变量dumdece= dece×dum，其中dum是时间虚拟变量，其在1993年之前取1，在1993年之后取0，被解释变量依然取Krugman专业化指数，其他解释变量不变。我们将结果报告在表4-2中。
从表4-2中可以看到，加入上述交叉变量之后，dumdece是显著为负的。这说明，财政分权导致的地区非专业化效应在分税制改革之前更为显著。分税制改革之后，分权体制对地方政府竞争和地方保护的驱动有所减弱。这与我们的直觉相符：分税制改革之前，由于财政分权度较高，地方政府从地方保护中获得的收益更高，同时分税制改革之前地方政府的干预力量更强，这些都导致了财政分权对地区专业化影响的跨时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