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大哲学：哲学转向的进程
自20世纪70年代末在我国理论界出现真理标准大讨论以来，我国的哲学事业在社会转型的进程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对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都产生了思想启发和理论澄清等方面的积极影响，之后中央高层不断提出的以人为本、科学发展、和谐社会、生态文明、中华民族精神等指导思想都直接获益于哲学界的理论突破和思想创新，甚至可以说许多通行于当今中国社会的现代哲学理念都来自无数哲学研究者的持续讨论和反复争鸣所凝结下来的思想成果。事实上，上述指导思想都是围绕整个中国社会发展中的大问题而提出的，不难看出，关注大问题是哲学的基本品格。
一、大哲学的宗旨
现代中国哲学走过艰难的曲折，也取得了令人欣喜的成就，如今正面临着重大抉择，当代中国哲学将走向何处？这是当代中国哲学人必须认真对待的问题。近几十年来中国哲学的发展有成就，也有困境，其中有不少值得认真汲取的经验教训。尽管外部大环境并不总是那么友好，但根本症结依然在中国哲学自身。其中最要害的问题就是中国哲学作为学科的碎片化局面。哲学作为一级学科，下辖多达十个二级学科，每个二级学科相互独立，不仅研究对象多有重合，而且研究人员也被划入相对封闭的二级教研室或研究室内，研究者之间缺少经常性的深度交流。每个人似乎都在说哲学，但每个人所说的只是特定的哲学或哲学的某个细小局部，整体的哲学被架空。因此，我们主张引入大哲学的视野，用大哲学概念整合现有的二级学科，以专业的哲学意识来确立哲学人才培养的方案、课程设置，以宏观的哲学问题来组织哲学研究者和相应的课题攻关。应用哲学生逢其时，可以为大哲学的构建提供试验地。
简单地说，“大哲学”在当代中国所要完成的一个直接任务就是将分离了几十年的二级学科加以重新汇总，促成哲学界围绕重大理论问题而集结的整体团队重组，实现新时期哲学自身发展的螺旋式上升。曾经的哲学学说几乎是无所不包的庞大学科群，西方古希腊罗马哲学是如此，中国古代哲学也是这样。现代科技的急剧发展、人类知识的快速分化以及社会空间的不断分层，都一再导致了传统巨大哲学群的分裂或瓦解。哲学，特别是学院哲学越来越走上专业化的道路，每个具体哲学家穷其一生所能够关注和解决的哲学问题越来越特定化，这就带来了哲学内部的进一步细化，即二级学科日趋繁多和相对分离。从事哲学研究的人在接受哲学训练之初就被置于哲学知识生成的话语和哲学存在形态的框架之中，形成了高度的路径依赖，对任何改变都持有非常强大的阻力和惰性。即便已经有为数不少的哲学工作者能够在观念上接受摆脱二级学科分离之弊的必要性与合理性，但在行动上却往往知行不一，选择了向习惯和陈见低头。大哲学视野的深入人心并成为中国哲学创新的动力，仍然任重道远，还需要我们的持续努力。
横向比较发现，世界各地的哲学发展并非一帆风顺。略举最近的一个例证，日本文部科学省于2014年发布了大学教育改革方案，其中引起广泛争议和激烈反对的一条是减少人文学科课程数量、取消人文学科的本科专业和招收人数。官方的理由是人文学科毕业生的就业前景差，专业知识的社会需求不大，国家财政支付吃紧难以负担，等等，这些理由其实都是基于市场回报率给出的。以日本哲学会为主的多个日本学术团体纷纷组织主题讨论会、投书、提交议案来表达不满。经过一年多各方的磋商，官方做出让步，放缓了取消人文学科专业招生的计划。这个方案的提出其背后暴露出了包括哲学在内的人文学科在日益市场化的社会、快节奏的城市生活中岌岌可危的处境，以维护传统、尊重古典、塑造丰富人性为圭臬的人文学科还能继续存在下去吗？
即便是应用哲学十分发达的美国也同样存在许多尖锐的问题，例如，杰夫·努南（Jeff Noonan）在《没有哲学的应用哲学能够存在吗？》一文中批判了美国学界应用哲学研究中的主流模式。他指出，应用哲学在美国大量出现并非哲学理论自身的推演或哲学主题的内在扩展，相反，应用哲学首先出现在大学，与应用哲学相关的课程大量开设，这是哲学系主政者针对学校行政增加招生要求的回应。努南不无深刻地表明，由于哲学系在美国大学里大多属于边缘学科，教师的待遇较低，许多教师面临严重的生存压力，因为他们要在不断压缩的经费中求生存，市场经济的压力和全球化的趋同性又进一步加剧了这个局面。为了达到这一目标，“正确”的举措是将哲学理论去情境化、非批判性地应用于亟须解决的实际问题上。一些应用哲学的分支或研究问题是在论著或论文中“制造”出来的，而非理论自身合乎逻辑地发展出来的，自然也不是现实世界真实问题的思想投射。这就导致了应用哲学的虚假繁荣。努南认为困扰应用哲学研究走向深入的核心问题是现有的应用哲学研究者大多忽视了这样一个基本的学术矛盾，那就是既定的社会制度价值与使这些制度合法化的普遍概念之间的矛盾。“真正的哲学应用于社会问题不是将某个哲学理论不加思考地覆盖在这个社会问题之上，而是引入哲学思考之光照亮该社会问题所隐藏的价值假设，促使该社会问题所关联的不同社会人群澄清自己的认识立场，去除他们所声明的基本主张中的模糊性，获得合理性的根据。”[1]尽管应用哲学研究的基本职责是关注实际问题，但是这些实际问题必须与哲学论域相关，否则应用哲学就蜕变为毫无哲学内涵的伪应用哲学。这其实也给了我们一个警醒：应用哲学在中国的兴盛是否存在虚火？从事应用哲学的研究者究竟是为饭碗而制造话题还是出于学术立场关切现实提出了真问题？目前已有的应用哲学类的学会是真正意义上的学术共同体还是抱团取暖的生存团伙？应用哲学带来的现实导向是否具有广泛的学术价值从而成为人文学科的共同典范？这些问题都关乎应用哲学的未来发展，也许身临其境的我们囿于自身认识的局限目前还难以对上述问题做出有效的回答。
“大哲学”的构想曾经在一些重要哲学家的著述中得到揭示。例如，黑格尔构建的历史哲学表达的是他对当时整个人类文明（包括纵向的古今文明和横向的亚欧文明等）的抽象提炼，这被他理解为“世界精神”从自发到自为的逐渐展开、演进的逻辑必然过程。但黑格尔将东方文明排除在哲学之外，因为他固执地认为，精神与自然“直接合一的境界就是东方人一般的存在方式”[2]，而这样的直接合一是“世界精神”开始阶段的特点，即前哲学时期的一般状态，故黑格尔得出结论，哲学只能“自希腊开始”，根本不可能开始于东方。同为德国哲学家的雅斯贝尔斯则有更为宏大的视野和宽阔的胸襟，他所理解的“世界哲学”具有三个不同且同样重要的源头，这就是他提出的著名的“轴心时期”理论。“在公元前500年左右的时期内和在公元前800年到200年的精神中”，产生了今日世界的文明分界，即古希腊、印度和中国三大文明同时在这一时期各自独立产生。雅斯贝尔斯预言，从“轴心时期”文明出发，未来的人类历史最终必将走向统一，不过，这样的统一是一种“人性的统一”，即“存在于最清晰深刻的意识和显示本质的光彩四射的瞬息时刻之中”[3]。国内也有学者提出了富有创见的类似思考，吴根友先生从谭嗣同的“仁通”思想得到启发，提出以“通性”为形而上学，建立“通之道”的哲学体系。他认为，“求通之‘通’是对作为主体的人在宇宙、历史、社会、他人之间的自由交流、交往的一种渴望与现实活动的描述，因而也是对作为主体的人类在宇宙中的自由活动、恒久延绵的一种渴望与活动本身的思想揭示”[4]。
在哲学的童年时期，哲学的主要任务是力求排除假象、迷信，在诸多意见中分辨真相，确立真理，为人类知识大厦奠基，那时哲学的研究对象无所不包，哲学的话题无处不在，这也可以视为原初形态的大哲学。经过知识分工、学科分化之后，哲学日益成为学院内精致的专业知识，书斋式问题压倒了来自现实世界的鲜活实例，越来越多的哲学人仅仅满足于论文发表、专著出版这样的个人目标，罔顾人类共同命运。今天，我们提倡重新引入大哲学体系、重建大哲学视野，就是要完成哲学的自我救赎，实现哲学的当代转型。通过跨学科和跨文化的交融，使哲学充分汲取各个文化传统的思想资源，同时自觉地把哲学问题放在整个人类历史发展的主线中，融贯哲学内各二级学科形成互通的语境来重新理解哲学问题，破除哲学二级学科分立的藩篱，使哲学成为自洽、整体的研究集群。只有在根本结构、体系方面做出改变，才能有理想功能的充分实现，从而推动当代中国哲学的创新式发展。
二、大哲学的结构
由上述分析可知，真正的“大哲学”不在于其内容之包罗万象，而在于其理论根源之深度、理论面向之厚度以及理论视野之广度。为此，我们要建立起以追求真理为目标的大哲学的结构。
从表现形式上看，大哲学的结构是扁平化、水平式的结构，即大哲学内的各个领域、各类问题的探讨并不具有优先顺序，相反，都处于同等的系列上，某个哲学问题是否得到广泛的关注、某个哲学领域是否受到全面的讨论，取决于该问题或领域本身与现实社会问题的关联程度。各种因素的共同作用导致人类社会的生存问题此起彼伏，因此，哲学研究的热点、重点也会不断调整、变换，这就要求哲学人时刻保持对现实的关切，持有敏锐的问题意识。
从实质内容上看，大哲学的结构是功能主导型的结构，即以追求真理、真际、真相为其功能的实现，结构为这样的功能服务，此时，大哲学的功能才是“体”，而结构扮演的只是“用”的角色。大哲学的结构不是一成不变的，更不是通吃天下，相反，它要服务于功能，以便最佳促成真理、真际、真相得到揭示，为此必须适时做出调整。我们之所以强烈呼吁改变今日中国高校内哲学二级学科过细、过繁的状况，正是因为这样的状况已经严重阻碍了哲学求真功能的实现，哲学被肢解，哲学的核心功能被庞大的床上架床式的无谓枝节所吞没。
现代科技的迅猛发展造成了人类知识的快速分化，与此同时也加剧了人们相互之间的隔膜。各个学科过于分化的结果导致了绝大多数学者只是关注自己狭小的领域，对其他相关领域不熟悉，更遑论做出充分且有效的融合，这就是中国人通常说的“隔行如隔山”。属于人文素养的哲学将如何自处？我们认为，在当代，来自科技的挑战、全球化的困境、社会发展的难题等，都需要哲学面对并做出回答，因此，哲学的社会作用不是缩小了，相反，变得更大、更重要了。
约翰·帕斯莫尔（John Passmore）在1966年出版的《一百年来的哲学》一书中注意到这样一个现象，当时的哲学家们正在转向关注社会性冲突议题，例如女性主义、堕胎、环境污染、核战争等。他持续关注这个现象，并评述道：“可以肯定的是，早期的哲学家们，从柏拉图到密尔，他们绝不会思考像撒谎这样的话题，这样的话题不仅在他们的视野之外，也在既定的哲学界限之外。即便在我们的时代，例如罗素触及包括教育、婚姻、战争与和平等十分宽广的公共话题，但罗素专门告诉过公众当他这么做时，他已经迈出了哲学的大门，他是以一位父亲、丈夫、公民的身份而非一位哲学家的身份在写作。……与此相对，20世纪70年代却见证了一个新时代的诞生，在这个新时代哲学被应用到各类公共话题，在20世纪80年代标榜‘应用哲学’的各类学会、杂志和各类专门性的应用哲学研究领域，例如‘医学的哲学’迅速发展到令人吃惊的程度。之前哲学通常被知识分子看作只是固守成规的智力游戏。”[5]当无数的“某某哲学”层出不穷时，并非总是那么值得击掌相庆，因为应用哲学具体部类、领域的出现远远快于基础原理的建构，结果就遭遇到了严重的理论瓶颈问题。“这些应用哲学研究的每一个领域都有各自的身份危机。有些研究领域已经得到较好的阐述（科学哲学、艺术哲学、政治哲学），还有一些研究领域只是刚刚产生（医学哲学、技术哲学），还有一些可能令人难以置信（探测哲学？性哲学？航海哲学？）。当然，这取决于上述‘某某哲学’如何定义和建构。”[6]如果我们仍然坚持哲学的本质是“爱智慧”，哲学的表达方式是批判式考察的探索过程，那么，仅仅将生活世界引入哲学，仅仅谈论某个现实具体问题，这些都只是描述现象、传达经验，并未进入哲学的堂奥，并未做出具有哲学意义的分析、论证，这些问题、这些领域都不会自动转化为哲学问题或应用哲学领域。从一定意义上说，即便是应用哲学研究，也不能放弃康德给出的四个哲学基础性问题：我能知道什么？我能希望什么？我应当做什么？人是什么？
有活力的应用哲学即便关注某个具体问题，也必须保持宏大的视野。这就不难理解越是在全球化时代越是容易产生新的应用哲学研究的分支这样的现象了。例如，性别哲学正在成为当代西方方兴未艾的应用哲学领域。雷·兰顿（Rae Langton）[7]在《性唯我论：关于色情和客体的哲学论说》一书中主张，由于女性被剥夺了言论自由，色情作品也使得女性保持沉默，对同意进行性行为的拒绝面临并非强奸威胁的结果，政府需要对色情作品进行审查。保罗·吉尔伯特（Paul Gilbert）则提出了不同于雷·兰顿的看法，他质疑了雷·兰顿在书中所引用的麦金农的故事（the Mac Kinnon story）的可信度，认为与相对小规模的、地方性的色情相比，女性的服从毕竟是非常普遍的现象，然而，雷·兰顿却很少聚焦服从所涉及的扭曲化的风险。如此风险处于一种明显的紧张关系之中，这就是处于主导地位的、可以通过女性的服从来满足其欲望的男性与形成欲望并且加强其权力地位的色情之间的紧张关系。这一点类似于马克思主义所讲的上层建筑的改进并不会直接影响经济基础的观点，雷·兰顿所重塑的麦金农的故事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两性关系压迫理论的改编。[8]
大哲学一方面必须保持历时态的逻辑一致性和学科的自洽性，即与历史中的哲学（古典哲学、理论哲学）具有承接关系，同时又不是简单的因袭，应当做到不是断裂，而是推进，不是背叛，而是批判式发展；另一方面必须获得共时态的学科内话语体系、问题意识的集聚，形成群集效应，以护舰团队方式实现应用哲学整体化跃进和提升，并以哲学本位或哲学本分革除条块分割、各自为政的山头主义，回应现实生活世界和重大社会问题。理想的结局是：大哲学因应用哲学获得现实化，应用哲学因大哲学获得经典化，或者更准确地说，无应用哲学的大哲学难免虚空，无大哲学的应用哲学则将陷入杂多。
三、大哲学的方法
由上文的分析可知，我们所主张的“大哲学”并非物理意义上的“大”，而是精神层面的“大”，即突出问题意识的整体性、宏观性、全局性，其实质就是回到哲学的原初定位，在现代学科分立的时代，依然保持哲学是其所是的本质特性。“当代中国‘大哲学’具有以下几个基本特征：首先，它自觉把当代中国的哲学问题放在世界哲学发展和哲学各学科互通的语境中来理解，提出和解答的问题既具有历史渊源又具有时代性；其次，它从世界视域和中国发展的现实需要出发提出问题、解释问题、回答问题，自觉摒弃‘一叶障目’的狭隘眼界；最后，它不再把哲学当作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之外的另类学科，而是将其作为渗透于其他学科并为之提供思维方式指导的方法论、认识论、伦理学、逻辑学，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9]
近几十年来，应用哲学的研究在世界各地都颇为兴盛，各种应用哲学如经济哲学、管理哲学、社会哲学、政治哲学、文化哲学、教育哲学、领导哲学、科学哲学等应运而生。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应用哲学在中国也得到了一定的发展。然而，我们始终应当清楚地认识到：应用哲学并非哲学现成教条的简单推广，应用哲学不是粗暴地将现有的哲学理念、原则生搬硬套到人类社会生活的某一方面，用它们去剪裁现实，而是要使哲学的理念、原则有机地贯穿于或者说融汇到人类生活世界的某一具体方面，使其体现哲学的基本精神，遵循哲学的基本原则，以哲学理论为根据研究和解决某一方面已经存在或将会发生的影响人类生存的重大问题。总之，必须防止应用哲学沦落为哲学工作者“自救”的手段，避免应用哲学偏离大哲学的问题意识。
我们不妨考察一下近邻日本的应用哲学发展情形。日本在2008年正式成立了应用哲学会[10]，会员不过130余人。其成立的目的是对于当今社会的种种问题，从哲学的立场积极发声，同时进一步推动哲学与其他领域的交流。应用哲学在日本的产生较晚，因为日本学界的主流观点认为日本哲学是在全面引入西学、系统接受西方哲学之后才形成的。由于将哲学理解为学院式形而上学研究，日本哲学界过去并不关乎超出理论之外的现实问题。20世纪60、70年代日本经济腾飞之后，日本企业大量向海外投资，巨大规模的现代工业活动导致了各种社会问题层出不穷，这些问题引起了部分哲学工作者的兴趣，于是有了应用哲学的胎动。例如，一些学者将哲学应用到更加具体的现实问题当中。伊势田哲治在《作为应用科学哲学问题的风险》[11]一文中提出从应用的科学哲学的角度来探讨风险分析的问题。风险分析的实践和有效性是多年来一直争论的问题，风险分析常用的模型通常来自实证主义和建构主义，但这两种模式似乎是站不住脚的，因为这两种模式所反映的立场本身否定了科学哲学存在的必要性。大石敏广在《作为应用伦理学方法论的设计之思考》[12]一文中从工学伦理[13]入手，探讨了解决应用伦理问题的方法论，他相信在此方面工学伦理可以成为一个重要的视角。松王政浩从温暖化科学争论的角度阐发了应用哲学，以气候科学的争论为线索，将科学的实在论和比较主义这两个哲学的议论作为候补研究的框架，对现行的全球变暖这个具体的现实问题进行了考察。松王政浩认为实在论的论证过程其实存在很多可能性，因而难以提供有效的回答，对于全球变暖风险这个现实问题，采用修正型的比较主义更为恰当。[14]之所以采用比较主义，他给出了三点理由：其一是比较主义不仅仅能够解决理论问题，还重视真理性和确定性；其二是在现存体系的理论问题当中，比较主义不仅仅追求测试的严格性，在进行比较前，各理论本身可以形成为一个完全的理论体系；其三是即使没有充足的比较对象，但可以意识到对所放弃的理论的成见。[15]此外，许多日本学者提出的应用哲学体系明显地融合了东西方不同的思想资源，由于在研究方法和思想资源上的多元性、社会发展的成熟度等各个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应用哲学在日本虽然起步略迟，但进展迅速，成果卓著。
20世纪90年代以来，化学哲学成为西方社会增长最快的新兴的哲学领域之一。布雷克（J﹒van Brakel）在《论对化学哲学的忽视》（On the Neglect of the Philosophy of Chemistry）一文中通过对化学学科历史的追溯，指出对化学哲学的最初忽视乃是由于在哲学和科学哲学领域里一致认为只有物理学才是正确的科学（康德语）。近年来，由于普遍的尽管不正确的假设认为化学在本质上可以达至物理学那样的科学化程度，对化学哲学的忽视仍在持续，甚至诸如生物和心理这类科学的兴趣已经强烈进入科学哲学领域，化学哲学仍然未受到足够重视。布雷克认为，化学是一门独立存在的，甚至比物理学更“典型”的科学[16]，化学哲学不仅必要，而且应成为化学研究的起点。
从方法论上看，应用哲学的理论基础是建构主义，而非本质主义。所谓建构主义，属于解构主义的大思潮，虽然两个学说的主张在字面上相反。建构主义对抗科学主义，张扬人文精神，对科学的真理性全面提出质疑。法伊尔阿本德的“科学无政府主义”和库恩的“科学研究范式转变”是建构主义的重要理论资源。强建构主义或曰强纲领的建构主义（SSK）主张，科学并不是什么客观知识，而是科学家共同体内部谈判的结果；科学理论是一种社会构造，其合法性并不取决于事实性的因素；在科学知识的建构中，自然界仅仅充当微不足道的角色，科学不过是一种意识形态。[17]
建构主义思维方式导致应用哲学在认识论上全面采纳多元主义立场。多元主义提倡全方位的开放，摒弃本位主义、基要主义、还原主义，实现多中心主义，促成各种要素全面参与并得到足够考量，在此前提下构建重叠共识。然而，建构主义方法也具有二重性：一方面它使应用哲学有别于传统哲学，增加了应用哲学自身无限的可扩展空间，提供了应用哲学自立门户的话语权；另一方面它又提高了应用哲学与具体学科相互混同的风险，二者难以辨识，而且也造成了应用哲学的知识成果的不可靠性。[18]
一般而言，大哲学的方法，既有自上而下式方法（top‐down model），也有自下而上式方法（bottom‐up model），还有思想实验（thought experi‐ments）、个案情境法（casuistry），等等，具体采纳何种方法，取决于当下研究问题的性质。例如，自上而下式方法适合于问题规则、边界清晰、达成目标明确的领域，个案情境法则适合于跨越多个学科、所发生的问题完全处于现有知识体系之外的全新领域。总之，大哲学的研究并不追求理论的完整，或体系的庞大，而是主要以回应现实问题，解决认识上的困惑为目标。这也是大哲学得以在学科林立、知识分化、哲学式微的时代立身的法宝。
注释
[1]Jeff Noonan﹒Can There be Applied Philosophy Without Philosophy？．Interchange，2003，34（1）：35．
[2]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册．贺麟，王太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95．
[3]雅斯贝尔斯．历史的起源与目标．魏楚雄，俞新天，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295．
[4]吴根友．对当代中国哲学创新的思考．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15（5）．
[5]John Passmore﹒A Hundred Years of Philosophy﹒Harmondsworth，England：Penguin，1966．
[6]Bill Warren﹒Back to Basics：Problems and Prospects for Applied Philosophy﹒Journal of Applied Philosophy，1992，9（1）：16-17．
[7]Rae Langton﹒Sexual Solipsism：Philosophical Essays on Pornography and Objectifica‐ti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9．
[8]Paul Gilbert﹒Review of Sexual Solipsism：Philosophical Essays on Pornography and Objectification﹒Analysis，2010，70（3），597-599．
[9]姚新中．推动当代中国哲学向“大哲学”转型．人民日报，2016-04-25．
[10]日本应用哲学会现在全员人数130余人，会长为名古屋大学教授户田山九之和京都大学教授出口康夫。
[11]伊势田哲治．!用科学哲学の问题としてのリスク．科学哲学，2005：77-91．
[12]大石敏广．!用伦理学の方法论としての设计の思考．科学哲学，2013：31-47．
[13]一般称为“技术者伦理”，在该文中既包含技术者个人也包括作为专家集团其中一员而进行活动的技术者的意味，因此，在该文中，作者将之称为“工学伦理”。
[14]松王政浩．温暖化科学论争への!用哲学的视点．应用伦理，2011（11）：1-24．
[15]具体如何将比较主义运用到该现实问题之中，所得出的结论将是什么，作者并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
[16]J﹒van Brakel﹒On the Neglect of the Philosophy of Chemistry﹒Foundations of Chemis‐try，1999，1（2）：111-174．
[17]在欧美，人文知识分子在政治上多数是比较左倾的，反对资本主义。他们把科学霸权和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联系起来。
[18]对应用哲学研究来说，这个难题迄今为止仍然还是一个无解的巨大挑战。