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60—90年代鸦片、洋布洋纱输入和相关国情

两次鸦片战争之后，凭借不平等条约给予外国商人的特权，洋货大量涌入中国。郑观应曾说：“我之受害者……大宗有二：一则曰鸦片，每年约耗银三千三百万两；一则曰棉纱棉布，两种每年约共耗银五千三百万两。”[1]马建忠亦说：“进口之货，洋药而外，以洋布洋纱为大宗”，“中国进口洋布每年约一千五百万匹，值银三千万两，……岁进口之纱，至值银一千三百五十万。”[2]

纵观以往的研究，要么专讨论鸦片输入问题，要么专讨论洋布洋纱进口问题。在看到这些成果推动了对历史现象进行探索的同时，也让我们感到，两个问题毕竟在一定时段同时存在，分开研究似乎总有一些解释并非合理。

回顾马建忠1890年说“中外通商而后，彼易我银之货岁益增，我易彼银之货岁益减……进口货之银浮于出口货之银岁不下三千万，积三十年，输彼之银奚啻亿万”[3]，这是指自19世纪60年代以来中国入超的总体情况。输入中国的洋货中，占比重最大的是鸦片和洋布洋纱，但二者给中国市场带来的影响完全不同。“吸食鸦片”致人“废时失业”[4]，“鸦片之为害，甚于洪水猛兽”[5]。可见，鸦片输入有害无利。洋布洋纱则不同，就“用物”而言，“切于民生日用，质良价廉，为遐迩所必需”[6]；“广购新机，自织各色布匹，一省办妥，推之各省，此与洋布战者”[7]；“广纺织以敌洋布”，“江北改土棉而纺纱”[8]。可见，洋布洋纱进口有利有弊。弊是必然存在，并且集中体现在“商战”上，即“以敌洋布”、“与洋布战”都是指向势必要夺回的、被洋布抢占的那些市场份额。上述现象留给我们很大的研究空间，因此，如果将鸦片输入和洋布洋纱进口两个问题合在一起来讨论，也许能为研究洋货进入中国市场所引发的一系列问题提供一个合理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